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7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15日

摘要

“复调”作为莫言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叙事模式，彷佛血液一样流淌在他每部作品中。小说《红高粱家族》通过对复调式叙事的娴熟运用，在“狂欢式”写作中达到了“叙述的极限”，创造出“多声齐鸣”的文本效果，突破了传统独白型小说的叙事模式，建构了一个怪诞、野性的狂欢话语世界，书写着一个个极具多元意识的生命个体。文章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进行观照，通过挖掘小说中复调式叙事的表现，考察其艺术价值，并对该手法的运用进行追本溯源，探究作者的真实思想意图。

关键词

莫言，《红高粱家族》，复调，叙事

A Study on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in Mo Yan’s “Red Sorghum”

Yinxin Z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l. 6^th, 2023; accepted: Aug. 2^nd, 2023; published: Aug. 15^th, 2023

ABSTRACT

“Polyphony”a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mode in Mo Yan’s novel creation, flows like blood in each of his works. The novel “Red Sorghum” achieves the “limit of narration” through the skilled use of polyphonic narrative, creating a text effect of “multiple voices in harmony”. It breaks through the narrative mode of traditional monologue novels, constructs a bizarre and wild carnival discourse world, and portrays individuals with diverse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uses Bakhtin’s polyphonic theory to observe Mo Yan’s novel “Red Sorghum”, searches the performance of polyphonic narrative in this novel, analyzesits artistic value, and traces the use of this technique back to the origin, explores the author’s true ideological intention.

Keywords:Mo Yan, “Red Sorghum”, Polyphony,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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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是与“主调”相对而言的一种概念，主调音乐有明确的主旋律，其他的声部以和声或节奏等方法起到伴奏与陪衬作用，而复调音乐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通常是若干个旋律同时进行，相互层叠，构成“多声部”独立进行的状态。20世纪时，巴赫金以“复调”观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打开了小说分析的新视阈。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说区别于传统的“独白小说”，有着鲜明的“复调”特征。复调小说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一、“演奏”多种声音，且每一种声音都相对独立；二、这几种声音拥有平等地位，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不受作者统一观念的支配；三、多种声音同时奏响，形成多种对话、多种意识，小说因此在艺术构造和审美效应上达到“众声喧哗”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复调式的叙事手法突破了传统独白型小说的固有框架，以“多音齐鸣”达到“众声喧哗”效果，无论是在叙述视角、叙述结构，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能够为其增添多元意识和深刻内涵。同时，复调叙事以“多声部”的显著特点，赋予每个个体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给小说人物以巨大张力，这恰恰是生命复杂性的真实折射，也是优秀长篇小说不可多得的艺术品质。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莫言，被广称为中国当代最具“复调型的艺术思维”小说家。纵观他的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流淌着复调式叙事的血液，这种艺术手法的贯穿，也正是莫言小说有着畅酣淋漓和波涛汹涌之感的重要原因。小说《红高粱家族》作为其复调艺术实践上的优秀例证，通过对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人物形象等的“复调”，展现出无数有着自由激昂与原始野性的生命个体，打造了一个富有多元意义与深刻内涵的精神家园——“高密东北乡”。

2. 小说复调式叙事的主要表现

2.1. 叙事视角：自由肆意的人称转换

“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一个新的叙述天地。” [1]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莫言的最得意之作就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在以往的传统小说叙事范式下，第一、二、三人称都有着不可避免的优点与缺陷，而“我爷爷”“我奶奶”这种具有“我向思维”的叙事方式，使真实作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通过这种叙事视角来回切换人称，赋予了文本两种不同的“视野”和“经验处理器”：当叙述视角为“我”时，由“我”显现的全知视角打造出叙事的“无影灯”场面，使故事内容尽可能实现全面、丰富；当叙述视角为“父亲”“我爷爷”“我奶奶”时，叙述者则抹去第一叙事人的身份，退居故事边缘，在营造厚重历史感的同时，又自然而然与人物和故事形成疏离，衍生出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生存世界。然真正的叙述者又时刻潜藏在故事背后，总在适当时机跳出来进行叙事干预，对人和事进行抒情与评介。这种人称与人称间相互交叠、自由切换的状态，形成了叙事视角上的“复调”，真正达到了“叙述的极限” [2] 。

