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ducation
Vol. 12  No. 11 ( 2022 ), Article ID: 57999 , 18 pages
10.12677/AE.2022.1211715

中国大学毕业舞者的职业道路

林景

爱丁堡大学,英国 爱丁堡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14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11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18日

摘要

文章通过定量调查问卷的形式,从心理、身体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研究造成从中国大学舞蹈毕业生选择不同职业发展的原因。本文旨在为进入大学学习的舞者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信息,提供过去毕业的舞者的职业趋势信息,从而确保学生在毕业后对其职业现状有更广泛的了解。

关键词

中国毕业舞者,职业发展,舞蹈就业

Career Paths for Dancers Graduating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Jing Li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UK

Received: Oct. 14th, 2022; accepted: Nov. 11th, 2022; published: Nov. 18th, 2022

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a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 to examine the reas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t career paths chosen by dance graduates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make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dancers entering university studies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career trends of past graduates, thus ensuring that students have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areer status after graduation.

Keywords:Chinese Graduate Dancers, Career Development, Dance Employme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介绍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高校相继开设舞蹈专业,招收舞蹈专业学生。截至2016年,中国单独招收体育舞蹈专业的院校已高达100多所 [1] [2],因此中国出现了舞蹈艺考热潮,对此 [3] 认为出现这种热潮的本质原因是舞蹈自身的魅力,以及父母支持和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然而这些过往的文献中并未提供准确的舞蹈专业招收数据,或提供足以使人信服的研究报告。根据中国教育部门 [4] 的数据,大学毕业生人数已超过1076万人,仅仅10年的时间从2012年的680万人增加到2022年的1076万人。随着毕业生人数的激增,带来就业形势逐年严峻,同时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尽管大学不断增加舞蹈类型的选择(民间舞、拉丁舞、音乐舞、流行舞、现代舞、舞蹈编舞、芭蕾舞、啦啦队等),但却无法保证所有舞蹈毕业生不会因社会提供的工作和社会的实际需求而担心或焦虑毕业后找工作。现阶段,中国对大学毕业后舞蹈演员职业道路的研究处于空白阶段。此前的研究表明,动机和心理技能等心理因素在绩效和人才发展阶段的谈判中起着重要作用 [5]。 [6] 指出,职业发展研究关注个人和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人们职业生涯的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舞者舞蹈生涯或职业发展的有效文献过少,从而阻碍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实证和实践进展。

就业,是每个毕业生为了生存必须面对的事情 [7]。由于缺乏职业前景研究,这一差距的存在可能正是导致大量中国舞蹈学生在大学最后一年感到失落的原因 [8],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目标。大学应该意识到职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9]。因此,高校应在提供优秀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同时,开始关注毕业生就业问题,努力提高舞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为探究可能影响舞者不同职业选择的可能因素本文使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研究并得出数据,将根据不同职业选择的参与者划分为两组数据,并进行统计性分析,根据两组之间的对比推断可能造成舞者选择不同职业因素,将使用独立t检验,针对主要的统计数据将主要关注于计算平均差异、差异的95%置信区间以及p值为参考数值。最后本文旨在为进入大学学习的舞者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信息,提供过去毕业的舞者的职业趋势信息,从而确保学生在毕业后对其职业现状有更广泛的了解。

文献中有两项研究对于理解影响毕业生职业道路的因素特别有意义。首先,Vos [10] 认为,幸福、健康和生产力是适应能力和从学校成功过渡到职业生涯的关键指标。其次,在对151篇同行评议论文的研究中,Zacher [6] 等人认为,环境因素可能导致人们职业道路的改变。本节将在这两项研究表明的标题下进一步详细探讨文献:物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

2. 文献综述

2.1. 身体因素

2.1.1. 在舞蹈中受伤

对于舞者这个职业而言,受伤是每一个舞者都会经历的。Thomas and Tarr [11] 采用混合的研究方法报告得出舞蹈损伤率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所上升。受伤风险最高的是舞者的肌肉骨骼损伤,有报告指出,舞者平均年受伤率高达67%~95% [12]。一项针对大学、职业芭蕾舞演员受伤的调查中也认定患病率高达74%,舞演员终身受伤的发生率在40%~84%之间 [13]。一项针对现代舞团的跟踪记录表示,有一半的舞者被报告慢性受伤 [14],受伤迫使职业舞者不得不休假即使是在舞团演出期间 [15]。然而,舞者的舞蹈生涯可能因为受伤而被迫中止 [16]。Markula [17] 认为舞蹈伤害源于不健康的文化习俗,因为舞者认为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即使他们感到疼痛,也会选择继续跳舞。不健康的舞蹈文化会导致舞者有意忽视受伤情况,总而导致更严重的损伤 [18] [19]。 [20] 以两位舞蹈明星夫妇为例,采用采访的方式证明即使受伤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舞蹈是支持他们走下去的动力。尽管这篇文章缺乏理论支持,但提出了新的可能导致舞者继续从事舞蹈的可能性,即心理因素。

