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Characterized by picaresque novel and bildungsroman, Charles Dickens’s masterpiece Oliver Twist narrates the story that ranges from Oliver’s being sent to the workhouse at the age of nine, through his being delivered to the coffin shop as an apprentice, to his escape to London and entry into the den, and then his being received by good-hearted people, discovering his identity and finally living a happy life. Food and drink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each stage of Oliver’s search for his real identity. The protagonist has diverse attitudes toward foo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dopting the emerging perspective of food studi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in virtue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 authors try to analyze the eating scenes which change as the plots progress in the novel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Oliver’s eating practices and his efforts to break through his marginalized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alize his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The cultural symbols and human emotions behind eating practices are then unraveled as well.

Keywords: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Eating, Cultural Identity, Subjectivity

论《雾都孤儿》中的食物-权力管控机制与主体性建构

陈华菲，肖明文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15日；录用日期：2018年11月28日；发布日期：2018年12月5日

摘 要

狄更斯的名作《雾都孤儿》兼具流浪汉文学和成长小说的元素，讲述了奥利弗九岁被送入济贫院，然后被遣往棺材铺当学徒，随后逃到伦敦误入贼窝，后来有幸被好心人收留，并得以查明身世，最终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饮食在奥利弗探寻身世之途的各个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主人公在不同情境中对待食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笔者采用当下西方文学理论界新兴的饮食研究视角，并借助文化批评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小说中随着情节推进而不断变换的饮食场景，揭示主人公奥利弗的饮食活动与他竭力冲破被边缘化的文化身份和实现个人主体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发掘饮食背后的文化符号和人类情感。

关键词 :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饮食，文化身份，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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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雾都孤儿》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最负盛名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从出版至今一直为全世界的文学阅读者所喜爱，文学批评家们对它的解读更是不一而足。小说又名《一个教区男孩的成长历程》，讲述的是命途多舛的济贫院孤儿奥利弗历经曲折磨难，最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幸福的故事。狄更斯是一个热衷于写吃喝的小说家，熟悉他作品的读者对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饮食描写应该深有体会。吃喝一直都是狄更斯小说中展现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及其生活的核心，因为他知道维多利亚时期的饮食行为可以揭示社会的经济、道德、物质以及情感上的健康 [1]。他还把孩子的食物消费当成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主要隐喻 [1]。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伊恩·瓦特曾指出，《远大前程》里有上百次关于饮食的描写，这不仅体现了每个角色对饮食的态度，而且反映了背后的道德本质和社会角色 [2]。同样地，饮食也与狄更斯笔下奥利弗这个教区男孩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并在这一成长历程的不同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小说主人公奥利弗在不同情境下对待食物的态度不尽一致，这些变化揭示了他如何冲破被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进而实现个人的主体性。

2. 被边缘化的文化身份

《雾都孤儿》(1837)一书出版时，英国议会于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又称《济贫法修正案》)正实施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仍大行其道。在饮食方面，前者认为食物是重要财富，但总有“闲人”要与勤劳者分享财富。后者认为食物与人口密不可分，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数比率增加，所以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 [3]。在马尔萨斯看来，英国的《济贫法》(指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旧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济贫法是供养穷人以创造穷人。他还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勉、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因而会迫使更多的人以来救济为生 [3]。一言以蔽之，穷人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罪魁祸首，他们没有被救济的权利。《新济贫法》的出台正是建立在此政治经济学框架之上，它首先强调“济贫院原则”，即取消原先的“院外救济”，想要接受救济的人必须进济贫院。第二，降低济贫院的食宿条件，使之低于最低收入劳工的生活水平，用饥饿和劳动剥削来吓退那些想到济贫院吃白饭的贫民 [4]。在狄更斯的描述中，当时济贫院的恶劣饮食条件可见一斑：每天供应三餐稀粥，每周一个洋葱，分两次发放，周日增发半个面包卷 [5]。这样一来，贫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在济贫院里慢慢饿死，或者是在济贫院外快快饿死 [5] ”，这正中了那些视穷人为社会负担，恨不得他们赶紧消失的功利主义者的下怀。

贫民的状况尚且如此，像奥利弗这种孤儿所遭受的待遇自然会更无人道可言，他们完全被当作动物来看待，任何人都可以对其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也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生死。小说中，奥利弗因为触犯了济贫院的管理规则，即被教区委员会以五英镑公然标价出售给任何愿意把他带走的人。在他被送到地方行政官那里以获得扫烟囱学徒契约批准前，班布尔先生“亲自给他端来了一碗稀粥，外加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假日才配给的面包 [5] ”。这只是那个教区执事的一点施舍，却让奥利弗大惊失色，以为他们是为了某种“用场”决定“宰”了他，否则不会用这么“丰盛”的食物把他“养”肥的，奥利弗显然把自己想象成了屠夫刀下的猪崽。相似的是，他在索厄伯里先生的棺材铺里也是被主人当成动物来对待，吃的是连狗都嫌弃的残羹冷炙。凡此种种皆表明，孤儿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所遭受的待遇是非人的，他们和贫民一样不配享有充足的食物，更不用说分有社会财富的一杯羹。

