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6 No.05(2017), Article ID:20603,7 pages
10.12677/ASS.2017.65076

The Items of Discourse on Salt and Iron: Research Regarding the Primary Factors That Destroy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ngfei P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Received: May 3rd, 2017; accepted: May 17th, 2017; published: May 23rd, 2017

ABSTRACT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reflects the struggle of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showing a broad spectrum of social features of the Mid-Western Han Dynasty. Classic literature debate comparing imperial censorship involving national policies and how it effected basic public necessities are noted in this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 describe the main factors that destroy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included frequent floods, over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population growth, land cultivation and the large-scale destruction caused by war. On both sides of the debate, we can account for the method of governance on the environment.

Keywords: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从《盐铁论》所载物品看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皮凌斐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5月3日;录用日期:2017年5月17日;发布日期:2017年5月23日

摘 要

桓宽的《盐铁论》不只是一部反映儒法斗争的著作,还全面展示了西汉中期的整体社会风貌,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的主题从国家政策法令到百姓衣、食、住、行、用,无所不包。从环境史角度对辩论双方言论中所涉物品按不同用途与属性划分,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有水旱灾害频发、人类对资源的过度索取、人口增长和屯田及大规模战争的破坏等。另外,从双方的辩论中,我们还可以总结出有关环境治理的思想。

关键词 :《盐铁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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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汉初年,社会凋敝,“无为”思想盛行。惠帝废除挟书令,命叔孙通“定宗庙仪法” [1] 2725,文化传播又活跃起来。但是,文化复苏并未提供服务于国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当时的思想领域仍然独尊黄老之学,然而此时已不坚定。文帝专门设立《论语》、《孝经》等博士;景帝时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受命是非;至武帝时出现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 [1] 3120的局面。葛兆光认为:“至此,儒家的思想学说终于形成了理路贯通、兼备形上形下、可以实用于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以后,儒学渐渐进入思想世界的中心,也逐步渗透了普通人的意识与生活。阴阳配性情,五行配五常,以天人相应为理论,凸显君主权威,并建立相应制度与法律的儒家也从此改变了先秦儒学象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性质与路向” [2] 265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的盐铁会议,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这次会议“是由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两个最高级领导人(丞相、御史大夫)主持的” [3] 6,会议一方(贤良文学)的立场是“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 [4] 171;会议另一方(御史大夫)的立场是“罢之不便” [3] 2。桓宽据会议记载写成《盐铁论》,全书分三部分,共十卷六十篇:第一部分从首篇《本议》至四十一篇《取下》,为整个会议进行情况的全面记述;第二部分从四十二篇《击之》到五十九篇《大论》,为会议结束后的余论;第三部分为最后一篇《杂论》,为作者序言。

本文对所载物品的收录主要遵循以下四条规范:其一,物品名称不同,但都表示同一种物品时,只录入一种名称。其二,某些物品在书中多次出现,但是彼此意义并不相同,则各自录入不同表格。其三,某些物品在当时有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象征意义超过了物品本身的属性,则根据象征意义进行分类。其四,物品总称如无具体种类,则录入;如有,则不录入。

环境史主要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盐铁论》记载了丰富的物质与资源,目前所见相关研究有张鹤泉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 [5] 和张齐政的《从<盐铁论>看西汉中期的日常社会生活》 [6] ,两文虽对所载物品进行了大致列举,但是主要从社会风俗角度进行探索,并未直接深入环境史领域。屠承先的《<盐铁论>中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7] 一文,尽管从社会史和环境史角度切入,但并未深入和全面地对全书所展现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王利器先生的《盐铁论校注》为依据(涉及其中内容时直接在正文中标举篇名),对所载物品进行更加精细的收录与分类,并从环境史角度进行探讨。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水旱灾害的频发、资源的过度索取、人口增长和屯田及大规模战争的破坏等。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双方的辩论中总结出环境治理的思想。

