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宜春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5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2日

摘要

作为明代的朱子学者，罗钦顺明确提出唯物论的理气观，对朱熹思想进行修正。针对学界空谈心性，士风日靡的现象，他揭露了阳明心学的禅化，开创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他从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三方面提出见解。他强调除了学习经书辞章外，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修德、成仁、为政、治国；教育方法要顺应自然、求真务实、循序渐进；他重视学校的兴修和历史遗迹对学者人格的塑造和气质的熏染。其实学教育思想，灵活、包容、客观，对当代的教育发展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明代中后期，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

A Review of Luo Qinshun’s Practical Educational Thoughts as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of Jiangxi

Dan Hou, Qingling Li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Jiangxi

Received: Dec. 8^th, 2023; accepted: Jan. 5^th, 2024; published: Jan. 12^th, 2024

ABSTRACT

As a scholar of Zhu Xi in the Ming Dynasty, Luo Qinshun clearly proposed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Li Qi and revised Zhu Xi’s thoughts. In response to the phenomenon of empty talk about mind nature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popularity of scholars, he exposed the Zen transformation of Yang- ming’s theory of mind and created the trend of practical learn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 put forward his opinions from three aspects: educational content,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He emphasized that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classics and texts,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virtue, become benevolent, serve politics, and govern the country; educational methods must conform to nature, seek truth and be pragmatic, and be step-by-step; 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and historical relics on the shaping of scholars’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of infection. His practical education thoughts are flexible, inclusive and objective, and have extremely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words:Mid-to-Late Ming Dynasty, Luo Qinshun,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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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学”一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张载(1020~1077)，而第一位正式使用“实学”一词的是程颐(1033~1107)。明代中期的思想界，被称为“江右硕儒”的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在“气一元论”的理论基础上首次提倡“实学”。“实”的基本含义是“有”、“真”、“客观存在”。显然，罗钦顺倡导的“实学”与宋代朱熹等人存在差别。到明清之际，“实学”转为“经世致用”的思潮，表现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带有早期的民主主义意识。不论是从虚、空、伪、实之辨到标榜人的道德价值的实现，还是从追求片面的道德完善到突出人们的日用实际，或是从重视人伦转到重视自然等，都是后者对前者的反思和批判，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罗钦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教育思潮。

2. 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罗钦顺出生于官僚士大夫家庭，性喜静，为人谨慎，不愿攀附权贵。兄弟三人，同为弘治六年(1493)进士。罗钦顺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在任翰林院编修的十年间，他利用阅览古籍的机会，钻研佛学。五年后，到南京任职，他又潜心儒家经典和理学的研究，开始对佛教进行批判。因触怒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伏诛后复职。由于父亲病危，抵家省亲后不耻与“以议礼骤贵”的张璁、桂萼同列，“屡诏不起”，后致仕终老。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完成了《困知记》及《整庵存稿》的写作 [1] 。通过清算佛教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他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对程朱理学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改造，完成了从理学唯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

2.1. 空谈心性

时阳明心学一出，群天下之士，无不佩服跟随，但也导致弊端产生，罗钦顺在《题王改斋手翰》中指出：“近时讲学者，其说不一，只为心性二字难明”( [2] , p. 141)。不仅如此，其《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也谈到，审时人之所学，“往往脱略章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议先儒”( [2] , p. 9)，这样的后果导致“放荡浮游之说，因兹日炽盛”( [3] , p. 252)。对此，“整庵独以一人，排佛氏之非，致书姚江，竭尽忠告，挽回拯救”( [3] , p. 252)。罗钦顺虽和阳明是朋友，但也不惜直言相告，致良知“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通不理会，厌烦而喜径，欲速而助长，则其回光反照之所得，自以为千载不传之秘者，《圆觉》固其第一义矣”( [3] , p. 198)。在罗钦顺看来，阳明的良知说偏向求心，急于求成，导致后学者以佛教大乘顿教的经典《圆觉经》为宗旨，忽略格物，缺乏扎实打好基本功的重要过程。进一步，他斥责阳明“良知即天理”的观点是诬陷孟子，如“乃诬孟子以就达磨，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言之可为痛恨！其自误已矣，士之有志于学而终不免为其所误者，何可胜记！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扑其焰，欲求斯道大明于世，其可得乎”( [3] , p. 199)！罗钦顺言辞激烈，对正盛行的“致良知”说造成的误己误人的空虚流弊，作了彻底的揭示，并寄希望于“高明特立”的士子，勇敢驳斥阳明学说，扭转当时空谈心性的急躁学风。作为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学者，罗钦顺的拳拳之心可窥一斑。

