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收稿日期：2021年5月7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22日；发布日期：2021年7月23日

摘要

文章梳理归纳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及建党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启示，以期能够为做好新时代党建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启示

Li Dazhao’s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Jinming Zhang

Training School of Tianjin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Tianjin

Received: May 7^th, 2021; accepted: Jun. 22^nd, 2021; published: Jul. 23^rd, 2021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Li Dazhao’s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and Party building practice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n this basis,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his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m of Li Dazhao,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李大钊的建党实践

1、探索建党理论。李大钊一生对建党理论的探索过程，与其接触、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相伴相随，也恰恰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民国初年，中国南北分裂。政治的混乱，伴随着思想的开放和学术观点多元化，为各种政治观点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加上当时中国民众普遍穷困的生活状态，激进、革命的思想逐渐受到欢迎。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强调革命的政治思想，进入中国并为人研究提供了条件。当时社会流行的政治思想多来源于美、欧、日，但是都失败了，于是激进的法俄式理论就成为了研究的必然。加上俄国共产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实践，从而使李大钊在当时中国社会传播的众多的政治思想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让李大钊欣喜的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逐步开启把中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序幕。李大钊最早开始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固有思想，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探寻救国真理的道路上找到正确方向 [1]；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模板 [2]；最早认识到建立中国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被誉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2、争取国内合作与国际指导。1920年，共产国际维经斯基来华与北李南陈分别会面，指导组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协调下，北李南陈开启建党合作。二人的建党合作是一种“互相呼应，有机统一”的模式。首先是“互相呼应”，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等党的早期组织，分别由陈独秀和李大钊担任负责人。与表面的“互相呼应”相对应，通过张申府、张国焘往返于北京上海两地传递信息，实现了北李南陈合作建党的“有机统一”。李大钊与陈独秀寻求建党合作，缘于二人同在北京大学任教，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合作多年且有着相似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能够同共产国际合作主要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迫于自身危机，俄国于1919年3月成立第三国际，号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伴随着苏俄地区战争形势的好转，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转而寻求与俄国的正常关系，为李大钊等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名人进入俄罗斯远东局观察者的视野，进而开启合作提供了条件。

3、成功进行建党实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李大钊从单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加以初步研究，进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般性地宣传，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一般性地介绍，开始转变为积极探索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建党实践 [3]。在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从众多代表建党观念的“主义”当中脱颖而出，引领了时代潮流；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从众多代表建党实践的“组织”当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因此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也标志着“主义”与“组织”在中国初步实现了有机融合，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开启了建党实践的新篇章。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李大钊通过亲自授课、组织干部出国学习、召开培训班集中学习等途径组织理论学习，通过进一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既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也帮助党内同志坚定了政治信仰。同时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明是非、辨真假，并在北京陆续开始对一些思想不坚定者及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清理，使党小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进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必要的干部队伍，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随着建党的时机趋于成熟，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使李大钊的建党努力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成功实践的飞跃。

4、完善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李大钊对于党的思想理论有很大贡献。首先是李大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及中国未来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都贯穿着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 [4]。二是沙健孙在《李大钊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把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从经济、政治、社会存在及上层建筑方面进行了概括。三是李大钊生命最后五六年时间里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我们党如何抓武装斗争的探索，是李大钊探索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的军事理论的实践，为我们党军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5、发展党的组织。在中共成立后，作为党的主要的领导人，李大钊发展党组织是有计划有策略的。主要是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培训干部，通过革命实践，壮大党的组织。从发展的党组织类型看，李大钊非常注意党与劳苦大众的结合，注重在工人中、农民中、军队和少数民族中建立党的组织，并且由容易到难，逐步发展。

6、培养党的干部。早期中共著名的党员受到李大钊提点和鼓励的很多。比如出席中共一大的张国焘等人，是在李大钊的关怀指导下才逐步走向革命道路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曾经说过，自己迅速地向马列主义靠拢就是在北京与李大钊相处那段时期，还把李大钊称为“真正的老师”。李大钊对于党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主要是教师的方法和作家的方法。所谓教师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利用讲课、演讲等方式促进进步青年觉悟；所谓作家的方法则是利用杂志期刊，发表文章，进行分析或者发出倡议。

7、推动国共合作。李大钊参与推动党的革命实践，最突出、最重要的就是参与推动国共合作，为国民大革命尽心献力。为了达成国共合作，从1922年到1924年，李大钊先后4次南下上海等地，一方面是协调共产党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与国民党孙中山等要人商讨具体办法。国共合作实现后，李大钊又加入国民党担任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并在其中勤恳工作，成为国共合作的楷模。

2. 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启示

李大钊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8年，其中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有十年左右。十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说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却占据了李大钊一生的四分之一。通过梳理李大钊用一生四分之一时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所作的奋斗，得出如下启示。

1、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需要搞好顶层设计。通过研究李大钊的建党实践可以发现，明确建党目的是建立党派的根本。建党的各个具体环节与步骤，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展开的。同时对于建党而言，要把握好思想、组织、阶级基础这三个关键环节，相比列宁的建党原则，其中尤其以思想建党是李大钊等人最为注重的。

2、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李大钊本人，还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传播对象，无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锤炼党员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特别是“永不叛党”等词汇的强调就体现了对政治品格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李大钊本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建党过程十分注重党员的品格。一是基于李大钊对民国初年政党状况的了解及对旧社会政党党员自私自利、自甘堕落等品性的痛恨。二是李大钊作为知识分子，自身道德水平比较高。三是马列政党本身的特殊性质要求，列宁就强调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党员的政治品格要求很高。时至今日，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结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新考验，我们更加需要锤炼党员的政治品格，加强党性修养，才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文章引用

张津鸣. 李大钊的建党实践及启示
Li Dazhao’s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J]. 历史学研究, 2021, 09(03): 53-56.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1.9300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