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propose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er support.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48 rural adolescents (M = 14, SD = 1.2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negative life even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2) negative life events indirectly affec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3) the indirect effect is regulated by peer support. Compared to adolescents with high peer support level, the indirect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adolescents with low peer support level. The research results help to reveal how and wh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ffect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hav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depr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Keywords:Depres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Loneliness, Peer Support, Rural Adolescents

农村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高嘉临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2月7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5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18日

摘 要

为探讨农村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对348名农村青少年(M = 14, SD = 1.21)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郁；3) 该间接效应受到同伴支持的调节。相对于同伴支持水平高的青少年，间接效应对于同伴支持水平低的青少年更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负性生活事件“如何”及“何时”影响青少年抑郁，对农村青少年抑郁的干预和身心健康发展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抑郁，负性生活事件，孤独感，同伴支持，农村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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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需要经历生理、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青少年，由于受到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较差、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其健康成长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金洁，2006；刘万里，2006)。但是，有关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却极为有限。针对当前现状，本研究旨在探讨农村青少年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孤独感和同伴支持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1.1. 农村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

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高相关，个体经历的负性事件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的风险因子，例如心理压力、焦虑、抑郁、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Franko et al., 2004; Marum, Clench-Aas, Nes, & Raanaas, 2014; Peng et al., 2012; Sanchez et al., 2012)。Flouri和Panourgia (2011)针对英国农村三个初级中学青少年的调查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对情感行为问题有正向预测作用，青少年经历越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多动、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同伴交往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越大。Lewis，Byrd和Ollendick (2012)也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非裔美国青少年的焦虑症状密切相关。Johnson，Whisman，Corley，Hewitt和Rhee (2012)在纵向研究中用潜在增长模型评估个体内的改变和个体间的差异，发现从儿童晚期到青少年，越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伴随越高的抑郁发展迹象。因此，本研究假设，农村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存在正向的预测作用。

1.2.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De Jong-Gierveld (1987)把孤独感界定为一种主观上的社交孤立状态，伴有个人知觉到的自己与他人隔离或缺乏接触而产生的不被接纳的痛苦体验，长期的孤独会对其自身的血压和免疫力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孤独患者的健康恶化。在农村青少年这一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即父母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与同龄城市学生相比，农村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一方面存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文化生活相对欠缺，教育条件相对不足等问题，更为主要的是缺乏来自于父母的关心与支持，孤独感受更为强烈。以往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普遍表现出对外出父母的强烈思念和内心孤独(叶敬忠，莫瑞，2005)。刘正奎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感到孤独寂寞(刘正奎等，2007)。留守所导致的亲子分离现象对儿童行为适应及情绪发展存在不利影响(凌辉等，2012)。孤独感会给造成儿童相当大的痛苦，尤其在青少年时期，这种孤独体验与抑郁和被遗弃感相联系，使儿童找不到社会归属感，并导致自尊下降(周宗奎等，2003)。

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孤独感强烈的人群与非孤独的人群相比有更高的患病率和死亡率(Caspi et al., 2006; Luo et al., 2012; Perissinotto et al., 2012; Thurston & Kubzansky, 2009)。Luo等人(2012)的纵向研究发现，孤独感可以预测6年间死亡率的变化。孤独和抑郁的表现常常是相伴相生的，相关系数约为0.4~0.65，其因果关系尚无定论(Cacioppo et al., 2006)。研究表明，在控制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婚姻状况等)和共同影响孤独和抑郁的风险因素(包括敌对性，社会支持，压力感受性等)之后，孤独感仍然和抑郁症状显著相关(Cacioppo et al., 2006)。这表明孤独是引发抑郁情绪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子。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一项连续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孤独感可以预测每个一年间隔的抑郁症状的增加，而在相同时间内抑郁症状不能预测孤独感的增加(Cacioppo et al., 2010)。