在济贫院中，奥利弗和其他孤儿一样长期被饥饿的阴影笼罩着，那个“坐在那里，一双饥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大锅，好像连锅下灶台里的砖头也能吞下去似的 [5] ”的场景仍然让人难以忘怀。当时的济贫委员会可以通过减少食物供应来教训不听话的孤儿，他们已经将这种规训和饮食纳入到济贫院的规章制度里 [6]。也就是说，食物无形中与权力交织，变成了一种管控机制，济贫院的主人们正是利用这种机制，通过分配食物的多寡来管理他们“豢养的这群小动物”，控制着“它们”的身体和命运。但让那些心安理得的教区委员会委员们没想到的是，竟然有人胆敢反抗这个运行得风生水起的机制。这个叛逆者就是奥利弗，正是他那句著名的“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 [5] ”，而且他还重复了一遍，触怒了整个教区委员会成员。他们感到既震惊又愤怒，因为在他们管理下的温顺听话的小羔羊居然敢公然反抗它的主人，企图打破他们津津乐道的食物-权力管控机制，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奥利弗立马被驱逐出济贫院。通过饮食管控，奥利弗被动物化，他的主体性被压制。

“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兴起可追溯到笛卡尔和康德的理论，它的产生依赖于人们对个体构成的理解，诸如对人、身份或者自我意识等概念的不同阐释都可以在主体性里找到根源 [7]。文化身份是一个文化群体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归属的标志。萨义德认为，文化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会随着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8]。《雾都孤儿》是一部带有成长小说色彩的作品，这主要体现在它契合了成长小说的实质，也就是个体在其主体特征性形成过程中与现实的抗争 [9]。作为一名孤儿，奥利弗背负着济贫院及其以外的社会在他身上构建的“非人”的文化身份，这一点狄更斯在小说开篇已经指出：“现在一件因使用过久而泛黄了的白色旧布衫往他身上一套，他便立刻被盖上了印章，贴上了标签，确定了位置——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地位低下半饥不饱的苦力，在世间挨巴掌受老拳，人人鄙视却无人同情的角色 [5] ”。因此，奥利弗想要多点粥这一举动可被视为对“非人”身份的首次抵抗，而这也是他自我意识苏醒、个人主体性形成的第一步。

被驱逐的奥利弗后来成为索厄伯里先生棺材铺里的一名学徒，但他衣不附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并没改变，因为食物-权力管控机制在这里照常运转。索厄伯里夫妇通过食物来压制手下的三个学徒，其他两个学徒则继续打压新来的孤儿奥利弗，他的地位还不如棺材铺里的那条狗。可以获取充足的食物是人的尊严象征之一，是人在社会中真正成为人的标志之一。但一个人对饥饿的控制能力，即吃什么、怎么吃以及什么时候吃，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 [10]。一方面，奥利弗刚来到棺材铺的时候吃的是连狗都不吃的“嗟来之食”，饥饿让他在食物面前毫无人的尊严可言；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地对抗着身上的“非人”身份，这体现在他对另一个学徒诺亚的袭击上。诺亚对奥利弗死去的母亲的人身攻击彻底激怒了这个本来温顺的孤儿，“他的斗志终于被唤醒了……以一种他自己从未意识到的力量向诺亚挑战 [5] ”。当屋子里的人都认为奥利弗是疯了的时候，班布尔先生的解释貌似一语中的：“这是肉在作怪……你们将他喂得太饱了……你们在他身上唤起了一种非自然的灵魂与精神，那是与他的身份不相称的……贫民们要灵魂和精神干什么？我们让他们的身体活着就足够了 [5] ”。此处再次印证了贫民处于被社会中上阶层的非人眼光审视的境地。事实上，奥利弗的这次反击以及稍后的出逃至伦敦都体现了对“非人”文化身份的抵抗，而且是受他的自我意识驱使。奥利弗的主动反击与他同在济贫院的朋友迪克的被动隐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屈服于教区委员会的食物管控机制，对济贫院里的恶劣吃住环境逆来顺受，甚至消极地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奥利弗的积极抵抗使其距个人主体性的实现又迈进一步。

