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1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9日

摘要

《木兰辞》中的木兰这一人物代表了中国妇女的处境，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借用“木兰式女性”一词来指称为了进入男权社会，而不得不隐藏自己真正的女性性别，选择伪装成男性的女性的处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孝悌外衣的遮蔽下，木兰式女性背后的丑陋和压迫不仅长久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反而加之女性身上的伦理大山愈来愈重，甚至到达了出于贞洁的守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程度。当西方文化对木兰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影视化时，亦对木兰这一角色进行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改编，和中国传统下的木兰的角色的重要不同在于木兰从军的动机和女性身份暴露的时间。无论是中国文化下的流传还是西方语境下的改编，虽略有不同，但木兰这一人物都有着相同的女性困境，即男权社会之下，会以男性标准来审判“木兰式女性”，女性须以男性作为镜像，受到男权社会的阉割。至于女性的解放出路，虽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看法，但共同的是坚持要求改变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强烈信念。

关键词

花木兰，女性困境，妇女解放，镜像理论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of “Mulan-Type” Women and the Way out of Liberation

Ning Ji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Received: Dec. 30^th, 2023; accepted: Jan. 1^st, 2024; published: Jan. 9^th, 2024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Mulan in the Legend of Mulan represents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women, and Julia Kristeva borrows the term “Mulan-type women” to refer to the situation of women who are forced to hide their true gender and choose to disguise themselves as men in order to enter into a patriarchal society. Under the cover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ugliness and oppression behind the Mulan woman has not only failed to receive due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but has also added to the ethical mountain on the body of the woman that has become heavier and heavier, to the extent that she has even paid the price of her life out of the protection of chastity. When the character of Mulan has been filmised in Western culture, it has also been adapted from Western ideology.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 from the role of Mulan in China tradition lies in Mulan’s motivation to join the army and the time when her female identity was exposed. Whether the character is passed down in Chinese culture or adapted in a Western context, although there are slight differences, the character of Mulan shares the same female dilemma, that is, under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Mulan-type woman” will be judged by the male standard, and women have to use men as a mirror image, and are emasculated by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s for the way out for women’s emancipation, although different doctrines have different views, what is common is the strong conviction of insisting on the demand to change the unequal status of women.

Keywords:Hua Mulan, Women’s Plight, Women’s Liberation, Mirror Theo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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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花木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角色，当人们谈论到木兰时，一定会把这个角色和替父从军、忠孝两全联系起来。木兰故事耳熟能详，描述的是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和夫权制统治下的一位传奇女性，在战争年代，朝廷需要征兵打仗，木兰伪装成一名男性踏出原来的家庭区域，进入了男性统治的公共领域，并且建功立业，最后荣归故里。故事源头的北魏乐府民歌中对木兰的描述过于简略，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创作空白和空间，不仅中国后世对于木兰这一角色进行了大量改编创作，后来走向世界之后，迪士尼对其进行改变进一步地扩大了木兰的故事的知名度。以往，人们只拿木兰的故事当作奇闻异事，并未深究其中的女性处境。后来，随着人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权主义运动也渐渐蓬勃发展起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木兰这一女性角色背后隐含的是什么。本文试图阐述木兰这一角色代表的女性所面临的性别困境，并指明“木兰式”的女性走出困境的出路，这对现代社会女性性别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2. 花木兰的女性性别的澄清