2.1.2. 身材要求

舞蹈总是与纤瘦的身材要求相关 [21];Singer和Janelle [22] 在调查中发现舞者被迫限制饮食摄入量以满足舞蹈的审美要求 [15]。舞蹈演员一般比年龄匹配的对照组要更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并且对于舞者纤瘦身材的要求愈演愈烈 [23] [24] [25]。舞团的首席舞者身体脂肪通常比芭蕾舞团成员更少 [26],然而身材要求不仅限于首席舞者,大部分的舞者也默认对于身材的要求并努力获得理想的身体形象 [27]。Santo等人 [28] 报告了舞团中舞者的饮食态度,存在不吃饭和忽视饥饿迹象,将食物分类为“好”和“坏”或“瘦”和“脂肪”,并且他们会习惯性的从日常饮食中排除其中一些食物。高度的压力和对于进食部分食物的愧疚心态导致50%的芭蕾舞演员表现出暴食症状。此外,营养不良会增加肌肉骨骼损伤,并导致更严重的医疗问题 [15] [29] [30]。这些舞者承受着减轻体重和改善身体曲线的压力,因为瘦身至关重要 [27] [31]。然而,这些研究是局限在芭蕾舞为首的舞种作为探究,而忽略了其他舞种。并非所有舞种都有着严格的身材要求例如,当代舞和Hip-Hop对身材体型的限制较少 [21]。

2.1.3. 舞蹈医学预防课程

舞蹈医学预防课程应该成为每一个舞者的必修课。舞蹈受伤率处于高频,不管舞者的身份是舞蹈演员还是舞蹈教师,舞者可能被迫在表演时受轻伤,由于表演和训练中的过度使用和疲劳相关的伤害从而导致日积月累后形成更严重的伤害 [32]。在最近的研究中针对受伤是否会导致职业生涯遭到影响方面出现了不同意见,Weiss [32] (2008)通过一项长期调查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结束伤害预防课程后,开始担心自己的舞蹈职业生涯以受伤而终结,然而这种担忧未达到统计学意义,样本量太小,导致无法检测出重大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许多导致舞者受伤的因素是可以依靠休息和治疗修复的 [33]。Fuhrmann [34] 等人 一名医科学生与Garth Fagan舞蹈公司合作,建立了一个伤害预防课程。通过定量评估,课程结束后,参与者的伤害预防知识在数量上有所增加(p = 0.0001)。然而,课程结束后,参与者对职业伤害的恐惧并没有改变(p = 0.35)。出于这些原因,舞者特别需要干预措施来帮助防止舞者受伤,从而延长和保持职业生涯 [35]。学习如何预防伤害将能够帮助舞者有能力在将来的舞蹈活动中有意识的将舞蹈损伤降到最低 [34] [35] [36]。作为职业前的最后过渡前最后的学习场所 [37],大学是为舞者们在开展职业道路前学习如何预防受伤的绝佳选择。

2.2. 心理因素

2.2.1. 主观职业成功

职业是否成功的看法总是取决于对工作的满意度。在先前的研究中,客观的职业成功的标准主要通过组织层次结构中的工资、晋升机会和职位层次来衡量 [38] [39] [40]。然而,最近的文献工作将人的工作心理学理论适应于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41]。Lo Presti [10] 等人研究学生的职业能力,包括职业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洞察力,作为毕业后主观职业成功的决定因素。客观的职业成功是指可被观察到的职业成就,而主观的职业成功更侧重于个人对职业成就的看法 [42] [43]。此外,主观职业成功通过工作满意度、工作与生活平衡和职业成就来衡量(McDonald and Hite, 2008; Ng et al., 2005) [43] [44]。Hirschi [39] 等人特别确定了衡量主观职业成功的两项指标: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例如,Stupnisky [45] 和他的团队采用混合方法从工作、个人满意度以及自评健康和压力作为主观的成功标志,对68名新入职的教职员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职业期望值对工作满意度、健康和压力影响最大。从舞蹈角度而言,动机被认为是致力于舞蹈或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动机对人才发展至关重要 [19] [46] [47] [48] [49]。因此,毕业时的职业能力使毕业生更积极地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这预示着毕业后6个月的主观工作成功。然而,最近的研究方向转向为更多的关注将职业成功和人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受到的积极动机因素联系起来 [45] [50] [51]。

