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22年1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9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16日

摘要

诗歌是一国文化之瑰宝，诗歌教学在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及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较少关注学习者的体认感受，当前的诗歌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鉴于此，本文以认知诗学中的典型性、隐喻以及图形/背景为基础，以中外诗歌为例，探讨诗歌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模式，以期为诗歌教学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认知诗学，诗歌教学，认知语言学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Poetry Teaching

Qi Wu, Cuihong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Jan. 11^th, 2022; accepted: Feb. 9^th, 2022; published: Feb. 16^th, 2022

ABSTRACT

Poetry is a treasure and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the literature teaching for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p to date, the effect of poetry teaching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due to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people’s embodied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rototypicality, metaphor and figure/background in cognitive poetics, this paper takes poems home and abroad for instance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cognitive models in the process of poetry learning so as to share some insights into the poetry teaching.

Keywords:Cognitive Poetics, Poetry Teach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诗歌短小精悍、格律严谨，是一种凝练的文学技艺(craft of literature)。诗人通过精妙的创作，将浓郁的情感及对社会的哲学思考寓于符号化的语言，以特定的方式勾勒客观现实。由于诗歌语言表达中“浓缩的意象或多或少都是弱化(attenuated)的实际经验”(Dabrowska & Divjak, 2015) [1]，读者对于诗歌的解读也必然涉及一个以“身体经验概念化(conceptualize)非身体经验”(Lakoff, 2003: p. 59) [2] 的过程，即结合其对真实世界的体验对语言中的意境进行“过滤”(filtered down)，形成“超越直接经验”(Langacker, 2008: p. 540) [3] 的认知。这些经验往往通过一些特殊载体获得表征，即便是不同的文化也能感悟到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如狄金斯巧妙地利用“门房”、“车夫”、“昆虫”等载体设喻，从不同视角传达出其对死亡本质的“诗意洞察力”(Deepak, 2016: p. 73) [4]；诗歌《西风颂》中，雪莱表面上描述“西风”给自然界带来的变化：扫除林中残叶、搅乱天上云雾、掀起凶猛海浪，实质上却传达着死亡与重生对立的核心意象。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针对诗歌的研究集中于其卓越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较少关注诗歌欣赏中的生活体验、心智活动和语言唤起等因素。鉴于此，本文以典型性意象、隐喻以及图形/背景为基础，分析国内外诗歌的认知模式，引导诗歌教学从传统的文本分析转向对读者思维与世界感知的探索。

2. 理论背景

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 Tsur教授率先提出“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这一术语 [5]，并在其1992年出版的《走向认知诗学理论》一书中，以诗歌节奏、韵律为例，阐述信息处理过程如何影响人们的感受，被公认为认知诗学研究的发轫之作。作为一种典型的界面研究，认知诗学的主要特征在于“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及范式，探究文本风格对读者的潜在作用，为文学文本的理解过程提供语义产生的依据”(张叶鸿，2015: p. 139) [6]，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思考方式。

在《认知诗学》一书中，Stockwell提出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依赖于其思想与作品间的联系，而“认知诗学”作为阐释这种联系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认知”指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心理活动以及大脑中的相关情景，属于心理学；“诗学”则是一种文学技巧，主要涉及诗歌创作的规律和识解 [7]。伴随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文学批评等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认知诗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动力。其中，虚拟模拟作为读者以替代方式体验所读到的虚构世界的能力，体现学习者在诗歌阅读中，大脑不同部分对于单词、概念的记忆及其预测和处理与之相关的意义和感觉时产生的共鸣。根据Stockwell，读者在阅读时伴随眼睛在文字上面的聚焦和移动，时而微笑、时而哭泣、时而嘴唇紧闭，究其原因，以文字形式出现的视觉刺激被解析为一定地意识时，刺激了读者大脑的神经元，即大脑记忆中的单词和概念被联通，作者的思想开始进入读者的认知空间并与其认知体验产生交互：如果读者与作者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或对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足够了解，他(她)们就能更加真切地体会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反之，则会抑制读者对文学作品内涵和情感的感知。

