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Since the reunion on July 1, 1997 to the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has become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nationality of Hong Kong people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UK (Overseas) into HKSAR (China) in one night. Nurturing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ir Chinese Hong Kong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come a new topic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in Hong Kong. In educational reform, the SAR Government in 2001 announced that “understan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s one of the seven learning goals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and made it clear that it is one of the five priority values and attitudes in the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But according to recent findings and researches from scholars, Hong Kong youth remains low in the degree of accept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SAR Government in “Policy Address 2010”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ject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which has caused anti-national education campaign in summer of 2012.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iv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析香港国民身份教育的困难

胡少伟

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学系，香港

Email: swwu@ied.edu.hk

收稿日期：2014年7月16日；修回日期：2014年8月15日；录用日期：2014年8月24日

摘  要

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成为以一国两制原则运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港人的国籍身份一夜间由英国(海外)转变成为中国香港。培育学生乐于接受其中国香港国民身份，成为了香港教育界的一个新课题。随着教改的推动，特区政府于2001年提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为课程宗旨之一，并明确这是“德育与公民教育”内五个核心价值之一。但按近年多份本地调查结果和学者研究，香港青少年对中国香港的国民身份认同程度依然偏低；特区政府于2010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却引起了2012年暑期的反国教风波。此文的目的是回顾和分析香港推行国民身份教育的困难，并就日后加强香港的国民身份教育作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国民身份教育，香港的国民教育，香港公民教育

1. 引言

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成为以一国两制原则运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标志着香港结束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殖民地管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港人的国籍身份一夜间由英国(海外)转变成为中国香港，港人是否乐于接受这个新的国民身份(National Identity)？这对香港特区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否在教育系统中培育学生乐于接受其中国香港国民身份？成为了香港教育界的一个新课题。回归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推动，香港特区政府于2001年《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提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为课程宗旨之一，并明确这是“德育与公民教育”内五个核心价值之一。但按近年本地多份调查结果和学者研究，香港青少年对中国香港的国民身份认同程度依然偏低；为了在学校加强国民身份认同的教育，特区政府于2010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期以独立科形式提高学生的国民身份教育。该指引虽曾经过了四个月的咨询和修订，可惜敌不过2012年暑期的反国教力量，不单未能于当年9月在学校试行，教育局更于同年10月公布搁置这科课程指引；然而，任何政府都有责任去培育学生接受自己的国民身份，香港国民身份教育应何去何从呢？此文的目的是回顾和分析香港推行国民身份教育的困难，并就加强国民身份教育作出一些建议。

2. 身份认同的内涵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对其居住地与所属国的归属感；当中除了客观的法律依据和居住情况之外，也涉及个人对于居住城市和国家的主观看法。在《身份认同研究》一书指出：“社会身份系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常见的制度和结构方面；第二方面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包括认识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亦即人们如何进行建构和选择”[1] 。不少港人于回归前持有英国属土或英国(海外)的护照，当时他既是一个定居香港的港人，也是英联邦国家的一份子。在九七回归后，根据香港特区宪制性法律文件《基本法》的定义，所有没有其它国籍的香港居民，按法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但港人是否乐于接受这个新的国民身份？正如人类学者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身份认同很大程度源于社会成员彼此间对共同体的想象；一个人是否认同自己是居住城市和国家的一分子，其主观的选择和想象有很大的影响力。有研究国民身份的内地学者分析，“一方面由于缺乏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固有偏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染在西方价值观念体系中，香港长期的殖民统治使青年对大陆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有相当的误解”[2] 。故此，不少港人在回归十七年仍然不大认同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170年来香港与世界、与英国、与中央和地方互动的历史，使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交织着全球性、民族性、本土性，令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犹如一个魔方，一体多面、色彩斑斓”[3] 。港人一直有一个异于内地人的身份认同，除了因百多年殖民历史外，也因回归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所影响。正如，有香港社会学学者指出“社会政策和社会研究所探讨的公民身份问题，触及到公民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下的社会位置，这种社会位置往往最终须要以国家政权的确认为基础”[4] 。在以一国两制原则运作的政治体制下，港人在香港特区的国民身份，除了知悉自己在香港社会的公民权责之外，也要涉及对中国的认同和一国两制的支持。而根据教育局2014年修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国民身份认同的内涵包括：