2.2.2. 自我满意度

自我满意程度总能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人们的就业情况。Masdonati [41] 等人采用混合方法报告了舞者工作时的动力来源于舞者对舞蹈的强烈热爱和热情,并享受舞蹈的内在激励以满足自我 [18]。Lo Presti [10] 等人研究了个人职业能力和就业能力活动,取决于毕业生对教育背景提供的资源的满意度 [52]。当毕业生在课程中对职业目标的实现程度或职业前景感到失望时,他们就会感到不太成功。不满意的毕业生可能会因为不愉快的学术经历而感到就业能力将会随之下降(Niu, Y. et al., 2019) [52]。工作满意度的降低可能会促使人们转向更多的求职行为。这些发现与Kim和Lee [53] 的观点一致,更多的负面情绪与更多的求职行为有关。然而这些结论也并非绝对的Lo Presti [10] 等人提出如果毕业生认为他们所期望的和实际的职业进展不匹配,这并不是绝对有害的,而是可以激励他们通过积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来精心设计他们的职业生涯。

2.2.3. GPA

GPA是学生在学校期间衡量自己是否表现是否杰出的手段,因此在校期间的GPA将极大程度的影响学生的自信程度 [54]。信心不足可能导致学生就业能力下降Niu [52] 等人在研究中发现GPA较低的毕业生对于自身未来就业信心和职业成功的信心低,之前的文献也支持了这一点 [55] [56]。鉴于GPA是学习成绩的指标,与能力相关的感知将会受到个人知识和技能的影响,Niu [52] 提出高成绩水平的学生能够表现出更高的职业行为能力以及主观职业成功。就业能力可被视为职业成功的代理 [52],并且有几项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观点,就业能力和主观的职业成功为正相关 [9]。Verbruggen等人在一项长达十年的研究结论中,持续的就业不足对主观的职业成功产生了负面影响。无独有偶,Bozionelos [9] 等人在之后一项针对欧洲多个国家员工的调查问卷中表明就业能力与客观和主观的职业成功呈正相关。

许多动机理论表明,人类天生就有心理成长和自我实现的驱动力。自我实现可以被定义为实现一个人的潜力,其中生活活动是引人入胜的、有意义的,并且与一个人的价值观相一致。作者普遍同意,为了实现自我,需要结合以自主、满足和社会关系为中心的特定方面。具体来说,Seligman [57] 认为,当人类经历积极的情绪、参与、积极的关系、意义和成就时,他们会茁壮成长。有研究表明,心理成长源于自主性、个人成长、自我接纳、环境掌控和积极的人际关系。同样,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一旦满足自主、能力和相关性的基本需求,个体就有一种天生的成长倾向和最佳心理功能。满足这些需求会产生对某项活动的内在动机,当人们发现一项活动本身就很有趣和令人愉快时,就会产生这种动机。内在动机与更大的乐趣、满足感和个人坚持活动的可能性有关。

2.3. 社会环境因素

2.3.1. 个人背景

个人职业在环境机会和约束的背景的引导下发展 [9],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被视为体面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37]。此外,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不仅仅是在学校之后找到一份工作 [41] [58] [59]。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有很多。例如,Zacher [6] 等人表明环境因素对个人对职业道路可能会导致人们职业生涯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制约因素和边缘化,如何影响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成功成为了热门关注点 [41] [60]。这个研究方向是经历了几十年的不断探索得出的结论,早在二十年前Lent [9] 等人通过预测印度尼西亚职业学校的求职结果,发现低主动性的人在学校到工作的环境中受益最大。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学校到工作过渡期成为过往研究中最多的背景因素之一,近几年的文献有关研究背景条件对学校向工作过渡的作用表明个人职业愿望和个人背景之间的一致性可以成为充分的学校到工作过渡期准备的基本驱动力(家庭支持: [17] [61] [62];同伴: [63]、教育背景 [10] 或劳动力市场条件 [58])。

2.3.2. 父母支持

来自父母的支持很可能成为职业道路选择的重要支撑,Neuenschwander和Hofmann [61] 提供了一个从学校到工作的社会认知范式。与Sawitri and Creed [62] 类似,他们使用社会认知职业理论 [9] 来研究个人机构,即自我效能信念如何与环境因素,即职业决策期间的父母支持相互作用,以影响职业教育和培训第一年的契合度作为过渡后的结果配合,作为过渡后的结果。与Sawitri和Creed [62] 的观点一致,Neuenschwander和Hofmann [61] 的研究表明,有益的背景因素,如父母的工作支持,对于那些尚未获得强大的代理能力,即低自我效能信念的人来说更为重要。Neuenschwander和Hofman [61] 还研究了在整个职业教育和培训中支持企业举措对协助移民、过渡的意义。这种方法符合目前的要求,即在学校到工作的过渡研究中结合个人、家庭和组织因素,以更好地描绘这个复杂的过程。在整个职业教育和培训过程中的配合以及向工作的转移可能是可持续职业的一个强有力的开始。就长期生产力、福祉和健康而言,人与职业的契合对可持续职业至关重要 [64]。

