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2年2月18日；录用日期：2022年3月15日；发布日期：2022年3月23日

摘要

后殖民主义指出翻译并非两种语言完全平等的对话。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引人关注。如何在国际上有效保护和宣传本国文化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这其中译者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正确认识现代翻译与政治环环相扣的关系、把握当下政策方向有利于译者准确运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为我国在国际上争取平等的话语权。

关键词

权力，现代翻译，政治，翻译策略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Yimeng Yang, Yanyan C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Feb. 18^th, 2022; accepted: Mar. 15^th, 2022; published: Mar. 23^rd, 2022

ABSTRACT

Post-colonialism points out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a dialogue between two languages on a completely equal footing.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power relations behi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has become a new issue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going abro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which translator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Therefor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and a grasp of the current policy direction is conducive to translators’ accurate use of naturalized and dissimila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the fight for equal discourse rights for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Keywords:Power, Modern Translation, Politics, Transl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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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50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两种语言文学的转化层面，开始从各个领域研究翻译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便是从历史文化范畴解读权力对翻译的影响，考察隐藏在译文背后的文化权利斗争，认为权利的差异使得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其中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使用权力进行殖民的手段除了强制性的立法、司法、武力以外，还有向人民宣传有利于殖民国家统治的思想和价值观，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受统治。可见，翻译作为文化传播手段，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在权力关系影响下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的道具。

虽然殖民时代已不再，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权力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同时，我国开始意识到为了应对外部权力关系的影响、抵制文化霸权主义，需要做出一些宏观管控。于是我国近年来大力提倡“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积极输出本国优秀文化，以期扩大本国文化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些国家政策可以为译者选择翻译素材提供方向，也利于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译作的完成也能更好响应国家号召，有效传播我国文化。

2. 政治影响翻译

政治是指政府、政党治理国家的行为，既包括外交活动，也包括对内政策及国内形势。吴荧丽、李艳(2017)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的翻译活动与政治的关系便密不可分，中国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都与政治有关 [1]。进入现当代后，随着我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翻译事业的发展越来越成熟，翻译活动开始百花齐放，但政治对翻译的影响仍切实存在。

政治形势及政策影响译本的选择。纵观中国翻译史，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翻译”，“翻译什么”是首要的问题。明末清初，因为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徐光启、李之藻等便纷纷将目光转向西方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以期引进西方科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清末民初，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严复、梁启超、林纾等对译本的选材则更倾向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名著或是文学作品，以期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可见，政治形势的变化对译本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过去因为想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思想发展我国，所以众多译者选择引进外国图书，而没有想过将本国作品外译。到了现代，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优秀的文化开始走出国门。那是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现代翻译虽没有了救亡图存的任务，但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还存在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流。要弥补这一权力势差，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为此，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走出去号召，旨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而这一系列的号召也为译者提供了选材的指向性，译者开始从研究国外作品转向对本国作品的翻译。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明确了翻译的方向应是本国文化的外译，并且要尽可能多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为响应此号召，我国国家社科基金开展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2015年~2019年的立项数目达到747项，学科涉及26种，包含了庄子、古代文化、丝绸之路、社会主义等关键词 [2]。可见，一大批译者开始投身于中华文化的外译，选择庄子、古代文化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以及丝绸之路、社会主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作为外译对象，以期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此外，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国2019年的输出版权数为15,767，引进版权数为16,140，其中输出图书版权为13,680；而2010年的输出版权数仅为5691，引进版权数为16,602，其中输出图书版权仅3880。近十年时间，我国版权输出数增长近3倍，图书版权增长3.5倍，而引进版权数却几乎持平，甚至有所下降。可见，相比于引进、翻译外国图书，将本国的优秀成果外译才是近十年的翻译主题。而这离不开国家外译项目的开展以及各大会议的“文化走出去”号召。由此可见，政治形势对译者选择译本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才是大势所趋。