•     个人身份的建立，与公民及国民身份认同感有紧密的关系；社会和国家的持续发展，也有赖其公民与国民对所属的地方有归属感，才能产生凝聚力。

•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帮助学生从小开始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并从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是香港学校课程其中一个重要目标。然而，这并非要强加对国家的情怀于学生身上。

•     国家不断发展，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认识，加深对《基本法》及“一国两制”的理解，并建立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对个人未来发展及社会整体福祉，都大有帮助。

•     非华语学生亦可从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培育互相尊重的态度，建立和谐共融的小区[5] 。

3. 香港学生身份认同的困难

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香港社会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学校的政治教育仍显示出惊人的连续性，因为传递给学生的主要信息仍然是不关心政治的。在大多数学校中，有关国家民族和民主的政治教育基本上不存在；学校没有向未来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政治取向和民主能力，也没有培养国家认同感”[6] 。在1995年的跨地域公民教育研究计划中，“香港学生被问及喜欢持哪一种护照时，48%的学生说喜欢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13%的学生喜欢持其它国家的护照，只有约30%和9%的学生分别答喜欢持中国或香港特区护照”[7] 。这项研究结果显示回归前的香港学生对国籍的态度并不严谨，只有不足一半的学生表示喜欢持中国或香港特区护照。香港公民教育研究学者在回归前指出“作为一个欠缺政治实体性格的殖民地，居住于香港的人士，只有居民的类属而无公民的身分；因此，百分之九十八生长于香港的中国居民，一方面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亦接受了传统英国殖民地教育，故其思想、行为、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皆倾向于子民式政治文化的运作情况”[8] 。香港于回归前作为一个欠政治实体的殖民地，在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公民环境下，当时学校所推行的公民教育难以孕育学生认同自己也是中国人的身份。

于1996年制定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明确了“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决定于他的国民身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仅对人的国民身份及归属感形成十分重要，而且对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的形成、对国力的增强也非常重要”[9] 。这课程文件表明香港政府在学校推行公民教育时，包含了培育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但据1998年的《青少年公民意识和道德价值研究》，“965名10至24岁青少年中，有54.3%的认为自己对中国是没有归属感的；而2075名成人中，更有76.9%认为青少年人对中国是没有归属感的”[10] 。可见在回归初期，大部份青少年依然对自己国家没有归属感，亦谈不上认同自己的中国香港国民身份。到了这个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王家英、沈国祥的研究指出青少年在“身份认同、自由人权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定位、香港本位意识及中国态度等问题上，2001年的调查发现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土认同仍十分强烈，同时认为维护自由人权较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来得重要，这情况在回归四年后仍占主导”[11] 。面对香港青少年对国民身份认同不足的研究结果，特区政府在2001年的课程改革《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中，将“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致力贡献国家和社会”列为七个学习宗旨之一；而在2002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亦将“国民身份认同”列为首要培育的五个价值观之一。

“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在民主政治以至社会变迁中有可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七一游行以至其它争取民主的大型群众活动，也有强化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的效果；港人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对祖国的归属感，则尚待加强”[12] 。这是香港法律学者陈弘毅于2004的评论，当时他已提出港人需加强认同中国人身份。经课改中期检讨后，课程发展处于2008年《新修订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中提出要加强推展国民身份认同教育，“让学生能全面和多角度认识祖国，孕育一份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之余，并愿意承担国家未来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福祉的责任”。在2009年《高中课程指引──立足现在．创建未来》内，其中有两个学习宗旨是与培育国民身份有关的，分别是“具备广阔的知识基础，能够理解当今影响他们个人、社会、国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问题”和“成为有识见、负责任的公民，认同国民身份，并具备世界视野。”虽然政府在课程文件中明确要培育学生认同国民身份，但据《2010年香港青年统计资料概览》发现“九十后(15 - 19岁)及八十后(20 - 29岁)青年分别只有62.9%及68.4%认同及非常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比七十后(30 - 40岁)的79.2%为低”[13] ；也就是说，回归十余年，香港仍有超过三成多的八、九十后年青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亦反映了回归后香港学校的国民身份教育是有不足的，部份在回归后就学的青少年只强调自己在特区的公民身份，却不认同自己同时是一个中国人。