2.3.3. 薪资水平

如前文所述,在先前的研究中,衡量职业成功主要通过组织层次结构中的薪资水平决定 [39] [40] [46]。收入是衡量职业价值的一种手段,Montgomery & Robinson [65] 在一项针对来自五所大学的舞蹈毕业生职业道路和选择的研究中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参与舞蹈的人数逐渐减少。Montgomery & Robinson [65] 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舞蹈领域的收入过低,尤其是与非舞蹈领域的潜在收入相比。尽管这是19年前的研究结果,但这一现象并未在最近的研究中得以改善,低收入似乎是艺术类就业的通病 [57]。研究中一组震惊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61.0%的收入不稳定,65.7%缺乏老年保障)。因此,许多从事舞蹈的人不得不依靠非舞蹈工作来补充他们的舞蹈收入,因为艺术是一件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职业。然而,这种观点并非绝对的,造成低回报率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部分学生自身就业期望高于社会实际薪资水平造成的 [8]。在学校舞者们大部分时间只专注于学习舞蹈技能而大学未能及时的开设就业指导类课程导致舞者毕业后对用人单位提供环境和薪资待遇有着过高的期待 [66]。然而,薪资水平并非决定舞者是否会放弃舞蹈的原因,根据Carlson [8] 的说法,当工资预期低于最佳水平时,主观职业成功因素可以积极影响上大学的决定。

2.3.4. 职业规划课程

回顾了职业文献,Marciniak等人 [41] 提出做好职业准备有助于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高等教育的众多使命其中之一是让人们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特别应该是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因为这被认为是就业能力和职业成功的指标 [55] [56]。潜在和正处于学生阶段的学生可以对他们的职业轨迹形成更现实的期望,Okay-Somerville & Scholarios [60] 呼吁给予毕业生在大学到工作过渡期间更多来自社会性的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和人力资源开发专业人员应该共同努力,为实习创造更多机会 [60]。实习机会可以为学生带来实践经验和对所学知识的应用 [67],这是培养人与职业的契合度的有效手段,是职业可持续性的关键驱动因素 [64]。因此,应该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课程的的同时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过渡培训或实习机会,为进入职场作准备 [68]。

重要的是,有广泛的研究表示职业规划课程为学生带来的整体影响总是积极的 [63] [67]。然而,其中存在由于方法的局限性而导致的普遍性问题。例如,Stebleton [67] 等人,采用定性研究存在依赖于小样本、方便的样本这种对小样本和非代表性样本的依赖,引发了跨背景、在同一学术领域内研究结果普遍性的问题。此外,中国大学对开设学分的职业规划课程的学生的经历普及率低 [7] [8],包括学生在完成此类课程后如何理解预测他们的职业前景。本文将试图解决文献中的这一空白,根据Hartley and MacLean [69],李克特量表在捕捉自我报告的态度和行为的广泛差异方面是有效的。因此本文将使用定量问卷的形式来了解学生在职业发展课程中的经历。并使用里克特量表的形式通过分析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和年龄段的舞蹈专业毕业生的问卷数据来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影响中国舞蹈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因素是什么。另外,在Kimbrel [52] 等人的研究中发现,李克特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有效的。基于大样本的更大规模实证调查是必要的,以考虑我们的呼吁,即探索学术职业发展实践在不同背景和不同组成部分中的更广泛适用性。

目前最大的阻碍是,大部分的文献研究的群体大多集中于西方国家,本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探究中国舞蹈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因此文献中提出的观点可能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毕业生,同时,中国有关职业发展的研究尚且处于有限的范围 [7] [8],无法提供大量的可被复制或参考的文献。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结合过往文献与收集来自中国舞蹈相关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相整合,以此为中国的舞蹈专业生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信息,同时本文强烈建议中国的大学积极开设职业规划课程并不断修改课程内容以达到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到毕业生实现就业。

3. 方法

3.1. 设计和分布

为探讨影响中国舞蹈专业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该调查是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制定的。例如,心理因素在舞者职业中的作用 [5]、身体因素在舞者职业中的作用 [16] [18] [19]、社会环境因素在舞者职业中的作用 [8] [65] [70]。心理因素部分测量了个人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成功的影响、GPA对职业成功的影响,以及教育背景的影响。在身体因素部分,测量了受伤对舞蹈职业的影响、身体要求以及舞蹈医疗预防课程对舞者职业的影响。社会因素方面,测量了个人背景、家庭支持和工资水平对舞者职业规划选择的影响。调查中采用的设计是混合主体定量研究,其中自变量(IV)是三个不同的因素,即心理因素、身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因变量(DV)就业选择。组间测量估计了特定因素对舞蹈专业毕业生是否留在该行业的影响,组内设计估计了每个因素的影响。问卷于5月11日获得爱丁堡大学的批准,6月16日完成设计并生成网络链接和发布,6月27日结束数据收集。