2.2. 士风日靡

罗钦顺生活的明代中叶，国家内忧外患，政治矛盾尖锐，学风低迷。罗钦顺对此颇有感慨，认为“今士风日靡，异说澜翻，非有卓然不惑之君子，其何能定”！希望贤者“益坚任重道远之志，笃致深潜缜密之功，以振斯文，以式来学，将不止为一世之士而已”( [3] , p. 180)。不仅如此，他明确指出，学者不仅是存在着学风衰靡的现象，还有不可忽视的精神意志的问题，“内之无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无以达经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败”( [3] , p. 60)，令人忧心不已，悲愤扼腕。如果从长远来看，士风影响士气，士气影响为政，为政影响立国，其间的关系环环相扣，罗钦顺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德六年(1511)秋，在担任南京国子司业时，罗钦顺给时任皇帝明武宗进了一篇奏疏《献纳愚忠疏》，他谈到“今士气积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举措为先。盖凡为贼瑾挟私怀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 [2] , p. 132)。正直的大臣非贬则诛，如果能赦免、重用之，无疑能振作士气，士风也将迎来新的转机。罗钦顺希望明武宗参考群言，“勿为私意之所牵制，勿以一眚弃大善，勿以微劳贳大奸。伸厄穷、斥朋比，退谗谄、进刚方，意向既明，士风立变。庶几缓急之际，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国之安危未可知也”( [2] , p. 132)。显然，国家对大臣的态度，关联着民心的向背，士风问题对国之安危影响巨大。

3. 罗钦顺的实学教育思想

明代的儒家教育掌握在国家手中，如两京国子监和各府州县的官立学校“儒学”。此外，由于明初“国学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 [4] ，直到王阳明出，复倡讲学之法，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者所忌，至东林书院事件达到顶峰，魏忠贤尽毁书院后，书院大没落。可见明代官学与书院此消彼长的情况。鉴于此，本文探讨的对象以国学儒庙为主。

3.1. 教育内容

3.1.1. 经史子集

明初，学校教育兴起。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颁布学校禁例，加强对生员的管理。从总体上看，罗钦顺对明代的教育持肯定的态度，具体到教育的内容，《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中他总结道：“学校之教，大抵先经而后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于诸子百家，则亦随其力之所及而博观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归，而定夫取舍之极，务明其体以适诸用，是惟圣祖建学育才之大旨也”( [2] , p. 9)。明代的教育机制是以科举制为中心，所以上至经史子集、下至程朱理学，都是其教育内容的范围。罗钦顺认为“迨我圣祖出，位隆君师，兴学育才，一以五经四书及数君子之说为教”( [3] , p. 60)。简言之，是以四书五经的格物致知说为主的。

3.1.2. 守礼行义

明代中后期，新的经济关系发展，社会思潮涌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不断，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代表封建纲常名教的“礼义”、“天理”被削弱，人性得到解放，儒家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信仰也受到一定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钦顺强调在学习知识之外，守礼行义、尊道明统是古代教育的基本功能和职责。其《送大司徒蒋公致仕还乡序》写道：“夫君子固汲汲于事功，亦未尝不兢兢于名节，其于进退之际，岂苟焉而已哉？盖有礼义以为之权度也。是故义可进而进精明之治，固将由之以臻；礼当退而退亷耻之风，亦必由之以长，其于世道岂不交有禆益乎哉”( [2] , p. 90)？对读书人来说，遵循礼义秩序，就能在进退上保持名节。罗钦顺还提出：“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为之经，喜怒哀乐为之纬，经纬不忒，而仁义礼智之实在其中矣，此德业之所以成也”( [3] , p. 25)。为人处世最基本的，是遵循儒家传统的人伦秩序，再辅以喜怒哀乐四情。情出于血气，发自内心，贯通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成为儒家“仁义礼智”思想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点。

3.2. 教育目的

3.2.1. 育才

明代的官学是教育人才的重要场所，罗钦顺在《韶州府重修庙学记》中指出“学校之教，所以明伦理、育人才、厚风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必以此为先务焉”( [2] , p. 7)。自古以来，君王都以培养人才为首要目的，而人才可以分为三类，“或以道学，或以词章，或以政事，大约有此三等。其间又各有浅深高下之异，然皆所谓才也”( [3] , pp. 22-23)。罗钦顺认为，在“道学”、“词章”及“政事”的领域，不论才学的深浅高下，都谓之人才。对人才的政策，当宽松又有变通，“取士之法，宜有变通。士行修，然后民德归厚。治安之本，无切于此”( [3] , p. 115)。事关乎民德之厚，甚至乃治国之本。