政治政策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在谈及政治形势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时，目前学术界大都集中在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的讨论上。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同时也是讨论文化翻译时常出现的焦点。归化是把源语本土化，使用地道的本国语言，以增强读者理解。异化则是更贴近原文，保留原文特色，对读者来说，异域色彩较浓厚。在早期的殖民扩张中，强势文化的宗主国在引进、翻译殖民地的文学作品时大都会采用归化策略，删除译本中与自身预设不符的内容，保留想要的内容，以此来拒绝外国文化的影响。为了抵抗这种文化霸权行为，殖民地国家在输出本国作品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异化策略，试图保留自身文化。此类文化交流活动又与今日的情况类似。虽说殖民时代已过去，但“殖民时代遗留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权力较量的差距以及对话时的不平等” [3] 却未曾消失。因此，翻译策略的讨论还是有必要的。同时，了解当前政治形势，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也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在翻译层面来说就是“中译外”。而在“中译外”的翻译策略讨论上就出现了分歧。魏天婵(2015)认为汉英翻译中应该运用异化策略，那样有利于在文化交流中抵制霸权主义，维护自身文化特征 [4]。而谢莉(2018)则在考虑到文化传播效果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外译应该首先考虑归化策略，以意译为主。其实异化与归化策略并不是完全独立分开的，大多数学者也都是支持异化与归化相结合 [5]。确实，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与过去的殖民时代、“救亡图存”时代都不一样，虽然依旧存在强弱势文化之争，但它是一种良性的竞争与交流。因此，没有必要完全的异化或者归化，而应该二者结合，在尽可能保留中国特色文化词汇的同时，照顾目的语读者的感受。正如我国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6年的宗旨是推动中国学术从积极“走出去”到有效“走进去”，我们不仅是将文化推出去，还需要对方能够并且乐意接受它。“只有被大多数译入语读者接受了，才能说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了。” [6]。因此，在我国大力主张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译者在翻译国内作品时应当有意识地采用异化策略，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同时也不能陷入盲目异化的泥沼中，适当使用归化策略，才能让中华文化有效走出去。如我国近年来一直谈及的“小康社会”的日语翻译便是一个成功案例。“小康社会”在日语中虽然也写作“小康社会”，但是日本的“小康”与我们的“小康”意思有所不同，是“病情好转，暂时安稳”的意思。“小康社会”在日译的时候采取了保留中文汉字并加上相关定义的做法，不仅可以完整保留中国特色词汇，也将其含义很好地传递给了日本受众。

政治形势影响译者的思想。对译者来说，在翻译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形成可以视作政治的隐形影响。庄柔玉教授在《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中指出：“翻译的意识形态，即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与其成长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成长环境又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因此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其实，上述政治环境对翻译文本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与译者不无关系，但是其影响与对译者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政治环境对翻译文本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多数是译者顺应政治形势，企图用译本达到一定目的。其次，在政治政策的引导下，译者能选择的译本范围相对较少。而政治环境对译者思想的影响真正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处理方式上。如译者在翻译日语的“尖閣列島”时，并不会直接说“尖阁列岛”，而会说“钓鱼岛”。这在翻译策略中虽属于归化策略，但这并不是译者迫于政治形势选择归化策略，而是“钓鱼岛”这个名字已经渗透了译者的生活环境，同时钓鱼岛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译者会有意识地将其转换过来，同时也表明了自身的立场。这是长年累月的政治环境对译者思想的影响，也是译者翻译时潜意识里表明自己立场的表现。

3. 翻译反哺政治

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经济挑战，同时还带来了文化交流的隐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意图通过各种媒介来输出其资本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弱势文化造成了威胁。为了削弱强势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外译迫在眉睫，利用好翻译这一文化交流工具将会成为我国外宣有利的手段。