2. 水旱灾害的频发

汉代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水、旱灾是最主要的,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主要由于过度砍伐森林与不合理的水利工程。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秦、两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蝗灾五十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风灾二十九次,大歉至饥十四次,疫灾十三次,霜雪为灾九次。” [8] 15-16《水旱》篇中贤良文学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寡功节用,则民自富。如是则水旱不能忧,凶年不能累也。” [3] 429除去气候因素,人为破坏加剧了环境问题。汉代毁林开荒十分严重,《通有》篇记载:“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 [3] 42森林等植被系统遭到破坏,大量的木材用于制造房屋、家具、车、船、装饰物等。兹据《盐铁论》整理如下:

武帝时期宫室以豪华著称,这种风气对民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散不足》篇说:“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楯,垩(巾夔)壁饰。” [3] 349这时的房屋种类增多,住宅面积增大,有闾巷、高堂邃宇等;家具品种更多,有杠樠、楹、桴等;装饰更加豪华,有雕文槛楯、涂屏错跗等。就交通而言,这时期的交通工具主要为车、船、马。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 [4] 159,而到西汉中期是“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繁髦掌蹄。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3] 350。不仅如此,交通工具的装饰也极其豪华奢侈。《散不足》篇记载:“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镳涂采,珥靳飞軨......今富者(革真)银镊䪉,黄金琅勒,罽绣弇汗,华䩸明鲜。中者漆韦绍系,采画暴干。” [3] 350这种对木材的大量消耗,无疑破坏了自然生态,加剧旱灾频率与程度。

水灾也十分严重。《汉书·沟洫志》记载:“然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 [4] 316段伟在《西汉黄河水患与防治制度变迁》一文中得出以下结论:“除去人为决河,春秋战国时期黄河决溢的情况只有四次......西汉时期,黄河水患大量增加,我们根据《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统计,共有13次水患。” [9] 在《史记》及先秦的文献中,黄河都称为“河”或者“河水”,“黄河”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地理志》中:“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 [4] 289由“河”到“黄河”的称呼的转变,实质上体现了生态环境的变迁。黄河在先秦时已经出现水质浑浊且黄的情况,但直至东汉才被称为黄河,究其原因大概早期河水泛黄有季节性和区域性,直至西汉时期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大规模开垦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河水才最终变为“黄河”。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时期兴修水利工程主要为了运输漕粮,同时解决沿途农田灌溉问题,但是却引起了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该志记载了许多失败的案例,“数岁,河迁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4] 316-318等等,最后形成了“用事者争言水利” [4] 318的风气,“‘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4] 318。黄河中游农业开垦地区扩大再加上不合理的水利工程,黄河的决口与泛滥次数就越频繁,故《水旱》篇记载了“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3] 428的尴尬局面。

3. 资源的过度索取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1] 1420与此同时,奢侈消费的风气蔓延开来。我们整理《盐铁论》所载物品中关于服饰的部分如下表:

服饰不仅要求御寒防暑、护体遮羞的功能,而且更注重审美价值,等级制度逐渐被突破,形成一种民贫而俗奢的风气,出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的局面。富者则更加追逐奢侈,不仅要有金丝、冰锦,而且过分追求凫著、狐貂、鼲鼦等皮制类服饰。吕思勉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然欲以贫富随贵贱,贵者侈靡自恣,贱者禁不得为,终非人之心所服,富有者终必违法而自恣。封建之世严上之心,既已随时代而俱去,有财即是权势,吏必与相勾结,不能治,虽有法令,皆成具文矣。此制节谨度之道,所以终至荡焉无存也。” [10] 520《散不足》篇说:“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袆,袍合不缘。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 [3] 350这些豪民所穿的“绣罗纨”、“素绨冰锦”,都属于高级丝织品,价格昂贵,“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也”。 [3] 350服饰上要“罽衣金缕”,首饰要“银珮”,这种对黄金白银等少数贵金属的过度追求,也是对矿产资源的不健康利用。这种不健康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生人身上,甚至每逢哪家哪户有白事时,必定耗费极大的财力。《散不足》篇记载:“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 [3] 353甚至出现“匹夫无貌领,桐人衣纨绨” [3] 353的现象。