4. 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的搁置

按香港政府的传统，一向是以渗透模式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教育局多年来除要求学校在各学科中讲授与国家相关的课题，也鼓励学校组织学生到内地进行考察、交流和研习等不同学习活动，从而增强中小学生认同国民身份。但不知何故，特区政府于2010年《施政报告》提出检视中小学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表明要透过独立科模式去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发展议会随后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并于2011年5月发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咨询稿，在4个月咨询期内收到逾1000份意见书。专责委员会经大幅度修订课程咨询稿，于2012年4月确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提出3年“开展期”并先在小学推行的建议。然而，在2012年的暑期，因泛民主派舆论指这科是“洗脑”的，有评论指“国民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只着重稳定政权的角度，只讲或只侧重正面的国情，而不敢正视负面和落后的国情，只会令国民无法掌握真实的情”[14] 。令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洗脑”争议火上添油的是，获政府拨款资助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有一页唱好中国政制，“《手册》内一句‘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更显露出中国政府想向香港的学生灌输一个美丽共产党的想象”[15] 。当时，有香港报章在头版评论该手册，“对美国的政党制则批评为‘恶斗’，令人民当灾；学者和教师均批评，手册一面倒唱好内地，属政治洗脑，不应用于教学”[16] 。该《手册》上述的两个观点被泛民舆论批评，强指该教材是为配合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并硬指特区政府推行这科的目的是向学生“洗脑”。

因应舆论批评政府支持提供“洗脑”教材，政府于2012年7月成立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负责处理受争议的当代国情参考教材。号称学生组织的学民思潮于7月29日发起反国教大游行，报称有九万名市民参与；该组织于30日炮轰教育局，指若当局在开学前不撤回该科，便与其它团体发起罢课抗议。反国教科大联盟于8月9日宣布将对抗行动升级，包括呼吁全港家长向学校发出一人一样本信，要求校方表态会否支持国教科；并将推行国教科的学校被视为“染红学校”，制成“国教版图”；亦呼吁师生、家长举报“红色”教材。而泛民教育团体教协会则推出“教师良心约章”行动，要求教师签署承诺拒教国教科。学民思潮及后于8月30日发起在政府总部集会，反国教大联盟于9月3日宣布无限期占领政府总部外广场，期间有个别示威者进行无限期绝食抗议。教育局于9月10日抽起国教科当代国情部分；有报章报导八千名大专生聚集于香港中文大学，以罢课行动发出抗议，要求政府撤除有“洗脑”之嫌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于9月27日称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失效。政府于2012年10月8日接纳开展国教科委会搁置该科课程指引的建议，但不撤科。“这次政策修改令课程推行环境宽松许多；办学团体、学校，可专业判断、自行决定是否开展这一课程，也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独立成科，学校还可自行决定授课方式和时间”[17] 。

