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16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26日

摘要

历史塑造着人类的价值观，象征着人类智慧的传承与认同；文化是从古至今维系不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纽带。而文学翻译承担着沟通不同国家人民心灵与情感的重大责任。正因为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不同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人们开始理解对方的历史与文化，最终实现求同存异，共同进步。在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文化相通”，首先要做到的是“文学相通”。本文将通过探讨采用不同历史文化视角的译者在文学翻译上的不同理论，试图展示历史文化视域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外国文学“引进来”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历史，文化，文学，翻译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Kuo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Nov. 29^th, 2023; accepted: Jan. 16^th, 2024; published: Jan. 26^th, 2024

ABSTRACT

History has shaped human values and represents the human’s inheri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wisdom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Culture is the bond that sustain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national groups. Th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undertaking the crucial responsibility of linking the minds and emotion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makes peopl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inking patterns com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each other, ultimately achieving consensus and advancing together though with differences reserved. Nowadays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Under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f we would like to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culture”,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achieve is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theories of translators from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 article will endeavor to presen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expo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import” of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s:History, Cultur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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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翻译作为沟通世界文明的桥梁，在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作为一种交流活动，文学翻译总是受到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文学翻译有不同的需求 [1] ，文学翻译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2] ；而不同的文化背景总是要求译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吸收，从而让本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创造着文化，而文化也指引着历史的发展，而文学是历史和文化共同造就的，翻译文学也是一个解读不同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过程。在如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更是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 [3] 。通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特点的描述，以及在这些历史时期的翻译理论梳理，就可以反映出历史文化对文学翻译理论的影响。

2. 佛经翻译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翻译活动及理论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河北称帝，定都洛阳，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前期政局稳定，国力强盛。然而到了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而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十分腐朽，因此难以抵挡黄巾起义的冲击，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又起董卓之乱，朝廷已经失去了对于国家的掌控能力，已经自身难保。随后天下大乱，各地军阀相互混战，以此扩充各自的实力，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开始寻求能够安慰内心恐惧和消解精神痛苦的思想 [4]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之前有关短暂的平静，但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政权南下，带来的战乱，颠沛流离和杀戮比起东汉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无不陷入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而他们无力改变的现实使得其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精神世界，因此能够给他们带来另一种希望和慰藉的宗教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而从东汉初佛教传入时，中国就开始盛行两种宗教，即佛教和道教，但是道教虽然是中国本土宗教，却并不为统治者所推崇，其原因就是道教所倡导的“无为而治” [5] “清静无为” [5] 的理念并不适宜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如果百姓全都以与世无争为人生准则，统治者就无法获得更多的剥削价值。而佛教引入中国后，其倡导的“忍耐”，“苦行”这样的人生态度更加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统治者开始大力推行佛教文化，从而驯化自己的百姓，让他们更好地接受统治。同时由于东汉后的连年战乱，百姓也愿意从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庇护，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因此佛经翻译也因此既得到封建王朝官方层面的支持，也得到了百姓的接纳。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朝梁武帝对佛教极为推崇，他特地邀请天竺高僧真谛到南梁翻译经书，在这段时期他翻译的《摄大乘论》对后世影响极大 [5] 。

而在经历长时期混乱后，隋唐时期中国终于迎来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空前的繁荣，佛经翻译的发展也因此有了空前肥沃的土壤。

然而，佛经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需要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结合才可以得到接受。所以，最开始将佛经引入中国的印度僧人，不仅需要对于佛法有深入细致的理解，还必须能够很好了解中国文化，熟练使用书面汉语。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以鸠摩罗什和真谛为代表，他们向中国引入了大量的印度佛教经典，如广为人知的《金刚经》《法华经》和《维摩经》。值得一提的是鸠摩罗什，他的翻译理论观点如下：

第一，在深刻地批判了以往的佛经译本后，他认为很多译本的语言极度不适宜中国读者理解，而且往往在经过广泛传播后，让许多中国学者产生了误解。第二，鸠摩罗什深知佛教经典必须具有可读性，才能为大众更好地接。因此，他翻译的经书，语言优美而通俗易懂，为当时的人们所推崇。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佛经文学翻译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经书翻译的诗化语言，即四字一句的“译经体”，这更加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发展。

而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高僧三藏法师远赴天竺国取经，在回到中国后，从贞观十九年开始先后翻译经书1350卷，极大丰富了中华佛教思想宝库。唐三藏作为中印文化的集大成者，精通中印文字，他翻译的经书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很高。