对于花木兰的性别究竟是男是女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部分学者看来，花木兰这个角色是一个文学形象，对于文学形象是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界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好比搞清楚观音菩萨是男性还是女性一样，是很荒唐可笑的一个问题。刨除掉文学形象的外衣，当人们把花木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去考察时，性别问题在部分学者那里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因为在《木兰辞》¹当中提到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花木兰和自己的战友们同行打仗，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时间里，伙伴们竟然都没有发现花木兰的女性性别，这真的可能吗？这在人们心头搁下了一个疑云，因此，学者们对于花木兰的性别是什么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关注，并试图通过分析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流血牺牲的战争，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对于女性征战沙场并建功赫赫更是难如登天，那为何花木兰能够“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军旅生活总是以团队的方式共进退，一起吃饭睡觉，为何周围的男性都没有发现花木兰的女性身份呢？难道那些历经战争淬炼的老兵们观察能力这么迟钝吗？对于这些疑问，部分学者认为，久经沙场的老兵们的敏锐是无法被怀疑的，唯一能够进行的合理解释就是花木兰不是在扮演一个“假男人”，而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假女人”，是现代医学上的“男性假两性畸形人”。这种畸形人的外生殖器官呈女性特征，在出生之后，极有可能被父母当作女性来养育。这表明，花木兰本身就是男性，问题不在于花木兰的战友们是否能发现花木兰的“女性”身份，而在于花木兰的家人及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花木兰是“男性”。上述是两种对于木兰性别的不同角度，一种是作为文学形象的考察，另一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考察。

本文认为，对于花木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考察，结合当时的战争背景下的军旅生活的共进退以及十二年之久时间，得出花木兰是“男性假两性畸形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有说服力，但是仍无法排除花木兰的极其精妙的伪装技巧，能够躲避同行战友们识破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可能性。此外，在本文看来，花木兰的角色所展现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在于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而在于实际生活里真实存在、真实上演着的“木兰式”的女性的困境，以及女性是否有可能走出这一困境。如果有可能走出，那要如何走出的问题。到此处，本文对花木兰的性别问题做了一个梳理和澄清，并认为，无论是作为文学形象的考察，还是作为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考察，都不是本文的语境背景下的关注对象，对于花木兰这一角色所代表的“木兰式”女性的困境的分析才是本文想要去探讨的问题。而在真实发生着的“木兰式”女性的语境之下，她本身就是一个女人，而且必须是一个隐藏起自己真正女性性别身份的女人，为了获得进入男权社会的入场券，木兰不得已得才选择了扮演成为一名男性，伪装成为一名男性，这是一种无奈之举。

3. 花木兰在不同文化下的不同形象

中国北朝时期的民歌《木兰辞》当中，最早出现了花木兰的形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木兰辞》是一首民歌，而且情节非常简短，描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并建功立业最后还乡的故事。情节极其简短粗糙这一特点，给后世进行再次创作留下了大量的叙事空白，因而后世的创作者可以在想象的基础上再次对花木兰的故事进行重写和补充。木兰故事的不确定性和空白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这一结构为人们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进行联系提供了空间，在不同的朝代，创作者们都进行了不同的演绎，不同的演绎亦带来了不同的木兰的形象，因而，木兰的形象和故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有着不同的演绎。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在后来的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不同的形象塑造，木兰这一人物形象也就有着不同的意义。

3.1. 木兰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之下，木兰之所以脱去女儿身的装扮，是出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无奈，因此木兰才选择了“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表明，木兰这一角色始终都披着一件孝悌的外衣，孝悌的外衣中，“孝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源、基础和元德，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根本和特征，是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和教化的精神基础” [1] 。深受中国孝悌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木兰这个角色基本上都会感到满意。

《木兰辞》作为花木兰故事的源头，对于理解木兰的人物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鲜卑进入中原，汉族则退居到南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柔然也在进攻中原，由此鲜卑进一步南下的脚步被牵制，此时，形成了南北朝分庭而治的局面。在这个战乱时期，少数民族为了能够更好地统治原来的汉族政权下的人们，开始推行汉化政策，对于儒家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孝”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第一主题。木兰之所以参军，动机在于“替父”，她参加的这一动机是为了家族，家族又是建立在父权男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木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隐藏自己的女儿身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和父亲一样的性别。显然，木兰作为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从来都不能直白地、自然地以自己原本的女性性别为前提，而必须要让自己伪装成男性，伪装成和男性一样的性别。

3.1.1. 唐宋元时期

唐宋元这三个朝代在花木兰故事的改写上，具有很大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改写的倾向是由初始时更强调“孝”逐渐转移为强调“忠孝两全”，引入了对于“忠”的强调。