3. 对“非人”文化身份的反抗

从棺材铺逃离的奥利弗本以为可以从此摆脱索厄伯里夫妇的控制，满腔热血地在伦敦这个“了不起的大地方”打拼谋生，没想到他却误打误撞进入费金的贼窝，成为青少年犯罪团伙的一员。在那里，罪犯头头老费金同样利用食物-权力的机制，并把它转化为一种奖惩的手段来控制手下的青少年罪犯。

在小说中，狄更斯是以饮食描写来介绍老费金的第一次出场：“一只煎锅用绳子固定在壁炉架上，正在炉火上煮着香肠；一个年龄很大的干瘪犹太老头手拿烤叉站在旁边守着 [5]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食物的准备充当着权力工具的角色 [11]。这个手持烤叉搅动锅里的香肠为男孩们准备晚饭的形象，不免让人想起地狱中手持镰刀的死神，烤叉变成老费金手中的武器，食物则是他控制男孩们的工具。就像小说中所写，老费金手下的孩子们每天都要外出为他“觅食”，“每当逮不着或查理·贝茨晚上空着双手回来时，老先生就会慷慨激昂地阐述懒惰与游手好闲的害处，并且让他们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以使他们懂得积极工作的必要性 [5] ”。由此可以看出，食物无形中变成了一种奖罚的手段，如果那群青少年罪犯当天收获满满，那么得到的奖励就是丰盛的食物；如果他们当天没有收获，就要忍受饥饿的惩罚。在奥利弗成长历程的这个阶段，他或者其他男孩似乎不需要忍受像在济贫院或者棺材铺里那样让人触目惊心的饥饿折磨，奥利弗的食欲似乎也没有那么旺盛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可以自主地控制温饱，突破“非人”这个文化身份和实现个人主体性。在看似云淡风轻的表面，其实涌动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在伦敦这座充满罪恶和肮脏的城市一角，在老费金的贼窝里，这种夹缝生存的境况与达尔文《进化论》里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奥利弗和其他的青少年罪犯一样还是动物，要通过激烈的厮杀来争夺主人费金的一口饱食。

其实在食物面前，不单单这群青少年罪犯是丛林法则的牺牲者，就连费金本人也不能幸免，因为在费金的贼窝之外，是更庞大的弱肉强食的维多利亚英国社会。正如当时著名的批评家罗斯金所言，资本主义的英格兰确实是精神分裂的“两个国家”，为了承保一半消费者的过度行为而心甘情愿让另一半成员挨饿。而且，让一个人变富，不仅是一门让自己多赚钱的艺术，更是为了让我们的邻居少赚钱。这样一来，一个人吃饱了，另一个人就必定挨饿 [1]。这很好地体现在瘦骨嶙峋的孤儿奥利弗和大腹便便的教区委员会委员们等中上阶层人之间的对比上，后者得以吃饱是因为前者为此挨饿了。在食物-权力机制正常运转的社会中，穷人要想得到充足的食物，唯有通过犯罪这一非正常手段才可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费金以及他手下的犯罪团体的存在正是这个残忍的社会制度逼良为娼的结果。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拥有权力的中上阶层往往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强者，而作为弱者的下层阶级则唯有通过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才能在此自然选择中存活。狄更斯正是透过食物书写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展开激烈的批判，而作家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也可见一斑。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有自我意识，这也是个人主体性的最主要表现之一。奥利弗自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充满罪恶的环境里，无论是在济贫院、棺材铺还是在费金的贼窝，他所遭遇的都是非人的对待，但是他却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就连费金也纳闷，“他在同样的情况下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我没能抓住什么使他变坏的东西 [5] ”。这是因为奥利弗始终保持着对恶势力的抗争，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主体性。奥利弗后来被迫参与一桩入室盗窃案，但在入门前，他已经做好了从前厅冲上楼梯，向这户人家报警的打算。由此可以看出，奥利弗虽然受控于费金的魔爪，但他并不与其他青少年罪犯同流合污，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费金的食物-权力管控机制，在自我意识的主导下企图摆脱身上的“非人”身份，从而实现个人的主体性。

4. 个人主体性完整的实现

奥利弗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来对待是在布朗劳先生家，而在这之前，他因为充当了逮不着和查理·贝茨街头偷窃的替罪羊，还被当成过街老鼠，惨遭人人喊打。此时，食物-权力管控机制已不复存在，奥利弗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布朗劳先生一家平等的对待。

