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11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23日

摘要

女性主义介入翻译研究催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将“性别”引入翻译。从性别角度审视翻译问题，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女性主义翻译主张用各种翻译策略及手段对文本进行操纵和改写，以突出女性意识。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译者朱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为例，来探讨女性译者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

关键词

女性主义翻译，性别意识，翻译策略，话语

The Manifestat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aking Zhu Hong’s Translation of A Frolic in the Snow as an Example

Yu Zh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 2^nd, 2022; accepted: May 11^th, 2022; published: May 23^rd, 2022

ABSTRACT

Feminist involvement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duced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Feminist translation introduced “gender” into the translation. Reviewing translation issue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xpands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Female feminist translation advocates the manipulation and rewriting of the text with vario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ans to highlight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he female translator Zhu Hong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the female translator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words:Feminist Translation, Gender Consciousness, Translation Strategy,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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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被人认为是从属他人的，丧失自主性，是其他人的附庸。在西方文化中，上帝通常是男性形象。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也可以发现，女性的地位在社会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女性的价值得不到认同。关于翻译的一些隐喻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问题。在翻译领域，原作被看成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作往往成为低下、孱弱、派生的女性。原作的地位高于译作，女性是男性的附庸( [1], p. 1)。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翻译与性别的关系。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 [2], pp. 93~94)。苏珊娜·阿伍德(Susannede Lotbiniere-Harwood)说：“我是一个译本，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3] 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enage)他有一个关于翻译的经典比喻，他用“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来解释翻译。“‘不忠的妻子’/译作由公众所定夺的罪行是丈夫/原作依据法律不可能犯的罪过。” [4] 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和“翻译”同处于边缘地位。翻译的女性化隐喻，不仅反映出“翻译”的从属地位，而且也可以看出女性一直处于社会次要地位并且受到歧视。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国的传统译论中。在中国，对于翻译地位的讨论经久不息，但都不能摆脱“父权制”的思想。从翻译活动来看，进行翻译的主要是男性。古代佛经翻译中翻译名家都是男性。洋务运动兴起时，有志之士认识到要振兴国家就必须先从翻译开始做起。翻译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时候的翻译承担了“救国的匹夫”的角色，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责任，而“匹夫”隐喻是社会中经典的男性形象，女性形象仍处于隐形。男性在翻译的主题选择以及内容的阐释上处于主导地位。郭沫若谈起翻译的地位时曾用“媒婆”进行比喻，媒婆不仅代表女性，而且在女性群体中地位低下。用“媒婆”进行比喻说明了“翻译”处于边缘化地位，翻译的重要性得不到正确对待。翻译的女性化隐喻产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权力差异”。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差异带来了“权力差异”。女性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差异反映在翻译中就是译文地位从属于原文。性别的概念也不是固定的。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性别成为父权制权力规训的对象。性别分为“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后者是在社会不断构建下形成的。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两者存在差异性，“因为自然性别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性的差异，而社会性别则是以社会性的、或文化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期待以及行为方式，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5]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父权制社会，父权制文化将两性的身份、地位和品格进行定位，强调了生理的性别的区别而有意识地忽略了社会性别的区别。从性别角度研究翻译有利于女性译者性别意识在翻译中觉醒，促进女性主义的发展。

2. 女性主义翻译

语言成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重塑自身形象的重要工具，语言的解放有利于女性摆脱“父权制”社会的压迫。长期以来，语言都是作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操控工具，女性话语被压抑，女性一直被男性的世界观和语言所束缚，无法从女性视角对自我进行定义。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项重写活动，她们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女性声音”的表达，突出女性人物，追求翻译中的性别重写，翻译中出现更多的“女性话语”。女性主义翻译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可以通过翻译进行政治活动，为提高女性地位而努力。女性主义翻译者刻意追求翻译中的性别差异，使用刻意的措辞和突现“女性主义”的表达方式，从而解构“父权”话语的统治地位。将女性主义引入翻译中也促进了翻译的发展。女性主义批判了传统翻译将忠实作为评价译文的唯一标准，译文只能是原文的“奴隶”。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一项受译者的主观因素，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所影响的活动，因此忠实并不是评价译文的绝对标准，原文也不是绝对权威。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的意义是需要经过阐释的，原文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文本包括多重意义，允许多种理解。女性主义翻译观还高度强调了译者主体性，肯定译文的创造性。

3. 女性译者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

中国女性主义发展较晚，西方女性主义由独立的女权运动所带来的，她们所持有的观点比较激进。而中国的女性觉醒主要是因为社会革命，所以并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女性主义真正影响中国翻译是2002年廖七一发表文章开始的。朱虹作为最先将女性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她的翻译活动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研究朱虹的翻译作品《嬉雪》为例，来观察中国女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朱虹1980s前往美国学习女性主义文学。她是第一个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同时，她也致力于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翻译作品传入中国，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女性的形象和困境。她的译作使西方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女性的声音。她在1981年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中从女性主义角度，介绍了含有女权主义思想的美国妇女文学。1983年，她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出版。在该书序言中，她概述了兴起的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和逐渐发展的妇女学，并向中国介绍了有关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西方著作，这也推动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接下来将研究朱虹的翻译活动，从朱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来分析朱虹的女性意识在她的译作中的体现。