在线问卷是通过Qualtrics生成的,由于问卷的受众是中国的舞蹈专业毕业生,问卷在设计完成后被翻译成中文,供参与者查阅和填写。问卷的英文版本在发布成中文之前,经过了导师Weston Matthew的审查和批准,而中文版本在发布之前,也经过了其他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的反复检查。在开始网上调查之前,所有参与者都收到了一份网上信息表和同意参与研究的选项。如果参与者选择同意继续,他们就继续完成调查。如果他们没有提供同意,调查就自动结束。调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四个问题,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范围、毕业年份、最高教育水平和职业方向。在线调查的第二部分分为两组,这两组是指职业的选择,因此调查设计了一个自动的主题跳转,根据参与者所从事的职业选择进行分组。如果参与者选择继续从事舞蹈行业,他们将被引导到与舞蹈行业相关的问题(问题5至18),如果他们选择其他行业,他们将被设置的自动题目跳转引导到不再从事舞蹈行业相关的问题(问题19至31)。最后,所有参与者都要完成调查的第三部分,考察职业规划课程的有效性和他们对未来职业规划课程的看法(问题32至40)。调查回答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收集。

本次调查通过在中国社交软件微信应用上不断转发广告的方式进行发放。为了保证受众的准确性,本问卷被转发到中国大学舞蹈专业毕业生的各个社交软件聊天群。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年龄段的多样性,本问卷在三所不同中国大学的在职舞蹈教师的帮助下发放。完成问卷大约需要5分钟。

本研究使用Cronbach’s alpha来评估调查的可靠性。Cronbach’s alpha以“内部一致性”的形式衡量可靠性,这意味着调查中的项目衡量同一概念的程度。Cronbach’s alpha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字。Cronbach’s alpha越接近1,内部一致性就越高。根据经验,α值大于0.9为“优秀”,大于0.8为“良好”,约0.7为“可接受”,约0.6为“有问题”,约0.5为“差”,而小于0.5为“不可接受”。继续从事舞蹈相关产业的舞者的可靠性分析模型的Cronbach’s alpha标准系数为0.974,问卷系数为0.973,说明问卷的可靠性很高。其他行业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与标准系数值一致,都是0.948,所以问卷的可靠性很高。

3.2. 数据分析

第一部分将采用单项选择题来获得年龄分布、教育背景、毕业年份、职业选择方向等信息。第一部分将进行描述性统计,确定参与者的身份信息。

第二部分使用李克特量表(5 = 非常同意,4 = 略微同意,3 = 既不同意也不同意,2 = 略微同意,1 =非常不同意)得到结果,然后将得到的数据倒入SPSS,计算出结果的平均值 ± SD。然后,对于第二部分的组间反应,将使用独立T检验。对于主要统计数据,将使用平均差异、差异的95%置信区间和P值作为参考值。最后,对于第三部分,将使用描述性统计和分析。为了获得舞者对未来职业规划课程的使用和必要性的看法和态度,将计算问题的平均值 ± SD,并进行独立T检验。对于主要的统计数据,将使用平均差异、差异的95%置信区间和P值作为参考值来得出结论。

4. 讨论

这项研究采用问卷的形式进一步以实际结果验证了先前文献中所提出的不同因素对于舞蹈毕业生职业道路选择所造成的影响,并首次调查了于中国舞蹈专业大学毕业生对于未来职业规划课程的态度及看法。尽管之前人们对参加职业规划课程的学生的经历知之甚少 [67],包括学生在完成此类课程后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 [71] 认为,教育工作者往往没有注意到学生并未正确理解学校学习的知识如何为未来职业做准备的担忧。不难理解,对学生而言这种知识差距可能是导致学生担心他们的职业准备和对未来职业感到迷茫的一个因素。清晰且正确的职业规划能够为学生做好学校到职场的过渡的现实性方面存在很大共识 [60] [72] [73]。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participants (including age group, degree, year of graduation and choice of occupation), including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share

表1. 参与者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段,学位,毕业年份以及职业选择),包括频率及占有百分比

4.1. 受访者

总体而言,收到的问卷为67份,其中有效的问卷数为52份(n = 52)有五个样本因为没有完成调查而被从数据集中删除。在52份问卷中,39人(75%)选择继续从事舞蹈相关行业,13人(25%)选择从事其他行业。尽管问卷没有要求选择准确年龄,使用年龄段进行收集,但参与者年龄段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52位参与者中年龄段为大多数年龄段集中在23~26岁(51.9%);21~23 (31%) 21~23,除此之外,其中拥有学士学位(59.6%)的参与者比拥有硕士学位(40.3%)的参与者比例更高,令人意外的是其中没有参与者为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问卷中参与者年龄在26岁以下(88%),与之差异明显的年龄组30以及以上的参与者只有1人(1.9%)。参加研究的大多数人于2022年(34.6%)或早于2018年(25%)毕业。

Table 2. Data for different problems of other industry groups and dance industry groups (including sample size, average valu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a) Other industries; (b) Dance-related industries

表2. 其他行业组和舞蹈行业组不同问题的数据,包括(样本量、平均值、标准差)。(a) 其他行业;(b) 舞蹈相关产业

(a)