对于《木兰辞》这首民歌的最早的改编出现在唐代，韦元甫的《木兰诗》²开始对木兰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新的填充，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木兰的故事情节。《木兰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也是《乐府诗集》除了《木兰辞》之外，收录的唯二关于木兰的作品。《木兰诗》在叙事上比《木兰辞》要丰富得多，其中对于孝道的体现在开头就有阐述“老父求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胡沙没马足，朔风裂人肤。老父就羸病，何以强自扶，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这些文字对于木兰为何要替父从军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补充。而当木兰战功赫赫，胜利归来的时候，“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亲戚持酒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此处传达出的是“生女与男同”是有着非常厚重的前提条件的，人们之前并不认为女性具有和男性同样的地位，男女两性对于家庭和国家的涵义亦是不相同的，显然是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的，是什么促使人们发生观念的转变，进而得出“生女与男同”的看法呢？是木兰在战场上得胜之后的荣归，这是以极高的代价为前提的，是对女性要想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地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的声明，木兰须得“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会经过容貌的巨大改变，“昔为烈士雄，今为娇子容”，这就是木兰式的女性要付出的惨重代价。而在诗的结尾，一句“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将木兰的女性处境给隐去，进而上升至对所有臣子的要求，“忠孝两不渝”隐蔽地将“忠”抬升到了和孝一样的地位。原本自发的、朴素的孝被统治者给外延至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进而以孝道来规训臣子，把孝和忠结合在一起。《木兰诗》对《木兰辞》中的叙事空白进行了忠的填写，木兰这一角色也就成为了忠孝两全的代表。

到了宋代，一个巨大的变化是程朱理学取得了统治地位，木兰的形象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有了更为广泛的涵义。程朱理学认为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天理”，天理体现为三纲五常，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关系都是以三纲五常为依据的，这一父权和夫权的强化导致了女性地位的进一步降低，在女性原有的枷锁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贞节的重负。此时，木兰这一角色在孝上要替父从军，在忠上要战场厮杀报效祖国，在贞节上要恪守宋明理学对女性提出的苛刻要求，这无疑是对这一角色在女性身份上的又一重枷锁。在《后村诗话》中，一句“终洁身来归”又注重强调了女性的贞洁。

到了元代，对三纲五常的进一步的拥护使得人们对木兰这一角色的要求上升至了死烈的极端程度。在《商丘县志·列女传》³中记载，木兰“释其戎服，衣其旧裳”之后，“同行者骇之，遂以事闻于朝”，当皇上知道了木兰的女儿身之后，想要把木兰给纳入后宫，而木兰认为“臣无媲君之礼”，伦理纲常对木兰提出了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要求，木兰只能选择死亡来表达自己拒绝的决心之坚定，“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封建伦理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把木兰这一人物塑造成了为守住贞节而宁死不屈的烈女形象。

3.1.2. 明清时期

在明清时期，很多木兰式的女性角色层出不穷，比如佘太君、穆桂英、孟丽君等角色，她们不仅美貌、对待爱情坚定不移，而且能够在国家危难之际扶危济困，解黎民于危境，扮演着民族救世主的角色。这是历史上打败仗最多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晚清，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是历史之最。人们对女性的美好想象的日益繁盛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了女英雄故事层出不穷的这一现象上。明清时期，市民阶级兴起。虽然统治阶级为了强化政权，走向了文化专制，对于木兰这一人物形象的要求中的贞烈成分只增不减，然而，市民阶级的兴起却也为木兰的人物形象增添了社会现实中的人欲的一笔，木兰的形象更具有人情味和人文意识。对于木兰的爱情故事线的描述体现在很多作品当中，如《北魏奇史闺孝烈传》的结尾处，“封卢玩花为忠义夫人，王青云封为吏部尚书，奉旨与花、卢二女完婚”，花木兰最后和王青云成婚。

