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2023年1月24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24日

摘要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应重点围绕基层社会心态、生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金融四个方面开展。通过实践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存在着传统思维固化、创新研发能力弱、体制机制不适应数字化发展需求、投入成本过高和专业人才不足等现实困境。未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路径应从培育数字化思维，营造良好创新研发环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和创新人才引进培养机制进行优化。

关键词

风险治理，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技术，数字赋能，数字治理

Analysis on Key Field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Grass Roots Social Risk Governance

Feng Guo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Received: Jan. 24^th, 2023; accepted: Feb. 15^th, 2023; published: Feb. 24^th, 202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hina,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digital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risk govern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es grassroots social risk governance to focus on the four aspects of grassroots social mental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finance. Through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grass-roots social risk governance enabl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olid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weak innovation and R&D ability,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high investment costs,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future, the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grassroots social risk governance should be optimized by fostering digital thinking, creating a good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troducing and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Risk Governance, Grass Roots Social Risks,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Enabling, Digit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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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以大数据、互联网、5G、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已经渗透融合到我国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 [1]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ane E. Fountain在《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和政府改革的联姻很有可能导致行政管理在形式和能力方面的重大修正。” [2] 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和构建基层社会多元化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能够提升基层政府工作效率，增强基层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参与权，有效阻止基层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爆发，是推动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现代化的新动能。因此，明晰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重点领域、现实困境，进而进行路径优化，对实现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意义。

2. 数字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重点领域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与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动巨大，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社会风险急剧增加。在基层风险治理中，“社会心态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社会金融风险等新兴风险逐渐凸显” [3] ，“正逐步取代社会安全风险，成为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主要内容” [4] 。未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应对标基层风险变化趋势，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2.1. 基层社会心态风险治理

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组织，既有宏观上的统一性，又有分属领域的差异性。数字技术具有独特的跨领域、跨地域、数据计算采集快、信息传递零延时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基层社会心态风险治理手段的不足。在社会心态风险预警方面，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自动采集舆论信息，对信息自动分类，精准找出当前产生社会矛盾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明晰基层社会心态治理重点方向。通过建立基层社会心态互联网治理平台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强化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组织协同化办公，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提升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对采集的舆论信息进行智能化的正、负信息判断，进行智能化的舆情分析预警，为政府职能部门社会舆论正向引导以及基层社会心态风险治理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和智能化分析。

2.2. 基层生态环境风险治理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风险治理的不断渗透融合，社会风险多元化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创新，为基层生态环境风险治理方法提供了新的路径。在基层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方面，高清视频、无人机、物联网 + 大数据信息平台 + 5G网络传输技术能够实时监控食品生产加工、环境卫生、垃圾处理和污染物排放，实时检测空气质量、土壤重金属含量、农药化肥使用、饮用水卫生等基层生态环境状况，规范涉及生态环境风险的生产经营活动，从风险源头上避免风险爆发。在基层生态环境风险预警方面，生态环境风险大数据分析预警平台，能够通过高清视频和物联网终端采集的生态环境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并提供实时预警，为基层生态环境风险处置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依据。在基层生态环境风险处置方面，通过建立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平台能够加强政府、从事生产的个人和企业、污染治理企业和组织的协同性，进一步增强公民监督权，有效提升生态环境风险治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型的进程。

2.3. 基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应从早期侦测预警、突发事件处置、经验总结这三个管理阶段入手。在早期侦测预警阶段，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从繁杂而琐碎的信息中提取出基层突发事件爆发征兆的相关信息，感知事件发展势态，为基层突发事件提供侦测预警和事件发展走势分析研判。在处置阶段，通过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数字信息平台，能够进一步加强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协同，大幅度提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执行效率，为基层突发事件得到有效的控制提供了科学高效的指挥平台。在经验总结阶段，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案例分析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将以往的案例进行自动归类、智能分析总结出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和一定程度上的规律，精准分析查找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的不足，从而不断优化侦测预警、应急预案和处置行动，有效减少基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失误和不足。