(b)

4.2. 心理因素对舞者的职业选择影响

无论是选择继续从事舞蹈专业还是从事其他行业的参与者,都认为心理因素在职业选择中更为重要,心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舞者的职业选择。从(见表2)中的数据显示,其他行业组和舞蹈组对于(Q9、Q22)舞蹈是否能为他们带来积极情绪都表现出了高于平均值的得分(非常有影响力),这符合 [5] 所提出的心理因素对于舞者职业发展的作用以及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Hanrahan [22] 结论是,舞者的动机不是一个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其他行业组对(Q5)在大学期间是否表现杰出表现出低于平均水平(没有很多影响力)和从事舞蹈组在(Q21)除舞蹈之外能够从事的工作选择有很多问题上显示出远低于均值的表现(几乎没有影响力) 这说明,舞者从事其他行业与在大学期间是否表现出色影响很小。Psychological factors P-Value = 0.03,原假设为H0,心理因素P-value为0.03低于95%的置信区间(CI),均值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得出心理因素对于舞者的职成业选择造了影响。此外由表(3)中的数据可以得出选择其他行业组与在(Q5)认为自身在大学期间表现是否杰出上意见较为一致,然而,同样的问题在继续从事舞蹈组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可能与舞者在大学经历中自身的自信程度相关。继续从事舞蹈相关行业组在(Q9)舞蹈为他们带来的情绪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分歧,这可能反映了打出低认同分数的参与者可能无法很好的适应专业到职业的转换,Hartung and Taber [74] (2008)认为人们是否有效地适应转型和变化,会对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说明了做好学校到工作的过渡的必要性 [60]。

4.3. 身体因素对舞者职业选择影响

结合表3中的数据身体因素并非导致舞者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对两组均值的分中可以看出,继续从事舞蹈组在对于(Q10)舞者受伤知情问题上表现出很高的得分,这说明舞蹈组对于舞者受伤风险意识有着很高的知情程度,并且能够以正确的心态面对此问题。有些意外的结果是,从事其他行业组对在大学期间(Q23)因受伤而导致影响职业选择得分表现普遍很低,说明是否因为严重的受伤对于从事其他行业组并非关键影响因素。这证实了Fuhrmann [34] 等人先前研究中证实的严重受伤导致舞蹈生涯结束的担忧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并且学习伤害预防可能帮助舞者感到有能力在将来预防严重伤害。另一个发现是,(Q13, Q26)维持纤瘦的身材是身体因素中影响力最强的因素,从事其他行业组和舞蹈组对于保持身材相关的问题都表现出了高于平均值的得分,继续从事舞蹈在此问题的组均值上高于其他行业0.8表现出更高的舞者受伤的知情意识。与此相反的是,其他行业组表示维持身材是一件痛苦且难以长期维持的事情。这可能与舞者是否有着正确且科学的饮食教育有着紧密的关联 [75]。

Table 3. (For questions 5~7) Mean (±SD) responses to the Likert scale psychological factors, physical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questions (Q5~Q30) for the continuing dance group and the other trades group. along with the mean differenc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for the difference and whether the difference was clear

表3. (针对问题5~7)其他行业组和舞蹈行业组不同问题的数据,包括(舞蹈相关职业(mean ± SD) 其他行业(mean ± SD) 在李克特量表上有明显的组间差异,至少有一个点,平均差异;95%CI)

里克特表,1 = 强烈反对,2 = 有点反对,3 = 既不赞同也不反对,4 = 有点赞同,5 = 强烈赞同。

身体因素P-Value = 0.05,原假设为H0,身体因素的P值0.05与95%置信区间(CI)均值相同说明不存在均值显著差异,因此得出身体因素对于舞者职业选择没有影响 ,身体因素并非舞者影响职业选择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通过表3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从事舞蹈相关行业组在(Q11)通过大学开设的课程可以有助于尽可能的避免受伤和过度使用身体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较大。然而从事其他行业组对于(Q24)在舞蹈中受伤为避免再次受伤而选择放弃舞蹈问题上意见非常统一,尽管前面提到因受伤导致舞蹈生涯结束的担忧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34]。然而,这种担忧依旧存在并影响着舞者的职业决定。最后,继续从事舞蹈组对于(Q12)在舞蹈中身体的伤害是可以通过休息或治疗得到恢复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分歧。针对上述的分歧,从侧面映射了无论是继续从事舞蹈组还是其他行业组均在大学是否能为他们提供损伤预防课程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部分大学的舞蹈专业并未为舞者提供舞蹈医学预防课程有关。因此显现出了中国大学舞蹈预防医学课程的普及程度存在漏洞。

