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7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21日

摘要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普遍下降，部分地区甚至人口负增长的问题，人口问题愈来愈成为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从心理学出发，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影响生育意愿的社会因素诸多，收入分配导致的相对匮乏和贫富差距拉大、个人在压力性社会的迷失及以往社会政策与观念等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从“两种生产”理论着手，正视问题，明晰缘由，才能有助于生育问题的解决和国家的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

关键词

社会心理，两种生产，人的生产，生育意愿

Explorin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Impact Mechanism of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Zengqiang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 17^th, 2023; accepted: Sep. 8^th, 2023; published: Sep. 21^st, 202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ertility rate has generally declined, and some areas have even experienced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Population issu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 major practical problem plagu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fertility desi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fertility. There are many social factors that affect fertility desire. The relative lac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loss of individuals in a stressful society, and previous social policies and concept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problem.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and clarifying the reasons can help to solve the fertility problem and th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Social Mind,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Human Production, Fertility Desir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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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联合国经社部2022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较低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除蒙古、朝鲜)、南欧、东欧等，202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粗生育率德国9.08‰、西班牙7.13‰、美国12.28‰、俄罗斯9.45‰、英国10.76‰、日本6.95‰、韩国6.92‰而中国的粗出生率为9.93‰，从粗出生率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人口低生育率国家行列(CIA，联合国经社部，2022)。到2022年末，我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比2021年下降0.75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为7.37‰，上升0.19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下降0.94个千分点(王萍萍，2023)。显然，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翟振武，2021)，按照这个出生数量推算，总和生育率已接近1.3，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区。针对这一状况，我国相继出台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但结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作为社会主要适孕的青年人整体的生育意愿逐渐走低。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探讨，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鼓励生育的社会舆论层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以及观点认识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马克思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育意愿作为社会心理的部分，受同时期社会存在的影响。从微观出发，个人在工业社会中，被不断的“异化”是青年群体低生育心理的重要因素。

2.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很早就注意到了生产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人的生产的双重关系。他们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产生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09a)。人的生产直接促进社会发展，人类社会也经历多种社会形态的变化，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系统论述“两种生产”。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指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衣物、食品、住宅以及为此所必要的工具的生产，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2009b)。生活资料的生产构筑了当下以及历史的主要内容，满足着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人的生产，延续着种的延续，寄托着人类社会对未来的期许。

“两种生产”是辩证的和历史的统一，二者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是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的一体两面。在理想的社会环境下，二者是生产的一体两面，是辩证统一的，物质生产能够扩大种群的数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革命魔法般地从地下呼唤出来千万计的人群，而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为工业化大生产提供了巨量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工人进入工厂成为工人，逐渐在城市落户，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文明的发展。二者是历史的统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种族的规模逐渐扩大，呈阶段性发展，主要经历了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电器时代最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信息化时代。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着人口的繁衍，全球人口跨越式增长。“两种生产”是互相补充，互为前提，是生产力系统中最基础的要素。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将“直接生活的生产”的这两个基本因素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来论证社会生活的物质性。一方面，从理论层面看，相比于传统的生产方式系统来说，“两种生产”作为系统内部最基础的因素，在理论表达时更有普遍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现实问题看，在文明时代的后期，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除去了复杂的经济关系，并伴随着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消失，“两种生产”理论更能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黄旭，周惠杰，2022)。

3. 低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探析

人的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口的生产是当代社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我国未来生育期望持续走低。生育意愿是评估未来生育的重要影响因素。生育意愿即社会主要适婚适孕群体对未来自己生育的期望。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维度的，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社会政策与观念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3.1. 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落差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矛盾，它的存在与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经过几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是展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各个领域。我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丰硕的发展成果，巨量的经济增长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累，使得整个社会大跨步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大跨步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平衡性在分配方面的体现是，先富阶层集体占有着社会的大量财富、信息与生活资源，代际、地域以及阶层之间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差异。我们取得了全面脱贫的伟大成就，但相对贫困与匮乏、城乡发展差异以及东西发展差异还是存在着的。