饮食上,吕思勉认为此时“贵人饮食,颇多远方之物” [10] 516,《散不足篇》篇记载:“今民间酒食,肴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脍鲤,麑卵鹑鷃橙枸,鲐鳢醢酰,众物杂味......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技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 [3] 351我们整理《盐铁论》所记载的食物以及与食物有关的用具如下表:

这时宴席上出现的有胹羔、鳖、鹿、狗、鹌鹑、虫卵等肉食以及藜、藿、蓬藜、温韭、瓠等蔬菜,可谓十分丰盛。此时市场上出售的有蒸猪肉、酱牛肉、驴肉干、马奶酒等,其中肉食品占了主要成分。豪民为了显示富有,甚至各处搜寻珍贵食物。《散不足》篇也记载:“今富者逐驱歼罔罝,掩捕麑鷇,耽湎沈酒铺百川。” [3] 349但这种奢侈性饮食并不是普通平民能够接受的,“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3] 351。饮食上的奢侈也反映在器具上,大量金属食器被制造,“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诛。箕子之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3] 351。《盐铁论》中记载的有壶、金罍、鼎、豆、俎、埏埴、盆醢、瓮、斛、爵、金垒等器具,包括铜、铁、金、银等多种金属,制作十分豪华、精致,有所谓的“金错蜀杯”之说。

4. 人口增长和屯田

西汉中期人口剧增,粮食需求增长,原有耕地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开垦荒地成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手段。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提到:“昭、宣时期的人口变化与汉初有些相似,但破坏程度远不如汉初,经济实力比汉初强得多,正式局面又较稳定,因此其人口增长率可比汉初略高。” [11] 73并将西汉人口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为昭帝初至平帝元始二年(前86—公元2年),年平均增长率约7‰,该阶段的初期近二十年间人口增长率高达12‰,总人口达到四千万” [11] 83。西汉的土地问题到了武帝时期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虽然经过对匈奴的战争,将中原一带土地上被排除出来的流民吸收到军队中,暂时松弛了这种严重性。《史记·平准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设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1] 1439民屯与军屯并行也大规模地进行,《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 [4] 928《本议》篇也提到:“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 [3] 2

但是,屯田和戍边的政策对新开辟出来的土地产生了不良的生态影响。河西走廊本是一个传统的牧业区,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开发使河西走廊变为重要的农垦区,虽然造就了农业的繁荣,但是古代传统粗放型的农业经营模式对环境的破坏很大。居延曾是物草丰美的地区,水域广阔,但居延地区原本生态脆弱,大规模的屯田并没有解决当地军民的粮食问题。《本议》篇记载:“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藩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3] 2边区的屯田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出现了“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 [3] 2的局面。《后汉书·和帝传》记载多次赈贷张掖、居延、朔方等北方郡县。这种不断地赈济,从侧面上反应出当地的农业系统已经出现问题。西汉时开发的大量良田至唐时已经无法耕种,现在则完全被沙漠吞没。

5. 大规模战争的破坏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占领了河西走廊。这以后,汉朝逐渐转变了这里的生产方式,组织大批移民来这里组织生产农业,组织大批士兵来这里驻扎。《备胡》篇记载:“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 [3] 446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原因,吕思勉认为:“汉通西域,起于武帝之欲攻匈奴,而成于武帝之侈心。” [11] 103《西域》篇记载:“有司言外国之事,议者皆徼一时之权,不虑其后。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后克之。” [3] 501《复古》篇记载:“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 [3] 79《未通》篇记载:“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真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 [3] 190武帝时期频繁发动战争,固然有保障中原农业生产的原因,但也是因为对奢侈消费品尤其是海外贡品的热衷。