2.4. 基层社会金融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应用能够贯穿“风险预防–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处置”基层社会金融风险治理全过程，大幅度提升基层政府金融风险治理能力和水平。在金融风险防范环节，一方面，互联网信息平台、手机APP等应用能够为各类人群提供专业化的金融知识学习服务，加强反诈宣传和普及金融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意识，从风险源头上对基层社会金融风险产生进行有效遏制。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具有安全可靠、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等优势，能够提高融资等活动的透明度，使金融活动更加安全稳定。在风险识别环节，数字技术能够金融风险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监控，精准识别风险，减少和避免传统人工识别判断因信息掌握不全面和专业知识不足带来的风险遗漏，进而提高基层社会金融风险识别效率。在风险评估环节，数字技术能够对识别出的金融风险进行自动分析研判，为风险处置提供高效率的智能化决策辅助。风险处置环节，数字技术能够建立起金融风险一体化处置机制，强化政府部门间的协同，优化金融处置流程，提高金融风险处置效率，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3. 数字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来，数字技术在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领域应用场景不断涌现，特别是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社会心态正向引导等基层社会风险防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迅速控制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3.1. 思维困境：传统思维固化，数字化创新意识不强

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应用场景数字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将数字化思维与风险治理理念和过程进行深度融合。现阶段，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中仍然存在风险治理的传统思维理念未能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治理社会风险意识薄弱。一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本位主义思想，在主观上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意识，认为信息资源数字化共享本身就是一种安全风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手中的权利。在这种思维观念的驱使下，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排斥数字化应用，不愿意进行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升级改造，给基层社会风险数字化治理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均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经验主义，在社会风险治理方式方法上面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面对新形势下复杂的基层社会风险变化，习惯凭以往经验对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判断、处置，缺乏利用数字技术手段采集相关数据信息，进行科学的精准分析判断的意识。这种经验主义的风险治理的方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需求，也不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要求。传统思维的固化，创新思维的缺失，使数字技术难以发挥自身优势，不能将高效的数字化工具和手段运用到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全过程，严重制约了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建设进程。

3.2. 技术困境：基础性和创新性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深层次应用开发技术壁垒较多

数字技术是基层社会风险应用软、硬件开发的核心要素，也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建设的基础性保障。高性能芯片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终端、通信设备、大数据处理设备的核心要素，传感器是构建基层社会生态环境风险和基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智能化的基石，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是保障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平台应用软件运行的基础环境，先进的算法是数字化平台软件开发的关键技术。近年来，我国以5G为代表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突破，但是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受制于西方等发达国家。2018年《科技日报》总结出来35项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就包括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目前，我国在芯片制造、数据库、操作系统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离世界先进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国产替代化率也在较低水平。从安全角度来看，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事关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个人隐私，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必须安全、稳定、可靠，相关软硬件应自主可控，全面实现自主化。从应用软件开发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上仅停留在基础数据采集、简单的数据分析。以舆情监控分析预警平台为例，随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快速崛起，海量的视频和图形图像数据在互联网快速传播，亟需要创新的算法来精准识别、采集信息，而目前多数舆情监控分析系统的算法设计仅能够监控采集分析文字和标准化的语音，不能精准识别图形图像，给基层社会心态风险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综上所述，部分数字技术水平的薄弱，难以实现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软硬件系统和设施高质量开发和深入拓展。

3.3. 体制困境：条块分割问题依然存在，应用场景数字化建设主体协同性不强

国家的行政组织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各行政组织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基层组织间的伦理价值、权力冲突等使其陷入体制困境 [5]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体系是自上而下，横纵交叉，是以管治为主体的风险管理体系。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我国行政管理条块分割剧烈，存在着许多的管理空白和漏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正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基层社会风险管理也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经过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行政治理条块分割状况有所减轻，但是仍然存在条块权责横纵交叉问题。由于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责任重大，纵向上各层级行政机构和横向上各块块部门在趋利避害观念的驱使下，为避免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工作任务，选择维持现有的工作路径，不愿意主动承担基层社会风险应用场景数字化建设主体责任。此外，在部门分治模式下，基层部门协同虽然已经实现了巨大进步，可是部门职能分属仍然存在，他们处理事务过程中既受制于上级直属部门管控又受基层政府限制，这对实现基层整体性运作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6] 。条块间协同过程受控，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应用场景重叠，致使应用场景数字化建设主体权责不清，主观能动性不高，多元化建设主体协同性不强。因此，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如何克服行政条块分割，实现高效协同，是基层社会风险数字化治理不可规避的现实困境。

