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3年8月2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3日

摘要

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解读现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赎罪》，探索分析麦氏是如何突破传统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范畴，将目光聚焦于处于权力边缘的小人物和个体家族的历史，将个体命运与家族兴衰穿插于文本主线中，表现出“复写”“多元”的历史。继而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填补历史的断层与缝隙，重构缺失的历史记忆，借助敦刻尔克之役这一真实史料的描写来避开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主导。最后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视角转换解除传统历史中的女性喑哑禁锢，赋予她们诉说真实历史和追求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话语权力。本文通过展现《赎罪》中的新历史主义观，发掘文本背后蕴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体系，引发读者对历史“真实性”的思考，以期为《赎罪》的研究增添新的视角。

关键词

《赎罪》，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消解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Historicism in Atonement

Xin Che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ug. 2^nd, 2023; accepted: Oct. 5^th, 2023; published: Oct. 13^th, 202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historicism,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novel Atonement by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Ian McEwan, and explores how McEwan breaks through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ist criticism and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marginal people and individual families on the edge of power, interspersing the fate of individual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in the main line of the text, and showing a “rewritten” and “multifaceted” history. It then explores how the writer fills in the gaps in history, reconstructs the missing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avoids the ideological domination of mainstream history by depicting the real historical material of the battle of Dunkirk.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author, by shifting the perspective, releases the mute confinement of women in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empowers them to speak about the real history and pursue the value of their individual lives. By exploring the new historicist perspective in Aton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e hidden ideological and power discourse system behind the novel’s text and provoke readers to think about the “truthfulness” of history, in order to add new perspectives to the study of Atonement.

Keywords:Atonement, New Historicism, Power Discourse, D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当代英国文坛一颗璀璨的明星，因其作品大多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他一度被冠上“恐怖伊恩”的称号。问世于21世纪初的长篇小说《赎罪》一改以往的恐怖叙事策略，凭借其田园诗般的叙事手法和精妙的艺术构思大获好评，荣获全美书评人大奖，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赎罪》讲述了塔利斯家族里最小的女儿布里奥妮(Briony)因为热爱写作和富有想象力的特性，在年幼时凭借主观臆断指认姐姐(Cecilia)的心上人罗比(Robbie)为强奸犯，致使其蒙冤入狱，最终导致一双有情人不能眷属的悲剧。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布里奥妮从幼年犯罪到长大后赎罪这一主线情节展开，并通过最后尾声部分的“元小说”式结局进行自我指涉，消解了赎罪的可能性。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众多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创伤书写、叙事策略、伦理批评等角度。陈榕对《赎罪》做了历史小说原罪的研究，其中探讨了历史的文本性问题，指出小人物也具有书写历史的权利，她认为历史小说的原罪在于其虚构性，而不放弃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方式。麦克尤恩在《赎罪》中将话语权交给小说家布里奥妮，让她在元小说结尾进行自我指涉并亮明叙述的原罪，从而表明自己的道德伦理立场就是坚持现实主义叙述的力量。“在无法彻底还原的历史面前，叙述它，本身是冒犯，然而也是忏悔和补救” [1] 。宋艳芳和罗媛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探索了《赎罪》中“罪与罚”这两个主题。她们认为在《赎罪》文本内部，个体人物在战乱中的悲剧性命运反映了人类的罪孽，而在文本外部，“《赎罪》引发的‘剽窃风波’和作者对战争的描述则涉及到作家的叙述伦理问题” [2] 。《赎罪》因其元小说的结尾部分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属性提出了挑战，“隐含作者”布里奥妮在最后尾声部分的自我指涉让小说陷入了“真实”与“虚构”的漩涡之中，引发了许多学者对该小说该如何定性的争议。梁晓辉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对《赎罪》和典型的编史元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进行了区别研究，她提出就这两部叙事作品的可能世界结构和世界各层次间的互动方式不同，因此，《赎罪》并不属于典型的编史元小说，“(它)在情节上符合编史元小说定义，但在内部结构尤其是结构纹理上已发生根本转变” [3] 。此外，《赎罪》也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基于真实的历史史料创作出来的，它是对某一特定时期历史话语的重新建构。《赎罪》在主体部分运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呈现出人物的日常生活、战争的真实场景和历史的变迁发展，还原了历史小说的史诗感，这些情节符合历史小说的定性，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该小说结尾部分的自我指涉以及小说本身的虚构性特征，都表明它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就《赎罪》该如何定性这一争议而言，不少学者给出“(《赎罪》)介于历史小说与历史编纂元小说(编史元小说)之间” [1] 的解答，而《赎罪》的属类之特殊性不仅展现了它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也体现作者麦克尤恩注重通过多重视角来克服单一视角的不足，以寻求揭示历史全貌的新历史主义观。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已经兴起，直到90年代由美国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作为批评文学术语正式提出。此前，历史在叙事作品中一直充当文学故事发生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伊始，学界重新开始界定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重视历史对文学的促进作用，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学者之一路易斯·蒙特洛斯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对象做出了一言蔽之的精确评价，称其研究的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即把文本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重新挖掘被遮蔽的历史话语，颠覆、改写传统历史主义观，放弃单一的、宏大的历史书写，强调多元的、小写的历史和被忽视的边缘历史。“它不仅仅讲述这些被埋没的历史，而且首先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变得默默无闻的，而在当前又是什么力量使它们得见天日的” [4] 。新历史主义观赋予大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以话语权，让小人物浮现在历史研究的见光面。“新历史主义观聚焦于藏在灰色地带的历史细部，并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阐释，不再强调正史、大事件、大人物及宏伟叙事，相反，它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物作为分析对象” [5] 。《赎罪》的主叙述层通过小故事描写或细节描述重现小说历史背景的话语语境。从塔利斯庄园里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到罗比在战场的内心描写，再到布里奥妮到战时医院做护士的直观叙述，都体现作者麦克尤恩在大历史背景下叙述小历史的新历史观。本文旨在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批评理论对《赎罪》进行解读，分析和探究麦克尤恩借助主体为“历史小说”的这一文本载体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它们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本文将从小人物的历史出发，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巧妙运用多层叙事视角的转变来展现边缘个体的话语主动权的转移，继而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借助战争这一真实史料的描写来避开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主导并将笔触延伸到被扭曲了的边缘意识形态之中，最后探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视角转换解除传统历史中女性的喑哑禁锢，赋予她们诉说真实历史和追求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话语权力。

