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Modern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turbulent and great transformation.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economic struc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or cultural structure, it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and the loca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is no exception. Rebuild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n the “ruins” is a problem that the benevolent people have been working on for thinking and solving. Fei Xiaotong further proposed the “Local reconstruction” under his “native China” paradigm, and continued the discussion. The aim is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1940s to see the problems that have occurred, exploring the measure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thre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focus on the agro-industrial mode in the self-sufficient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Taking this as an entry point, he proposed the idea of reviving the local industry, and this idea also caused many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that time.

Keywords:Local Reconstruction, Local Industry, Local Society

乡土何以重建

——再论费孝通乡土重建思想

温若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9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19年8月8日；发布日期：2019年8月15日

摘 要

近代中国处于动荡的大变革时代，无论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无一不经历剧烈变动，而在此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结构也不例外。在“废墟”上重建社会结构是仁人志士一直以来致力于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费孝通在其提出的“乡土中国”范式下，进一步提出了“乡土重建”的思考，延续前者论述思路。旨在将传统的结构配入20世纪40年代的环境里去看发生的种种问题，从文化、经济、政治的三大宏观角度探讨乡土重建的措施，将目光聚焦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的农工结合模式。以此作为切入点，提出复兴乡土工业的设想，而这一设想也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诸多讨论。

关键词 :乡土重建，乡土工业，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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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费孝通1947年自英国返回北平并于清华任教期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系列文章，而后文章辑合成《乡土重建》一书，费孝通很看重乡土工业化，早在江村和禄村的研究当中，费孝通就基本描绘了一幅乡土工业的蓝图，因之产生深入了解乡土社会内部结构的紧迫性。《乡土重建》是其继《乡土中国》后的又一部关于乡土社会的著作，费孝通关于乡村问题的思考受到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论证的影响，他所开启的“乡土中国”观几乎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主流认识范式和研究范式。

费孝通晚年曾说自己一生都在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一篇是“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即对城市工业和劳工问题的研究，研究这两个问题与其早年的求学经历是分不开的，费孝通与鲁迅一样，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弃医从文。“读完了两年医预科，我的思想有了改变，那是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我觉得不再继续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因为我当时想学好医也只能治一人治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的病” [1] 。他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几位大师，主修社会学和人类学。

若对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作一个粗略的概括，可以发现，在建国前其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成立社会学研究室(魁阁)，著写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内的民族工作；“1979年春节后不久，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同志给我们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 [1] ，主要参与重建社会学的具体工作，重访江村，进行小城镇研究。费孝通将社会学研究划分为两种取向，即“社区分析”取向和“比较研究”取向，“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即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 [2] 。《乡土中国》则属于社区分析中比较研究的范畴，东方的“差序格局”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则是比较而出的社会结构结论，《乡土重建》是延续《乡土中国》的论述思路，旨在将传统的结构配入20世纪40年代的环境里去看发生的种种问题，并且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从文化、经济、政治的三大宏观角度探讨乡土重建的措施，将目光聚焦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的农工结合模式，以此作为切入点，提出复兴乡土工业的设想，而这一设想也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诸多讨论。

2. 改造旧的文化观念

文化既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也是阻力，“传统价值观念与传统社会的性质相配合的，而且互相发生作用的” [3] ，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中国农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有限，因之产生了“知足”的观念。“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我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单指在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丰裕是指不断的积累和扩展，机会多，事业众。这两种经济中所养成的基本态度是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所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 [3] 。

匮乏的经济影响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态度，人多资源紧缺是知足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对于人多地少的问题，费孝通认为人口的庞大不在于生物性的增长，“中国庞大的人口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 [3] ，农业生产具有季候性，农忙时节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大量的工作，不能提前也不能延迟，因之需要储备大量的劳动力。一旦农忙时节过去，有些人口就变得多余，这也是匮乏经济由来的原因之一。匮乏经济下，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在丰裕经济中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

费孝通先生论述“知足”的观念产生的原因描述由外力作用下的自觉意识，资源有限却不致无法过活，若要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势必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些本就在饥饿线上徘徊的的人只得走上叛变的路数，如此，追求享乐的人反倒享受不成，相对于享乐来说，得先保证生存和平安。“知足”成了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历来农民叛变少有不是因为穷途末路而反抗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人民若是生活勉强支撑，似乎也甘于过着粗茶淡饭，远离庙堂的生活。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社会的性质相互发生作用，“匮乏经济”的社会性质塑造了“知足”的文化观念，同样当社会变动，西方“丰裕经济”影响中国社会时，“知足”观念同样阻碍了“匮乏经济”的解体。