认知诗学为阐释文学作品阅读中的心理状态及语言认知加工模式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有助于深入挖掘和解析诗歌所传递的情感意义，重新衡量其文学、史学、美学特征，成为近年来推动古典诗歌研究的理论动力。如王运华(2020) [8] 基于图形–背景动态变化，从句法、意象和情感三个层面探析唐诗《春望》中诗人悲愁无助、痛恨战乱并祈愿和平的主题；缪海涛、陈龙宇(2020) [9] 通过分析中国山水诗歌中图形和背景的重叠、替换和渗透关系，突出诗人所描摹的客观之“象”和传递的主观之“意”；何中清、赵晶(2019) [10] 聚焦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死亡”隐喻，揭示隐喻使用者的身份特征及其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姚晓光(2020) [11] 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指导，考察我国寒山诗歌中概念隐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投射关系，进而分析诗人的隐喻思维建构及其蕴含的“和合文化”。总体而言，我国学界主要以隐喻和图形–背景理论为框架探索文学作品的识解，然而，诗歌不像小说的叙事性特点那样突出，加之时代背景和文化模式的差异，容易导致读者阅读期待落空，诗歌学习面临更多困难。如何唤起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情感，缩小与诗人的心理距离，进而提高诗歌的赏析和领悟，是诗歌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3. 认知诗学对诗歌教学的启示

3.1. 利用典型性意象特征提升诗歌认知效果

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 (1987) [3] 将意象界定为某物不在场时，人们大脑中仍能想象出的与此相关的意识和图像，提出意象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身体经验息息相关。诗歌语言凝练，往往将丰富情感和审美蕴藏于人、物、景、事之中，咏物言志、抒情达意，如西窗残烛、大雁南归、雨打芭蕉等都是诗人常用以表达离愁和思念的物象。尽管这些载体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受到诗人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制约，由于大致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不同时空的人们会共享一些“物象”特征，从而大都能在音美、意美中“沿波讨源”，产生共鸣。

诚然，典型意象是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积累沉淀的经验性、总结性知识，缺乏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知识，仍然很难理解其蕴含的丰富意境。如我国诗歌中经常出现的表征爱情意象的“青鸟”、“红豆”，表征送别意象的“长亭”、“船(舟)”，表征思念意象的“鸿雁”“流水”，等等，最初只是诗人基于其对所处环境的创造性解读，经反复使用逐渐约定俗成，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和文化，如果单纯依赖文本分析很难理解其丰富内涵，因此教师在讲解中有必要对事物蕴含的典型历史文化背景进行阐释，结合诗人的成长历程、个性化思维和价值取向，帮助学习者获得相同的认知模式，达到优质的教学质量。

先秦诗歌《弹歌》中“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简洁生动的语言描绘古代劳动人民用竹制作弓箭，手持弓箭追赶猎物，以及打猎时尘土飞扬的打猎场景。尽管诗歌意象与当今之状况相去甚远，其突显性特征，仍然能够激活人们大脑中已有的知识储备，唤起对打猎场景的范畴识别，重构审美意象。与此不同，学习者在理解杜甫《登高》一诗中“万里悲秋常作客”时，常常对“悲秋”与“作客”之间的意象产生偏离，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常把“作客”(寄居别处，寄人篱下)与“做客”(去别人家拜访，受到礼遇与款待)混为一谈，而后者显然难与“秋”所蕴含的悲愁、悲戚、离愁、迟暮等典型意象相悖。如果把“作客”与“做客”两重天的关系讲解清楚，就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从天宝五载到十五载，杜甫在长安居住的十年间，流寓迁徙，多数时间都在客舍里度过的“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从而更好的建立与诗人的心理共鸣。

作为浓缩而成的自然和人文典型特征，诗歌意象也是诗人对于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加工、提炼、概括，包含着深厚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特征。帮助学生理解诗歌传递的丰富情感，就要以典型的诗歌意象为突破点，利用其典型特征去领悟诗歌的意蕴，品味诗歌蕴藏的情感。

3.2. 借助隐喻分析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Stockwell在《认知诗学》中提到，概念隐喻是将认知过程与隐喻相结合，研究人类思维的重要概念。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不乏隐喻的存在，而隐喻的来源则是诗人眼中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为隐喻提供了想象的源泉，将始源域的内容投射到目标域的隐喻表达是诗人创设“沉浸感与氛围”的常用方法。由于诗歌隐喻往往折射着诗人的经验世界及其隐藏的主题信息，诗歌和隐喻甚至可以视为“同质的现象”(束定芳，2000: p. 121) [12]。不同于一般人，诗人对于世间万物产生更多想象，进而将之延展至自己的经验世界，构建更多隐喻表达。对诗歌进行分析离不开对其中隐喻的解读。