3.4. 成本困境：前期成本投入较高，效果不确定，应用场景数字化创新热情不高

经济效益是技术革新的动力。从经济效益角度讲，创收和节约是产生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转型升级不同于企业技术升级和其他基础性设施建设，不能直接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并且其创造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无法简单的用经济指标衡量。从成本角度来讲，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成本主要包括管理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时间成本。基层社会风险数字化治理虽然能够有效降低这三个主要成本，但是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运行后，效果才能显现出来。在资金投入层面，数字化应用建设初期，基础软硬件设备设施建设、人员技术培训、应用软件开发等方面资金投入较大，这对于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倍增，财政收入明显减少的地方政府来说，现阶段在这方面投入成本过大明显不是最优选项，导致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投资短期内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项目，而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创新方面投入积极性不高。在保障投入层面，基层社会风险数字化治理需要重塑体制机制。数字化建设需要各层级和横向部门间高效协同，势必倒逼现有体制机制改革，这个过程需要投入的各项成本较大，矛盾较多，未知风险不可预估，改革阵痛期也较长。在能够维持现有机制运行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机构在主观上更加愿意维系现状。此外，数字技术应用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领域国内外成熟的可参考案例和模型较少，对于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成效不确定，投出产出比无法量化测算，这也是基层政府对于风险治理应用场景数字化建设热情不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3.5. 人才困境：社会风险数字治理人才短缺，数字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不够健全

高素质的数字治理人才是基层社会风险数字化治理核心基础要素之一。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需要跨学科整合和社会风险治理理论的有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是涉及多个不同部门的系统性工程，要实现社会风险数字治理机制创新，政府部门就需要大批兼具数字技术和社会风险治理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7] 。目前，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人才短缺。首先，现有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不能满足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要求。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人员既需要熟练掌握风险治理专业知识，又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术。目前，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涉及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多数缺乏数字技术专业知识，缺少运用数字技术改造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意识和方法。一部分工作人员受年龄、学历和专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掌握数字技术难度较大，不能将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全过程有机融合。其次，现有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的数字技术培训不足。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涉及的相关组织机构往往只注重于风险治理业务的培训，缺少系统性、专业性的数字技术培训。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工作人员没有良好的学习途径，仅能凭借主观意愿自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热情。再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引进、培养及激励机制尚不健全 [8]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应用泛在化，数字技术人才需求量急剧增加，供需矛盾突出，数字技术人才缺口巨大。相对于基层政府组织，企业引进人才的机制更加灵活，待遇更为优厚，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导致基层政府组织难以引进、留住专业化数字人才。

4.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路径优化

数字治理不是简单地将信息通信技术(ICT)应用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而是从更深层次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秩序维度来实现公共问题良善治理的综合性活动过程 [9] 。因此，要实现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有机融合，提高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效能，需要从思维意识、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资源配置和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

4.1. 积极培育数字化思维，不断强化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意识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打破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固化行为方式和传统利益格局。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站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现代化发展全局的角度积极看待权利分配、责任承担主体义务，破除本位主义，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第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积极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工作中创新。鼓励并支持领导干部敢于尝试用数字技术、信息化手段破解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难点、热点问题。建立健全容错机制，使广大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实践，从而彻底打破本位经验主义束缚。第三，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数字化思维培训，提升数字意识。将数字化思维培训纳入到各级党校、行政干部管理学院轮训、培训课程和党员、干部日常学习计划，设立数字化思维专题培训班，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从事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领域领导干部的数字化思维意识。第四，以数字信息化的方法将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工作内容和过程进行数据量化，提高数字思维与业务工精准耦合的能力。按照基层社会风险涉及的主要领域进行分类，遵循结构化数据库建立的三个标准范式，规范信息采集、报送表格的数据格式标准，促使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工作人员将数字思维和实际工作深入融合。第五，鼓励并支持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建立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干部到数字企业挂职锻炼机制。定期派遣基层社会风险所涉及的各级政府机构领导干部去各类数字信息企业挂职，从实践中感受数字技术带来的高效率，促使其从思想深处主动接受基层社会风险数字化治理模式。第六，完善干部选拔机制，将数字化思维能力纳入干部选拔考核体系。把数字化思维能力作为干部选人用人的一项重要指标，选拔数字思维意识强，业务能力精的复合型干部担任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机构的领导岗位，从而带动相关行业部门提高数字化思维。

4.2. 加强基础性和创新性数字技术研发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研发环境

第一，重点围绕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独特应用领域的数字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将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软件算法研究列入国家和省、市科研计划，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数字信息技术企业，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集中科研力量和资源开展科研攻关，并加大R&D经费投入，争取尽快在此领域突破创新。第二，积极搭建数字应用技术研发互联网开放实验平台。充分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等机构的软硬件数字资源，充分释放闲置数字基础设施资源效能，在互联网免费开放服务器、数据库等算力平台，共享相关工具软件，为相关机构和个人免费提供高效的数字应用技术研发实验环境。第三，加大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力度。精简项目立项申报、中期检查、项目验收评估等管理过程中的非必要程序。建立以成果为导向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缩减项目验收标准中论文占比，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效果作为项目验收评估标准。全面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度，充分给予科研团队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第四，不断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建立由科技管理部门牵头的“产学研合作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协调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数字研发企业与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相关组织和部门对接，确保科研成果与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应用精准耦合。第五，支持鼓励相关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开源社区建设。建立开源贡献专项评估奖励机制，不断完善软件开源标准化建设体系、知识产权体系和法律规则体系。制定相关政策，扶持优秀开源软件项目商业化运行。积极引导投资机构开展开源软件商业模式评估，投资优秀开源项目。