资源有限性与“知足”观念的产生二者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也是儒家都不能不注意到的重要存在，儒家的理想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4] ，儒家想要赋予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以一定的位置和使命感，士农工商各司其职，进而实现他所提倡的人生意义，来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但若要论这些观念其对于人之行为的真正的、直接的效果恐怕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恐怕要从人性这个角度去探讨了。在政府方面，政府同样需要安定的社会、知足的百姓，这目标与儒家不谋而合的，不能直接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要求百姓舍弃物质生活享受的政府将儒家理念作为一种工具，利用宣讲等方法普及儒家理念，使而后的暴力执法师出有名，儒家也借用政府强有力的手段追求理想的大同社会。

说起“知足”观念，印度同样有这种安于现实的思想观念，虽然现行印度法律已经废除了种姓制，但印度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观念。在印度种姓制时期，种姓依等级高低从高到低依次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另外还有一类人叫达利特(贱民)，每个种姓门类下的人都从事与其种姓对应的工作，贱民这类人承担挑大粪、屠夫等劳累工作，也就是说有的人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有的人则只能住在肮脏不堪的贫民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种姓制和内婚制的存在，这样的状况是伴随人的一生。如此，下层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种姓和等级的，社会等级固化。当然，没有人从一出生就是要做奴隶的，为了维持这种极不公平种姓制度，稳定社会环境，印度本土宗教婆罗门发明了这样一套理论：人是平等且有灵魂的，人会死，但灵魂不会灭，如果今世虔诚信教，则来世可投入高种姓门下。即人人都能在来世成为高级种姓的人，只要今世安于现实，虔诚信教，努力工作。儒家和婆罗门是有不同的，儒家强调社会责任和大义，婆罗门教强调来世的享福，儒家教义需要政府推行得以贯彻，种姓制度即便被官方法律法令命令废止，在当今印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新的文化与之配套，那么社会的改造也只能流于表面。在《昆长劳工》一书中提到，接收西洋生产过程中有一种困难——利用现代技术的社会组织，由西方传入的社会组织，缺少与之对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且“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 [5] ，受传统惯性影响，习惯于以儒家观念支撑社会生活(即使只是名义)的人们在现代生产组织下只为了报酬(并没有多少改善生活)而从事劳工时变得不知所措，而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在爱国热情的影响下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3. 城镇与乡村的互相成就

关于乡土重建费孝通还从乡村和城镇的关系入手论到了经济。从一般情况来看，乡村主要是农业所在地，为农民和城市居民以及工业厂矿提供粮食和原料；城市是工业的主要集中区，生产工业品并且向包括农村在内的地区出售，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关系上是相成的。而中国社会以其独特的状况区别于这种一般的理论，费孝通认为“传统的市镇并非生产基地”，“在传统经济中，我们的基本工业是分散的，在数量上讲，大部分是在乡村中，小农制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配合有极长的历史” [3] 。市镇属于消费、剥削乡村的一方，而近代发展起来的大都会，又从工业上与乡村争夺市镇这一消费市场。受战争的影响，城乡之间的联系被粗暴隔断，于是出现了“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趋势”。

从乡村发展的长远来看，“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趋势”是不利的。面对此问题，他并没有主张回到过去传统的小农经济，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原来小农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手工业遭受重创，农民生产的土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销售情况堪忧，没有人会做赔本的买卖，我们如若不能关起国门，那么强迫农民从事没有利润的家庭手工业是不现实，不仁道的。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分工，而分工则要从市镇入手，使市镇从一个单纯的消费社区转变为生产社会，在乡村方面，则要重拾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他的“分工”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将一件商品的生产过程分成几个步骤，每个步骤有专门人员操作，这样既保证了效率也有了质量。城乡之间的分工便是如此，整个社会经济就是商品，有了分工，社会经济才会更好的发展。但是，仅有分工是不够的，缺乏其他如交通等辅助体系的功效职能再打折扣，另外消费者的购买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农民购买力不强，工业生产的钢琴、汽车这类高档消费品自然销售乏力，这其中是一个有利的循环；通过分工，经济发展，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进一步促进分工和带来生产动力，经济再发展。

