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8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20日

摘要

马克斯·霍克海默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属于最先提出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在此之后，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单向度的人》中对“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进一步发展。最终，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使得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理论得到系统阐发，构建出独特的关于此的框架，形成理论的拓展延伸。本文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线性梳理，并对其中哈贝马斯的观点进行了重点关注与浅析。

关键词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A Brief Analysis of Ear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eology Theory

Fanxin Ha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18^th, 2022; accepted: Oct. 13^th, 2022; published: Oct. 20^th, 2022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Frankfurt school, Max Horkheimer is the first person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deology. After that, Herbert Marcuse further improved the view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ideology”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Finally, as the backbon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ol, Jurgen Habermas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structed a unique framework on this, and formed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heory. This paper briefly and linearly sorts out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focuses on and analyzes the views of Habermas.

Keywords:Haberm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eolog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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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

马克斯·霍克海默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多从《启蒙辩证法》中可以见到，事实上在其《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霍克海默认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的生产力之一，发挥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职能功效，让现代工业文明得以发壤，具有极大的、革命性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延伸，科学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试图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拖住人们去寻找社会问题根源的脚步。自此，可以说，一方面，霍克海默将科学技术看做是生产力工具，另一方面，点出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对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以及所行使着的社会功能进行批判。

从客观角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并没有系统地去阐述表达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观念。但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对于启蒙思想导致人与自然破裂、人的异化还是对于工具理性奴役自然和人类本身以及其中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都是对于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和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从其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由于时代的限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能清晰地讲出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具象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联系，不可避免地带着抽象的特点。但可以说，科学技术亦或是一种意识形态已经具有了起点状态。在此之后，赫伯特·马尔库塞对这一问题加入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2.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代表作品《单向度的人》中对“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更进一步发展。他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况，回答了科学技术如何去行使意识形态功能的问题，拉伸了对于技术理性批判的发展维度，这也成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批判理论中可以说是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加速了社会发展与物质财富生产的脚步，然而人们只是表面看起来衣食无忧，实质上这样的物质充裕和社会的向前发展是建立在“虚假需要” [1] 之上的。因为为适应科技发展人们不得不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思维，而这些新的方式事实上却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效，去证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去加强对于人的精神上的控制。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国家的调控系统中去了，并且创造出了一些生活的方式和权力的形式，顶着解放的头衔，充当着调节缓和着与社会系统反抗的力量的角色，于是，科学技术对权力的形式和运行机制都悄无声息地做出了改变。最终，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们，通过这样的难以察觉的渗透方式，将他们的统治压迫合法化。由此，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原因及功能发挥做了阐述，剖开上述绝非健康状态的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寻求问题的解决。

2.1. 科学技术带有政治性，发挥意识形态功能

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合理性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说明科学技术本身包含着一种统治逻辑，这也是始终贯穿马尔库塞重要著作《单向度的人》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命题 [2]。马尔库塞的观点中，在工业化步步推进的过程里，科学技术除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社会的财富以外，更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它已经具备高于传统哲学的力量，依附于价值体系成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马尔库塞指出，技术本身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的实践，它的发展过程和体现出来的性质涉及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 [3]。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科学技术随之体现不同的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况下，技术趋向于发达，统治者以高质量的社会生活为饵，将科学技术作为武器，对分散在社会中的力量进行整合。在这样的统治中，科学技术包裹着让人们似乎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用更易被接受的新面貌，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进行淡化。当社会的各个领域，譬如文化、道德等等领域都被渗透之后，反对的声音逐渐消失，这个社会中人的否定和批判思维都不在存在，“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由此而出现。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行使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原因进一步进行了阐释：其一，科学技术的推进使政治领域带有单向性。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对于体力劳动者的剥削有所减轻，工人阶级与社会的矛盾似乎不再显现。但是，工人阶级其实还是以“一种工具”的形式存在着，只是表面上相对于以往来讲，更具有幸福感了。可以说，相对发达的工业社会，分解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将阶级斗争的力量逐步瓦解，最终来实现人对人的集权统治，科学技术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基础。其二，社会矛盾趋于和缓。马尔库塞认为，物质欲望的满足使得对于自身解放，和幸福的追求不那么迫切，自此，社会的反抗力量也被削弱，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工具并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其三，锻造了单一的思维。在科学技术逐步渗透进人们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领域，人们对于现存事物更为顺从，所受的束缚也不断加深。长期的科学技术的思维，造成人的心理结构的单向度特征，自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合理了起来。

