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08  No. 04 ( 2019 ), Article ID: 29714 , 5 pages
10.12677/ASS.2019.84071

Talking about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ve System in China

Yu Hu1, Hang Hu2

1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2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r. 25th, 2019; accepted: Apr. 8th, 2019; published: Apr. 15th, 2019

ABSTRACT

The 1911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xt,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v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seems to be a reality. But the problems in modern China are complicated. It is not a republican regime and constitution that can be easily solved. Moreover,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lmost copied from the West. This simple mechanical application brings new problems far greater than the problems it solves. More than this, this so-called democratic system has always been used by the warlords as a fig leaf for their power struggles, leading to the resul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constitutionalism,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and only power struggle. This has also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from deep conviction into suspicion or even hate. Finally, they clean it up and throw it away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socialist system.

Keywords:Political System, Representative System, China, Party

浅谈西方式代议制度在中国的失败

胡宇1,胡航2

1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2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9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19年4月8日;发布日期:2019年4月15日

摘 要

辛亥革命之后,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得以在民国确立,民主共和似乎变成了现实。但中国近代的问题错综复杂,远不是一个共和政体与一纸宪法就可以轻易解决的,而且对西方模式的照搬和简单机械的套用带来的新问题远远大于它所解决的问题。此外,所谓的民主制度还长期被各派军阀拿来充当自己争权夺利的遮羞布,导致在实施宪政的过程中没有“法统”只有权力争斗。这也导致国人对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态度逐渐转化为怀疑甚至厌恶,最后将它抛弃选择了社会主义。

关键词 :政治体制,代议制度,中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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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方代议制度指的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由少数代表通过讨论或辩论进行主要立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亦称国会制。西方代议制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起便踏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代议制民主自从踏上中国这片热土起便开始了它的消亡之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地位跌入了谷底。即使是1916年6月,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国人共讨声中忧惧而死后,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民国得以光复,西方代议制民主被各派势力搬出来继续使用,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共和建设就大功告成,因为“袁”时代大面积的政治分裂与纷争早已让中国的民主建设举步维艰,为西方式代议制度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2. 宪政之名只是军阀争权之实的遮羞布

后袁时代的“法统之争”、“府院之争”,为“法统”的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派系军阀打着各自不同的法统理念,似乎大家都是各自为了真理而斗争,为了实现自由民主而奋斗,但事实上“法统”这块面具下掩藏的却是党同伐异,相互口诛笔伐,争权夺利的现实,宪政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实施过,它只是各方势力为掩埋自己窝里斗行径盖上的一床被子罢了。

2.1. 新旧国会交替的背景下没有“法统”只有权争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在世时尚能有所顾忌的各派军阀此时已再无约束,纷纷各霸一方,割据称雄。虽有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其人并无势力,因此由他继任总统各派都表赞成,但在援引哪部约法,是“代行”还是“继任”的问题上,各派陷入了“法统之争”。南方主张援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北洋段祺瑞主张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有效,黎元洪应该援引这部约法“代行”总统。表面上看,各派势力好像在争论那部约法有效,应该恢复哪个“法统”的问题,但实际上,各派势力关心的是“法统”下旧国会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一个共和国而言,宪法与国会无疑是“民主”最重要的标志,二者息息相关。段祺瑞在袁死后力图控制北京政府,当然不希望恢复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主张袁记约法有效,那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自然也不具有合法性。南方军阀自然不希望北洋段祺瑞一家独霸北京政府,主张袁记约法非法,1914年被解散的国会属于“非法解散”,依然具有合法地位,目前民国再造,也应“法统重光”。由于袁世凯帝制被千夫所指,万众唾骂,其炮制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也有了“原罪”。尽管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竭力想要证明袁记约法的“法统”,但也不得不顾及到护国各方意见,毕竟袁世凯都已被定性为“民国叛逆”,如果袁记约法还具有合法性的话,之前的反袁活动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再加上袁记《中华民国约法》本身也有相当大的问题,其总统权限过大与民主共和原则相左,段祺瑞初掌北京政府,也不敢太过得罪护国各方,只有被迫妥协,最终表示认同黎元洪援引《临时约法》继任总统。1916年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8月1日重新召开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至此,后袁时代名为“法统”实为权斗的第一次“法统之争”就此结束。

2.2. 从“法统重光”到“法统中落”——西方式代议民主的彻底破产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入主中央排挤了奉系,独掌了北京政府。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打扮得合理合法,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便是法统问题。于是直系让在“府院之争”中被迫辞职的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了被皖系废弃了《临时约法》与旧国会,此举一时间颇得舆论好评,被认为是“法统重光”。但这道“光”还没出现多久,直系军阀的曹锟和吴佩孚很快就对大总统的位子动了心思。曹锟一直觊觎着总统之位,而吴佩孚一直都有预想通过直系武力一统中国的野心,因此一直有把老帅曹锟扶上大总统的宝座,让其当国家元首,自己负责指挥军队统一天下的想法。于是他们先是逼黎元洪再次退位,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凑足了国会法定人数,并通过贿选等方式花费重金与政治许诺收买了大批议员将曹锟“选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参众两院还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法统”自此完备。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从形式与内容上看充斥着大量“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等原则,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在乎这一纸宪法的权威了。后曹锟贿选的丑闻曝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直系陷入了政治孤立自不用说,还让国会声名俱毁,更让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在中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因此此次事件又被认为是“法统中落”。随着直系的倒台国会也停止活动,并在1925年4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下令解散,国会自此消亡,西方式代议民主制度也自此走到了尽头,《中华民国宪法》被废除,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彻底断绝。

