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Linguistics
Vol. 11  No. 08 ( 2023 ), Article ID: 71211 , 6 pages
10.12677/ML.2023.118493

和合翻译学下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马婷,杨明勇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1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4日

摘要

相较汉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翻译,外宣翻译起步相对较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才陆续有大批学者开始研究外宣翻译这一领域,但大多数都是以西方翻译理论为指导。和合翻译学是一个新兴的翻译理论研究方向,它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和合翻译学来指导外宣翻译,既为和合翻译观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又为外宣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本文从和合翻译学的视角下分析外宣翻译策略,总结政治文献中的翻译规律,探索和合翻译学视角下政治文献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抛砖引玉,为政治外宣翻译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外宣翻译,和合翻译学,翻译策略研究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Publicity Literature under the Hehe Translatology

Ting Ma, Mingyong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Received: Jul. 11th, 2023; accepted: Aug. 10th, 2023; published: Aug. 24th, 2023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tran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publicity translation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publicity translation, but mostly chos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as a guide. Hehe translatology,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which is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sing Hehe translatology to guide publicity translation can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Hehe translatology, but also instill new vitality for the publicit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blicit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he translatology,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on rules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and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he translatolog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politic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Keywords:Publicity Translation, Hehe 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Strategy Research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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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治文献是指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有关国家和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大政方针的文件 [1] 。外宣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正确传播中国的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全面的中国,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话语权。“外宣翻译”在翻译领域中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方向,且大多数研究以国外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为指导。“和合翻译学”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用和合翻译学来指导外宣翻译,可达到相互融合又相互拓展的效果。总结外宣翻译的原则与策略,形成外宣翻译独特的一套翻译方法,有助于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和效果,从而更有效地从正面宣传中国,全面提升我国国际形象,促进各国的合作与和平发展。

2. 外宣翻译研究综述

经过专家们的不断努力,本世纪以来,学界对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也逐渐重视,学者们也积极尝试从多样化的角度探索外宣翻译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论文和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在知网上进行关键词“外宣翻译”、“外宣翻译实践”、“外宣翻译理论”检索,并对搜索到的文献(截止2023年5月,共5893篇文章)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外宣翻译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如图1)。2) 外宣翻译的实践研究占51.6%,这体现了外宣翻译注重实践探索,突出对外传播信息的属性。3) 外宣翻译的理论研究占36.5%,这体现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学者在关注翻译实践的同时,也关注外宣翻译理论体系框架的构建,但相比外宣翻译实践来说,对于理论的构建仍然不够。

总体而言,我国的外宣翻译研究呈上升趋势,且2006年之后为外宣翻译研究爆发的指标性年份。这和2006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2008年奥运会以及2011年上海世博会有密切的关系。这说明时事政策对外宣翻译研究具有明显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3. 和合翻译学研究综述

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早在金文和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在《易经》《尚书》《论语》等多部经典著作中都有迹可循。“和合”一词的最早出处则见于《国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翻译学,涉及“和合学”和“翻译学”两个领域,是一项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同时也是人文思想与科学理论的碰撞。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city translation literature

图1. 外宣翻译文献数量

(一) 和合翻译学的发展过程

“和合文化”由张立文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和合学概论》中提出,“和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对儒家文化的精神总结 [2] 。“和合”被定义为“是把自然、社会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 [3] 。1999年,郑海凌先生在文章中首次提及“和谐说”这一翻译理念,主张以“和合”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来指导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和合翻译则是对“和谐说”的延续与发展。进入21世纪,钱继芳、张丛益、吴志杰等多位学者将和合学运用到翻译学的领域。其中,吴志杰在《和合翻译学纲论》中,正式构建起了和合翻译学的系统框架,从“意”、“诚”、“心”、“神”、“适”五个维度来对翻译的本体观、伦理观、认识观、审美观、文化生态观进行分析和阐释 [4] 。

(二) 和合翻译学核心理念

“和合学”明晰了和合思想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承认差异和不同是客观存在的,比如阴与阳、男与女、父与子、上与下;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比如天人合一、五行和合、阴阳和合。和合思想蕴含着“生生”的哲学理念,“生生”一词最早记载于《易经》:生生之谓易,认为一切事物、一切生命都是生生不息且循环往复的。从道教哲学的视角看,“生生”蕴含着三个演化阶段,即生成阶段、化生阶段、和生阶段,三个阶段是互为依存、浑然一体的,强调事物发展、开放、宽容的理念。正如老子所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合文化的“融合冲突”核心价值体系及方法论强调将诸多具有差异的要素融合在对立统一又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和合翻译研究是以和合学为理论基础从不同维度对翻译进行的研究,在国内运用这一理论进行政治外宣翻译的学者并不多。和合翻译学比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有着更为彻底的构成见地和和合精神,有望克服西方翻译的文化研究途径所具有的不足和缺陷,开发出对当下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品的方法论 [5] 。总的来说,和合翻译学追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和合之境”,将翻译准则与其交互融合,对政治外宣翻译有较高的启发和指导。

4. 和合翻译学下政治文献外宣策略

(一) 和合思维下语言维度的转换

“和合”的主要思想内涵是和谐、和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翻译当中不可以存在不同的声音。它所强调的正是将各种声音和差异进行能动的整合。这一过程也并不是完全根据译者的主观意识来进行的。它所强调的是对翻译“度”的把握。切不可为达到语言的转换而随意在译文中增添个人情感;同时也不可因过于忠实原文而失去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在下文中对政治文本中典型的案例进行了分析(ST为源文,TT为译文),总结了以下最为显著的四点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第一,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英语的句子形式非常规整,句子成分一目了然,多复合长句。而汉语则结构松散,多简单短句。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者可以通过分译、合译、增译、减译和重译的翻译技巧来处理译文。

例1:

ST: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6] 。

TT:We need to heed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 follow the trends of the times,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oing so, we can keep the interests of every people in line with all others, and work together to realize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7] .