2.2. 叙事时间：穿越时空的共时状态

由叙事视角下人称变换自如带来的显著表征，就是叙述者可以横穿过去、现在与未来，搭建一种多维复杂的叙事空间，形成时空错乱的共时感觉，使故事发展始终在时空的穿擂跳跃中行进。小说从“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开始倒叙，由此引领读者进入提前铺设好的时空，但行文中又同时夹杂着预叙、插叙，又有“我”这一角色时不时的叙事干预，使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复交织、相互孕育。在叙述过程中，“奶奶”戴凤莲虽然已经死去，但有关她的故事并没有因此停止，“我”对其的认知与评价也时常浮现于文本中，时间运动并没有随“奶奶”的去世而中断，反而继续向前行驶。这种时序的颠倒错乱使事件始终在同一平面上演，交叠穿叉中，让一切历史皆成为当代史。

2.3. 聚焦对象：多声齐鸣的生命狂欢

巴赫金强调：“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 [3] 《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通过对每一章聚焦对象的转移，实现了叙事上的人物生命狂欢。小说不仅塑造出“我爷爷”“我奶奶”式的传奇英雄人物，也刻画了一批有血有肉的“红高粱”式生命体，诸如被日本鬼子剥了皮的罗汉大爷、挨了十八刀被红狐救下的老耿、丧失了一颗睾丸的父亲，甚至独立成章的“狗道”，也在通过狗的故事完成对生命的隐喻。“多声部”的复调式叙事不停切换着被叙述者，由此释放出的生命意识既相互冲突又完美融合，人物在各自经验世界中恣意挥洒生命，又同时共存于一个文本世界，一齐谱写出具有绮丽色彩的“红高粱家族”。由此，中心人物经历“脱冕”，边缘人物完成“加冕”，他们同时登台演奏，打破传统叙述造成的等级差别，达成平等的“众声喧哗”，实现对生命存在的真实景观还原。

3. 小说复调式叙事的艺术价值

3.1. 传统小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

与复调叙事相对而之的概念是独白叙事，独白叙事作为中国传统叙事模式被沿贯至今，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上帝”式的作者对人物和故事随意控制与支配。作者常常拥有全知视角与权威立场，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审视他人和世界，这种看待他人和世界的方式往往源于自我型的价值理论体系，以致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常常难以脱离作者本身哲学思考的窠臼。而复调式叙事则恰恰相反，它“旨在解构独白式叙事所体现出的意识霸权” [4] ，打破作家和人物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以叙事的复调多方位打开视角，实现共时的、多声部的效果。在复调式叙事中，作者的意识与人物的意识具有平等地位，人物“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 [5] 。多种主体互相交汇下，观念、价值、思想的矛盾自然而然呈现出来，从而达到一种叙事文本的思想多元化效果。

3.2. 人物形象塑造的立体与多元

复调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对话，“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 [6]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通过对人物内心对话的描写，充分表现出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与矛盾，小说“戴凤莲”既是离经叛道、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无畏者，又是受传统社会秩序影响下带有深刻罪恶感的女人，这种双重的复调性格生发出两种声音在其内心频频挣扎，终于在临死前发出强烈的呐喊与质问：“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 [7] (p. 56)除此之外，“余占鳌”“花脖子”等人都同“戴凤莲”一般，在行为处事上表现出善与恶纠缠、有情与无情交织、多重意识交相混杂的特点，莫言在证实人性复杂一面的同时，又形塑着一个个颇具血性又辨识度极强的立体型人物。

