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3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9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23日

摘要

在黑格尔的家庭观念中，婚姻观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黑格尔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过去大多学者对黑格尔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本文旨在从择偶的方式、婚姻的基础、婚姻的目的、婚姻的形态、婚姻的解体等多个方面论述黑格尔婚姻观的合理性。

关键词

黑格尔婚姻观，婚姻，合理性

The Rationality of Hegel’s View on Marriage

Chuchu Zhao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 23^rd, 2022; accepted: Aug. 9^th, 2022; published: Aug. 23^rd, 2022

ABSTRACT

In Hegel’s concept of family,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Hegel also has his own unique views on the issue of marriage. In the past, most scholars held a negative attitude to Hegel’s view.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rationality of Hegel’s view of marriage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way of mate selection, the basis of marriage, the purpose of marriage, the form of marriag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marriage.

Keywords:Hegel’s View of Marriage, Marriag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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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婚姻观是人们对于男女缔结婚姻关系的基本看法，它包涵了人们对于择偶、恋爱、婚姻目的、婚姻形式、性关系、婚外恋和离婚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在黑格尔之前，婚姻被认为是自然性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在黑格尔的婚姻观中，有伦理的爱，又有契约，以伦理的爱为内容签订契约，又以契约保护婚姻的合理性。黑格尔的婚姻观具有超时空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黑格尔关于婚姻的择偶的方式、婚姻的基础、婚姻的目的、婚姻的形态、婚姻的解体等各个方面的看法与现代婚姻也有许多契合点。

2. 择偶方式

黑格尔认为“作为婚姻的主观出发点，可能更多的是表现走入婚姻这种关系的两个人的特殊性好，或者出于父母的事先考虑和安排等等；但婚姻的客观出发点则是当事人双方自由自愿的同意组成一个人格”。 [1] 黑格尔的观点充分的体现了择偶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自由择偶和父母安排。中国传统的择偶方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中国成立后，青年男女有了一定的自由恋爱的权利，可以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结婚的对象就不再仅限于父母的安排。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男女的择偶方式从刚开始的父母强制性的结婚到自由恋爱、自由择偶，最后发展成个人选择加父母观点的新型的择偶模式及其他模式。这说明择偶标准具有可变性、时代性等特点。“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社会历史的变迁对它的影响上，正如有人把择偶标准视作时代变幻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而且也体现在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2] 在择偶标准变化发展的进程中，青年择偶的大趋势仍然是把父母当作自己择偶的“把关人”，会将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带回家，理性的参考父母的观点。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经济物质不足以组建家庭。在中国，大部分青年人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刚刚大学毕业，经济收入仅能满足个人的日常开销。房价、物价的增长，一般情况下，青年人凭借自己的能力买房几率较小，更不用说结婚，想要结婚只能借着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买房买车。当然这里并没有涉及有能力凭自己能力买房的年轻人或者家庭富裕的人，仅仅从一般的、普通人的角度出发。现在人结婚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不仅要考虑结婚前的物质基础，还需要考虑结婚后的育儿和赡养问题，甚至还需要考虑婚外情等多种因素，因此人们对于择偶的标准是越来越严格。多数慎重的人会选择与自己相契合的，并且父母认为合适的人结婚。其次，伴随着各种聊天软件、P图、修图、美颜相机等软件的普及，网络诈骗、骗照等状况频发，甚至有人为了赚钱而骗婚，人们对于择偶更加谨慎。网络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增加了青年人择偶的难度。压力大是打破了当代年轻人结婚的梦。近年来中国人的婚姻情况呈现出80后结婚扛起了生娃大旗，90后不愿结婚，00后结婚生孩子的数量直线上升。这种趋势让人反思，为什么90后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买房买车压力大、抚养孩子的费用高、家里老人待赡养，这也是90后不愿意结婚的现实压力。再者，现代年轻人性启蒙较早，情感生活丰富，不停的更换伴侣，对婚姻不抱有希望或者不愿意结婚。