3.1. 朱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朱虹在翻译中以读者为导向，追求忠实原文，译文要像英文，她主张翻译时不仅要传达意思，而且要传达作品的情感和情绪。朱虹深受女性主义思想启发，她的很多翻译思想都表现出很强的女性主义倾向，她从性别角度来思考女性的生活状况和问题，在翻译中为女性发声。朱虹曾在访谈中说过，她选材的主要标准是1) 作者是女性；2) 作品写女性，她还会特别注意选择一些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 [6]。《嬉雪》收录了由朱虹翻译的中国女性散文选译本，对于研究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具有重要意义。朱虹有意识的选择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采取女性译者独特的视角将中国女性形象展现在西方世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肯定了性别差异导致对原文意义的阐释的不同，并主张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文本进行操控以显示女性形象的存在。女性译者能对女性作家的作品做出更好的阐释。朱虹曾经提到：“从女人的角度写女人‚跟男作家写女人就是不一样。有时男作家会把相同的题材作为社会问题去写而女作家写女人的感受就更真实。” [6] 朱虹对于女性作家作品的关注显示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朱虹在翻译作品过程中虽然追求忠实原文，但并不是追求字词层面的忠实，她主张在翻译中多使用女性视角的操纵策略，在忠实的基础上表达女性主义思想。朱虹在采访中曾表示她要熟悉翻译的作品就像她自己的作品之后才开始翻译，尽量取得作家得认同，力求准确表达原作的感觉，她对女性作家作品中妇女形象具有深切的体会，在翻译中会有意识地表现出中国女人所经历的磨练，受到的苦难，以及一直习惯于放弃自己的形象。

3.2. 朱虹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19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主义逐步发展。西方对于中国女性的生存情况缺少了解。因此朱虹决定向西方介绍中国女性的形象，生活状态以及困境。朱虹会在翻译中有意识的采取女性主义的翻译方式，来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发声。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者Flotow提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干预，要求译者对文本借助增补(supplementing)、加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等手段进行女性主义“重写” [7]。接下来，本文将研究朱虹论文中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使用。

增补是指由于文化，语言的不同造成了文化的缺省，进而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具有读者意识，增补目的语读者知识上的缺乏，从而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增加作品的接受度。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更加注重增补作品中转述的女性意识和性别意义。女性主义翻译者会有意识的增添一些表现女性形象和声音的表达方式来向读者传达女性意识。如，

1) 原文：生命的发生本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吮吸女人的汁液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和家族。

译文：Life begins with the union of man and women, but women alone have to bear the burden of pregnancy and deliverance. Life is nurtured by the woman’s milk and blood, but is made to inherit only the man’s lineage. ( [8], p. 340)

在上文的翻译中，朱虹作为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显现。她运用增补的策略，在译文中增加了“alone”，“is made to”，“only”等词。这些词指出了男女在社会中的分工受到的区别对待，女性要承受更多的社会责任。朱虹采用增补的方式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指出了女性的社会困境。

2) 原文：“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曾鼓舞着许多妇女竭力地建树了和男人一样的丰功伟绩。译文：The slogan “women are as good as men” has spurred women onto achievements to challenge man’s. ( [8], p. 243)

朱虹在此处翻译时“丰功伟绩”时，并没有翻译成“same achievements”而是添加了“challenge man’s”。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价值无法被看见，女性做出的贡献得不到认可。朱虹采取这种翻译方法表达了对女性价值的尊重和肯定。

翻译从一开始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摹仿，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协调，是强化和维护某些文化价值，排斥和贬低另一些文化价值 [9]。运用前言和脚注是女性主义翻译者对原文文化介入，显性修改的体现。前言多交待了故事背景，起到了解构原文隐喻内涵的作用，而脚注的补偿通常能深化女性形象，为女性发声。朱虹翻译的作品《嬉雪》，是一部反映女性意识的散文集。王安忆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收录在《嬉雪》散文集中。其中一段提到《红楼梦》的人物贾宝玉这个人物时，作者认为贾宝玉在追他的爱情之前，仍要先完成家族的繁衍。朱虹在翻译这一段时，特地加了一个脚注介绍贾宝玉这一人物。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表明这是典型的男性情人形象而非女性，在翻译中点出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

“劫持”是表达女性意识最为强烈的一种翻译策略。它主张在保留原作者的写作风格下将那些含有性别歧视，偏见的话语删去。用这种方式为女性争取话语权。朱虹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翻译家，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明显的性别意识。如，

3) 原文：她们拣呀，缝呀，绣呀的，是多么傻啊！

译文：the girls would realize how naive they had been.… ( [8], p. 247)

原文“傻”如果直译应该被翻译成“foolish”，而“foolish”在英语中具有贬义的含义。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了“naive”一词。这是译者进行的一次女性主义改写。文中女性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体现了女性的单纯美好的品质。然而，这在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法实现，生活在“父权制”的社会，女性无法掌握婚姻自由。朱虹将原文中含有性别歧视的话语改写，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显现。

4) 原文：同时，女人却依然要做那些和男人不一样的事。

译文：But at the same time, women must still do what men do not stoop to. ( [8], p. 245)

“stoop to”在英语中的含义是“bend down”“lower oneself”。具有贬义的色彩。对比原文发现，原文并未传达此含义，所以此处是朱虹作为译者的一次改写，为文学作品中处于隐形的女性形象发声。

4. 结语

中国女性主义虽然发展较晚，但是也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朱虹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了翻译问题。朱虹的女性意识也在翻译中有所体现，运用增补、添加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等策略反映出了独立的女性意识。女性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不仅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在文学作品中重新构建了女性形象，为女性争夺话语权作出了贡献，有利于促进翻译中的性别研究。

文章引用

章 玉. 女性译者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以朱虹的译作《嬉雪》散文集为例
The Manifestation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aking Zhu Hong’s Translation of A Frolic in the Snow as an Example[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05): 855-85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511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