2. 叙事视角转变——赋予小人物话语权力

《赎罪》多次运用多重叙事视角的转变手法，展现了不同人物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情感，体现了不同的伦理维度。所谓“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时观察事件的角度”，叙事视角有四种类型，即“无限制型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 [6] 。任何叙事都“要挑选一个视角，即看待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的角度，无论涉及到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还是虚构的事件” [7] 。麦克尤恩摒弃传统主流历史书写“大人物”的叙事手法，通过多次转换叙事视角赋予历史中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话语权，展现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其不为人知的命运遭遇。《赎罪》的第一部分采用了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叙事视角从主人公布里奥妮转移到姐姐塞西莉娅，从母亲艾米莉转移到罗比，最后又回到布里奥妮。第二部分描写敦刻尔克战争时采取罗比的第一人称内视角，到第三部分描写布里奥妮在医院实习时又切换到布里奥妮的第一人称内视角。作者采用不同人物的内聚焦叙事手法，借主人公的视角来陈述事件，从而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将他们的思想、情感、知觉等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读者可以充分感知到人物的话语表达。同时，这种多次变换的叙事视角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将塔利斯家族的真实状况和家族成员的阶级意识形态都一览无遗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布里奥妮从犯罪到赎罪的全过程也都显现出立体多面的真实性，给予读者洞之一切的上帝视角体验，从而带来引人入胜的效果。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麦克尤恩对塔利斯家族里每个小人物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从而解构了强调正史、大事件和大人物的传统历史主义观点。小说开篇布景于带有乡绅传统的英国庄园，这种经典场景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写作故事背景不谋而合，小说开头的序言中也引用了简·奥斯汀在《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段落：“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好好想想，你这样疑神疑鬼是多么的可怕。你凭什么下此断论？别忘了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和时代” [8] 。这段互文既是暗示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与简·奥斯汀小说写作的时代一样，充满阶级矛盾和秩序混乱，塔利斯家族成员的内心世界也与时代背景一样，混乱繁杂。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麦克尤恩花了大量的笔墨对喷泉水池这一场景做了细致的描绘。从剑桥毕业回来没多久的塞西莉娅总是心神不宁，以至于到了一种焦躁不安的程度，她每天都在考虑去留的问题，至于为何作此考虑以及纠结的缘由，麦氏做了隐匿的处理，从而使得塞西莉娅与罗比之间的情感拉扯张力十足，将两人之间的暧昧和爱情描写得不动声色却又呼之欲出，这也为后文中塞西莉娅的出走埋下了伏笔。“没有谁要拖塞西莉娅的后腿，甚至没人特别在意她是否离开……她只是喜欢有走不了的感觉，喜欢有人需要她的感觉……还有就是罗比了，他总是刻意保持距离……他俩从七岁起就认识了，而现在谈话却尴尬不已，实在让她心烦……但她清楚自己必须在离开之前摆平这些事”(p. 61)。这些内心想法和感受通过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表达出来，叙事者和感知者处于同一体中，将塞西莉娅对罗比的独特情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心态下，塞西莉娅将家里的花瓶(这花瓶也是塔利斯家族阶级地位的象征)带到喷泉水池蓄水，在这一过程中与罗比发生了争执，她出于某种自尊感、阶级意识和爱情因素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受，竟气恼地当着罗比的面脱了衣服跳进水池中。这一幕恰好被处于二楼固定聚焦视角的妹妹布里奥妮看见，从而在她心里埋下了误会的种子，也是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的导火索。这本是一个非常小的误会，却在布里奥妮丰富的想象力加工下成了一件可耻的大事件。麦克尤恩摒弃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描写手法，将多重转换的叙事视角贯穿于全文，着力刻画小说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无疑展现其独特的新历史主义观。“为淡化政治功利色彩，‘新历史小说’大都摒弃了政治视角，转而从人性、文化等角度去观照历史，力图把历史描写成一部人类心灵史或文化史而不是政治斗争史” [9] 。小说中大多数文字都聚焦于这一类心灵历史，注重具体人物的内心感受，而摒弃社会话题、政治话题的描写。通过多个人物主体的多重叙述视角的选择，麦克尤恩化身于第三人称叙述者置身于故事外圈，让读者通过上帝视角观察故事发生的始末，不遗漏每个历史细节，并在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真相，从而体会到强烈的阅读快感，展现了麦克尤恩精湛的叙述技巧和理性立体的伦理关怀。

