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31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3日

摘要

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是译者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对文化语境进行动态顺应的过程。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英译本不仅再现了原作的语言特点与文化内涵，同时与英语读者的文化语境相融合，取得了成功。本文以文化顺应理论为基础，分析研究《游园惊梦》英译本中所运用的文化顺应策略，论证该译本如何在文化顺应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再现原作语言特点和风格，以期为中国文学译介作品走向世界提供方法借鉴。

关键词

《游园惊梦》，文化顺应理论，文学翻译

A Study on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ai Hsien-Yung’s Novels

—Taking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as an Example

Shuting Zh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 21^st, 2023; accepted: May 31^st, 2023; published: Jun. 13^th, 2023

ABSTRACT

A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constantly makes linguistic choices and dynamically adapts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ai Hsien-yung’s novel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not only reproduces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work but also integrates with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read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short story, demonstrating how the translation successfully reproduces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style of the original 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effectively to the world.

Keywords: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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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短篇小说《游园惊梦》由白先勇首次发表于1966年，后收录于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创作精神，《游园惊梦》运用精雕细刻的文笔刻画了人生如梦的悲怆之感，被誉为白先勇风格的最佳代表。《台北人》英译本由白先勇与叶佩霞合作完成，主编乔志高参与修订，在英语读者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更称其为台湾文学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认为其能给读者带来堪比乔伊斯《都柏林人》的视觉冲击。

遗憾的是，学界对该译文成功背后策略运用的探索研究还远远不足，译文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关注。在知网上以“台北人 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仅有39条相关结果，其中20篇为《台北人》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角度，分别为自译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与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尚未有研究注意到，《台北人》英译本的译文透露着深厚的文化顺应精神，不仅易于英语读者接受，又准确地传递了原文风貌，从而取得了成功。由此，本文选取《台北人》英译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游园惊梦》，从文化顺应策略的角度入手，考量《游园惊梦》英译本中是如何具体运用各种顺应目标语文化语境的翻译策略，将译文成就为可读的英文的同时充分再现原作语言特点和风格，以期为中国文学译介作品走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提供方法借鉴。

2. 文化顺应理论

2.1. 语境与顺应

通俗来讲，语境指语言的使用环境，具体为上下文、即词、短语、语句或篇章的前后关系，可以帮助理解词或短语等语言成分在篇章中的具体意义 [1] 。胡壮麟 [2] 进一步推动了语境概念的定义与分类，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语言语境指语篇内部环境，如词组、句子、段落等语言成分；情景语境指语篇产生时的外部环境，交际情境中参与的人物、人物关系、时间与地点；文化语境则指语篇涉及的经济、宗教、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

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 [3] 提出语言纵观说和语境顺应论。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continuous making of linguistic choices)，选择发生在语法结构、语言产生与语言理解等语言的各种层面。之所以语言使用者能在交际过程中做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性：变异性(variability)、协同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变异性使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协同性使语言选择能建立在高度灵活的基础之上，而顺应性则使语言使用者能在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流所需条件，达到理想的交际目的。就语境而言，维索尔伦将语境归纳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认为语境制约着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语言选择行为。要实现成功交际，语言的选择就必须与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顺应。因此，如何对语境作出动态顺应则成为了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学界多认同语境可分为文化语境与交际语境，其中文化语境与翻译过程息息相关，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众多要素。要实现成功交际，就必须深入了解不同语言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语境，顺应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语境的动态顺应。

2.2. 文化语境中的翻译顺应

参照维索尔伦的观点，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也是译者连续选择的过程，选择涉及译什么文本、译谁的文本、译文词汇句式的选取等，只是翻译不是单语环境下的选择与确定，而是更为复杂、多层面、多维度的双语间或多语间的语言选择过程。勒弗菲尔 [4] 认为，在翻译所受的众多束缚之中，来自语言层面的束缚最不重要，将对于翻译的讨论局限在语言层面并不足以反映翻译的复杂性。奈达 [5] 也认为，文化对词义的影响十分广泛，如果不考虑文化背景的影响，译者很难对文本作出恰当的理解，并指出“如果要实现成功的翻译，那么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由此，文化对于语言和翻译的影响可见一斑，要使翻译成功达到交际目的，语境顺应便成为了译者不得不关注的一个话题。