唐三藏作为一个翻译家，通过其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

比如，他主张的翻译理论重点在于忠实原文，如果原文风格非常朴素，那么译文也必须是同样的风格，如果原文辞藻华丽，译者也有责任传递出同样的美感。

不仅如此，他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故不翻——不直接翻译原文中可能的秘密或神秘的含义；多含故不翻——如果一个梵文单词有多个中文含义与之对应，此时音译更为合适；此无故不翻——如果一个梵文词汇所指的东西或概念中国并没有，那么选择音译更加合适；顺古故不翻——对于佛经中的概念，如果有古代惯用的翻译方式，那么现代要继续保持不变；生善故不翻——如果遇到一些佛经词汇其含有的概念极为高深，无法轻易理解，那么应选择音译。

此后由于战乱和统治者逐渐对佛教的轻视，佛经翻译活动进入瓶颈期，但是中国佛经文学翻译所带来的影响依然超越了佛教的局限性，通过中华民族的创造新阐发和吸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文学翻译有着极大的影响。战乱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需要百姓获得新的思想源泉，因此为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动机，而统治者稳定国家局面的客观需要也为文学翻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的翻译理论则更加需要契合社会大众的需要，因此通俗易懂成为翻译理论发展的首要目标，而追求语言美感成了实现文学翻译更好接受的必要途径，长期动荡之后社会的繁荣稳定更加推动了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为更多作品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及理论

在唐代以后，由于战乱带来的地理阻隔，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一度中断。到了明朝和清朝，朝廷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同时因为自身所带有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一度发布了“禁海令”，在官方层面禁止民间的文化交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理论并未得到太大的发展。虽然明朝时期开始了“西学东渐”而清朝时期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甚至得到了皇帝的接见，但是这些活动都是小范围的，并未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国由此开始从科技，政治和文化上开始全方位落后于世界的潮流。而翻译，作为一种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手段，也遭到了统治者的漠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0年，而英国当时的武器技术也并未对中国的武器产生过于悬殊的优势 [6] 。但是由于政治文化上的腐朽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落后，清朝士兵仍然在英国军队面前一再溃败，最终清朝不等不签订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此后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的清政府的腐朽和软弱可欺，纷纷开始利用其各个方面的优势对中国展开侵略。

此时，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劣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等活动。但是随着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迫使一些中国人开始寻找中国落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认为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政治制度，于是开始了诸如“百日维新”的运动，但是由于保守势力和外国势力的双重扼杀，“百日维新”运动也失败了。于是有一些中国人有一次陷入了沉思，最终发现原来中国的腐朽落后并不是由于“科技水平”和“政治制度”这样一些表层的东西直接造成的。这二者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适宜的文化土壤，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发展出先进的科技和政治制度。

于是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试图通过学习外国的文化来对整个民族进行一场深入骨髓的变革，而文化的变革急需引入文学的新鲜血液。因此以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翻译事业。比如鲁迅翻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小约翰》等作品，胡适翻译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名篇《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梁实秋翻译了著名的《莎士比亚全集》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翻译运动中，不同的翻译家对于翻译也产生了各自独到的见解，这个阶段也为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随着外国势力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能够逆转中国颓势的思想武器 [7] 。而文学作为思想的重要载体，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引入到中国，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总结出了不少十分具有启示作用的翻译理论。

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有以下特点：

第一，“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工作最重要的是忠实原文 [8] ，也就是“信”。但是如果翻译的文章仅仅遵循了“信”的标准，而无法让读者理解内容，也不能称之为翻译，因此“达”也非常的重要。而在“达”的基础上，应该让翻译的作品具有文学的美感，才有欣赏的价值，因此“雅”也很重要。

第二，一些翻译家为了更准确传播外国思想，认为翻译作品为了“极度忠实原文”可以牺牲译文的流畅和美感。比如，鲁迅虽然是以文学成就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实他也为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鲁迅的译著数量庞大，达到了200部。他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外国思想的引入，还体现在改造中国语言的作用上。因此，他的翻译作品极为强调对“信”的原则，既要严格忠实于原文，而对语言的流畅性并不十分为意。他曾提出了著名的“宁信而不顺”翻译原则，集中体现了他对翻译作品忠实原文的重视。

第三，中国翻译家的源文本选择高度忠实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8]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大家。他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不久后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也翻译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胡适翻译的小说涉及的主题十分的宽泛，内容大多积极向上，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不仅翻译了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作品《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还翻译了如莫泊桑的《梅吕哀》和吉卜林的《百愁门》等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具有非常现实的进步意义。他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负责”，即一是对原作者负责，求不失原意，而是对读者负责，求他们能懂。

