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03 No.04(2015), Article ID:16582,5 pages
10.12677/WLS.2015.34025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Main Figure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udian Theory of Human Psyche

Haiying Zh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Dec. 4th, 2015; accepted: Dec. 17th, 2015; published: Dec. 23rd,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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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ud divided the personality of human beings into “id”, “ego” and “superego” in his Theory of Human Psyche. The four main figure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demonstrate the three personalities. Piggy, Sha Monk and Xuanzang represent the id, ego and superego respectively, while the Monkey King is the ideal id.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figures, aims to guide readers to know themselves in a new way.

Keywords:Theory of Human Psyche, Id, Ego, Superego

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人物形象

张海滢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15年12月4日;录用日期:2015年12月17日;发布日期:2015年12月23日

摘 要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把人格的结构分为“本我(伊德/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西游记》中四个人物的人格正体现了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猪八戒、沙僧、唐僧分别代表“本我”、“自我”、“超我”。而孙悟空性格的发展则是理想“自我”的体现。本文通过对三我人格的分析,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认识自己的新途径,更好地指导自身行为。

关键词 :人格结构理论,本我,自我,超我

1. 引言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中流传最广的小说。历来对《西游记》的研究可谓浩浩荡荡,佳作叠出,但因《西游记》主要讲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所以研究者历来多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中心吴光正[1] 在《<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中认为孙悟空是为了给自己赎罪而降妖除魔,而唐僧的心性修炼才是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也有不少学者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角度探讨该小说。陈强、邵平和[2] 在《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西游记>解读》中,把唐僧看作前意识,猪八戒为无意识,孙悟空与沙僧分别是理想的和现实的意识。安徽大学文学院的姚刚[3] 在《论<西游记>取经人物之“三我”人格》中认为:唐僧、沙僧、八戒构成“超我”、“自我”、“本我”人格的三种典型,悟空则是“三我”的完美糅合。本文笔者在对小说中人物分析的基础上,为其注入现实的解读,希望在了解人格结构三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更清醒的认识自己,更好地指导自己在现实中的行为。

2.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格的结构可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三者所占据的意识水平是不同的。

按“快乐原则”行事的是“本我”。本我是一种遗传下来的原始本能,主要是“力比多(libido)”,即性本能。按“现实原则”行事的是“自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智与谨慎的心理媒介。按“道德原则”行事的是“超我”,是外界影响下内化的一种良心、道德、理想准则[4] 。

《西游记》中猪八戒、沙僧和唐僧分别演绎了“自我”、“本我”以及“超我”三种典型人格,而孙悟空则是三种人格的融合。

3.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人物分析

《西游记》这部闻名中外的神魔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吴承恩为我们塑造的唐僧师徒四人的人物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3.1. 猪八戒人物分析

3.1.1. “本我”欲望毕露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行为的动机来源于心理能量,这些能量又出自先天的驱力和本能。生死和爱欲是最基本的两大本能[5] 。而猪八戒则是小说中典型的“本我”人格。各种原始欲望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他贪图女色。本是天蓬元帅,但调戏嫦娥被贬下凡最终跟随唐僧西天取经。八戒自知天庭规矩森严,但依然“扯住嫦娥要陪歇”,实是“本我”原欲在作怪。“本我”遵循快乐原则,不受道德制约,八戒此举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因此丧失身份、地位,八戒的原欲依然未受影响。小说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途中,一路妖魔鬼怪,艰险异常。每次遇到困难,八戒总是萌生退心,要重回高老庄。追随唐僧取经之前,八戒对其老丈人言道:

“…丈人啊,你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快活”。( [6] , p. 234)

其次,八戒贪吃,由体型便可窥探出。“净坛使者”的荣誉称号也并非空穴来风。高老丈人在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中请求大圣帮忙降魔时,形容道:

“食肠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彀。…若再吃荤酒,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个罄净!”([6] , p. 221)

按说高太公养活一大家人,家业田产自然还是有的,不上半年便吃个精光,足见八戒的食量之大。

又有第九十六回《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中的迎宾宴上:

“你看那上汤的上汤,添饭的添饭。一往一来,真如流星赶月,这猪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风卷残云”。([6] , p. 1147)

八戒不仅贪吃好色,而且好吃懒做。总之,追求无限快乐,释放原始“自我”。这是八戒作为“本我”的必然特征。

3.1.2. 了解“本我”,适度原谅

吴承恩在小说中看似极尽丑化猪八戒的形象,但并未对这一形象进行完全否定,甚至在八戒每次偷懒贪吃等恶劣行为之后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7] 。原始欲望存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我们自然需要尽可能完美地扮演自己的每个角色,但是人非圣贤,当我们确实不得已犯下此类罪行,也不必沉浸于自责中,需要适度原谅自己。

3.2. 沙僧人物分析

3.2.1. “自我”中庸调节

弗洛伊德精神人格结构理论提出,“自我”是人格结构的第二层次,是“本我”与现实的外部世界的调节者[8] 。小说并未对沙僧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这也是现实中的人所固有的特性。

沙僧是一个现实的人物,没有唐僧的伟大光环,也不似八戒般毫无节制,所以无人投入过多关注目光。他规规矩矩,认真履行护送师父的任务。就徒弟而言,他不会像八戒那样令人头疼,也没有悟空的十八般武艺。他就是如此平凡地履行着“自我”的使命。

他理智而清醒,武艺上甚至不及八戒,但遇到困难时,从不推脱责任,积极求救,力求完成保护师傅的使命。同时,他也努力做好整个队伍的调节者。在唐僧为妖言迷惑同情心泛滥,致使自身遇险的时候,悟空怒其不争,八戒则一心要回高老庄,只有沙僧还能理智面对,居中调停。诸如此类事情连续不断,但最终取经成功,沙僧作为队伍中的调解员和粘合剂实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建大功,也无大过,这就是沙僧的写照。平平凡凡的“自我”,规规矩矩做好“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调节者。