与此同时,武帝还对西域、西南夷、百越、朝鲜进行征伐,使得汉代疆域在武帝时期最为辽阔,而这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取得的,据《汉书·韦贤传》记载:“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使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 [4] 736四条战线也意味着四条通商之路的开通,但这种通商之路是以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尤其是西北地区,生态破坏得最严重。汉代以前,西北本是一片繁茂的原野,城镇一个接一个,后来都被沙海淹没。南朝梁时,已经出现了如萧纲《陇西行》诗中所云“沙飞朝似幕,云起夜疑城” [12] 888的情形;到了唐代,则如岑参《遇酒泉忆杜陵别业》诗中展示的“黄河西际海,白草北连天” [13] 482

6. 余论: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思想的当代启示

针对当时奢侈、浪费的风气,辩论双方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贫富》篇中大夫们说:“山岳有饶,然后百姓赡焉;河海有润,然后民取足焉。” [3] 220他们却认为目前“民不足财”、“民不足用”的困境是因为开发不足,而国家致富的途经是对盐铁等资源的开采。《本议》篇中大夫们说:“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 [3] 4显然这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禁耕》篇说:“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 [3] 68面对当前环境恶化的局面,他们提出利用国家力量,加强法制建设以保护自然环境。《申韩》篇御史说到:“犀铫利鉏,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弧刺也。” [3] 580但是,他们并未能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简洁易懂的法规,《利议》篇中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批评:“能言之,能行之者,汤、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 [3] 324贤良文学旗帜鲜明地反对公卿大夫“颇逾制度”的奢侈生活,《散不足》篇贤良文学列举32条因豪华奢侈而产生的社会“弊病”,并提出:“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列,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业。如是,则气脉和平,无聚不足之病矣” [3] 400

在当时奢侈风气蔓延的社会中,贤良文学们无疑更具有发展的眼光,他们不仅认识到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也积极地提出改善办法;不仅认同法制的手段,也强调教化的作用。

首先,认同法制的重要性。《散不足》篇中贤良们说:“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圣人为之制度以防之。” [3] 349但是与御史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当世之法混乱无序、繁杂难懂,缺乏可行性,就连官吏都无法理解其内容,更有甚者随意曲解法律条文。《邢德》篇说:“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 [3] 566所以,贤良在《申韩》篇中提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3] 580

其次,广兴道德教化,克制不合理欲望。《本议》篇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3] 1他们主张“兴仁义”、“广德行”,不主张对匈奴的战争,就能避免对边境地区环境的破坏;不主张对山林川池的过度开采利用,就能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欲望,《散不足》篇说:“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财用之蠹也。衣服靡丽,布帛之蠹也。狗马食人之食,五谷之蠹也。口腹从恣,鱼肉之蠹也。用费不节,府库之蠹也。漏积不禁,田野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 [3] 356

再次,执政者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重礼义远浮利。《禁耕》篇说:“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 [3] 68《执务》篇说:“上清静而不欲,则下廉而不贪。” [3] 456贤良文学在《散不足》篇用32条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进行古今对比,来告诫人民远离奢欲与贪念。此外,执政者还应该首先做出表率,《疾贪》篇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3] 415《水旱》篇说:“是以王者务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 [3] 430《救匮》篇说:“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 [3] 401如此,则能上行下效,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思想。

文章引用

皮凌斐. 从《盐铁论》所载物品看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The Items of Discourse on Salt andIron: Research Regarding the PrimaryFactors That Destroy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J]. 社会科学前沿, 2017, 06(05): 553-559.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7.6507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 2.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3. 3. 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4. 4.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 5. 张鹤泉. 《盐铁论•散不足篇》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5(4), 70-76.

  6. 6. 张齐政. 从《盐铁论》看西汉中期的日常社会生活[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2), 111-117.

  7. 7. 屠承先. 《盐铁论》中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J]. 杭州大学学报, 1998(4), 1-6.

  8. 8. 邓拓. 中国救荒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9. 9. 段伟. 西汉黄河水患与防治制度的变迁[J]. 安徽大学学报, 2006(4), 98.

  10. 10.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1. 11. 葛剑雄. 西汉人口地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2. 12. 丁福保.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3. 13. 岑参, 撰. 廖立, 笺注. 岑嘉州诗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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