3.2.2. 求德

对人才而言，最重要的是立身行事的德行，它以孔子的仁学为旨，“夫学，所以学为人也，人之所以为人，仁而已矣”( [2] , p. 7)。对君子来说，“博学而慎择之，审问而精思之，明诸心体之身，积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于不可胜用，然后为学之成”( [2] , p. 7)。单是知识渊博是不够的，还需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这样才能达到诚的境界，才能养成内在的德性，诚如“为己之学，最是涵养体认工夫常要接续，记览考索皆其次尔”( [3] , p. 176)。如果掌握了知识，具备了才能，但内心没有仁德，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要具备仁德，需克己，“惟从事于克己，则大公之体以立，而顺应之用以行，此圣门之实学也”( [3] , p. 198)。君子的言行举止，需符合儒家忠信等道德观念。罗钦顺提出，“忠信”二字“此实人道之本也”。常人无此，“犹不可以自立于乡党，况君子之学，期于成己成物者乎！若于忠信有所不足，则终身之所成就，从可知矣”( [3] , p. 100)。

3.2.3. 治国

教育对国家的发展乃至安危都有较大的影响，罗钦顺在《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中指出：“百六十年来，士有定志，庠序有正业，异端邪说举无所入乎其间。敦厚者徳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广，公卿百执事之选，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屡得其人而显收其效矣”( [2] , p. 9)。罗钦顺以史为鉴，认为“唐之祸乱本于李林甫，宋之祸乱本于王介甫。林甫之祸唐，本于心术不端；介甫之祸宋，本于学术不正”( [3] , p. 114)，把唐宋的政治祸乱归结为学术不正。罗钦顺尝言，“世道之隆污，鲜不由于学术”( [2] , p. 9)，足见教育与国家治乱关联甚大。对国家缺乏人才这种现象，他提出，如果能“各举所知”，物尽其用，那“天下之才毕见于用”( [3] , p. 21)。在事君与为学上，忠是贯穿始终的，诚如“大抵能主忠信以为学，则必有忠诚以事君。事君之忠，当素定于为学之日”( [3] , p. 50)。

3.3. 教育方法

3.3.1. 顺应自然

教育方法是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原则的反映。在教育方法上，罗钦顺指出应遵循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不可违逆的，其所谓“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当然。凡其所当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违者也。何以见其不可违？顺之则吉，违之凶，是之谓天人一理”( [3] , p. 30)。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泰和县儒学重建灵星门记》曰：“惟物循其则，事适其宜，则道即此而行，而其为圣人之徒也无愧矣”( [2] , pp. 10-11)。又如“‘因时制宜’一语最好，即所谓‘义之与比’也。动皆合义，则天理周流而无间，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于刚，不偏于柔，惟其时而已矣”( [3] , p. 99)。可见，万物有其内在的规律，行事应遵循此理，做到因时制宜、刚柔兼济，则天理流行，仁德具也。他又进一步提出“凡其所当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违者，故曰真也；所不当然者，则往往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达诸家、国、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极之道，而内外、本末无非一贯也”( [3] , p. 70)。修养身心、治理国家，需要存真去妄，而判断真妄的标准是能否顺应自然，做到因时制宜。

3.3.2. 务修其实

明代中后期，王学末流陷入空虚高远之弊，空谈之风盛行学界，导致学风空疏。对此，罗钦顺有清醒的认知：“学而不取证于经书，一切师心自用，未有不自悟者也。自悟已不可，况误人乎”( [3] , p. 48)？进而提出“为士者当务修其实，求士者必兼取其长”( [3] , p. 23)，提醒学者注重生活践履，从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言行动静做起，“不为物所蔽，不以辞害意”( [3] , p. 184)，做到不受外物牵制，不事形上性命之言谈。对此，他还有一个比喻，即“山之本体，则理一之譬也，种种面目，则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观之处，便是日用间应接之实地也”( [3] , pp. 88-89)，此谓之“笃行”，如此才能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3.3.3. 循序渐进

罗钦顺生活的时代，学风浮躁是最突出的问题，他认为学校教育应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对此，他阐述道：“夫培养深厚，则所见益精，言愈约而味愈长，行愈力而事愈实，升堂入室，夫何远哉”( [3] , p. 172)！又如“凡事皆有渐，其渐方萌，是即所谓几也”( [3] , p. 99)不仅是日常的积累需要循序渐进，在修心求仁上，他说“仁固不外乎心，然非可以浅近窥、急迫求也”( [3] , p. 173)。同样，在治国为政上，“规模宽大，条理精详，最为难得。为学如此，为政亦如此，斯可谓真儒矣”( [3] , p. 99)；而国家的治理“图治当先定规模，乃有持循积累之地。规模大则大成，规模小则小成，未有规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 [3] , p. 114)。

