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28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28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5日

摘要

随着世界各国掀起“华文热”，华文教材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当前的华文教育主要是靠华文教材来进行，纸质版的教材虽然有，但是并没有大面积推广开来，部分地区还是存在教材困难的问题。教材问题是海外华文教育的三大问题之一，起着基础性和建设性的作用。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教育领域引发了数字化的新浪潮。因数字教科书具有超越时空、协作、交互、多媒介融合等特点，因而逐渐成为教科书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和“华文教材”两者相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对策，以期对华文教材的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

华文教材，数字化建设，必要性，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the Necessit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Derong B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Oct. 28^th, 2022; accepted: Nov. 28^th, 2022; published: Dec. 5^th, 2022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es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vident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craze” is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mainly carried out by Chinese textbooks. Although there are paper textbooks, they have not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some areas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s are one of the three major issues i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play a fundamental and constructive rol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every aspect of human life, and also triggered a new wave of digit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collaboration, interaction an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digital textbook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extbook research.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ization+”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Keywords: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Necessity, Countermeasure Stud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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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被誉为“留根工程”的华文教育是海外植根最深、覆盖最广，帮助海外侨胞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郭熙，祝晓宏(2007)认为海外华文教育对推进汉语国际化有重要作用，但我们对具有强大社会基础的海外华文教育及其教材建设却有所忽视 [1]。

本文所说的数字教材也称为电子教材，是以信息技术为工具开发的、超越时空的多媒体教材，具有字、音、形、色、义等的合成性、动态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目前已有二十多个国家致力于研究和推广使用数字教材，尤以韩国最为典型，其MEST (韩国教育、科学和技术部)于2007年启动了“数字教科书计划”，由教育部门拨款支持此项计划的进行。此外，新加坡、日本等国也开展了类似的项目 [2]。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地自2013年教育部开始把数字化教科书列为重点发展任务之一时，已经开始试用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华文教育作为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其教材紧跟“数字化+”的步伐是必然的。所以，本文基于前人研究的一些结论加之当前的世界背景和时代背景论述“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推进的必要性和提出相应的对策。

2. 当前华文教材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中文学习者中华裔或是华侨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长期以来的研究表明，针对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与它的学习人数并不相称。大部分在一线从事中文教学的教师最深的体会就是缺乏有针对性的、规范的、实用的华文教材 [1]。从诸多方面来看，如教材的数量、质量、推广度等，华语教材的建设明显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内容脱离当地华人的实际、教材时代性较为落后，更新速度慢、带有政治倾向性等。

但华文教材建设上最基础性的问题还是华文教材的数量问题，当前华文教材推广力度不够，部分地区缺乏合适的教材、没有教材或者说没有紧跟时代性的华文教材，对于华文教育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菲律宾由于疫情影响，华文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华语网课教材问题，这类教材是没有现成的 [3]。

虽然有部分论文和书籍已谈到要建设数字化华文教材，但时至今日，数字化华文教材的推广力度依旧不够，例如与印度尼西亚相关的比较多的研究是学校发展历史、学校管理、学校的文化环境等等，教材和教学情况的研究较少。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以推广为主，因此教材的选择或是数量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4]；再如马来西亚很重视华文教学，华文教材也大面积覆盖，有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该地区有的学校华文教学质量仍然非常低，大部分学校华文考试的及格率低于全国及格线很多。即便在教材几乎全覆盖的基础上，华文教学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有提升的空间。那么，缺少教材的地区更加寸步难行。

3. 推进建设的必要性

3.1. 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海外华文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失的一环。2010年7月25日，习近平副书记在“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共同的‘魂’是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此之外，《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战略定位，提出要统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内推广和中文国际传播。

况野(2019)认为中华文化同汉语二语学习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海外华文教育从宏观上来看华文教材对中华文化传播的作用是它承担着对外宣传中国文化，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职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从微观上来看，它作为华文教学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所依据的重要凭借 [5]。

我们要借助华文教材这一助力提升中华文化“近者悦，远者来”的感召力，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优秀精神，做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更加多维的中国。

3.2. 从国家语言政策来看

从清朝末年至今我国政府就一直关注海外华文教育，1903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海外桥校也以此为纲兴办侨校，开创了国内侨生教育的先河。

民国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性。整个华文教育的政策宏观来说有顶层设计，微观来说有实施细则，而且已经有了方向性：分为国内华侨学校教育政策和海外华侨教育政策。直到现在的华文教育兴盛期，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有关华文教育的政策，内容比之以前较为细致，包括了对华侨学生的收费原则、管制、标准、课程安排和奖助学金的申请和评审规则等。

其他国家对于汉语教学也制订了相关的语言政策，比如美国的“关键语言”政策，澳洲的ASSLP (《国家学校亚洲语言学习计划》)汉语当选第一刚需语言、ACE & HSC (澳洲高考)将汉语纳入会考项目、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华语推广运动”、印尼自2000年起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等。

从国家的语言政策我们就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华文教育的重视，以国家政策为导向我们应当聚焦华文教育这个点，充分利用前沿信息和科学技术开启“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的新篇章，响应国家的语言政策。

3.3. 从华文教育的长远来看

华人教育情况相当复杂，原因在于华文教学呈现跨国、跨境、跨文化、性质多样等特点。华侨子女、华裔青年是未来海外华人的希望，是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同样担负祖国建设和发展的重任，他们要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4]。