2.2.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以及单向度的社会状态解除——新技术论

马尔库塞尽管在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单向度的人》中对科学技术不管是给社会还是给人带来的异化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展开了大力地批判，但他并不是去完全否定掉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使人能够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于实现非压抑性文明来说是必要的条件。面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以及单向度的社会状态，如何利用社会条件理性地对科学技术进行改造，使人摆脱奴役和控制，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为此，马尔库塞提出了“新技术论”。马尔库塞提到，技术的转变与政治的转变实际上是具有同一性的，二者运行具有相对一致的方向。如果发展的政治具备良性的推动科技发展的能力，能让现有的科学技术真正地更新迭代，那么，社会就能够获得实际意义上的向前发展。

尽管马尔库塞并没有明确描绘出新的科学技术到底是怎样的，但他至少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这种新科学技术在具有工具理性作用的同时将被注入更多“人”的因素 [4]，也就具有更多的价值合理性。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对原有科学技术的修缮，而是进行创造。新科学技术必定要将理性和自由作为基础，不仅要能从异化中使人解放出来，而且要能摆脱自然的束缚，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它绝不是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服务，而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尔库塞深入揭示科学技术如何行使意识形态功能及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尽管马尔库塞的“新技术论”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压抑本能的推翻和超越，但他所谓的新科学技术的“新感性” [5] 只能在批判理性的知识分子头脑中产生的观点割裂了科学技术自身的连续性 [6]。当然，如果不基于现实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改造方法的理论基本是难以落地有所效用的，马尔库塞这种理论也不例外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

3.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论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延续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他的批判的性质以及方向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其分析以及批判所涉及的问题和分析本身都更为深刻。哈贝马斯使得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理论得以被有系统地进行阐发，构建出独特关于此的框架，形成理论的拓展延伸。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产实践被张牙舞爪的科技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挫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他认为，科技发展要具有一定的限制，科技理性不可以滥用，并且交往理性有绝对的必要去科学建构。如果想要缓和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其一交往合理化是必须要去实现的，其二让科技向民主对话发展也是一条必经之路。

3.1. 科学技术——新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能力，在统治者的利用下逐步又转化为新型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巩固了统治。资本主义晚期，科学技术拥有了头号生产力的头衔，其发展达到了能够成为破解很多难题的程度，它粉饰太平，美化现存秩序。当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统治阶级的目光转向借助具备强大威力科学技术来给自己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譬如科技逐渐成为政治传播、活动的载体，逐渐催生出带有技术模式化的政治规则。也就是说，科技渗透到了作为意识形态实体之一的政治当中。这样就使得以往作为政治手段的意识形态特征最终演化为具有纯技术性的操作规则。另一方面，在离政治中心较远的人的意识领域中，科学技术也逐步有了意识形态化的陵犯动作。科技意识形态像恐怖的病毒一样全面入侵，可以说，社会上的不管是人还是一些领域都无法逃离它的控制，使得大众普遍认同现实存有的政治秩序。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的社会生活的应有状态应该是带有文化气息的生活，而现在科学技术的模式已经可以说是被完全投射到社会活动中去了，渐渐地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逐步取代了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推演出固定的模板，将一个原本应该是富有生活气息的世界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感情淡漠的以科技为中心的系统。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它兵不血刃，比以往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尤其地让人无法察觉和抵制，有着更深度的影响。

需要一提的是，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有效地消除了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因为他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同一些学者，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直接用等号连结。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并没有从始至终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而是在社会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它的性质被政治制度逐渐浸染同步了，更具体地说，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是在它作为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助力之后，才一点点显现出来的。

3.2.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可以说是一个独属于尤尔根·哈贝马斯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生活世界被系统入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希望物质再生产能够无止境地扩张膨化的内在规律要求，不断拉扯人们对于钱、权的渴望，不断渗透并且占领人们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领地被工具理性所占领，日常实践也陷入对于科学技术、对于物质生产、对于消费的超过限度的重视。人抛弃了自身的本质特征，换句话也可以说是将本质的生活力量丢失，逐步异化，最终沦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人。

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系统持续亮起红灯示危的情况下，统治系统、社会子系统交叉发展，互相碰撞，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几乎不可能不出现失衡的状况。在受到社会子系统的袭击之后，生活世界整合社会的功效必然会有所降低，由此就会带来一连串的反应：譬如商品经济和虚假需求不断对给私人的生活带来冲击；群众的政治参与自由在对于统治的日渐顺从之下也逐渐不存在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普通群众的自由发声也被专家的说法所取代了；民主高高挂起，变成了口头上的民主；文化产品在科学技术的裹挟下成为可以普通商品被大规模复制，原本包含其中的人文内涵几乎全部丧失。由于大众传媒被利益集团掌控手中，那么国家也可以对公共领域的话语权进行随心所欲的掌控，最终将公共舆论捏塑为自身利益需求的传声的介质话筒，方便自己向群众灌输政策。在以上反应发生的情况以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权利、制度等等画上了结实的框架；沟通的媒介不简单是语言，钱、权悬在语言之上；给予报酬和实施惩罚取代原本通过语言沟通来形成一致认识；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主体性无从体现，反而成为了工具和手段。