3. 敦刻尔克溃败——对边缘个体的伦理关怀

《赎罪》的第二部分以二战作为叙事的时间背景，而相比于描写英国和德国之间浴血奋战的不列颠大战和大西洋海战等著名战役，麦克尤恩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世人最想遗忘和回避的敦刻尔克溃败之战。麦氏这段历史文本的选择摒弃了主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让那些处于历史边缘和阴暗面的扭曲意识形态重现大众的视野。“通过丰富具体、往往又是庞杂琐碎的‘野史’，来让原本处于边缘地位、微弱甚至沉寂的历史小事件(常常是不和谐)的声音、让被历史大树遮蔽的杂草显露出来，使中心话语露出破绽，使主流意识形态显出裂缝，进而揭示出历史话语中蕴含的权利机制及其虚构性” [10] 。麦克尤恩对这一历史的主要描述是通过罗比视角展开的，以他和两位战友的逃生作为主线，给读者呈现出阴暗、悲惨的战争场面。其中大量的笔墨都遵循着描写小写、复数的历史的原则，专注于刻画士兵们面对战争时的个人感受。他们看到树上挂着小孩零碎的腿、把又冷又硬的发霉面包当作人间美味、以及随处可见被炸飞的血肉、骨头和烧焦的皮肤。“伤口、干渴、水疤、疲劳、酷热、下肢的疼痛、斯图卡式轰炸机、远途、英吉利海峡”(p. 226)，这段战争的悲惨刻画解构了以往英国皇军的英雄形象，他们无法为渡海返国的士兵提供保护，此时“杀戮是冷冰冰的工业运作……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就要在眼前坍塌”(p. 202)。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战役中没有人是历史的英雄，士兵们都想着如何逃生，如何躲避战争，如何此生都不再参与战争。包括罗比，他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也是极其不情愿的，小说中虽未提及他参战的原因，但在第二部分提及到他在战争结束后的愿望：“找到塞西莉娅，爱她，娶她，毫无屈辱地生活”(p. 263)。因此可以推断出他参战的原因是为了早日洗脱冤屈，堂堂正正地回去迎娶塞西莉娅。这些对他个人的心理感受和思想意志的描写，表明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的心里始终充满着自己的爱情，而这种爱情带来的希望是他一直努力坚持活下去的动力。“我会等你，你要回来。他有机会，有那么个机会回到她身边去……这就是他为什么必须生存下去，必须巧妙地离开大道，躲避猛禽般在空中盘旋的俯冲轰炸机的原因”(p. 240)。麦克尤恩用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展现了一个普通士兵最真实的一面，这些对历史细部的描写虽然抛弃了宏大的正史叙事，却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即“历史本体”。正如美学大师李泽厚所说：“所谓‘历史本体’：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 [11] 。麦克尤恩在文本中的新历史主义书写体现了历史小说的虚构性，即那些占据主流的历史书写往往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性，无法完全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历史事件及其经过，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文本将笔触延伸到正史之外的裂缝之中，使所谓的庞杂“野史”得以重见天日。