第四，翻译家不仅“开眼看世界”，还积极传播中国的文学作品 [9] 。林语堂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大家。他不仅将外国的文学作品译成中文，还积极对外宣扬中华文化，将许多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译成英文 [8] ，受到了外国读者的广泛好评。他的英译汉作品有《国民革命外纪》《女子与知识》《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和《卖花女》等，汉译英作品有《浮生六记》和《庄子》等。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提出了译者的三个责任，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技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他也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的标准，即“忠实”，“通顺”和“美”。他认为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译文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绝对忠实原文是不可能的。

以上列举的四条并不足以完全代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但是这些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可以看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局面对于文学翻译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催生出对于翻译的巨大需求，而当时学界对于改造当时中国文化的迫切需求，让文学翻译理论产生了快速发展而多样化的特点。

4. 新中国成立后至21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活动及理论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长达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走向。中国的翻译事业也迎来了繁荣发展。政府层面组织了大量的翻译活动，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比如杨宪益夫妇，傅雷，钱钟书，许渊冲等。这些翻译家无论是翻译理论水平还是实践水平，都非常深厚，他们在这一时期著述颇丰，不仅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给中外读者引介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还给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桥梁作用 [10] 。

在新中国成立后和21世纪初期之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经历了一大批关键的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国家基本统一、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朝鲜战争等。尽管中国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十分落后的经济基础。中国迫切需要向发达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发展的成功经验，从而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11] 。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非常重视翻译工作，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翻译活动中的指导地位，因此有许多作品被引入中国。1953年，中共中央马恩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成立 [12] ，开始全面翻译马恩列斯全集。在30年间翻译并出版了《列宁文选》《列宁文集》《列宁文稿》等共62卷和7册以及《斯大林全集》《斯大林文选》《斯大林选集》等17卷本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翻译工作尤为重视，他指出：“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227) [8] 。

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时中国开放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同时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机遇。通过翻译活动，中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科教、卫生等方面全面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全球化的大家庭 [13] 。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4] [11] ：

第一，翻译这个学科在新中国开始建立，比如1951年董秋斯在《论翻译理论的意义》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科的主张 [15] 。

第二，文学翻译的素材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和社会主义思想著作。

第三，翻译理论主要是围绕如何保持原文的神韵展开讨论，但是这种讨论又往往陷入“神秘主义”的怪圈中，翻译家并未在如何展现原文神韵这一问题上产生明确的共识，所以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相对缺乏可行性。

5. 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文学翻译活动及理论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2021年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

经过“十三五”期间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我国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庞大，潜力最丰富的消费市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在9亿人左右，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面临着新的发展任务。新发展阶段的任务已经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更高，现代化程度更高，现代化标准更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以雄厚的物质基础，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起点上自然也会有新的文化。比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我们还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思想方法。

新发展阶段有着多元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结合体，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而近来中国积极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一个超越了语言，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存在 [10] ，而要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取长补短变得尤为重要，而翻译恰恰是沟通不同国家文化极为重要的桥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文学翻译活动和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翻译活动的内容，组织形式和目的都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第一，翻译活动的多元化。近年来，中国有很多文化企业开始涉足翻译产业，举行了一系列的翻译活动，如“译道化境论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品位，不仅如此，中国还出现了一系列的国际出版工程，比如“经典中国”和“思路书香”等，是文学翻译活动的新形式之一。这些工程致力于对外翻译的推广，产生了一系列完整的新译本。同时，参与这些国际文学交流的中国作家也越来越多，为国际翻译出版事业的繁荣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6] 。

第二，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如翻译理论研究开始更加关注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如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问题，比如中国的科幻小说《三体》的翻译问题，学界主要从文化翻译策略 [17] ，关联理论视角 [18] ，翻译转换理论 [7] ，本土化构建等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度的思考和探索；中国文化也在翻译活动的发展和翻译理论不断丰富的背景下得到了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认同，中国的网络文学作品由于翻译产业的发展也开始在海外传播，并受到广泛的好评，一些经典作品，如《全职高手》《斗破苍穹》等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收到了广大海外读者的喜爱，这也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显著标志。

第三，新技术的应用 [19] 。各种翻译工具层出不穷，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中国翻译产业迎来质变 [20] ，催生了人们关于译者角色和翻译产业变革的思考；中国新阶段的文学翻译活动和理论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国际交流，文化输出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机会。

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还在不停地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地加速。

6. 结语

知识是力量的来源，沟通是团结的根本，翻译作为在不同文化间传播知识的桥梁，增进世界人民的沟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新时代全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需要世界人民相互了解，才能形成合力，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更需要世界人民相互借鉴，才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实现更大的繁荣发展。翻译虽然深受历史和文化背景影响，而在如今这样世界文化相互影响的背景下，翻译活动对二者产生的反作用更加不容忽视。因此我们要承认历史和文化背景对翻译理论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指导翻译活动。

文章引用

王 扩. 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ulture[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01): 465-47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6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