文化语境中的翻译顺应则是译文对目标语文化的顺应，包括对目标语文化心理、文化传统、语言与思维方式的顺应。乔治·斯坦纳 [6] 提出，翻译的四个过程分别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其中每一个步骤都充分反映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文化语境因素对译者的制约性作用。“信任”指译者对源语文本存在“意义”的确信，是对原语文化语境能够产生意义的认可；在进行“侵入”和“吸收”时，虽然对“意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译者都会将“意义”作为基本参考，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最后的“补偿”仍然以“意义”为基础，通过文化层面的“交流”来实现意义的传达。译者在此过程中使用归化或异化等手段，实际上是其对具体文化语境的感知能力和自身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因此，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建立在对具体语境的理解之上，体现了翻译过程中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7] 。

2.3. 文化顺应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维索尔伦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同性与顺应性，三者密不可分，互相联系，其中可变性和协同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与基础，顺应性则为语言运用的根本和目的。任何语言在使用时都要对语境做出动态顺应来实现交际流畅，不同的语境可以左右语言的选择，而语言的不同选择也会影响语境的变化。从意义的动态生成与语境的密切联系来看，翻译要实现预期交际目的，就应有意识地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一系列文化顺应策略，使译文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化语境。

文学翻译具有鲜明的跨语言、跨文化特征，尤其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学作品多承载原语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与风貌，具有深厚的本民族语言与篇章传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和篇章传统层面做出取舍，还需要斟酌如何成功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译入目的语文本，在顺应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同时传达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风貌 [8]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有必要根据目的语文化语境对语言进行重构，采取文化顺应策略，实现原文意义与精神的动态传递。白先勇《游园惊梦》英译本则是这一策略运用的生动体现。

3. 白先勇《游园惊梦》英译本中的文化顺应策略

自1971年刊行以来，《台北人》在港、台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中获得广泛好评，逐渐中国大陆也开始容许刊行白先勇的作品。然而，《台北人》之所以1982年才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翻译上的困难占了很大原因。刘绍铭谈到，中华文化是白先勇艺术力量的源泉，没有任何一种翻译能够称职地迻译这么一个多样，富有象征、意象和典故的语言 [9] 。但其英译本终能在英语读者中取得如此积极的反响，与其运用的文化顺应策略有着密切联系。

《游园惊梦》讲述了“钱夫人”这一鲜活“台北人”形象的故事。钱夫人本是南京远近闻名的昆曲戏子“蓝田玉”，二十岁出头时嫁给了六十岁的国民党将军钱鹏志，本以为可以就此享尽荣华富贵，却因为钱将军的离世而风光不再，慢慢丧失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社会地位。故事以钱夫人受邀来到窦公馆赴宴开始，由现实中宴会的发展与钱夫人的回忆同步展开。《游园惊梦》中充斥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包括出场的各类人物艺名、各类色彩的细致刻画、人物动作的入骨描写等，无一不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合译团队运用文化顺应策略，对原文中富有中华文化色彩的元素进行了灵活处理，使译文既贴近目标语读者，又准确传达了原文所蕴含的深意。

3.1. 人名的顺应

白先勇在谈及《台北人》英译时提到，在中译英时，名字的翻译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名字一经拼音，意思全无，更不谈文中之美。” [10] 这一困难在翻译《游园惊梦》中的人物艺名时更为突出。因此，在处理这些名称时，译文几乎舍弃音译原则，将对西方文化的顺应摆到首要位置，以汉语所传达的隐喻为基础，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寻找合适词语表达相近意思，还原原文精神。

例：……还有她自己的亲妹妹十七月月红。 [11]

译文：...and her own sister, Number Seventeen, Red-red Rose. [11]

十七月月红是钱夫人的亲妹妹，而“月月红”则是她作为戏曲演员的艺名。月月红指一种月季花，通常色极艳丽，花型多姿，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富有娇媚万千的意味。此名的设计实则暗示了月月红之性格：她性情火辣，说话直爽，身形妩媚，“艳得像只鹦哥儿”；不仅直言直语，称钱志鹏好当钱夫人的爷爷了，更在钱夫人为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的酒席之上“专拣自己姐姐的脚往脚下踹”，不怀好意地向钱夫人敬酒，抢夺她的情人郑彦青 [11] 。译文将其名字的翻译处理为“Red-red Rose”，语言结构上保留了原文中的头韵，留存了朗朗上口的音韵之美；文化内容上，译文将原文的月季转换为了玫瑰“Rose”。在西方文化中，玫瑰代表着热情奔放，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符合原文中月月红的人物特征。这样的处理，是译文对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顺应，同时又在意象和音韵上都准确传达了原文的精神色彩。