面对香港大部份舆论漫骂式批评和反国教团体发动罢课的声明，有亲建制当时分析“有关国民教育的议题，因受到政党和政客的操弄，已到无法理性讨论的地步；在选举临近的背景下，反对派政党和政客不断地将国民教育‘妖魔化’，把国民教育作为选举操作的议题”[18] 。当时，更有传媒引述教协会前会长张文光在2008年参选教育界立法会议席时的政纲，其中一项是“重视学生德育和国民教育”；并推论该会是因立法会于9月9日选举，才刻意将这议题“政治化”。亲建制的周八骏在报章亦指出“当前，反对派竭力煽动对香港回归祖国仍心存疑虑的一些居民，反对和抵制国民教育，反映香港受英国‘殖民管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因而推动和帮助这些居民改变旧观念，树立作为特区中国公民的新身份认同是很困难的事”[19]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于2012年底公布的调查显示，“港人自觉是中国人的比率跌至16年新低，只得12.6%，自认是香港人的则有23.4%，为10年来新高；当中80后以港人身分为优先的比率较非80后更高出21.3个百分点，只有2.4%的80后自觉是中国人”[20] 可见反国教风波余威很大。而在香港传媒的白色恐怖和泛民政客的操弄下，很多学校其后一、两年不单未有使用政府所提供的53万津贴，大部份教师自风波后在校内也避谈与国情，有些学校甚至将多年来组织学生到内地交流的安排亦搁置了。

5. 反国教风波的深层原因

香港于2012年暑期发生了这场反国教风波，无疑是有香港社会独特的深层原因。回顾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建立，“无论是施达郎或陈清侨，还是泰勒或米德，他们均一致地指出‘客观’或‘他者’等因素对自我身份建立的重要性”[21] 。由于与内地同胞的各种比较，有学者研究发现香港师生一直感受到与内地人是有不同的；早于2002年有本地学者许景辉等已发现“学生意识到香港与内地和港人与中国人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他们认为内地好像是一个外国的地方，是一个与香港很不相同的社会”[22] 。香港教育学院阮卫华等2007年亦指出“政府及公共事务科教师在访谈里暗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香港的资本主义的分别及两地人口出入境的限制，使学生想到他们与内地同胞的分别，亦使他们国民身份的建立变得困难”[23] 。与此同时，有内地学者分析“一国两制保留了香港原有的、不同于内地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使得香港人对香港与内地的不同有深刻的体会。无论在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参与方式、文化生活习惯等，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两制’天天面对，但‘一国’的感受从哪里获得呢？这对培养国家认同感带来了很大困难”[24] 。

其实，在回归十周年时已有香港社会学者就港人身份认同作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港人思考不多，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恐惧——害怕香港身份认同的消失；这一份恐惧甚至会变成一种思想包袱，阻碍香港人放胆去改变思维方式，重新定位个人及整个香港社会在珠三角以至全中国的位置”[25] 。因缅怀回归前港人比内地人的优越感，部份港人心理上抗拒接受自己新的国民身份，一个研究身份认同的内地专家指出“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的缘固，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并不完全重迭，而是可以分离的”[26] 。在这个环境下，有些港人只重视本地社会的身份认同，而心理上否定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事实上，亦有内地学者分析，虽然“内地经过改革开放已经缩小了与香港经济制度的差异，但政治制度差异仍很大；香港同胞排斥内地制度，因而排斥‘一国’，这是一国两制的深层次矛盾，也是香港同胞国民身份认同的主要障碍之一”[27] 。加上“香港媒体经常报导有违港人价值观的内地负面新闻，造成港人对内地的不良感受，也间接影响港人对内地民众的看法”[28] 。

正如亚洲周刊当年的分析“香港的‘国民教育’之争，使香港社会面对掉进‘去中国化’陷阱的危机中；反对国民教育者，将‘中共’等同‘中国’，由于‘反共’，不自觉间变成了‘反华’”[29] 。反国教风波不单搁置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亦诱发出香港传媒于2012年下半年后充满了香港与内地矛盾的报导，连曾任中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在2013年两会提案内也不得不指出“近一年多来，反共、反对中央、质疑‘一国两制’、反对两地‘融合’、鼓吹两地‘隔离’、反对香港‘赤化’、矮化中联办的权力与地位、反对‘西环治港’、把新政府丑化为‘港共’政权、把内地同胞丑化为‘蝗虫’、香港的‘核心’价值与制度沉沦论、香港‘城邦’论、‘港独’论、美化与缅怀殖民统治等声音时有所闻，其目的与效果是把港人与中央、香港与内地、港人与内地同胞对立起来，并在香港筑起有形与无形的围墙来‘抵御’内地的‘入侵’[30] 。这些港人排斥内地人和敌视执政党的言论，占据了大部份香港传媒的言论空间，当中析射出有部份港人过度珍惜其本地身份，而抗拒认同自己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子。正如有内地学者分析‘回归后英国势力没有退场，而美国也悄然界入，这些外力因素有意营造反对派走向多样化、多元化’[31] ；而是此次反国教风波所涉及的其实就是港人和学生对国家的认同问题”。2012年暑期香港的反国教风波，除了有部份港人不认同其中国人身份外，也可能涉及一些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的因素。