4.3.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高效协同的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制度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法规制度。结合当前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特征和探索实践，研究制定一系列适应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性法规制度，确保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为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二，重塑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基层社会风险协同共治机制，建立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召开会议，明确工作重点，统筹安排、协调相关机构职责分工，构建起横纵协同、内外协同的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创建基层社会风险协同治理数字化平台，将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全过程转变为数字化工作流程，以数字信息化手段倒逼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第三，建立健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相关领域数据的开放和共项体制机制。首先，研究制定安全、规范、可操作性强的数据开放共享制度。明确数据开放共享的原则、时效、范围和程序，推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多元化主体之间数据的高效融合和有效应用；其次，建立完善的数据开放共享协调管理机制。设立由各级政府或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任的数据开放共享管理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管理各相关机构数据开放和共享工作；再次，建立数据开放共享问责机制。对于数据能够开放共享而拒绝开放共享和数据开放共享不当的相关机构负责人予以行政问责，确保数据开放共享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杜绝“信息孤岛”现象。第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考核评估体系。将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建设纳入到各级政府工作目标，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制定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估量化标准，确保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数字化建设任务有序推进。

4.4. 优化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配套基础性资源配置，不断降低投入维护成本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避免资源重复投资。首先，将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纳入数字政府建设体系。在数字政府VPN网络专线、大数据中心建设、通用类软硬件资源建设等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所需的软硬件等基础性数字设备设施，并纳入建设规划；其次，将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相关领域工作系统化、模块化，并精准融入对应的政府职能部门数字化业务平台，使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与业务工作软硬件开发、维护一体化，避免单独开发、单独维护带来的高额成本投入，进而有效降低开发和后期维护成本。第二，整合现有数字资源，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通过政务大数据中心建设，整合现有通用类软硬件基础设施资源，充分释放现有服务器、数据库软件平台等通用软硬件设备设施潜能，最大限度的提高算力资源合理利用率。第三，规范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的软硬件开发标准，降低资源整合成本和二次开发成本。制定统一的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软硬件开发标准和二次开发接口标准，并公开标准，破除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数字应用系统平台之间资源整合障碍，降低二次开发成本。第四，提高开源软件系统利用率，提高软件开发效率。鼓励软件开发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在通用的、成熟的优秀开源软件模块基础上进行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软件平台开发，以此降低软件开发成本，提高软件开发效率。第五，完善数字设备设施维护保障体系，降低维护成本。以社会化保障的方式，由政府采购部门集中招标数字信息设备设施维护企业，负责各相关机构通用的数字信息设备设施维修维护，减少各职能机构数字信息设备设施后期维护人力和资金成本。

4.5. 加强复合型数字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力度，完善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培养体系

第一，优化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结构，增加数字技术专业人才规模。根据基层社会风险数字治理的实际需求，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相关机构新录用公务员中增加数字技术相关专业的人才招录比例。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落实数字技术相关专业人才的职务待遇，提高数字技术人才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队伍中的占比，以专业人才带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队伍转型升级。第二，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健全和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制机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复合型数字人才加入到基层社会风险治理队伍，根据不同需求分层次、分类别的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在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资金补贴、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解决其“后顾之忧”。结合各地区实际，制定复合型数字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增强其获得感。逐步形成以优质的工作生活环境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引进人才、激励人才的制度体系。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多元化的实用性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主体机构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委托培养、实地教学等人才培养机制，促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培养出一批具有超前思维，数字技术过硬，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业务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第四，强化传统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人才数字技术培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一方面，在业务培训班课程设置上，增设数字技术专业课，拓展业务培训范围；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传统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培训机构举办的数字技术培训班，并给予报销学费。通过多元化的数字技术培训，促进传统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工作人员快速掌握数字技术，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基层社会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机制研究”(L22ZD033)。

文章引用

郭 锋.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的重点领域、现实困境和路径优化探析
Analysis on Key Field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Grass Roots Social Risk Governance[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02): 869-87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1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