4.4. 社会因素对舞者职业选择的影响

社会因素并不能影响舞者的职业选择。其中,通过表2的均值数据可以观察出,从事舞蹈组,在(Q15)能够轻松找到工作的问题上表现出高得分,说明对于舞蹈组来说,大学本科期间提供的舞蹈技能使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使其成为社会因素中对他们职业选择最大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从事其他行业组在(Q16)中表现出社会环境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如COVID-19,低社保)问题上表现出比舞蹈行业组的平均分高。因此,对于其他行业群体来说,不可控的社会因素对他们的职业选择造成了更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COVID-19导致舞蹈工作室的停摆 [76],以及过低的社会保障 [57] [65] 带来的后果。工作室的停摆对于专职于舞蹈教学的舞者而言是毁灭性的,这意味着没有薪水来源,因此被迫转行向其他行业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从事其他行业组在低薪酬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高得分,这证实了 [66] 提到的现象,过低的薪酬会导致舞者不得不转行从事其他行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低薪酬的原因可能存在的问题并非舞者待遇低,而是那些即将就业的年轻人可能会发现很难将他们在教育中获得的技能发展和迁移到新工作中(Wang, 2019) [77]。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受教育程度作为变量考虑进来,技能差距仍具有统计学意义,有无工作经验技能水平的差异也可以通过技能在工作中因为没有得到应用而迅速退化来解释 [78]。

表3数据中得出,社会因素并非影响舞者的职业选择的根本原因。原假设为H0,根据表X社会因素P-value = 0.5大于0.05,说明均值相同,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心理因素可以被认为对于舞者的职业选择没有影响。继续舞蹈组对(Q15)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是因为能够轻松获得工作问题上表现出较大的分歧,然而这个问题另一组中却获得了更为一致的回应。因此,结合上述信息可以得出是否能够轻松的获得工作对于继续从事舞蹈组可能并非职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他行业组在这个问题上则看法更加具有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控的社会因素(Q29)导致的其他行业组的在这一问题的选择上出现的较大分歧表明,这个因素或许对于一部分参与者的影响非常剧烈而对于另一部分参与者影响微乎其微。认为影响剧烈的可能发生在计划在工作室发展舞蹈的舞者。由于Covid-19的因素中国的大部分舞蹈机构不得不关门停业 [76],导致这部分舞者遭遇失业危机,从而不得不转向其他行业谋取生存。

Table 4. Data for different questions for the other industry group and the dance industry group, including (sample siz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表4. 其他行业组和舞蹈行业组不同问题的数据,包括(样本量、平均值、标准差)

Table 5. Mean (±SD) responses to the Likert scale psychological factors, physical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questions (Q5~Q30) for the continuing dance group and the other trades group, along with the mean differenc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for the difference and whether the difference was clear (For questions 31~39)

表5. 其他行业组和舞蹈行业组不同问题的数据,包括(舞蹈相关职业(mean ± SD) 其他行业(mean ± SD) 在李克特量表上有明显的组间差异,至少有一个点,平均差异;95%CI) (针对问题31~39)

4.5. 参与者对未来职业规划课程的看法及态度

通过两组(见表4表5)受访舞者问卷得出的信息表明,中国大学的未来职业发展课程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在针对(Q31)大学期间是否有开设未来职业规划等课程的问题上继续从事舞蹈组与其他行业组表现出了较高水平,这表明中国大学的职业规划课程的开设率并非主要问题所在。然而,从事其他行业组和继续舞蹈组都在针对(Q34)现在从事的职业在职业规划课程中是被提及过或可预见的问题上表现出低于平均水平的得分,并且两组相较而言从事其他行业组得分更低(2.3),这说明这部分舞者们在大学期间并未曾预想到现如今所从事的职业。这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60] 的研究结果绝大多数毕业生会在毕业时会遇到各种不确定性,因为他们质疑教育对就业能力的作用 [79]。因此,为了克服这种情况的出现,中国的大学应当在职业规划课程中强调学生掌握定期收集和规划职业相关信息 [15]。这样做能够为个人提供了对现实预览的机会 [80],从而避免从学校到职业过渡时的落差。

更高的得分表现在(Q35),数据表明两组参与者皆对于大学应该开设未来职业规划课程表现出极高的得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学生对自己的职业与未来有着积极的看法和态度 [81]。不仅如此,两组均认为“所获得的学历对于他们寻求工作岗位提供了帮助和保障”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这无疑佐证了先前文献的研究结果,毕业生们对于学历带给自身的自信程度 [54] 以及对于自身的满意程度 [52] 能够表现出对于自身更高的职业能力和主观上的职业成功。