中文喜爱使用短句,在结构上看起来较碎,但却不乱。汉语的逻辑需要细心阅读,体会句子内涵,是一种内在逻辑;英语的逻辑则体现在外部形态上,讲究形式逻辑、外在逻辑,是一种显性逻辑。此案例中的句子看似是一个没有逻辑关系的句子,但细心阅读和理解后可以发现此句句意应该是:我们要倾听人民声音、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合作,从而将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并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所以译文增译了“in doing so”,并且用拆分的翻译技巧,将句子断开,这样更有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第二,英语多动态;汉语多静态。在中文政治文献中,动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如:贯彻、实施、坚持、发扬等。而英语却多用名词、非谓语、非限定动词等。

例2:

ST:担当作为就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决不能坐而论道、光说不练 [8] 。

TT:Earnest and down-to-earth efforts are essential for performing one’s duties; empty rhetoric and inaction will not lead to success [9] .

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要时刻把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牢记在心,变动为静,可以采用词性转换的技巧来减少动词在原文中的出现。此例句中将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坐而论道、光说不练四个动词成语转换为了名词结构,中和了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使得句子更加平衡。

第三,英语重心在前;汉语重心在后。英语通常将结论、结果、事实作为重心,再通过定语的形式进行解释和补充。而中文则先陈述原因、事物、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和结果。

例3:

ST: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8] 。

TT:The purpos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o fulfill the people’s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 [9] .

在处理句子重心上,通常使用词序调整(inversion)的翻译技巧进行处理。此例句中将中心词“the purpose”提到最前,更加符合英文中先提重点的语言习惯。这一点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尤为突出和重要。译者则可以采用语态变化法亦或是词序调整法进行翻译。

第四,英语重物称;汉语重人称。英语通常会选择没有生命的事物作为主语,而汉语更习惯以人称进行表达。

例4:

ST: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 [8] 。

TT: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major strategy that concerns our country’s overall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must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and actively implemented [9] .

针对英汉两种语言重点的不同,可以选择主动转换为被动的翻译技巧来调和语言差异。例句中的隐性主语是人,译文并没有将其主语进行补充,而是直接将其转换为被动句式。同时,这也是一种处理无主语句的技巧。

(二) 和合思维下文化维度的转换

政治外宣文本是党和国家的智慧结晶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机理,因此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合学强调事物发展、开放、宽容的理念。客观地承认矛盾、冲突和差异,强调在实践层面将诸多异质要素融合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既“以和为贵”,又“和而不同”。因此,对译者本身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规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应把握好政治文本翻译的力度,既注重原文的政治准确性,完整准确传达原文表达的意思,又要照顾受众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尽可能地提高译文可读性。

例5:

ST: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 [10] 。

TT:Reform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hase fraught with tough challenges [11] .

深水区译为“a critical phase”而非“a deep waters zone”。在中国,深水区常常意味着危险的、关键的阶段。而在西方,深水区则意味着失败、必死无疑,这就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从和合翻译学的角度来说,译者应提高自身认知能力和翻译素养,在面对译文时应当对客体进行客观的认识,并进行筛选和加工。在遵从翻译本质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发挥能动作用,挖掘蕴含在原文中的生机,并以开放包容且积极的心态综合调试好作者、原文、译文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三) 和合思维下政治倾向性的考虑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征,攸关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话语权竞争。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和环境日趋复杂。导致沟通不畅和冲突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偏差而引起的偏见。国家的政治外宣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关乎国家形象、国际认同与尊重、民族自尊与自信。

从事政治文章翻译的译者应保持头脑清醒和政治敏感。政治问题通常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所有国家都在政治外宣上都十分谨慎。如西方国家将从事武装活动的人赋予不同的称谓:亲西方的人,叫作“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s),反西方的人叫作“恐怖分子”(terrorists)或“极端分子”(extremists)。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中国人表示愤怒,举行游行示威。此事件在西方报道里称中国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feeling of nationalism)。但同样的行为,在西方国家却被称之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 [12] 。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识观会对译文产生巨大作用和影响。译者应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前提,充分认识政治外宣翻译的意义,在用词方面保持警惕,反覆斟酌。因此,在进行外宣翻译时,译者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坚定政治立场,以国家利益为主。比如“依法治国”的译文为“law-based governance”而非“rule the nation by law”,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说,这一译本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rule”则代表着一种权力的统治,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感觉,将原本的“治理”误译为了“统治”,这就很容易造成误会,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第二,以中国的官方译本而非外媒报道的文本为主。由于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外媒对中国不免有恶意中伤,因此,在对已有表达的译文选择上要“以我为准”,以中文语境下的原始话语概念和政治动机为准。比如,《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的一篇文章中,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译为“the goals of the CPC’s second hundred years”这里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被误译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两百年时要实现的目标”,但其实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指“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的目标”。

5. 结语

外宣翻译是对外展现中国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和合翻译学为指导,探究政治类外宣文本的翻译特点和规律。外宣翻译同其他文本的翻译既有相同之处,又因其文本属性不同而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翻译方法和技巧。除了最基本的语言文化层面,译者在翻译时还应当充分考虑政治倾向性问题。因此,译者除了提高自身的语言功底之外,还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外宣翻译能力,进一步为国家外宣翻译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和合翻译学下中国政治外宣翻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为例(2023Y0572)。

文章引用

马 婷,杨明勇. 和合翻译学下政治文献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Publicity Literature under the Hehe Translatology[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8): 3655-366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84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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