贫富差距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对于下一代发展预期的消极态度，贫富分化带来的阶层差异使得人们难以打破这种壁垒，青年群体对于自身以及下一代的发展前景是消极的，同时也就对生育也是消极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贫富差距对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消极的，人在处于匮乏的环境下生育的欲望是低下的，马斯洛需求理论将人的需求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生理、安全、社会需要、尊重与自我实现五个需求层级，他认为人的需求满足与实现是由低到高逐级满足的。这些差异制约着处于竞争弱势一方的社会群体的发展，人在处于匮乏的环境下生育的欲望是低下的，匮乏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首先表现在对抚育成本的担忧，处于贫困的人群，对于自己当下的处境是排斥的，住房、教育等生活与发展资料的不均衡，难以承担抚育婴幼儿的成本，在这种在匮乏的环境下，青年群体对自己的生育的期望是低下的，生育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种压力，甚至是一种痛苦。贫富分化对于生育意愿影响的首先表现在对抚育成本的担忧，处于贫困的人群，对于自己当下的处境是排斥的，住房、教育等生活与发展资料的不均衡，难以承担抚育婴幼儿的成本，在这种在匮乏的环境下，青年群体对自己的生育的期望是低下的，生育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种压力，甚至是一种痛苦。贫富分化带来对生育意愿第二个影响是对于下一代发展的失望，贫富分化带来的阶层固化更使得人们难以打破这种壁垒，青年群体对于自身以及下一代的发展前景是消极的，同时也对生育也是消极的现实生活的压抑。

3.2. 个人在压力型社会中的迷失

现代工业社会中，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带来大量社会财富的聚集，同时，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不断深化，社会财富的分化带来了人们之间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卢卡奇在论述“物化”时指出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被“物化”，整个社会都处于“物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商品交换表现为物的形式。人逐渐被自己所创造出的“物”统治，逐渐沦为物的一类(王道林，2022)，“物化”意识成为普遍的原则，人们被劳动时间逐渐空间化，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体。马尔库塞认为整个社会沦为控制的机器，成为单向度的社会，思想失去否定成为单向度的思想，最后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2014)。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压抑的社会，对于人的压抑是全面的压抑。愈发完善的机械化劳动却在改变着工人的态度与历史地位，在技术的总体范围内，自动化与半自动化反应充斥了大部分工作时间的机械化劳动，是对生命的一种长期占有、消耗与麻醉，是一种非人的苦役。

现代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不是自由竞争时代的商品交换的关系，而是少数人对其余绝大部分人的控制，这种控制不单单以简单的暴力工具展开，而是以更为隐秘地通过社会宣传工具进入人的意识领域与生活领域，控制与压抑是同时展开的。这种压抑，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工作时间虽然被法律确切地规定为一定的时间，但飞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得生产效率是几何增长的，工作时间内的工作强度是远高于以往的时代的，并且伴随着超额的工作指标与工作难度，实际上的工作时间挤压着人们的生活时间，生活与工作之间的边界被模糊，长久的这种“内卷”，对人的生理与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生理上，男性的精液活性降低，生育能力逐渐下降。研究发现，1973年到2018年，非不育男性的精子浓度下降了51%以上，从每毫升精液1.012亿个精子降至4900万个精子，降幅达51.6%。1973年至2000年，全球男性精子浓度下降速度约为每年1.16%，2000年至2018年，全球男性精子浓度下降速度已经提高到2.64% (孟凌霄，2022)。同时，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龄推迟，女性生育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生育给女性所带来的预期伤害更大，青年女性不愿再因为生育而损害自己的健康，她们的生育意愿是较低的，生一个成了最多的选择；在心理上，在全面压抑的社会中，人的欲望是被全面压抑的，人逐渐将情绪释放在充斥对抗的体育与竞技运动当中，人只有在生产以外的娱乐与消遣当中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陷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怪圈。人们不再关注生育或者下一代的生活满足，而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自己的及时满足当中，人们是在逃避部分生活的，甚至不愿意关注到生活，也就不愿意延续与讨论生活，而性变成了人们纵欲与释放压抑的集中领域，当性变成一种获得快感与对抗压抑的能力时，人们早已忘却了性的本初目的，即人的生产。

