ABSTRACT

According to discussions on the early western translation thoughts, Augustine, the great theologist of ancient Rome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upporters for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 However, such rigid assumption does not tak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cademic foundation of Augustine’s translation thoughts into consideration. Inspired by genetic 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context of Augustine’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attempts to shed some light on Augustine’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Keywords:Augustine, Translation Thoughts, Historical Context, Academic Foundation

奥古斯丁翻译思想溯源

陈宓，高圣兵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0年2月18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27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3日

摘 要

在西方早期译论探讨中，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被认为是“字对字”翻译的推崇者。但是，这种固化的概念也意味着对奥古斯丁思想初衷的忽略和对其思想背后的历史语境、学术基础的失察。受翻译发生学的启发，本文将探究奥古斯丁“字对字”翻译思想背后的宗教信仰渊源和学术基础渊源，并探究奥古斯丁对后世语言学科的影响。

关键词 :奥古斯丁，翻译思想，历史语境，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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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公元354年到公元430年，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神父，也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最广为人知的翻译思想是，他从符号学角度认为翻译对等要用词义对等来衡量 [1]，也有译者将他归为“字对字”翻译的推崇者，将他置于意译的对立面。但翻译策略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往往着眼于不同策略对于原文的再现程度和效果，而忽视了翻译思想的产生语境。然而，翻译“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更具有认识论意义”。“译学研究需要跳出语言圈子，回到原点，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研究现实生活中与翻译密切相关的一个个具体对象” [2]。因此，要真正理解奥古斯丁的翻译思想，就要跳出语言转换的框架，追溯奥古斯丁思想产生的渊源。

奥古斯丁既生活于古典文化环境之中，深受柏拉图主义及西塞罗哲学陶冶，同时又具有中世纪思想性格，是将基督教思想体系化的神学家。正因为处在承前启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奥古斯丁的地位具有历史重要性，对后世众多学科影响深远 [3]。

2. 历史语境考源

奥古斯丁生活在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初期，是西方历史上的过渡转折阶段。二至五世纪是古代哲学与基督教教父哲学交替的时期，希腊哲学社会倡导的理性与中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共同成为了中世纪主导的社会观念 [4]。

希腊哲学视人为理性动物，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理性是人类一切知识智慧乃至真理的源泉。然而，自中世纪的观点而言，人的理性是残缺的理性、蒙罪的理性，根本不是希腊哲学伸张的那种全能理性。基督教认为人的理性残缺不全，只有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才能认识真理 [3]。因此，中世纪的信仰以神学为支撑。

而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除了古罗马时期强调的修辞能力之外，译者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也成为了理解、翻译原作的前提。翻译除了古罗马盛行的修辞学考量外，又加入了神学的考量，也就是说，译者不仅需要具备双语能力、翻译技巧，更需要对上帝抱有绝对信仰，而后者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前者。

奥古斯丁说“我信仰，故我理解”。信仰是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而理解又加强了信仰。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了他对翻译的认识上面。从《基督教教义》中，可以窥见，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化行为，翻译还关乎对上帝的超然智慧的追寻和人类的理解等问题。他在《基督教教义》这本神学著作中写道：“因而，就拿《圣经》来说，它作为人的意志这种可怕疾病的治疗药方，最初是用同一种语言写的，使它能在适当的时候传播到整个世界，但后来被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传播到四面八方，万民都知道的救人药方。人研读它，就是要找出那些作者的思想意志，并通过它们找到神的旨意” [5]。这表明奥古斯丁认为不同译本的存在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追寻“神的旨意”，只有上帝的智慧是亘古不变的。重要的不是翻译，而是存在于不同语言中的《圣经》内涵——神的话语。

3. 学术基础考源

3.1. 修辞之“恶”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是极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奥古斯丁本人青年时期也曾被父亲送去学习修辞学，因为在当时，想要有所作为，就要通过语言的技艺获得财富、名利和社会认可。高尔吉亚、西塞罗等古典修辞学家都认为修辞学能够运用哲学真理塑造美好的共同体，而奥古斯丁则不以为然。奥古斯丁将修辞学和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抨击“修辞之恶”。与高尔吉亚、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相比，奥古斯丁更加强调阐明修辞学追求欲望的特性：“语言的运用更多是为了满足自我从共同体中获得利益的诉求，以致于对事物的占有成为修辞之恶的外部根源” [6]。

对奥古斯丁早期影响最大的书籍当属西塞罗的《荷滕西斯》 [7]。在《忏悔录》第4卷中，奥古斯丁多处引用西塞罗，并称其为“那位伟大的罗马演说家”，可见西塞罗对其影响之深。但同时，奥古斯丁指出《荷腾西斯》所劝勉的真理追求与人们学习修辞学实则为满足自身欲求之间相悖的本质，从而批评西塞罗所谓的以伦理和真理为修辞学本质并不具备可能性 [6]。