最后,对比大学期间所提供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偏向数据值来看两组参与者均认为在大学课程中实践课程占比高于理论知识的建设。这并非是新鲜事,早在先前的研究中 [79] 就提出,事实上高等教育往往更侧重于技能的学习和其他形式的专业辅导,而却很少关注于职业指导或课程选择对职业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大学的艺术学院尤为突出 [82]。这一现状是急需被解决和改善的。除此之外,Zhang [83] 在最新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现阶段职业规划课程大多落后于职业发展的现象,并与新兴产业发展相脱离,没有及时跟上职业最新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期可能是一段与失业相联系的困难时期 [77] 需要被特别关注。大学生得益于受教育的水平,这一身份使大学生能够在发展和职业规划方面的指导中收获更多益处 [79]。并且,得益于专项工作状态的舞者们的生活会在本质上变得更加灵活和多变。因此,如果大学能够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更多的投入到未来职业规划课程中,结合学生自身的热情和专业优势的加持,必将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起到强大的推动力和使学生面对未来职业挑战更加充满自信。

4.6. 未来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建议

从学生生活到工作世界的转变意味着职业指导必须满足新的需求 [79],以及Meeks [84] 认为一些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中碰壁是因为没有具备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软技能导致的。这意味着需要更加适合中国大环境下的职业规划指导与建议,因此课程安排可以关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使用层次递进教学,将职业规划贯穿整个大学生活 [85]。Lent [9] 认为,在面对职业生活前的准备阶段,应包括职业选择咨询,鼓励学生长期关注工作稳定程度以及职业变化的前景,职业辅导员应为学生做好职业转变的常态准备,并培养他们对职业前景预测的理解 [86]。

因此,职业发展课程应当更加系统化例如,在入学初期课堂结合最新理论成果进行职业规划的典型案例的学习,大学三年级后课程设计可以更加本土化,结合地区发展的特色和优势,提高课程的深度和实用性。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课程上安排实践或实习机会,并不断告诫舞者们实践不是抽象的运用,实践需要具有情境性,脱离实际情境的知识运用并非实践活动 [87]。除此之外,职业规划课程中应该涉及设定目标和制定策略以帮助实现学生对自身期望的职业,建立学生信心方面的价值,找到增强职业信心的方法,这对于他们新兴的职业认同形成至关重要 [88]。当学生意识到当代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作用时,将有助于制定有效的策略来推进规划和职业成果 [88]。培养学生对劳动力市场趋势的理解的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确定职业道路,帮助学生了解环境限制并制定障碍应对机制 [44] 等。当大学机构专注于提高学生的的就业能力时,学生将能够更好地应对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并蓬勃发展。

4.7. 局限性和未来发展

由于问卷开放时间过短导致可用问卷数量过少,导致文章的代表性降低。研究在样本量大的结果下才更有可能产生统计意义上的结果 [89]。除此之外,由于问卷参与者中年龄段局限主要集中在26岁以下的年轻年龄段,30及其30岁以上的参与者太少,导致难以得出长远的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而职业被视为伴随人终身的 [38] [90],这可能导致破坏样本的多样性和可供参考性。重要的是,这是首次针对中国舞蹈大学毕业的舞者职业发展展开的调查,可供参考的过往文献和研究过少,导致文章的可供参考性的降低。

通过文献分析 [88] 得出职业发展课程未来的可能性,未来应该更多的分析中国舞蹈大学生的整体特点,根据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特点为中国大学生专门定制更适合他们的就业指导手段,并且可以展开长期跟踪中国舞者职业发展的研究,并将目标人群向工作年限更长久的参与者,以探索更加稳定且广泛的对获得职位优势的影响范围。

4.8. 实际意义

尽管先前有关职业发展的研究有很多,但还未曾有研究贴合中国环境下舞者发展的研究。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下,如果大学能够有意识的在舞蹈专业中普及或为舞者提供更多理论方向的课程,例如舞蹈预防医学课程和未来职业规划发展课程,并为中国舞者提供更多具备实效性的社会招聘信息,将减少舞者的职业顾虑 [77]。建议中国大学和在读舞者两者皆能够不断关注时事就业信息动态,并密切合作,以确保舞者在面临毕业转向为工作者时表现出更多的信心和可选择的职业发展。不仅如此,学校和雇主通过合作提供岗位实习或勤工俭学项目,同意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并有助于他们顺利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

5. 结论

本研究从有意义的工作的角度探究了影响中国舞蹈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调查迈出了一小步,表明心理因素是影响舞者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部分可供参考的观点和建议,并表明中国舞蹈毕业生在面临毕业转型时可能不仅是舞者自身的问题,还与大学是否为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未来职业规划发展课程的正当性有关。鉴于舞者对舞蹈使命观念,大学是否为学生们提供有价值的未来职业发展课程被视为令人担忧的根源。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大学应当为舞者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和社会时事需求信息。虽然身体因素与社会因素从问卷数据结果来看并非影响舞者职业选择的根本原因,但针对一些得分较高的问题分析得出,中国大学的舞蹈预防医学课程普及度可能参差不齐,因此确保舞蹈预防医学课程在大学的开设提高舞者对于舞蹈中自我保护与治疗的认识,并开设更加具有可被实践检验和意义价值的未来职业规划职业发展课程,对于在读大学的舞者而言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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