3.2.2. 挖掘“自我”,展现潜能

小说中沙僧是典型的现实的人物。虽是最经常陪伴在唐僧左右的徒弟,却很少唱主角。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正如沙僧那样低调、平凡无奇。我们需要向他学习沉稳理性的品德,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为什么自己如此敬业却未能获得更多关注?这就需要我们在调节“本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同时,充分挖掘自身潜能。

3.3. 唐僧人物分析

3.3.1. “超我”道德至上

“超我”是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最高层次,代表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它很难迎合“本我”的原始欲望,甚至可以说与“本我”相抵冲[9] 。“超我”堪比中国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致力营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唐僧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首先,他心系天下苍生,慈悲为怀。作为一介僧人,他立志取得真经,惠及天下众生,他心慈面善,他坚持吃斋念佛。虽然没有一丝本领,却是取经队伍的实实在在的领导者。这皆归因于他胸怀天下,为了黎民百姓不惜远行求取真经。所到之处,他都亲自宣扬佛法,倡导亲民敬君的思想。他以身作则,不嗜烟酒,对三个徒弟谆谆教诲,让他们臣服自己并适当求助于外界力量,或念紧箍咒让孙悟空望而生畏,或向观世音告状,教训他的徒弟,以达到只要有人胆敢为非作歹或作奸犯科,必然要受严惩的目的。

其次,他不近女色。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中,唐僧师徒合璧后遇到了第一重考验。面对诱惑,唐僧先是“推聋装哑,瞑目宁心,寂然不答”;继之“如痴如蠢,默默无言”,当诱惑更近一步时,唐僧“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6] , p. 277-278)。

也许唐僧的内心也曾泛起一丝涟漪,但最终顺利通过了考验。此后面对诸多诱惑,他更是心志坚定,毫不动摇。

再者,他不贪财,第九十六回《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中:

老高又道:“师父们既不受金银,忘将这粗衣笑纳,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苦受了一丝之贿,千劫难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饼果,带些去做干粮足矣。”([6] , p. 1149)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神一般光辉的人物,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的典型代表。

3.3.2. 改善“自我”,不做“超我”

虽然唐僧是以“超我”的光辉形象出现在小说中,但是吴承恩先生却并未对唐僧表示肯定。唐僧的形象可以说就是传统的白面书生,心怀抱负,可怜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遇到困难,若非有他人相助,则只能坐以待毙。他是善良的,但无疑也是迂腐的,分不清是非曲直。

由此可见,虽然“超我”是伟大的,但毕竟是不入流的。“超我”是被压抑后而形成的人格,我们不必强求自己做现实中的“超我”。

3.4. 孙悟空——理想的“自我”

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西游记》是唯一一部倾其全书之力,主要塑造一个人物形象的作品,也可以说《西游记》百分之八十的价值在孙悟空的身上[10] 。

一提起《西游记》,万千读者总会想到那个精灵古怪的猴子,他手拿如意金箍棒,七十二般武艺样样精通,神通广大。孙悟空不是简单的“本我”,他同时也有“超我”的一面。

他有着自己的原始愿望,他向往自由,为了自由不惜代价去奋斗。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自始至终都存在。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中,悟空面对两个“勾死人”,质问道:

“汝等既登王位,乃灵显感应之类,为何不知好歹?我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6] , p. 34)

由此可见,悟空修仙得道是为了超出三界五行,为了无人管辖。最终,他大闹阴曹地府强销死籍,均体现了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及追求自由的特点。

同时,他又有着光辉的一面。三打白骨精一例,孙悟空三灭白骨精,反倒被师父冤杆责骂,逐出师门。尽管师父对他无情,他却不愿对师父无义,临别时还嘱咐八戒,以后遇到妖怪跟他们说“俺老孙的名头”,他返回花果山,做回美猴王,却依然心系师父一行人的安危。待八戒一来,他就毅然又挑起了大任。因此,这里他又散发着“超我”光辉。悟空在这里的形象不单单体现了“本我”“超我”的特征,抛却他的十八般武艺而言,他是一个理想的“自我”。

4. 结语

综上所述,吴承恩在塑造主角人物形象时,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猪八戒代表“本我”,沙僧代表“自我”,唐僧代表 “超我”,而孙悟空性格的发展则是理想“自我”的体现。每个人心中都有“本我”“自我”“超我”,人无完人,我们无需强迫自己发挥“超我”的每一面,而是要在充分认同“本我”存在的条件下,努力用“超我”指导“自我”的行为。

文章引用

张海滢. 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人物形象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Main Figure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udian Theory of Human Psyche[J]. 世界文学研究, 2015, 03(04): 159-163.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5.3402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吴光正. 《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J]. 学术交流, 2007(11): 140-145+193.

  2. 2. 陈强, 邵平和. 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西游记》解读[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6): 42-43.

  3. 3. 姚刚. 论《西游记》取经人物之“三我”人格[J].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1): 56-60+63.

  4. 4. 杨朴. 文学批评: 理论与实践[M]. 吉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5.

  5. 5. 朱刚.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95.

  6. 6. 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7. 7. 宁荣生. 《西游记》: 精神分析之旅[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7): 103-105.

  8. 8. Sigmmund, F. (1962) The Ego and the Id. Norton, New York.

  9. 9.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0. 10. 马淑君. 《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及现实意义[J]. 文学教育(上), 2014(3):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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