1.3. 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对于农村青少年而言，同伴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既可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作用，又能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网(Bergeron et al., 2007)。青少年抑郁与低家庭支持(Marcotte et al., 2002)和同伴支持均存在相关(Klein et al., 1997)。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孤独感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凌宇等，2009)。有研究指出，拥有社会支持较多的个体和与家庭成员及朋友关系更为亲密的个体，较少产生抑郁体验(Peirce et al., 2000)。关注社会支持、应激事件与抑郁的研究者提出两种模型来解释他们之间的相关。第一种模型被称为应激–缓冲模型，强调社会支持与应激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认为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影响，对遭受应激事件的个体起到保护性作用(Huang et al., 2009；郭学东等，2006)。第二种模型为主效应模型，强调社会支持对个体抑郁的独立预测，即无论个体有没有遭遇应激事件，社会支持都能有效预测个体心理疾病的发生(Dubois et al., 1994)。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一系列研究对两种模型进行了验证，但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农村青少年抑郁的中介(负性生活事件怎样起作用)和调节机制(负性生活事件何时起作用)，探讨孤独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同伴支持对中介链条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农村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选取自贵州省农村地区的一所中学，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被试，以班级形式团体施测。经学校领导和青少年本人知情同意，共有380名学生参与调查，由于部分数据丢失，有效被试数为348人，问卷的有效回答率为91.58%。其中，男生为52.30%，女生为47.70%。初一为29.6%，初二为21.6%，初三为48.9%。被试平均年龄为14岁(SD = 1.206，全距为12~16)。留守儿童占56.78%，非留守儿童占43.22%。

2.2. 工具

2.2.1.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刘贤臣等，1997)对负性生活事件进行调查。要求被试对每个题项中所描述的事件对自己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选项为5点量表，1~5表示“没有影响”到“影响极大”。题项如“学习负担重”，“远离家人”等。问卷得分越高，预示着更多的生活担心，得分越低则意味着更少的生活担心。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87。

2.2.2. 同伴支持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同伴支持量表是陈妮娅对肖水源于1986年设计并于1990年加以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改编版(陈妮娅，2007)，由于研究目的在于探究与同伴之间的相处状况，因此其将涉及与其他人群交往的题项删除，如“近年来与邻居相处如何”；将一些题目在表述上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题项如“如果您遇到急难情况，您从您同学或朋友那里得到经济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如果您遇到急难情况，您从您同学或朋友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关心”，对应地将备选答案改为“无”、“极少”、“一般”、“全力支持”的四级评分形式。得分越高，意味着被试获得越多的同伴支持。在原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本研究中此量表的α系数为0.80。

2.2.3. 孤独感量表

孤独感量表由李晓巍，邹泓和刘艳(2014)在Asher编制的《儿童孤独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后的量表共21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1~5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题项如“周围虽然有许多同学，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常感到没有人值得信赖”。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青少年孤独感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李若璇等，2019；陈云祥等，2019)。本研究中此量表的α系数为0.88，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2.2.4. 抑郁量表

儿童抑郁量表(CDS)由Fendrich，Weissman和Warner (1990)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儿童抑郁量表(CES-DC)编制而成，用于测量6~23岁被试的量表。该量表共有20个题目，涉及到抑郁的6个主要症状，包括抑郁心境、感到内疚/没有价值感、无助感、精神活动迟滞、没有食欲和睡眠困扰。题项如“我觉得情绪低落不开心”、“我觉得太累不想做事情”。量表采用4级计分，从0“没有”到3“总是”，测量被试在过去的一周内感知到的抑郁症状，原量表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9，本研究中抑郁量表的α系数为0.87。

2.2.5.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

2.3. 数据分析

数据使用SPSS 22.0和SPSS宏程序PROCESS (Hayes, 2013)来整理和分析数据。该SPSS宏程序可以基于偏差校正百分位的Bootstrap法对多种有中介的调节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许多学者都使用过该程序检验中介效应前半段或是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Chardon et al., 2016; Nyadzayo & Khajehzadeh, 2016)。通过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251人)，获取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和Bootstrap 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结果有统计显著性(Erceg-Hurn & Mirosevich, 2008)。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首先，农村青少年抑郁平均分为21.52，将农村青少年抑郁得分与流调中心11~18岁年龄组常模抑郁得分进行单样本T检验，前者显著高于后者(t = 10.21, p < 0.001)；女生抑郁水平高于男生(t = −2.147, p < 0.05)，这与常模相一致。其次，农村青少年在各变量上存在人口学差异，具体而言，生活事件存在年级差异(F = 11.658, p < 0.01)，高年级学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高于低年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存在差异(t = −2.006, p < 0.05)，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同伴支持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t = −2.020, p < 0.05; F = 4.500, p < 0.05)，女生的同伴支持高于男生，初三学生的同伴支持水平低于低年级学生。此外，相关分析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与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村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水平越高，他们的孤独感和抑郁水平越高；孤独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同伴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N = 348；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 = 1，女生 = 2；^*p < 0.05，^**p < 0.01。