国会与宪法作为一个共和国作为最重要的形式,被段祺瑞执政府终结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后“法统”一直没有恢复,国人依然安之若素,对软弱的议会政治形式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到此便可认为其消亡具有必然性了。这个时候,中国有志于改变国家乱局的年轻人已经把目光集中在了中国南方的广州,广州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后接受了苏俄党治体制,并且通过黄埔军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党军,并在国会被废弃的同一年另起炉灶,建立了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对虚伪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游戏不屑一顾,强力主张党领导一切,被北方独裁军阀蔑称为“赤粤”。但此后就是这个“赤粤”发动的国民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中国,而那个时候,民国曾经最神圣的国会与约法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没有国会与约法的国民政府却更加强大,这无疑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个巨大的讽刺。

3. 从“护法”到“党国”——西方式民主终被取代

就在北洋各系军阀争夺北京政府与全国统治权的时候,曾经一度深信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但却多次惨遭失败的孙中山及其同志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经过其对多年革命行动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也正是这些举措,才有了国民政府的成立乃至后震惊全国的国民大革命。如果说1925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与召开国民会议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法统”的断绝,那么国民政府是干脆不要那个苟延残喘的“法统”,公开主张党治,并通过北伐的武力将党治这种形式推广到全国,有趣的是这种形式却得到了一般工人、平民乃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而北方军阀“讨赤”的呼声却反映不佳。可见当时中国社会普遍思变,对“赤粤”以及共产主义并没有太多厌恶,甚至还多有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废弃的“法统”非但没有再“重光”的机会,还因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跟着西方的宪政民主一起彻底寿终正寝了。

3.1.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从孙中山当时的想法来看,他已经不希望把中国国民党建设为西方式的议会政党,而是更想将之改造成苏俄式的革命党,他希望通过改组使得中国国民党也能像共产党那样组织完备,如臂指使,斗志昂扬,纪律森严,并且要“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1”,这样的话,就须拥有一支属于革命党的军队。按照孙中山的想法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无疑是共产党的翻版,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先生曾用:“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1] ”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改组后国民党的本质属性。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有趣的是,国民政府建府的依据已经完全不是西方式“自由、民主”,而是苏俄式的党治原则,甚至对“一党专政”的提法毫不避讳,这表明新生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意于早就烂透了的“法统”与“民国”,它要以自身为核心,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国,其睥睨天下的气势可谓扑面而来。国民党还确立了“党治”、“党军”、“惩办反革命”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并非是中国本身所有,而是孙中山以俄为师后取经所得。梁启超也曾说:“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的 [2] ”。北方的舆论也都将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称为“赤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评价对于广州国民政府也算客观。

3.2. “红色”在民间各界大受欢迎

虽然舆论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已经“赤化”,但人民对这个所谓的“赤化”、“党化”、“没有自由”的政府的态度却大反从前,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第一团由湖南浏阳进攻江西时,浏阳农民冒着大风雨,一夜之间将全团军需运达前方,且不取分文,官兵大为感动。北伐军出入长沙、赣州时,青年男女纷纷投效,仅仅赣州一县,即有500余人,状至狂热。不仅仅是普通平民,连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对“赤粤”也颇有好感,一向信奉西方政治学说的胡适就认为:“民国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的人心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所没有的新气象 [3] ”。按理说对于这个公开主张党治集权的政权,信奉“自由”的知识分子应该群起抵制才是,但实际却是对其颇具心向之感。虽然北方舆论不断推出关于南方“赤色”政权的宣传,1926年9月7日,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更是致电蒋介石质问其党军“所谓革命,直欲革中华民国之命”,“五色国旗,粤军竟复摧毁,而易为赤帜。”但现实却是北方军阀抛出的“讨赤”口号并无多少人理睬,没有群众基础,既没有人保护“五色国旗”,也没有人保护“正统”的北京民国政府,反而投向了广州的怀抱,实有讽刺意味。到了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法统”别说普通平民,就连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待见了,西方代议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也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综上所述,宪政民主其实并不是万能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不具有普世的功能,而且事实证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故而期望只采用西方的代议民主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切实际问题就跟迷信巫术没什么区别,由于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移植中国的效果并不理想,也未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最根本的问题,故而终致流产,被历史所淘汰,所以国人对其失望并开始选择其它制度也在情理之中。况且中国是一个自我期许极高的国家,对“大国梦”,对“富国强兵”有着执着的追寻,胡适曾去了一趟苏联后回来说,如果中国能像苏联那样强大,他宁愿一段时间不要自由。他作为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尚有这种想法,其他人的态度便可想而知。的确,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强大,并令资本主义第一次深感恐惧,国人不可能不受其震撼,想要摆脱外辱,富国强兵,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被历史所否定,于是中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便也是在历史的正常发展轨迹中了。而且实践也证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是正确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强盛,也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和人民才能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文章引用

胡 宇,胡 航. 浅谈西方式代议制度在中国的失败
Talking about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 Representative System in China[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04): 504-50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71

参考文献

  1. 1. 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2. 2. 梁启超. 梁启超文集[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7.

  3. 3. 胡适. 胡适文集第3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3.

  4. NOTES

    1出自1923年12月,孙中山所作演说题名——《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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