除月月红之外，《游园惊梦》英译本对于文中其他人物艺名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文化顺应策略，如“十三天辣椒”译为“Heavenly Pepper”，把“天”这一概念转化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天堂”(heaven)；“桂枝香”译为“Fragrant Cassia”，将“桂枝”这一带有特异香气的传统中药转换为“Cassia”，即一种西方人常用的调味香料；“蓝田玉”则译为“Bluefield Jade”，将这一中国传统玉种中的“蓝田”转化为美国一些地区的名称“Bluefield”。如此选词，在顺应目标语读者文化语境的同时，又保留了原文的风格与修辞之美，使各个性格迥异的唱戏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3.2. 用词的顺应

白先勇文笔风格特征之一便是精妙细致的细节刻画。在《游园惊梦》中，白先勇运用了大量词藻描写各式色彩与人物动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描写都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语境之中，要使西方读者也能准确感受到原文的精神，采取文化顺应策略便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原文所运用的颜色词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在处理这些色彩词时，翻译团队尽量译出其深层含义；对过于中国化的背景信息，团队则做通俗化处理以降低特殊性，提高英语读者的接受度。例如，钱夫人在大厅等待窦夫人之时，白先勇用了较大篇幅来描写其身着的墨绿色旗袍：

例：钱夫人往镜子又凑近了一步，身上那件墨绿杭绸的旗袍，她也觉得颜色有点不对劲儿。她记得这种丝绸，在灯光底下照起来，绿汪汪翡翠似的，大概这间前厅不够亮，镜子里看起来，竟有点发乌。 [11]

译文：Madame Ch’ien took a step closer to the mirror; she even felt that the color of her emerald green Hangchow silk ch’i-p’ao was not quite right. She remembered that this kind of silk shimmered like sea-green jade when the light shone on it. Perhaps the antechamber was not well-lit; the material looked rather dull in the mirror. [11]

原文中，白先勇用“墨绿”一词描写钱夫人的旗袍颜色。在中华文化中，“墨绿”是一种有光泽的深绿，象征高雅富贵。文中钱夫人的旗袍原本是雍容华贵之色，而这样的色彩却因自己失去青春与地位后的信心丧失最终显得黯淡无光，甚至有些“发乌”了。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很难找到与“墨绿”直接对等的颜色词。译文在处理“墨绿”时选取了英语文化中常见的“emerald green”，虽代表的是一种亮绿色，但却又更能引发英语读者的联想；在处理“发乌”时，将“乌”译为“dull”，一个既可以表示颜色暗淡，也可以形容人愚笨无聊的词语。这样文化顺应的处理，既能引起英语读者的共鸣，又能衬托出钱夫人的心理变化，准确传达原文所刻意设置的情感意图。

在钱夫人进入窦公馆正厅后，白先勇又对正厅中的物件摆放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刻画，其中不乏色彩描写：

例：……中间一张长方矮几上摆了一只高天青细瓷胆瓶。 [11]

译文：...Inside the circle on a low rectangular table stood a tall gall-bladder vase of fine blue porcelain. [11]

所谓“天青”，是汝瓷中的“天青釉”色，具体可以指滂沱大雨后天空放晴后所呈现的清澈纯净的天蓝色，是一种极为精美的中国传统色彩，要将此颜色背后蕴含的文化寓意转换成英文，难度很大。在此词的处理上，译文选用“fine blue”，因“fine”在英文中有“精良的，优美的”之意，选取此词，能使这一颜色与译语读者的文化体验更加相似。并且，“fine”在英文表达中还暗含有“晴朗的”这一寓意，与天青色所传达的“雨后天晴”不谋而合，使译语读者明白此种颜色带有“精美，晴朗之蓝”的意味，让译语读者对该色彩词译文的接受反应更贴近汉语读者的反应。

除色彩词外，原文中动词的使用也是别出心裁。汉语用词特点之一即为在模糊中传递语义，在朦胧之中塑造意境；英语用词则重逻辑分析，语义清楚，表达准确。为顺应英语文化语境，在处理原文中动词时，译文采取了明晰词义的方法，以意译的方式将原语中模糊的词义阐释清楚。例如文中对席间陪在钱夫人身边的程参谋的几次“笑”的描写：

例1：钱夫人正要伸手去接过那蛊石榴红的瓷杯，程参谋却低声笑道…… [11]

译文1：When Madame Ch’ien reached for the pomegranate-red porcelain cup, Colonel Ch’eng said in a gentle voice... [11]

例2：程参谋也转过头来，望着钱夫人笑道。 [11]