4. 政府与政策的支持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因素，一个强力有的、行政效率高的政府是政策实施的有力保障。费孝通认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传统社会中，官方权利只到达县一级政府，而从县政府到各家门前这一段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主要通过民间的、私下的方式，即“民间高度自治”，“皇帝无为而能天下治的原因是有着无数自治团体遍地地勤修民政，集权的中央可以有权无能，坐享其成。”推行的保甲制无疑将自上而下的道路延长了，将自下而上的道路阻塞了，“原来是一个单位的被分割了，原来是分割的单位被合并了”。他认为制度的弊病大于人事，正是因为制度存在问题导致了基层行政的僵化，因此，改革当时实行的保甲制度，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轨道都能畅通无阻，这样上级的命令才能顺利执行，基层人民的合理呼声才能被当局重视。费孝通的一位朋友认为“保甲制乃深入民间之执行机构，正宜加强其效力，而先生反提回原之论，其将以现代之司马光自期乎？”对此，费孝通回应道“并没有否定中央权力加强的需要和趋势，更没有意思要重提皇权无为论” [3] ，而是“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提倡民主和宪法，至于具体做法应该是在基层事物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旧时的愚民政策不是长久之计。

谈到基层行政，就不得不提“人”的问题，文化需要人来传递和弘扬，政策需要人来执行，农业和工业需要人的辛勤耕作。乡土社会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本来由乡土滋养成长起来的新型或是传统知识分子不像旧时绅士那样取得功名后再回到乡土社会，原来活跃在乡间，身为自下而上轨道中重要任务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城市。如此，乡村自下而上的行政轨道淤塞了，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自治团体变得愈来愈少，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乡土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只出不进的状态不断的损蚀着乡土社会，而“引起这损蚀冲洗作用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发生在我们近百年的历史里” [3] 。乡土人才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绅士的没落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大学并不是为乡土社会造人才的”，新型分子不愿也不能再回到乡村，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早已与传统社会传教的不同，所学无用武之地，他们认为回到乡村这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道路。王奇生曾将传统绅士的没落总结为科举制度的废除、皇权的崩溃、五四新知识分子群体壮大和农民运动等原因。种种原因的影响和时间的累积下，乡土社会逐渐瘫痪。为此，费孝通提出“乡土复员论”，“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这个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 [3] 。对于现代化就是都市化这个观点费孝通认为，都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但不是全部内涵，“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略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 [3] ，这是乡土重建中的人才问题。

5. 新模式下的乡土工业

如果说以上的论述是费孝通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宏观角度来阐释乡土如何重建的话，那么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更加偏重实用性，即从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来进行乡土重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中的一派认为中国必须走上城市化道路，但是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多批评，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在开倒车。而事实上，从《江村经济》的时代开始，费孝通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他在江村所发现的乡村手工业对于维持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这种工农互补的基本结构，正是他讨论工业下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持 [6] 。“目前，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业到农村里面去，成为乡镇企业。一个是农民出来到工厂里面去，成为城市工人。这两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转变，真正社会的转变就是人的转变嘛。许多在西方已经看不到了的事情，在中国还存在。只是中国更复杂一点，前现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代问题和后现代的问题却已拥上来了。” [7]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标准》一文为后来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是因为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近代以来，西方工业品传入中国，对传统农村手工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有手工业作为辅助的农业生产不能同时供养耕作与其上的农民和坐享其成的寄生阶层——地主。“中国的租佃制度却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任何经济结构如果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民生，是决不能持久的” [3] 。地主阶级问题在传统手工业遭到破坏后彻底的暴露了，在农家收入主要来源为农田上的作为和乡土工业的时代，费孝通主张复兴乡土工业。其实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农家的收入更加多元化，而在费孝通所处的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也许是恢复农村经济的可行道路。

此时费孝通笔下的乡土工业与传统的乡土工业是不同的，即在动力、技术、社会关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都可以异于传统经济中的家庭手工业，对于新式的乡土工业，费孝通提出了以下设想：乡土工业使用新技术、新动力，工厂的范围不限于家庭，“机器部分集中在小型工厂里，手动部分则仍在农家”，“工厂的社区化，整个乡村可说是一个工厂，小型工厂是一个核心” [3]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复兴乡土工业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现代社会的工厂选址并不因为城镇和乡村的区别来选择，而是依据区位优势例如交通、地形、自然资源、人力成本、政府政策等多个角度来思考的。对此，费孝通也承认地说道其出发点不是着眼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而是为了农民，对于反对者认为应当集中发展大工业的观点说道：“不知道曾否考虑到大规模工业化有多少可能”，这种看似矛盾的想法是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的。