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也越来越需要更多熟知母语文化同时又熟知所驻国语言文化的人才。尤其在全球语言格局混杂及全球语言生态多元发展的现实图景之下，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加快，我国应具备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符的语言能力以支撑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体系建设。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华文教育只能紧跟国家发展而向前，不能出现滞后或是中断的情况。

3.4.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

华文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国家急需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其重要功能。尤其在疫情——后疫情时代，由“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当担”所构筑起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丰厚，这样的条件和背景无异于是华文教育教学的一大助推力和粘合剂 [6] [7] [8]。

要在新时代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就要在现实的基础上重视华文教育，让华文教育回归本原，注重基础教育教学，发挥海外华文教育在国际中文教育、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纽带作用 [9]。

现在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大数据、多元交汇、信息化、云计算的时代，我们要用世界的眼光来思考“数字化+ 华文教材”的建设；要从时代的要求出发，认识到其重要性；要从长远的角度和用发展的眼界来分析其建设的益处。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这一优势背景和途径，加快建设“数字化+ 华文教材”。其后借助这一途径加快华文教材的发展，进行更好的华文教育，实现华文与本土语言的双向互动；加强多国文化合作，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将其融入到我国对外发展交流的方方面面，争取实现互利互赢，实现教材依托形式的多样——例如可通过二维码、ISLI/MPR码等获取与将纸质教材相关的配套音频或是通过这些媒介可直接获取教材资源，不再单纯依靠纸质、光盘为辅的保守形式。同时利用“一带一路”服务华文教育，培养“双语”人才，重视华文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探索“数字化+ 华文教材”，在此基础上培养新型的华文师资，让华文教育走向世界。

郭熙，林瑀欢(2021)谈及“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统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即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海外华文教育。这种转变是由点到面的扩散和从低到高的提高，说明华文教育的重要性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其地位只增不降。这一转变提醒我们华文教育需要从基础做起，把基础做好，将教材问题解决好，紧跟华文教育的时代步伐，实现与中文二语教学的适洽联动、融合发展；以此为本进行长期建设，厚积薄发，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好准备。

3.5. 数字化汉语教学已成为一种趋势

曾君，陆方喆(2021)提到教材是最典型的教学资源，在数字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纸质教材转向数字化。虽然还无法替代纸质教材，但汉语教材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数字化+”的建设是在时代发展下不可避免的一场深刻变革，在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持续迭代中，“数字化+”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10]。

疫情爆发之前，不少汉语教材已推出了数字化版本，如《飞向中文》、《七色龙汉语分级阅读》等；疫情爆发之后，国内加速推进了汉语教材的数字化转型，如《HSK标准教程》、《博雅汉语》、《汉语口语》等；黄月(2018)通过对国内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研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研究已经步入了稳定发展期。

以动态的视角来看，数字化教材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世界汉语教学的主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交互性”或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而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了一种终身学习体系。

4. 对策研究

4.1. 加强华文教材资源库建设

类似于语料库建设一样，华文教材也可以进行教材资源库的建设。国内也有一些可以下载华文教材的资源网站，但是教材资源可能不齐，或者是板块模式不够清晰，资源散乱。

华文教材资源库不仅可以为语言教学服务，还可对这些资源进行应用开发，例如：资源库软件开发、建设立体化华文教材、开发与技能训练相匹配的实训信息资源、微课开发等等。

要在“重实际”的基础上实现“宽领域”的发展；要以板块模式为基础，以教材为主线将资源变散为聚，进行细化处理。在解决好教材、师资等问题的根本之上实现华文教育的多方面、多领域、多维度的发展。

4.2. 加强华文教育顶层设计

由上到下，由点到面，统筹考虑在推进“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时的各层次和各要素，统筹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涉及很多个部门和机构，主要有：1)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3) 教育部各个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4)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语合中心)；5) 国务院侨办等。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要的工作职责是拟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制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并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等；语合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与促进中外语言交流提供服务，组织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国务院侨办主要负责华文教学和华文水平测试等。那么如果这三者互力助推，在此基础上再成立一个主管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部门，下分不同领域，整合多方力量和资源，不仅仅对“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大有裨益，还会对做好语言教学、提升中国形象发挥巨大作用 [11] [12]。

4.3. 紧跟“数字化+”发展步伐

在加强华文纸质教材和数字化教材融合的基础上，做到“有机”发展，注重数量的同时也要注重质量。

这里所说的紧跟“数字化+”的时代步伐不仅仅是指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统纸质内容经数字化处理成电子教材，而是在此基础有所延伸——既要研发教材，也要重视教材题库及教材视频的研发和更新等 [13]。

4.4. 大力推广数字化的华文教材

作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华文教学所面临的挑战有很多，除本文谈到的教材问题和师资问题外，数字化华文教材的推广渠道也是一大挑战。

国际汉语教材虽然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但它仍然存在出版适销对路的问题 [14]。国际汉语教材都如此，那么拓宽已经数字化的华文教材的推广渠道必然存在众多难点和障碍。

但要在华文教育教学方面实现解决教材问题和传播华文的双效，这一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要借助教师、语合中心以及外海教学机构、图书经销商等扩大其影响力，利用当地教学机构和图书经销商的影响力和优势，因地制宜共建推广体系；同时，我们可依托互联网搭建立体化的传播渠道——一是可借助微信、Linkedin、Youtube、Facebook等国内外社交工具提升知晓度和传播资源；二是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搭建数字化教材共享平台，可以不断丰富教材资源并进行动态更新。

文章引用

保德蓉. “数字化+ 华文教材”建设推进的必要性及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the Necessit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J]. 教育进展, 2022, 12(12): 5120-512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77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