译文2：Colonel Ch’eng also turned around and spoke smilingly. [11]

例3：……双手捧到钱夫人面前，笑吟吟地望着钱夫人，等她挑选。 [11]

译文3：...he presented it with both hands to Madame Ch’ien, beaming, watching her intently… [11]

例4：程参谋立起身，双手举起了酒杯，笑吟吟地说道。 [11]

译文4：“It’s my turn now, Madame.” Colonel Ch’eng rose, holding his cup high in both hands, grinning. [11]

选段中程参谋有四次“笑”，传达的笑意并不相同，但都被汉语的文学传统作了模糊化处理，在字面上分被别处理成同样的“笑道”和“笑吟吟地”，具体意义则托付于文本之外的上下文。如果仅仅根据字面意义，将程参谋的几次笑译为“smiled”，则无法还原出原文所隐藏的具体笑的方式与含义。译文跳出了汉语文化语境的文学框架，转而适应英语文化中清晰、准确的用词逻辑，以精准译模糊，分别选取“said in a gentle voice”，“spoke smilingly”，“beaming”，“grinning”等四种处理方法，将被朦胧化的每一次笑具体化，使用词更加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化习惯，也更利于译语读者对人物性格与动作细节进行理解。

3.3. 句式的顺应

英汉语言之间的重要区别特征便在于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之分。英语讲求形合，重在运用句子内部连接、句法手段与词汇手段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汉语则讲求意合，重在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联系表达句意，缺乏逻辑论证。在处理《游园惊梦》中多处富有意合特征的句段之时，翻译团队采用补充逻辑，添加状语等方法顺应英语的形合特点。

例：卖唱的嫁给小户人家还遭多少议论，又何况是入了侯门？ [11]

译文：A singsong girl marrying into an ordinary family is enough of an event to cause comment; imagine the talk when she married one of the high and mighty! [11]

原文为反问句，前半句与后半句之间没有连接词作为逻辑连接，后半句甚至没有主语。但通过句式的精妙组合，句子跳脱出语法的限制，表达出了十分丰富的意义，汉语读者能通过语境推导出被隐含的另一主语为加入侯门的“钱夫人”。而如果对此句进行直译，则会对习惯形合句式的英语读者造成阅读困难。为易于英语读者理解，翻译团队在翻译时在前半句与后半句之间添加了“imagine”与“when”两词，补充了逻辑推导出的主语，逻辑明晰的同时顺应了英文的形合特征。

例：……蒋碧月穿了一身火红的缎子旗袍，两只手腕上，铮铮锵锵，直戴了八只扭花金丝镯…… [11]

译文：...She wore no fewer than eight gold bracelets jingling and jangling with her every move. [11]

此段原文极富汉语意合特点，其中“铮铮锵锵”作为描写蒋碧月所佩戴镯子之多的拟声词直接与“穿”“戴”等动词并列出现，之间没有任何连接词，但汉语读者也能通过其词义感知出该词在此处的逻辑关系。译文在此句的翻译中加入“with her every move”这个状语，来说明为何八只扭花金丝镯会产生“jingling and jangling”的声音，为原本逻辑模糊的句意增添了清晰的逻辑关系，使原本意合的句子更具有形合特点。

4. 结语

作为白先勇的经典之作，《游园惊梦》承载了丰富的中华文化精神，精雕细刻的同时结合了现代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在今昔的交错对比中突出人生如梦的悲怆之感，不失为一部经典佳作。《游园惊梦》英译本采用文化顺应策略，不仅使其在西方读者中收获众多美誉，更值得未来中华文化的传播作为借鉴。作为一种言语交际活动，翻译是译者根据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与适应的过程，该过程也不断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不断根据交际的需要对译文进行选择与优化。只有保证交际语境的各方面都得到顺应，译文才能成功将原文的精神传递给译文读者，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本文以文化顺应论为基础，通过探究《游园惊梦》英译本中所运用的文化顺应策略，研究在不同文化语境影响下的跨文化翻译如何最大程度上实现原文精神的传递与译语读者接受信息的等值。在翻译中，译者应根据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不同语境做出动态顺应，克服语境差异产生的影响，顺应文化差异，弥补文化空隙，才能避免翻译中理解障碍的出现，使译文成功传达原文风貌与精神。

文章引用

张舒婷. 白先勇小说英译文化顺应策略研究——以《游园惊梦》为例
A Study on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ai Hsien-Yung’s Novels—Taking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as an Example[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06): 2370-237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1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