Yeats所写《基督重临》就是通过隐喻表达，描绘了二战来临前的混乱。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爱尔兰正处于动荡与流血冲突之中，西半球旧有的秩序被撕得粉碎，惨烈的战争似乎预示着旧有的基督教文明的终结，而一个可怕的时代即将来临。诗人有意识地摒弃那些模式化表达，使用抒发个性的隐喻。但由于这些隐喻载体比较抽象，且源域与目标域跨度较大，如果不对诗歌中的隐喻进行详细讲解，英语学习者诗歌理解难度较大，如“猎鹰已听不到训鹰者的呼唤”中的猎鹰(falcon)实际指人，而且是利欲熏心，依靠科技制造出可怕武器之人，猎鹰人(falconer)则指人的精神和人道基础，猎鹰脱离控制说明人们已失去了基本的精神和人道；“一个狮身人面的影像浮现”，暗示着导致人类灭亡的恶魔(具有人的智慧和巨型动物的力量)的出现，人类将再一次经受磨难。

“人类的认知模型不具备普遍性，其形成有赖于一个人所成长和生活的文化语境”(Ungerer & Schmid, 1996: p. 50) [13]，对于缺乏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学习者而言，找出这些隐喻蕴含的情感和思想绝非易事。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和联想，还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阐释隐喻的产生机制和使用动机等，帮助学生触摸诗人的情感，调动其隐喻思维机制，更好地“体验”诗歌蕴含的丰富情感。

3.3. 利用“图形/背景”分辨诗歌的主题意义

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心理学家Rubin提出来的，后来又经完形心理学家将其完善。该理论认为图形就是背景映衬下突出的实体，是人们能明显感知到的完整独立且能移动的事物，即“主角”；背景就是衬托并彰显图形的东西，即“配角”。图形是诗人的叙事主角，背景则是其配角，主角与配角在叙事过程中相互转换，推动主题意义的生成，使诗歌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杜甫的《登高》一诗中“风急天高猿啸哀”中，以“急风”和“高天”为背景，有静有动，更加衬托“猿啸”之凄惨。柳宗元《江雪》一诗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将“蓑笠翁”独自垂钓的画面置于“孤舟”和“寒江”背景下，孤独、静谧、伤感等扑面而来，该意象的构建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诗人被贬后孤独郁闷不得已的心情。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将“孤帆远影”和“长江”作为图形，“碧空”和“天际”为背景，一副水墨画在读者脑海中徐徐展开，间距的拉长使帆船的形状越来越小，想到今后重逢遥遥无期，送友人的惆怅伴随着滚滚长江水渲染了留恋之感，本是背景的长江转化成了图形，进一步烘托了诗人心中无限的悲愁哀伤。

对诗歌进行图形/背景分析，有助于引导读者在已构建的意象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层次分级，分辨诗人的注意焦点和感情所在，从不同视角挖掘诗歌蕴含的多重主题，透彻解读诗歌意境。

4. 总结

诗歌教学不仅要考虑文学性和审美性，还要考虑到读者的认知模式。无论学习我国古代诗歌还是外国诗歌，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充分了解诗歌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便其将自身体验与之结合，产生与作者相匹配的认知模式。同时，要从典型性意象和隐喻入手，引导学生精准系统地解读诗人个性化意义表征方式，并通过分析诗歌中的图形和背景，深入探讨诗歌中隐晦、含蓄、朦胧甚至多解表达与文本动因、写作情境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通过自身情感体验诗歌中的非概念化意义，进而感受诗人的“情感”，获得更加丰富的感知效果，提高诗歌学习的积极性。仅就这一点而言，认知诗学与诗歌教学相结合为诗歌教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基金项目

本项目是于翠红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生视听口译中的信息组构化加工能力研究”(项目编号：19YJA740075)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

吴 齐,于翠红. 认知诗学指导的诗歌教学路径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Poetry Teaching[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2): 224-228.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202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