3.3.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危害消除

哈贝马斯认为理解在劳动与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既要让科学技术发挥工具性手段特征，也要理性看待它的规则系统，合理分析与构建，才能将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除。

在进行合理分析与构建的步骤之前，哈贝马斯指出要先将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分隔开来看待。制度框架一方面是对社会进行统治的权力体系，同时也是文化传承流转的体系，它的演变速度非常缓慢；而技术系统的发展，它的变更速度是非常快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制度框架被技术系统裹挟前进，历史的文化的元素不断被泯没，对于技术的反思缺席，导致制度与文化明显出现缝隙，技术和实践的界限模糊不清。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哈贝马斯提出要建立一套以语言交流为核心的交往规则，来实现交往的合理化，以期化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相关危机。必须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互相无所侵犯。只有在交往合理化的关键基础之上，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平等、公正才能有所实现，工具理性在交往合理化没有实现之前，是不会停止膨胀入侵的，其中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关键在于语言。

3.3.1. 合适的语言保证有效地交往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对于什么是有效交流的合适语言惊醒了解释，是在对交往行为的有效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由上可知，单独的语言能力并不能保证有效地交往，建立交往关系的能力也是必须有的。有效地交谈一定是在当事人都进入到相互认可的人际关系中才去进行的。哈贝马斯认为言语有效性的基础有着以下这几点要求。第一点，语言要是符合语法的，并且交流的双方都能够理解， 这就是语言的可理解性要求。第二点，语言表达的内容要是真实的，以此来保证交流命题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第三点，讲者要真诚地去表达，力求让听者相信自己，这是要求交往双方的真诚性。第四点，语言务必要公认的规范下，这样听众会更容易接受并且双方更容易达成一定共识，这就要求了言说的正确性。为保证言语行为的有效进行，这四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有交往意向个人，都应该尽量使自己在交流中达到这几点。可以明确看出以上四点对于言语有效性的要求是有侧重的，像第一点要求事实上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后面三种要求是处于主要地位的。

3.3.2. 共同的标准帮助建立良好的交往秩序

为了建立良好的交往秩序，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存在一个一致的规范标准。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两条商谈讨论规则，一是普遍有效性规范原则，另一个参与者具备交往资质。就是说普遍有效性原则规约对于交往的主体间的约束是等量的，确保交往主体是在同样高度同等交流的。哈贝马斯认为，当人们的意见有了分歧时，充分的讨论就应该被进行。并且讨论是自由且平等的，在讨论过程中，当事人应杜绝权力和暴力的使用，追求相互的真诚和真理诞生。这个规则所体现的是主体间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互主体性。

3.3.3. 话语民主社会的建立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话语民主的社会就是指一个公共领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社会。在话语民主社会中，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有默契有制约，市民可以在公共领域发表自身意见看法，而在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的意见也可以影响政府的行为 [7]。民众基于此间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当中，能够对官僚体系进行制约。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是交往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生活世界将会更为自由地拓展。当然，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话语民主社会建立的前提是先用宪法保证人民的权利，形成政治权利的合理分工。

4. 结语

总的来说，首先，哈贝马斯对“科技意识形态化”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延展。譬如，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其是表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合法性的需要。再者，在科技异化产出影响的认识方面，哈贝马斯科技思想不仅仅关注在人的异化上，并且延伸到了社会结构异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他站在社会学的视角，创造性地从社会当中的组成拆分出系统和生活世界，剖出社会结构动荡的原由：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提出生活世界被系统侵占的说法。最后，哈贝马斯从社会结构层面对科技异化治理机制进行了理论构建。他将希望寄托于交往理性，点出开展民主对话的必要性，用交往理性让民众进行有效交流并且参与到国家、社会的治理当中去。他认为如果科技想要发挥解放的作用，必然是要从科技工作者开始，要重建民主与对话，使得科技工作者的工作能够由民主与对话来决定。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统与思维方法进行了批判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多方面的的贡献。而其中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其对科技异化治理机制社会结构层面的理论构建，尽管因历史条件所限，也陷入了一定的主观性和唯心性，如过多依赖交往行为理论、太注重语言的功能等等，但重要的还是为人们研究考察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阐述也比较详尽。在现实参考作用和理论的考察上，学术界一直有着关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分析探讨是全然不无道理的。

文章引用

韩凡鑫. 浅析早期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理论
A Brief Analysis of Ear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eology Theory[J]. 哲学进展, 2022, 11(05): 1247-125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21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