3.3. 自由生命个体的聚集与肯定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对每一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力图表现对生命个体的充分肯定，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形成了意义上的相通。在复调小说中，人物是自由的个体而非作者价值意识的奴隶，小说也不应存在绝对的价值和道德标准，而意在追求思想和意义的开放性。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认为“话语即权力”，这种高度平民化的复调式叙事，正是作者话语权的让渡。当每一个生命成为主体都能够发出声音、依据自己的经验存活，也就意味着他们相应拥有了书写人生历史的自由与权利。小说中，作者刻意避开宏大的政治叙事，转而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至最微小的个体身上，性爱、生殖、死亡、战争……这些生存原型母题的书写是对生命状态的关注，也是对“红高粱家族”生命个体的驻足，这种关注如果具体到某个特性，就是对“野性”的纵容，美、丑、善、恶不再成为标准，每一位角色都凭着生的本能，热烈的活着，悲壮的死去。

4. 对莫言复调式叙事的追本溯源

4.1. 生命的复调经历：城乡体验与内外影响

复调式叙事作为莫言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手法，绝非偶然之间形成。莫言在山东高密生活21年，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是其创作的基本源泉与动力，但农村生活并非如诗如画，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他恰逢 “上中农”的家庭成分常常如履薄冰，饥饿与贫穷也是其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二十岁之后，莫言从原乡走向异乡，开启了自己的精神流浪之旅，原乡与异乡在其身上双重并置，形成他独异的创作风格，也成为其精神的痛苦之源。“乡”与“城”中看似对立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使城乡文明的对话与冲突在莫言的生命中永久盘旋，也共同运作在其笔下的文学创造之中。同时，异域文化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称之为“灼热的高炉” [8]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邮票大小”的家乡，对莫言的乡土经验书写、独特文化地域空间“高密东北乡”的塑造，都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且在莫言的许多长篇小说中，也常常潜隐着《喧哗与骚动》那种复调式叙事和视角的影子。

4.2. 思想的复调意识：狂欢气质与双重性格

莫言的作品读起来给人一种畅酣淋漓的宣泄之感，《红高粱家族》中对死亡描写的壮烈、内心独白的呐喊，包括语言、人物、动作、景物、色彩等的渲染，都蕴涵了他本人内在强烈的狂欢气质。莫言在书中这样写道：“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7] (pp. 1-2)对家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是莫言本人复调式性格的最好例证。人格的双重性挥洒在小说文本中时，表现为强烈的对话性：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人物自我的对话、叙述者自我的对话，由此小说中行走着多元意识，人物更具张力，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在此途中不断经历升华。

5. 结语

莫言用他独特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乌托邦”——高密东北乡，在这样一个时空里，他实践着自己的创作理念，没有绝对的价值和道德标准，鸣响着多种各自独立又具有充分价值的声音，那些“被历史主流排斥在外”的“红高粱家族”，独立于现实社会形态体制之外，以最原始、最野性的生命状态存活着。感觉化的写作透露着作者复调性人格的影子，这种没有理性节制、靠着感性大声宣泄的手法，可以把一切都描写到极致，包括肉体、丑陋、欲望与肮脏——这是莫言一直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但倘若以复调理论观照其文本和叙事，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共时空间下生命自由与野性的演奏，在每个个体绚烂绽放的同时，传达着创作者对原始生命的赞扬，埋藏着对“种”的退化的忧思。

因此复调式叙事是考察莫言小说不可忽略的一点，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这种多声部演奏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除却叙事视角、叙事时间、聚焦对象上出现复调性外，单单从对话和声音等的描写上也能寻到其踪迹。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外显于众，那么莫言小说的复调则是隐秘、多重又杂乱的，复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红高粱家族》复调式叙事的运用突破着传统独白式小说的固有模式，实现了叙述上的自由，使人物与作者的声音完整表现出来，同时也建构着莫言充满魅力的精神家园和文学世界。

文章引用

赵银鑫. 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复调式叙事
A Study on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in Mo Yan’s “Red Sorghum”[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4): 268-272.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404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