3.2. 花木兰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

西方引入了花木兰的故事之后，迪士尼对木兰的故事进行操刀改编，在美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下，在打造木兰这一中国传统故事时难免会烙上美国文化的印记，这种西方特有的印记是不可避免的。西方语境之下对木兰的故事的改编和中国传统故事中的木兰故事主要有两点不同，其一，替父从军似乎给木兰提供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不是出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孝义之下的无奈之举，中国语境下，花木兰从军的动机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不是为了争取同男性相同甚至是高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或是政治权利，家族荣耀始终处在她个人的价值之上。其二，中国语境下的木兰的女性身份从始自终都没有暴露，而西方改编下的故事里，当在与柔然的战役中，木兰一袭红衣，散开发髻，以女性身份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最后虽击退了敌人，但却因女性身份的暴露而被驱逐兵营。女性身份的在战场中的亮相是迪士尼在改编时的一个鲜明特色，这和中国文化下，直至战争结束衣锦还乡时，木兰的女性身份才被知晓是完全不同的。

4. 对“木兰式”女性困境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对中国妇女的处境做出了实地的考察和了解之后，提出了“木兰式女性”一词来描述中国妇女的处境。具体来说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都是由男人制定的，而且是为男人制定的，那么，女人想要在男人的世界里立足，就得先成为男人，隐藏起自己原本的女性身份，才能行走于社会场域当中。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一书中，并未直接使用“木兰式女性”一词，直接提到了木兰的地方一共有两处。第一处在书中的第二部分的第二章《儒教——食女人者》里，引述了木兰这一故事，指出木兰在“希望抛弃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角色而进入政治领域的层面上，堪称为中国女子的典范” [2] ，她着重指出，木兰是出于孝顺才选择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这是出于对家庭的承担，对孝道的遵守。在战场上，报效祖国，是对于国家的忠诚。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木兰12年的异性装扮无人识破表示震惊，这也确实是木兰这一角色的传奇之处，也恰恰是这一点为后世的创作者们在对木兰故事进行改编时，能够加入贞洁这一形象提供了空间。木兰在胜利之后又重返女儿身，从战场阵地又回归到了家庭的阵地。结合木兰对于家庭承担和对于国家的忠诚，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中国杰出的妇女的命运总结道：“中国妇女必须面临着同时超越家庭和政治——这两者不可分——的命运” [2] 。书中第二次对木兰的故事的涉及是在第二部分第七章《历经新生》的开头，提及了《木兰辞》当中的“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指出，女性在争取父权之下的合法化的斗争时是大体相同的，“如果一个妇女想设法引起他人的注意，她只需选择两种方式：或者与权力同化，或者扭曲自己” [2] 。这两种方式里，前者是要求女性像男人们一样行动，是男子化的诉求在规训女性，后者是要求女性根据自身适应男权社会的能力的高低来选择自己的位置，如果女性自身能力足够强大，那么就选择反馈压在女性身上的男权大山，如果女性自身并没有那么强大，那么就只能选择沉默地呆着，或者成为精神病。