3.3. 以往生育政策与思想观念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时间内，国家政策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影响甚至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与社会行为。我国关于生育的政策多次转变，1978年10月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具体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这样，在7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晚、稀、少”为核心的生育政策(郝静，2011)。计划生育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被写入宪法，成为基本国策。可以发现，以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为导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干预，对20世纪后半期我国的生育率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任远，2020)。从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计划生育逐渐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社会的主要家庭构成，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住了我国的人口基数。而当下的青年群体，恰好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新增人口，大部分青年都是原生家庭的独生子女，他们在人口与生育相关政策以及“少生优生”“只生一个好”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大部分青年群体的家庭观念与生育观念是对原生家庭的模仿。即使国家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断调整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再到现在的实施的“三孩政策”的出台，所引起的社会效果都是有限的，作为生育的主力军，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与家庭观念还是受制于原先的“计划生育”的潜在影响。

以往社会政策与社会思潮的对青年生育欲望另一方面的影响，表现在生活压力上，正如上文提及，“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这也意味着，独生子女在孩童时期虽然享受了几个家庭大量的关爱，但当他们成为青年时，他们便要独自承担上一辈的养老需求，需要独自面对来自社会的经济压力，比如房贷、车贷、彩礼……所以独生子女在青年时代所要面对生活压力是巨大的，以至于无力去生产与抚养更多的家庭新成员，他们的生育意愿似乎自然地低下。

4. 启示与建议

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是当前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诸多国家面临的人口难题。虽然我国积极的通过调整生育与人口方面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社会中青年群体长期处于低生育状态，国家的生育政策是很难得到预期的效果。如何去改善这一问题，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作为世界上较早进入低生育率的典型国家，其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生育保障服务、假期福利、补助津贴、儿童抚育保教等方面及其相关配套政策为主体的家庭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汤兆云，高洁，2023)。回到“两种生产”理论当中，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活资料的满足是促进生育的重要条件，人的生产能给物质生产提供生产力保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牢牢抓住这一点，注重经济的发展与合理的分配；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国家、社会到个人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公平和谐的社会氛围，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一，注重效率与公平，完善分配体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我国当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导致的地域、代际之间的贫富差距影响着青年人的生育意愿，育儿成本的差异与满足儿童后天发展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处于弱势的青年群体难以应对生育带来的风险。生育率降低、人口出现“负增长”是主要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产物。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制约的，平衡两种生产直接的矛盾，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入手。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共同富裕是在消灭贫穷、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宋笑敏，2022)。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地域与代际之间的差异的消除，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得到进一步满足，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能够促进青年人生育意愿的提高，通过物质生产促进人的生产，进一步实现两种生产的辩证统一。

第二，完善生育及相关保障政策，解决适婚适孕青年生育的“后顾之忧”。

当下我国适婚适孕群体生育意愿低下的重要原因是生育保障无法落实，适婚适孕群体无法自己承担生育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生育需要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并没有相关的保障。例如女性因生育在求职过程中可能遭受到歧视，女性生育后重新回归社会的挑战等。从“单独二孩”到“全满二孩”再到如今的“开放三孩”政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但是仅仅靠鼓励生育的政策而没有服务生育的系列配套支持政策，来减轻育龄青年孕育、生育、养育、教的成本负担，那么生育率低迷不振的颓势就难以扭转(陈晶莹，马建青，2022)。国家、政府和社会还要想方设法替家庭承担更多人自身生产的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进一步推动人口生产的社会化(郑冬芳，张晓航，2023)。

党高度重视生育相关问题，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新华社，2021)。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接下来重要的是具体的制度落地，如何通过制度保障来解决青年群体的“后顾之忧”。第一，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权利，企业及用人单位不能以生育为指标考察或辞退员工，不能降低女性生育期间待遇，完善产假制度，灵活安排育儿假等。第二，政府对于适婚适孕员工多的企业可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弥补大规模生育休假带来的企业生产问题。第三，完善社区幼儿育儿机构，解决部分家庭因无人带孩子的问题。

文章引用

张增强.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我国低生育意愿的社会心理影响机制探索
Explorin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Impact Mechanism of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J]. 心理学进展, 2023, 13(09): 3969-397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9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