新的模式和技术是发展乡土工业的第二步，第一步应该是资本的问题，有了资本可以投资设厂、添加设备、引进技术、招募工人。中国经济再当时是“匮乏经济”的状态，普通农家一生致力于精耕细作，农工结合，即使这样，尚且才能达到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准，更何况还要供养寄生在土地之上的地主阶层和传统手工业没落的局面，因此如果不改变现有制度，资本是“节约”不出来的。若农民没有供养地主这一特权阶级，在保证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平下，是可以有一定的剩余的，“储蓄能力是由伸缩性的，但是这伸缩性却系于很多社会条件，在一定条件之下，却有他的限度。” [3] 对于人天生乐于物质享受这个倾向，强制储蓄似乎是个有用的办法，但费孝通认为在不民主的社会用政治力量来强迫储蓄只会加重奢侈和腐败，但却可从家族的发展来“强迫”农民储蓄。家族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中的重要同心圆，社会结构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又影响着社会环境及环境存在的“物”。差序格局在乡土重建中既是阻碍也是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差序格局独有的伸缩性以及群己界限的相对性 [1] 。作为乡村基本社群的家族是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此时，家族的功能早已不再局限于生育，同时还担负着经济、政治等大部分职能，这也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被看作是基层自治社会的原因之一。利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来保证资本的储蓄可以减少很多阻力。但想要以分散的方式积累基本并且投入到再生产，并且保证家族能将所储蓄的资本有效率的利用，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如何将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结果有效地分到人民大众手中，“新技术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分配方式)相配合，也极可能引起对人民生活的有害结果”，因此“问题不是在新技术应否运用，而在怎样可以对人民有利地应用这些新的技术” [3] ，在为《昆厂劳工》所写的《书后》中，费孝通将昆厂所面临的种种人事上的问题一针见血地归结为“因新工业兴起而发生了社会解组的现象”。“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机器；而是一种新社会组织的建立。……在这工业组织中一切参加的人必须有高度的契洽。” [5] 传统的家庭和手工作坊因为竞争性的缺失，并不能促进技术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为此，费孝通提出工业所有权属于参加工业的农民以及“服务工厂”的措施。这种看法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却忽略了实际施行的困难和人的心理因素，首先在工厂所有权属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下，农民收入不仅来自劳务所得，还有工厂利润的分成，虽然这会赋予农民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农民一开始需要注入的资本从何而来？人人都是主人这种所有权形式下员工管理问题怎么解决？个别人因“搭便车”想法儿导致倦怠的行为怎么处理？凡涉商业的地方大都是趋利避害的，“服务工厂”为何只甘于担任代理一职，且乡土社会似乎并没有十分强于“服务工厂”之处，要实现“服务工厂”这种形式，也只得从强制权利这一方面来入手。

6. 结论

乡土工业复兴是作者为当时充满种种弊病的社会提供的一剂良方，“乡土工业”一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家庭式的生产场地、破旧的木机杼、夜以继日的劳作、质量堪忧、价格低廉的土特产。的确，在当时费孝通发表这些文章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认为他所提倡的是要回到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状态，对此费孝通也多次在书中强调他所提倡的是一种使用新技术、新动力和新的组织的乡土工业，从表面看来存在一种社会倒退的倾向，实际上却是促进乡土社会的现代化。有学者将费孝通的问题意识概括为“费孝通问题”：“一是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必然地要沿袭西方现代性模式；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是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观其实质，‘费孝通问题’追究的是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外来文化面前能够做出怎样的抉择以及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融通和平衡问题，旨在超越一直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徘徊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未能走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困境。” [8] 关于乡土工业复兴便是问题意识影响下的成果。

费孝通在谈论乡村、市镇和都会一文中提到经济的发展在于城乡之间的分工，在书的后半部分又提倡发展乡土工业，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论述，怎么能一边要求农村分工得务农，城市分工得发展近代工业，一边又要农村重拾乡土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费孝通的经济思想不是只有乡村工业化思想这一个部分，还包括小城镇思想和区域发展思想等” [9] “乡村工业化思想在费孝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与小城镇思想、区域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对小城镇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是这两种思想的重要连接点” [9] 。这两种路径对应与乡土工业和小城镇思想和区域发展，不同时期实行起来的路线，乡土工业主张解决当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分工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采取的专门化生产模式。

文章引用

温若均. 乡土何以重建——再论费孝通乡土重建思想
How to Rebuild the Native Land—On Fei Xiaotong’s Thought of Local Reconstruc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08): 1389-139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819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