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统治下，社会对女性的开放远远不如男性，历史上的女性有其固定的位置，“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妇女总是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和被限制在家庭之内” [3] ，女性是和家庭挂钩的，公共事务和女性毫无关系。如此这般的活动范围导致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形象和地位总是和哺育者、抚养人、照看者、贤内助联系在一起” [3] 。女性和公共领域无关，在这一领域中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男性有着丰富的内涵，而女性根本不存在和公共领域相关的美好德性，就更谈不上形象的多样和丰富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想进入男性秩序为主的社会必须戴上男性的面具，必须成为男性化了的女性。扮演男性的花木兰虽是一位古代社会下的角色，但是，这背后隐喻的亦是一位现代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女性精神性别获得解放和肉体奴役得到消除的同时，当男性与女性之间对立与差异被取消，文化中的‘女性’随之子虚乌有，女性不再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时，男性规范成了唯一与绝对的规范。” [4] 男性和女性是有着差异的，这是必须要承认的，而且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绝不是假装看不见、刻意去忽视就可以真的被消弭的，这些差异是结结实实地存在着的。同样，这对于一位伪装成男性的女性来说，两性的差异亦是不可跨越的，不仅如此，男性的重量会千百倍地加重在伪装成男性的女性身上。原因在于，当木兰进入之前被禁止踏入的男性世界时，这个陌生世界的游戏规则是木兰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更为致命的是，这些规则对木兰而言是不利的，是压迫的，因为它们本身的制定者的男性，也是为了男性才制定出来规则的。著名学者戴锦华就曾深刻地指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一个‘冒入’男性世界的女人，一个化装成男人的女人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艰难困窘与尴尬不便” [5] 是难以想象的。更别提是在农业发展落后的冷兵器战争背景之下，木兰所面临的艰难是极其沉重的。长久以来受到按照男性为女性制定的规则的约束的木兰，一直处在闺阁之中，从未踏入过男性统治下的公共领域，她并不知晓它所面临的是什么，她亦不知晓要如何遵守这些规则并且还不被人发现她的女性身份，否则她所面临的不仅是个人的被驱逐甚至处死，更是家庭所代表的父权的蒙羞。关于女性和男性在公共领域下的差异，波伏娃亦表述过女性会面临比男性更多的困境的看法，“男人就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在行动上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多，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己的胜利却与她的女人气质相抵触” [6] 。在男性主导的规范之下，女性的活动领域被限制在小小的家庭之中，女性被禁止踏出家庭的范围。若一名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甚至她不需要拥有对于追求自由的解放的欲望，她哪怕是在无奈之下非自己本意地走出了家庭，把自己的脚踏入进了男性社会当中，那她就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掩饰自己的女性性别特征和需求。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女性还有另外一个古老的困境，即隐藏起自己的智慧，“化装成为女人”。在战争领域，木兰要展现的是传统被归为男性气质的品德，诸如勇敢、机智、忠诚等，而在家庭领域，木兰要展现的是传统被归为女性气质的品德，诸如孝顺、守护贞洁等等。木兰走出家庭领域，踏入战争领域，她本人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和她在家庭之中的女性气质是相抵触的，是相冲突的。

到了现代，人们对于被认为是传统男性领域中的取得优秀成绩的女性的称呼里隐藏着“非女人化”的倾向，比如“女强人”、“女汉子”之类的词条。如此这般的词条显然是在原有被划入的女性特性的基础之上，添加进了原本被划入为男性群体的特性，如“强人”、“汉子”，这种处理方式会给女性在认知自己时造成困难和混乱。女性在确认自我时，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割裂感，一方面是原本女性被规定的特质，这是和男性绝对无关的特质，另一方面是掺和上了原本为男性规定的特质，这原本是和女性绝对无关的特质，在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下，女性确认自己的价值的道路就会更加曲折。对于这一困境，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女性的价值经常明显地有别于男人决定的价值体系。运行、贯穿于全社会的是男性价值观” [7] 。女性会对自身的感受提出质疑，女性会在他人的标准之下来审视自身，根据外界权威来调整自己的头脑决定了女性屈从的命运，由此，女性失掉了自信，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很难公开表述自己的看法，甚至根本找不到自我。花木兰这一名词也逐渐被认为是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能够像男人一样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代名词，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符号，这一符号在男性视角的境域下被赋予了取消女性性别的“准男人”的特定含义。女性的自觉、女性的自我出现的道路是极为艰难的，这当中充满了阻碍和误区。戴锦华指出，女性是“在自我质疑、自我陈述甚或自我否定中艰难地开始了对自己精神性别的确认与对自己现实遭遇及文化困境的呈现” [5] 。当代女性失去了自身所属的性别群体的话语，共同遭遇着花木兰式的境遇，于是，对当代女性而言，一个重要的镜像就是扮演男性、伪装男性，以男性的身份在男权社会活动。“‘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困境，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的镜象” [8] 。如此这般的伪装会造成女性无法对自我产生统一性的挫败，“当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与他的现实产生剧烈冲突时，他便感受到一种撕裂感与破碎感：我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此时他再也无法缝合起‘我’的统一性幻象” [9] 。当女性自身伪装成男性而进入男权社会时，会无法缝合起有关作为女性自身的统一性。这个处境下的女性从一个支离破碎的身体形象，到一个拉康称之为经过整形的整体形象，女性穿上了一件陌生身份的盔甲，这一盔甲以僵硬的、不适合于主体原本面貌的结构强制地规定了女性的发展。在这一悲剧阶段，女性的命运就是“无穷无尽地检验、追逐、调整着自我，不断地进行想象性认同，然后接连不断地感到挫败” [9] 。木兰式的女性面临着无法形成自我的统一性的困境，这是这一群体的巨大悲哀。