翻译对象的选择有助于中国优秀文化“有效走出去”。上文提到政治政策会推动中华文化相关资料的外译，与此同时，翻译对象的选择也反过来会促进中国文化更快更好走出去。中华优秀文化底蕴深厚，灿若繁星，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以及近年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要有效传播这些优秀文化，首先需要选好翻译对象。拿诸子百家为例，赵茜(2015)分析了《论语》与《孟子》在日本的译介情况，指出相较于《孟子》而言，日本社会对于《论语》的接受情况更甚 [7]。其原因在于二者的内容与风格的不同。《论语》与《孟子》可谓是中国学子耳熟能详的作品，可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却出现了差异，这也说明优秀文化在传播到国外时，所取得的效果很难保证。同时也告诉我们，选择翻译对象，不能仅看其在我国的接受程度，还应考虑到传播到目的语国家后，其能否被很好吸收。2017年韩国《亚洲经济》一篇题为《3亿3千万人被深深迷倒，中国网络小说引起市场大爆发》的文章指出，中国网络小说现已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与中文的窗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姜智芹教授也在研究中指出：“相比纯文学作品，国外出版社对偏通俗文学的谍战小说出手迅速，这类作品为当下文学增添了新元素，丰富了海外读者认识、了解中国的途径。”由此可见，相比于传统文学，小说类的翻译在海外的接受度显然更高，且成为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外国读者对小说的兴趣，让他们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如《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的主编姚建彬就说过，这一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推动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不仅要着眼于把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出色、最具时代特色、最能反映当下中国经验的纯文学作品推介出去，而且要放宽眼界、拓展思路，向非纯文学发展。换言之，我们不能仅推介我们认为好的文化，而要从多方面入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了目的语读者的兴趣，才能激起他们对小说背后的中国文化的兴趣。如果不关注读者兴趣，一味输出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化，那么所谓的文化“走出去”，只能沦为数据的空壳。因此，选择一个好的翻译素材，能使更多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主动了解中国文化。长此以往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文化“有效”走出去。

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为了更好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而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就在于讲述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发表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方的所谓客观、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对东方的研究实际上充满了偏见和误解 [8]。由此可见，西方在引入东方文化时，是带着意识去取舍的，并不是客观为之，且他们对东方形象的认知也只是停留在自己构建的层面，而忽视了现实。即使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葛浩文的《丰乳肥臀》英译本，在有些方面传达的也是译者为迎合西方读者期待而构建的中国文化而非中国独特的特色文化 [9]。因此，怎样有效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用目的语再现中华文化的内涵，是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时应考虑到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 各国交流愈发频繁，文学作品的交流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政治话语的传播，而政治话语的传播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显得尤为重要。郭璐璐和范旭在研究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基础上发现译者大多采用了以异化为主、释义和加注为辅的翻译策略。同时该英译本在国外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见其传播效果及接受程度未因异化策略而有所减少。由此可知，中国政治话语的翻译采用异化策略并无不可。但正如郭璐璐和范旭二人也承认的，没有哪本译作是绝对归化或绝对异化的结果，我国政治话语的翻译也需要结合异化与归化策略，但是需要把握二者间的“度”。如果过度归化，“中国故事”就会失去中国特色，变得不再真实；反之，过度异化，则会使译文变得晦涩难懂，听“故事”的人无法理解其真意，反而得不偿失。因此，适度结合归化异化策略，才能更好讲述中国故事。

4. 结论

正如勒菲弗尔所言，“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任何译者的翻译行为都会受到外部政治政策以及自身社会背景及思想的影响，同时，译者有意识地结合归化与异化策略翻译的文本也会反过来促进本国政治外宣，提高我国话语权。在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后殖民视域下现代翻译与政治的关系，不仅能让我们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也有助于译者正确认识翻译活动的政治影响，关注国家政策、有意识地选择翻译对象及翻译策略，从而保护、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文章引用

杨依萌,蔡艳艳. 后殖民视阈下现代翻译与政治关系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3): 387-39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304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