6. 风波后国民身份的教育

任何政府都有责任去培育学生接受自己的国民身份，香港国民教育应何去何从呢？“香港居民的身份定位即国民身份定位仍是困惑港人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香港有关单位所作的民调数据，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显示出香港人的本土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的二元态势，其总体情况为中港有别、港多于中、摇摆不定”[32] 。面对这个不争和不利的事实，在香港推行国民身份教育显得有迫切性；至于应否以独立科去推行国民教育？笔者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是不会固定不变的，它可能随着时间而增强、减弱，甚至消失。有香港学者指出“对中国国情如此陌生的莘莘学子，也实在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国民教育。其实政党不等于政府，政府不等于国家；政党和政府都可以更换，国家却是永存的。然而，不知怎的，反共辗转变成了反华，复杂的议题却被简单化；国民教育就是不好；中国就是落后而腐败的化身。但是，香港不能像倒洗澡水的，把珍贵的祖国丢弃”[33] 。故此，不管香港学生喜不喜欢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改变不了他自己是中国人的一份子，香港教育界亦不可回避在学校推行国民身份认同的责任。

“在信息、言论、信仰自由的香港，许多学生、家长、教师和关注下一代者，有辨别和思考真假、是非的能力，因而‘拥抱’善教，排拒煽情式的愚民教育”[34] 。回顾反国教风波的各方观点，其中一个反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原因是该指引只强调国家的正面讯息，香港历史学者郭少棠指出：“真正的国民教育应让学生全面认识国家的过去与现在，让学生了解国家的成长过程并作反思；因此国民教育应参考通识科的做法，透过提供不同信息，由学生自行判断是非对错”[35] 。故此，支持推行国民教育者应鼓励学生了解国家发展的各方面讯息；然而，因大部份香港教师受过往殖民教育所影响，至今仍未能客观地在历史文化、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民生和外交等方面认识当代国情，以致香港学生不但不了解内地和香港长期互惠的关系，不知不觉间亦强化了一份对内地的疏离感。正视以上不理想的情况，学校在推行国民身份教育时应向学生提供多些国家和内地社会的正反讯息，尤其是让学生认识多些涉及香港与内地合作的资料，并让学生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空间，对作出自己对国情的理解和分析，从而使他们逐步建立和增强对中国香港国民身份的认同。

香港学校在推行国民身份教育时面对的难度很大，其中一个困难是香港居民中有几十万人是非中国籍或是非华裔的，这些非中国籍和非华裔家长不一定喜欢其子女学习和认识当代国情。面对这个复杂的港人国籍组成情况，教育局可参考香港青年协会于2002年的研究；该研究发现“两成六的被访者表示对基本法完全不认识？而对基本法认识程度愈少，对香港归属感相对愈低”[36] 。香港学校可透过加强基本法教育去推行国民身份教育，让学生认识香港特区《基本法》，这份既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文件，也是一份全国性法律文件；尤其是四次人大释法的案例，既可让学生生动地理解两地法律系统不一，又能明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这对学生接纳其国民身份和理解一国两制是有帮助的。其实在2012年国教风波期间，已有香港律师提出“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坚持‘一国’原则，既说明学生认识和认同国家，不能否定国家宪法和灌输推翻中央政府的意识；同时，又尊重‘两制’差异，尊重香港人的价值观，不宜回避内地的负面现象，对历史论述应该实事求是”[37] 。这种平衡“一国”和“两制”的港式国民身份教育，有赖香港教育界持之以恒地推行，才可改变香港学生不大认同自己国民身份的情况。