木兰这一女性角色选择扮演男性、伪装男性，以男性为范本，像男人一样做事，是有着历史渊源的。长久以来，男人是人的全部，女人是次要的，是第二性的，是被忽视。女人的活动场所一直被限制，只能固定在小小的家庭当中，只能局限在私人领域里，公共领域一直都是被男性所霸占着。女人参照的现有的模板通通都是男性的模板，女人没有女人的模板可以参照。对于木兰选择男性为参照的分析，可以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那里获得支撑。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一种认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镜子面前的婴儿“体验着他与他自己的身体，与他身边的人以及周围物体之间的关系” [9] 。人是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这意味着，自我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某个已有的形象。对于女性的自我确认之路，必须以男性这个形象作为参照，从而才能在男性的参照下产生对于自身女性性别的认知，原因在于，男性的形象是现成的，是女性周围的已有的、并且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角色。拉康在解释这一理论时借助的是婴儿面对镜子的反应，当婴儿在一岁之内时就已经能够通过对镜子里的幻想的认同而建立自我了，并且这一历程将会贯穿于人的一生。当婴儿面前放了一个镜子时，他会对镜子里的映像欢呼雀跃，而且对镜子里的映像的兴趣持续不减，而大猩猩则不会，当大猩猩弄清楚镜子后一无所有时就会失去兴趣。拉康对这一现象总结道，“镜中的映像助成了幼儿心理中的自我的形成” [9] 。因此，婴儿才会产生“这就是我”的想法和认识。女性也正是在对男性形象的比照下，在模仿男性的行为中，逐渐产生了“这就是女性”的认知。拉康主张，“从镜子阶段开始，人始终是在追寻某种性状某个形象而将它们视为是自己的自我” [9] ，而这种通过别人的形象来建立自我的途径，一定会带来异化。这一模仿会存在于女性的一生之中，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历史千百年来，女性都是如此这般的被塑造的，模仿男性来认知女性自身的魔咒一直未被消除。“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地认同于某个特性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 [9] ，女性一生都在不断地认同男性，并且以认同的男性的形象来建立女性的自我。花木兰替父从军参战，以男性的形象来要求原本是女儿身的木兰，这一压迫重重地落在了女性身上，这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男女都一样”的时代话语更是直接地点明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女性要像男人一样行事，女性独有的身份性别上的特征被淹没，被失声。女人一直在被男人化，社会强制地剥离了女性和自身的性别身份的关联，而将女性和男性的标准捆绑，否定了女性人格的缺失。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女性以模仿男性来形成自我形象和自我认知会贯穿一生，并且一直到现在也仍然延续着，木兰式的女性要如何走出这一无法形成自我统一性的困境呢？对于“我”的确认的过程，拉康做出了三个阶段的描述，首先，人会把镜子中的形象看作自己，此时，“‘我’沉淀为某种原生的形式” [9] ，这是最早的过程，先于一切其他的象征过程。接着，“‘我’在与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得以客观化” [9] ，最后，“语言在普遍性中为‘我’恢复起主体的功能” [9] 。这三个阶段，对照于婴儿认识自我的三个时刻便是，第一个时刻为婴儿看见镜子中的镜像，镜子中的形象会被婴儿误以为是真实的存在，这是第一个误认。后来，婴儿会逐渐察觉到，原来镜子中的形象不过是虚幻的光影骗局，误以为那是他者的形象，这是第二个误认。在这两次误认当中，婴儿并没有把自己和外界的存在给区分开来，并没有找到自我的边界，因而，也就没有确认自我。第三个时刻，是婴儿能够意识到这个镜像虽然不是自己本身，但是这个镜像是在反映自己，婴儿会投入源初自恋力比多，会形成自我，力比多会通过自我的边界投射到外部，再投射回来自身。人们会时刻理想着他人对自己的理想，将他人的要求变成自我的理想，最终，会通过自身的行为得到他人的反馈，再借助这种反馈收获自身的满足感，继发的自恋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人们有了一个符号的我，有了一双藏在人们背后的眼睛去帮助自身观察，继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女性而言，由于在先的男性形象，女性踏出家庭领域，走进公共领域时，会以为自己看到的这个男性形象、男性所具有的特质、男性的行为和举动，以及男性的标准和规范，所有的这些都是女性自己的形象，是女性的样子，因而，女性就会去模仿、去效仿、去靠近、去伪装，进而让自己看起来和这些男性是一样的。之后，女性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这些形象和特质不过是影像而已，不过是虚假的幻象而已，那并非是作为女性真实存在的样子，那都是男性的形象，是踏着的形象。到目前为止，女性在这两个阶段的认识当中，都没有认识到自我，都没有确定作为女性的边界在哪里。等到第三个阶段，女性能够意识到原来这些形象虽然不是真实的我，但是却是在反映我的形象的时候，女性真正建立起有关‘我’的客观化，并恢复女性作为主体的功能时，女性的自我统一性就得以建立，也就走出了困境。由此可见，女性参照和模仿男性是女性发展道路上的必经阶段，女性只是暂时被困在这一模仿和参照的阶段之中，但并非是是一个永恒的宿命。