4. 个人出走——对女性历史的书写

颠覆作为新历史主义一大特征，采用自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批判与消解，而女性主义的一大部分观点也是批判与消解。女性主义者不仅把矛头指向社会地位和权力话语，而且去反思地位消解的历史根源” [12] 。因此，女性主义小说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部分，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麦克尤恩与传统男作家不同，相比于将女性的声音淹没在历史的角落里，他赋予女性角色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通过正面刻画女性形象，描写她们琐细的心理和情感体验，赞扬她们敢于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精神。《赎罪》中姐姐塞西莉娅就是一个敢于反抗家族压迫，勇于追求爱情和自我价值的女性形象。她无视阶级差异，义无反顾地爱上家中管家的儿子罗比，在所有人都认定罗比是强奸犯时，只有她相信他的清白。但其他人哪里是不愿意相信呢，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装聋作哑罢了。当塞西莉娅在罗比入狱之后选择出走，与塔利斯家族断绝关系和联络，一边在战争医院做护士，一边等着罗比回来，塞西莉亚展现了一个敢爱敢恨，勇于与现实社会秩序作斗争的坚强女性形象。在塞西莉娅给罗比的信件中，她表明自己与势利的父母互为对立的立场：“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我已经和他们决裂，我也开始明白他们愚蠢的根源是势利”(p. 240)。除了刻画塞西莉娅这一为了追求爱情而出走的女性形象，麦克尤恩还刻画了另一位女性布里奥妮的出走形象——她为了赎罪，放弃剑桥大学的求学道路，投身于战场医院做一名女护士。中外文学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几乎都是男性占据主流，而女性的身影是不可见的“缺场”状态，尤其是从正面描写女性角色的更是少之又少，男权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女性的声音隐蔽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麦克尤恩在小说中选择用如此大的篇幅去描写布里奥妮在奥尔德海医院做护工的经历，一方面是给予布里奥妮话语权来表达她的内心感受，另一方面是借助布里奥妮的女性视角来观察战争，向读者展现战争在历史主流中所不曾呈现的一面。让布里奥妮担当叙述者，将曾经被忽略的历史重现大众视野，麦克尤恩所想阐述的观点正体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复调结构”，即“小说通过言语形式的社会多样化，通过区分这种情况下异常活跃的个体声音，来汇聚所有主题，以及其中所表现和表达的物体和思想的世界之和” [13] 。麦克尤恩通过《赎罪》的多声部书写，消解了单一的宏大历史叙事和父权制下的话语权，赋予了边缘群体的主体新和发声的权利。通过布里奥妮的视角，麦克尤恩给我们呈现出更为真实的历史的声音，我们在布里奥妮眼中看见的战争真实又残酷：“身体的每一个秘密都被暴露——骨头从肉里戳出来，一节肠子或者是一条视神经裸露在外，任由目光亵渎。”在日复一日的繁琐、疲惫的护理工作中，布里奥妮“学会了浅显的人人明了的道理：人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是个物质的存在，容易毁坏，不易修复”(p. 304)。我们看到在战场上面对枪林弹雨和狂轰滥炸时，士兵也不过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而非不死神话里的英雄人物。而布里奥妮作为直面这些历史事实的女护士，她从一个“他者”变成了叙述者和发声者，从而让这些历史真相通过女性视角得以重新建构，让无数的小历史片段汇集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而成为整个民族的历史。而麦克尤恩将曾被埋没了的历史记忆写进文本里，让读者得以观看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体现了他对历史责任的思考和伦理道德的承担，以及一个小说家的历史人文关怀。

5. 结语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历史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被记忆，被记忆才能被延续。尽管历史一旦被书写就面临着被虚构的原罪，但是坚持叙述历史也是救赎的唯一方式。麦克尤恩通过多重视角的转换，赋予小人物以话语权，聚焦于小人物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缝隙，通过书写处于灰色地带的战败历史，解构了传统战争中的英雄形象，刻画了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并通过对处于历史边缘的女性身影进行正面描写，歌颂敢于抵抗阶级黑暗、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女性形象，书写处在主流历史之外的庞杂“野史”，探索缺席的和被人遗忘或者回避的边缘历史。麦克尤恩依靠虚构性的历史叙述，让边缘历史重获记忆，消解了历史与文本之间的界限，揭示了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体现麦克尤恩理性立体的伦理关怀和道德姿态。

文章引用

陈 欣. 《赎罪》中的新历史主义观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Historicism in Atonement[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5): 361-366.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6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