奥古斯丁认为，“顺从于字面意义，把符号当成它们所指的事物，是卑躬屈膝的懦弱；同样，徒劳无效地解释符号是一种胡言乱语的恶行” [8]。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并不赞成对符号进行随意解释，他认为符号和它所指代的事物并不是对等的，符号具有复杂、丰富的意义，不能对仅体现字面意义的言词进行象征性的解释。他宁可选择“字对字”式的刻板翻译来保留《圣经》原本的言词，也不愿为了理解而造成对上帝智慧的误解。奥古斯丁突破古典修辞学的桎梏，从符号学的角度阐释宗教教义。

3.2. 从修辞学到符号学

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中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将记号定义为“被用来表示其他事物的事物”和“能使感官产生印象的事物”，并将记号分为两类——“自然的”和“约定俗成的”，并进而讨论了记号的意义与理解。奥古斯丁认为，人的思想和言辞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分离的。符号和其所指的实物是对应关系，但前提是我们要完全理解这个实物。而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具有时间性的，言词的形成也有时间性，因而词不一定能达意。从奥古斯丁的符号论来看，人类语言存在缺陷，有缺陷的语言无法完成呈现《圣经》中蕴含的上帝的智慧。就《圣经》语言来看，内含很多象征性的表达，“意对意”的翻译方法存在产生更大误差的风险；相反，“字对字”译法可以在不同译本中尽可能保留《圣经》中言词和表达。这样，通过阅读不同译本，就能尽可能理解真正的上帝智慧。

正如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中说道，“通过翻译所传达的意义都是译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来选择的，如果不具备源语知识，就无法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并且如果译者不能占有全面的知识，就会常常偏离作者的本意。那么我们就必须掌握《圣经》拉丁译本所译自的源语言，或者我们必须查阅‘字对字’翻译过来的译本，这样我们可以检验译者是否正确的翻译出了意义和语词” [5]。在奥古斯丁眼里，翻译的效果并不重要，译作和原作并没有本质差别，都只是上帝旨意存在的载体。文本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的是存在于翻译之外的上帝智慧、永恒的真理。

4. 奥古斯丁之于语言学

在《奥古斯丁的“记号论”及其现代性》中，王晓朝探讨了奥古斯丁“记号论”对于现代语义学范畴下符号学的含义 [9]。在奥古斯丁以前，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们——赫拉克利特、高尔吉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等，也探讨过名称、记号问题。但奥古斯丁是首个给“记号”下定义的，奥古斯丁强调记号在语境中的意义，他的“记号论”在神学语境下衍生的圣经解释学，可以理解为是一门特殊的语义学。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奥古斯丁所说的“记号”外延要大于现代符号学中的“符号”，因此奥古斯丁对“记号论”的原创性探讨属于符号学分支下的语义学研究翻范畴，为现代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哲学家的学说受到奥古斯丁的启发，例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g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哲学研究》里引用了奥古斯丁两次，这在《哲学研究》中是鲜有的。

在奥古斯丁看来，词语是指称其他事物的“记号”或“符号”，“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为代表独立地存在于它们之外的物体时，才是有意义的。语言行为依赖于词语或象征领域与事物领域的一种直接对应” [10]。但是维特根斯坦并不认可奥古斯丁的语言哲学，在他看来，词语的意义在于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使用着。维特根斯坦与奥古斯丁意见相左，并试图反驳奥古斯丁的指称理论，但这恰恰表明奥古斯丁对其影响之大。

此外，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中表明，我们内在的思想词语可以理解为第一语言，那么指称定义等于学习一门第二语言。奥古斯丁认为尽管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差异，尽管所谓“表层语法”之间存在差异，但人类却有一种共同的“深层语法”。假如这一说法成立，我们就可以将奥古斯丁与二十世纪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连结起来。

5. 结语

奥古斯丁是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承前启后的神学家，他的翻译思想也是建立在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一是出于对上帝旨意至高无上地位的认可，二是因为语言文字作为符号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不能随意阐释，人类的语言具有缺陷性，因而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字对字”翻译才能尽可能接近原作，探寻原作当中上帝的智慧。奥古斯丁翻译思想的产生是依托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同时他批判继承了古典修辞学，从中发展出符号学，为后世的语言学提供了启发。奥古斯丁对于“符号”的认知也值得我们再次思考语言和真理的关系，语言究竟能不能再现真理呢？还是真理存在于语言之外？探寻奥古斯丁翻译思想的产生渊源会发现，翻译思想并不仅仅来自某个译者、某个文本，而常常是时代的产物，是与前人智慧相交迸发出的火花。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Postgraduate Research & Practice Innovation Program of Jiangsu Province)“西方早期翻译思想溯源研究”(项目批准号：KYCX18_0217)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翻译思想多源发生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7YYA004)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陈 宓,高圣兵. 奥古斯丁翻译思想溯源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gustine’s Translation Thoughts[J]. 现代语言学, 2020, 08(02): 112-11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201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