根据拉康的理论，能够确定的是女性一定会达到建立自我统一性的阶段，关于具体要如何实现女性的解放的学说，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之上的，即“将妇女置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是不公正的，应该给予改变” [10] ，但至于如何改变，不同的学说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有以下四种：保守主义、自由女权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男女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女性天生就是比男性更适合于传统的女性角色。在自由女权主义看来，每个女性都应该有与男性一样多的自由，能够决定她自己的社会作用，应当按照公正的原则分配给个人履行的特殊社会职能应以个人能力为准，“妇女的解放就是妇女自由决定自己的社会作用，并且在尽可能平等的条件下与男人竞争” [10] ，认为少数妇女能够单独获得解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看来，“妇女的长远利益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妇女被压迫是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国家应该承担起消亡阶级压迫的责任。在激进女权主义看来，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女性的生育，生育造成女性的身体衰弱，因而女性不得不向男性寻求依赖。因而，女性要想寻求解放必须进行生物革命，只有发展人工生殖技术并把养育责任扩展到全社会才可以实现。由此可见，关于妇女寻求解放的道路在理论上仍是存在较大的分歧的，对于女性如何摆脱男性的压迫，如何实现自身的独立，虽然不同的学说给出的发展建议也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对于妇女是可以获得解放的信念却是非常坚定的。

5. 结语

本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角色木兰进行分析，刨除她身上的传奇色彩和文学构思，从女性主义视角下进行剖析，认为她虽是在忠孝的外衣下成功进入了男性所统治的公共领域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她作为一名伪装成男性的女性的困境。木兰在男性的标准下行事，以男性的规范来要求原本作为女性的自己时，会面临巨大的艰辛和阻碍，根本无法建立起属于自身女性性别的统一性，无法确认自我。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木兰式的女性是可以真正地摆脱无法认识真实的自我的困境的，只有认识到原本按照模仿男性建立起来的女性形象并非是真实的自我，真正建立起有关女性的客观化，并恢复女性的主体性时，才得以建立女性的统一性。关于女性解放的学说虽并未形成统一战线，但是都坚定这一摆脱男性压迫、实现女性自我解放的信念。

文章引用

贾 宁. “木兰式”的女性困境分析及解放出路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of “Mulan-Type” Women and the Way out of Liberation[J]. 哲学进展, 2024, 13(01): 30-3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0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