4. 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4.1. 讲求平实

明代社会经历前期的积累，到中后期，商贸交流更频繁，经济发展更迅捷，人们的重利意识更突出。随着识字率的提升、消费数额的增长，为了谋生，科举失意的士人转向经商，或从事游走四方的行当，关注生计成为普遍现象，士风随之衰颓。罗钦顺深为忧虑，认为“近时学子，大抵悦新奇而忽平实”( [3] , p. 209)，表现在创作上也是如此，故他提出“文贵实”的观点，同时强调“《诗》、《书》之文，无非实者。《易彖》、《象》之辞特奇，然皆实理，无一字无落着，故曰‘《易》奇而法’。近世作者，往往以新奇相尚，要皆子虚乌有之类耳”( [3] , p. 139)。文体新奇，主要指当时下层文人在应试上表现出的特点，即在解释经典和论说时的依据并非依傍传注，他们广泛征引，多半取自诸子、佛经或者小说。在罗钦顺看来，这种厌常喜新、慕奇好异之举无扎实的基础，学风浮泛，和儒家传统文艺观是背道而驰的。

4.2. 强调变通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统治者控制力弱化，人们主体意识增强，上至国家政策，下至社会风尚，其变化成为可能。在法令制度上，罗钦顺认为“法有当变者，不可不变，不变即无由致治。然欲变法，须是得人”( [3] , p. 20)。法不随时代变化，国之治就无所依恃，而变法的关键是人才的启用。对选拔人才，罗钦顺肯定了国家之制，其《送通判刘君复任杭郡序》写道：“今天子励精图治，深惟变通之宜，明诏一下，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而权衡人物者，方将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德意”( [2] , p. 38)。统治者应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征奇才。至于从政者，其《赠侍御张君考绩序》指出：“官职有大小，责任有重轻，历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于身也，则无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于天地间，以俟事物之变于无穷，盖不容一日不正”( [2] , p. 73)。官职有变，但做人之道不变。君子以仁德立足天地间，借此直面事物的变通，故德不可不正。

4.3. 重视教育场所的兴修和历史遗迹的教化功能

从汉代一直到清末，儒学都是官学教育的基础。明代，根据朝廷部署设置的地方官学叫做儒学，也称府州县学。到万历年间，全国绝大部分的府州县都普及了儒学，这是地方儒学的主要构成。地方儒学的办学和教育宗旨与中央官学(即太学)保持一致，是实现教化的重要依托。罗钦顺在《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中提出：“学乃教化所从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壮”( [2] , p. 7)。学校的兴修，有益于教，其《当涂县儒学重修记》载：“使为师弟子者居之而安，则其心一无所挠，而其为教也必专，为学也必固，庶几人才辈出，有以维持斯世，永抵于平康”( [2] , p. 5)。罗钦顺指出，兴修不是小事，其《韶州府重修庙学记》提出：“凡教之所以兴，必由于表率之端，诲诱之善，劝戒之明，固无待乎其外？然而庙貎之显设，堂宇之崇峙，斋舍之分列，乃学者陟降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则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于不笃。故兴修之举，诚亦有资于教事”( [2] , p. 7)。他肯定学校房屋的建构、局部的设计、氛围的塑造将有助于士人志向的笃定。

家乡泰和重建儒学，罗钦顺大力肯定，更完整清晰地表明了观点，所作《泰和县儒学重建灵星门记》曰：“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学，所以敦教而育才也。学必有庙，以事先圣先师，所以尊道而明统也。吾圣人之道髙明广大，固有非言说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无二致，为学者必明乎此，然后谓之知学；为政者必通乎此，然后谓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门之建，一屏之设，虽则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 [2] , p. 10)。可见，教育场所的兴修和士人的修德为政虽是内外的关系，却互为一体。如果安于简便，对此漫不经意，或务求奢丽而过度用心，皆非适宜之举。对待历史遗迹的重建，罗钦顺也持同样的看法，其《江藩重建滕王阁记》指出滕王阁的功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即“当与异时异视，况于表章忠烈，庙貌显严，髙山景行，向仰斯在，其关于世教不尤重乎”( [2] , p. 12)？强调历史遗迹、文物景观的修缮事关政体清明、衣冠文物。罗钦顺对教育资源、教育设施的重视，受其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学思想及本体论上道、器观的影响 [5] 。

5. 结语

罗钦顺的实学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要秉持崇实、务实的理念，在日常学习及生活中积累磨炼，树立合理的理欲观，积极完善自我，为构建健康心理及和谐社会提供相关指导。同时也要看到，受当时思想历史条件所限，罗钦顺的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气论上。清儒黄宗羲曾评价说“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但在心性论上“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6] 。鉴于此，不可把明清实学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完全等同起来。只有正确认识其历史地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为当下的教育事业及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江右硕儒’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研究”(22YB215)。

文章引用

侯 丹,刘清玲. “江右硕儒”罗钦顺实学教育思想述论
A Review of Luo Qinshun’s Practical Educational Thoughts as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of Jiangxi[J]. 教育进展, 2024, 14(01): 415-42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6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