7. 包容共济的国民身份教育

香港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是独特的。世上不少前殖民地于政府更替后便大力推行国民教育；然回归后，特区政府因为要延续繁荣稳定，并没有在香港社会和学校透过反殖去建立新的国民身份。与此同时，因为香港要落实“一国两制”，港人的国民身份又与内地人的中国人身份并不完全一致，这亦令特区政府推行国民身份教育时不可照抄内地的一套。香港特区政府要摸索一套独特的方式去培育香港学生接纳自己的国民身份。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于2013年表示“希望见到特区政府对培养下一代的国民身分认同，明确表示其应有的承担，以实际行动，实践认识国家乃天经地义之说法”[38] ；这个善意的批评反映了教育局在反国教风波后仍有余悸，不敢再主动承担推行国民身份教育。事实上，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香港和内地是有很多的不同；国家在《基本法》早已规订了香港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而不必和内地般行社会主义。加上，两地社会文字繁简不一，语言亦有普粤之别；再者，两地社会又分属不同的独立关税区，使用两种不同的货币、传承着了两个不同法律系统等，推动香港学生认同国民身份，是不会模糊他们作为香港特区公民的特性，也不会令他们“香港人”身份被融洽掉。与此同时，有教育社会学家提出“以平等、自由、民主为参与原则的‘认许取向’的身分认同，亦正是多元文化的国际化社会、‘多元一统格局’的中华民族、以至‘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治脉络所依赖和力求实现的身份认同取向”[39] 。这个关于香港国民身份认同教育的思路，值得有心推行港式包容共济国民身份教育者作参考。

“内地在政治上的‘软实力’还稍有欠缺。因此，在即将开展的教学实践中，课程不应急于强化中小学生对内地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认同，而应将重点放在文化、自然地理、社会风格、经济成就等方面的学习”[40] 。上述是一位内地学者对香港推行国民身份教育的忠告，值得教育局和各校负责国民教育教师所参考。“从其它国家经验看，国民教育本应只是一门事关国情的文化课，一定意义上，其功能正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的‘以文教化’。譬如，如实向国民讲解近现代史，即关于中国史的集体记忆，除了‘光辉灿烂’之外，还有‘多灾多难’的另一面。再如，就港人的中国情绪结而言，既要考虑到过往英国殖民时代对港人价值观的影响，也要正视现居港人主要来源的历史事实”[41] 。再者，有内地学者分析“香港国民教育面临的困境再次说明了：国民身份的认同和民族的归属感仅仅通过教育来设置相关课程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国民教育是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的”[42] 。看来，教育局以外的政府相关部门也需分担在社会推行国民身份教育的责任，让更多港人认同自己既是一个香港公民也是一个中国人。

正如内地港情专家强世功建议“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不是用‘销’的方式来让香港年轻一代认识国家发展。而应当从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出发，着眼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推动‘认识中国文明，关心全球命运’，使香港年轻一代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明对于未来全球化的贡献，重新思考在未来全球化格局中，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人类文明作出怎样的贡献”[43]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香港既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也作为亚洲的一个国际大城市，在香港推行国民身份教育要有国际视野，相关的教育工作者要将认识国家与全球发展结合，才可令港式包容共济的国民教育可持续地发展。最后，“由于当代世界的‘世界性’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出现，培养‘世界公民’已然构成当代教育的当然使命。因此，当代公民身份就不仅意味着‘国家认同’或‘国民身份’，而且必然延伸到‘世界认同’或‘世界公民’等不同的层次”[44] 。北师大公民教育学者檀传宝提出培育世界公民的论点，是香港学校在推行国民身份教育时也需兼顾的元素；而这个论点，亦可与上述强教授的建议相结合。为了香港社会长期稳定和港人的幸福，做好香港下一代国民身份认同的教育，是香港教育界的时代挑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