在布朗劳先生家，奥利弗的生活起居得到女管家贝德温太太的悉心照顾，他醒来后首先吃到的食物就是老太太用平底锅热的一盆满满的肉汤。罗兰·巴特认为，食物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是一种交流系统，是意象的载体，是方法、形式和行为的统一。从普通的面包到面包心的转变在所指上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日常生活，后者则是派对 [12]。对女管家而言，肉汤只是司空见惯的食物，每天都可以吃得上；但对长期活在饥饿阴影下、饱受非人对待的奥利弗而言，它不仅是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更是对他历经苦难的心灵的抚慰品，因为肉汤被认为是与归属感、幸福感、安慰感和温暖感紧密相连的，是一种自我强化和恢复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盆肉汤不是嗟来之食，它让奥利弗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尊严以及来自布朗劳先生和女管家的关爱。

在奥利弗成长历程的这一阶段，已经很少出现饥肠辘辘、狼吞虎咽的饮食场景，取而代之的是喝茶的场景，而他的食欲较此前几个阶段已经大幅下降。身体对食物需求的认识与情绪状态之间的生理关系十分复杂，缺乏食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情绪反应，一种焦虑、紧张、悲伤甚至是快乐或兴高采烈的感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奥利弗的食欲下降显然是后两种情绪的体现，因为此刻他已经被布朗劳先生和女管家的爱所包围。作为一种在一天各餐之间饮用的家庭饮料，茶颇受中产阶级青睐，对他们而言，茶总是与体面、节制以及私人的家庭生活相关联 [13]。贝德温太太会在吃完茶点后教奥利弗玩一种叫“克立毕集”的纸牌游戏，布朗劳先生会让奥利弗下楼告诉贝德温太太，他们准备吃茶点等等。狄更斯在这里频繁提到喝茶的情景其实和奥利弗当下的心境息息相关：一是，他不需要再挣扎于饥饿的边缘，他不仅能吃饱饭，而且还能喝上带有中产阶级色彩的休闲饮品；二是，茶本身传递的节制性也与此时奥利弗可以自主控制食欲相得映彰；三是，他已经被他的中产阶级保护人所接纳，并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

入室盗窃案败露后，被同伴抛弃的奥利弗投奔了他们本想盗窃的梅里太太家，在众人的帮助下，这个孤儿终于查明了自己的身世，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阶段已经不见关于物质上的食物的描写。在狄更斯笔下，曾经饱受饥饿折磨，被食物所支配的奥利弗终于得以自主控制自己的食欲，非但如此，他对食物的渴望已经从物质层面转化精神层面，那就是阅读书本和学习知识。这恰好印证了勒普顿关于食物与童年的观点，即“直到孩子能够控制自己身体上的孔，并参与‘文明的’行为之前，他才开始成为完整的人 [14] ”。所以“每天早晨，他(奥利弗)去找住在小教堂附近的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跟他读书写字……然后，他同梅里太太和露丝一起散步，听她们谈论读过的书，或者在某个阴凉的地方，坐在她们附近，听年轻的小姐朗读。他愿一直这样听下去，直到天色变暗，看不清书上的字为止。接着，他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他常在面对花园的一个小房间里刻苦用功，直到夜幕降临 [5] ”。诚然，这个转换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奥利弗在布朗劳先生家时，对阅读写作还完全不了解，也缺乏兴趣。当布朗劳先生问他为什么不想成为一个写书的，他考虑了一下回答说，觉得当个书商可能要好很多，老先生只能无奈地说，“别担心，我们不会要你当作家的。可学的手艺多了去了，要不去学制砖也行 [5] ”。华莱士·马丁认为，成长中的磨难和寻求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都是在头脑和心灵中发生的 [15]。书本是传承知识和思想的介质，此时沉浸其中的奥利弗已然冲破身上“非人”的文化身份，他既享有体现人之尊严的充足物质食品，又被使人思想升华的精神食粮所滋养。小说中奥利弗的成长历程到此结束，他正式回归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中产阶级体面生活，实现了个人主体性的完整。

5. 结语

《雾都孤儿》是一部探讨贫穷和阶级的现实主义作品，兼具流浪汉文学和成长小说的元素。纵观奥利弗的成长历程，作为孤儿的他起初注定要背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给定”的“非人”文化身份。随着奥利弗进入济贫院和索厄伯里先生的棺材铺，再到费金的贼窝，最后到布朗劳先生和梅里太太家，在不断变换的空间场景中，饮食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与奥利弗对自我的“非人”文化身份的挣脱密切相关。从一开始的饥不择食过渡到衣食无忧，从渴望物质上的食物转化为渴望精神上的食物，他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最后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思想的人，实现了个人主体性的完整。通过巧妙的饮食书写，狄更斯向读者揭示了食物所承载的多重文化符号和复杂人类情感。

文章引用

陈华菲,肖明文. 论《雾都孤儿》中的食物-权力管控机制与主体性建构
An Analysis of the Food-Power Mech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Oliver Twist[J]. 世界文学研究, 2018, 06(04): 162-167.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8.6402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