3.2. 农村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

检验孤独感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后半段是否受到同伴支持的调节，结果见表2：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β = 0.17, p < 0.01)；孤独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48, p < 0.01)，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22, p < 0.01)，孤独感与同伴支持的交互项对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0.11, p < 0.01)。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p < 0.05，^**p < 0.01。

在同伴支持得分为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孤独感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 Bootstrap置信区间见表3。

表3. 同伴支持的不同水平对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孤独感与同伴支持对抑郁的交互效应的实质，将同伴支持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组，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在不同同伴支持水平上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相应的简单效应分析见图1。结果表明，同伴支持水平较低时，孤独感对于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_simple = 0.74, t = 8.54, p < 0.001)；当同伴支持水平较高时，孤独感对于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β_simple = 0.34, t =2.7, p < 0.01)。

图1. 同伴支持对孤独感和抑郁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孤独感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及这种作用是否受到同伴支持的调节。研究发现有助于回答负性生活事件通过什么(怎样起作用)和在什么条件下(何时起作用)影响抑郁两大关键问题。研究结果对未来本领域研究和抑郁的预防干预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4.1.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同龄青少年，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吉园依等，2017；周爱华等，2016)。孤独感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该结果说明，孤独感相对于负性生活事件，是农村青少年抑郁的近端因素。负性生活事件水平高的青少年孤独感更强，从而导致抑郁。原因可能为青春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和依赖性相互矛盾的时期，其心理健康的发展势必关系到中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人格的完善。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孤独感是个体在与其主要的交往群体(家庭、同伴等)交往的过程中，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孤单、寂寞、失落、疏远和苦恼的主观情绪体验，是一种消极的、弥漫性的心理状态。对于农村青少年特别是留守儿童而言，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许多困难，这一方面提高了青少年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在遇到挫折，体验到消极情绪时，父母无法给予他们关心与帮助，或者由于父母文化水平、学校老师的关注不足而导致他们的孤独感增加。在本研究中，孤独感是抑郁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Cacioppo et al., 2006; Cacioppo et al., 2010)。总之，该结果说明，各变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多重不良后果，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除了直接效应以外，孤独感在其中还起到中介桥梁的作用。

4.2. 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同伴支持对孤独感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中介作用中的调节效应，发现该调节作用发生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即孤独感与抑郁之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孤独感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相对于同伴支持水平高的青少年，间接效应对于同伴支持水平低的青少年更显著。该结果支持以往研究结果的观点，即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孤独感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凌宇等，2009)，同伴支持作为青少年的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在以往的众多研究中得到证实(Huang et al., 2009；郭学东等，2006)。在本研究中，同伴支持调节作用显著的原因可能因为一方面，在农村青少年这一群体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本研究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超过半数，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务工，亲子之间缺乏交流，父母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与支持。另一方面，自2001年以来，国家为优化乡镇资源配置，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校，将学生集中到部分乡镇学校，为了解决这些农村学生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实行住宿制，但与此同时，学校的设施与管理并没有相应的提高，老师往往身兼多职，无法提供给每一个孩子，特别是正处于心理困扰的青少年相应的关注。鉴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同伴便成了农村青少年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青少年遭遇生活事件的打击，体验到孤独感的时候，同伴能够给予他们安慰，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于挺身而出，这会大大降低青少年罹患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另外，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孤独感之间，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会给青少年带来一定的影响，其负面作用是客观存在的(Lasgaard et al., 2016; Hensley et al., 2012)。

有调节中介作用结果对于农村青少年家长和学校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负性生活事件会对青少年造成消极影响，应尽量避免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外出工作的家长应和孩子保持联系，或者经常回家看望，了解孩子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与监护人和老师进行沟通；学校应完善教学管理体制，加强教师对于心理健康的认识，对青少年的学习情况、身心健康给予全方位的关注。其次，及时与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进行沟通，必要时进行心理辅导，减少其孤独感和其他的不良情绪，防止负面情绪累积恶化，从而诱发抑郁等严重的心理问题。最后，同伴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伴支持能够有效减少心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应引导青少年建立健康的同伴关系，学会正确处理与同伴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负性生活事件与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同伴支持与负性生活事件、孤独感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2)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后，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同时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郁。3) 中介作用受同伴支持的调节。相对于同伴支持水平高的青少年，间接效应对于同伴支持水平低的青少年更显著。因此，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既有间接效应，又存在调节效应。

文章引用

高嘉临. 农村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心理学进展, 2020, 10(03): 281-28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303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