3. 婚姻基础

现代人认为的婚姻应该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结婚前男方应当给女方彩礼，女方应当有陪嫁。关于彩礼及各种结婚收入，一般会将其当作新的小家运行的基金，属于新婚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很多有偏见的地方，男方认为女方的彩礼过高或者不愿意出彩礼，认为女方的父母是在卖女儿，不能接受彩礼这件事。甚至由些男性在与女性恋爱时，在精神上贬低女性，让女性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从而达到一分钱不花就可以结婚的目的。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仅是个别男性对于彩礼的偏见。其实，不管中国古代还是现代，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甚至早期氏族时期，都认为结婚男方需要给予女方一定的物质。正如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过“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这种礼物算作是被出让的女儿的代价。” [3] 可见男方求娶女方必须得付出一定的物质为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结婚要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在择偶时更注重人品与才能，物质并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黑格尔在这里独树一帜，他认为婚姻除了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需要有一定的仪式。他认为“这种结合只有通过婚典仪式的举行才作为实体性的完成，通过符号，语言，这些作为精神性的东西的最富于精神的定在，作为伦理的东西而建立起来”。 [4] 黑格尔认为婚礼仪式具有神圣性，仅仅把婚礼仪式当作一种形式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婚礼仪式是男女双方全心全意结婚的先决条件，具有极高的价值。中国古代对这种观点也是极为支持的，到了现代，结婚的这个前提，反而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模糊概念。现代人理解的婚礼仪式的价值与黑格尔所谓的婚礼仪式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现代人认为婚礼仪式是一种仪式，一种亲人朋友对新人的认可，但黑格尔认为“婚礼是超越于感觉和喜好之偶然性之上的伦理性的东西，如果把婚礼当作外在的仪式和单纯的所谓市民社会戒律，那么这种行为就完全不带有别的意义，仅仅只是为了赋予市民关系具有某种喜庆的振奋效果并予以公证的目的，或者简直就是一种市民戒律或教会戒律的赤裸裸的实定性任意”。 [3] 也就是黑格尔否定了以婚礼仪式为公证的这种价值，他认为仪式就应该是双方愿意结婚的一种心情，而不是一种约束。

4. 婚姻的目的

黑格尔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性和种的延续。黑格尔批判以前自然法，认为自然法认为婚姻只是为了满足性。黑格尔反对把婚姻当作性和种的延续来看待，转而向更高的精神层面看待婚姻。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的目的主要就是种的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封建社会结婚目的的真实写照。现在社会关于子嗣问题，有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是认为婚姻中必须要子嗣，没有子嗣就不是完整的婚姻。甚至很多家庭因为没有子嗣，选择结束婚姻生活，或者代孕，婚内出轨找小三生孩子。另一种是被叫作“丁克族”的一类人。这类人一般是工薪阶级的夫妻，它们有稳定收入，但是不愿意生孩子。他们不顾世俗的眼光，坚持不生孩子。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愿意生孩子的和不愿意生孩子但是又被世俗眼光影响不得不生孩子的。从古至今都有人认为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不生孩子就不是完整的女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不生孩子的女性。但是现代社会对于女性生孩子的偏见非常多，特别是老年人对女性不生育谴责颇多。随着教育的普及，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增多，素质的加强，但仍有很多人拒绝生孩子。“他们拒绝生育并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压力以及有关规定的限制，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生育的权利”。 [5] 这说明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对于生孩子的问题并不排斥，甚至愿意生孩子。

当代女性对于生育这件事整体上并不带有非常强烈的心理，甚至认为孩子是婚姻的延续、爱情的结晶，她们排斥的更多的是人们的偏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国人对女性的态度逐渐改观。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女性在工作岗位上散发活力，经济水平的提高，让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趋于平等，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更多的已婚夫妇愿意一起创业、享受二人生活。更多的知识分子及工薪阶级都提倡少生优生，为孩子创造好的条件的同时也减少家庭压力。人们对于生育观已经由强迫生育向少生优生的观念转变。婚姻的目的也不是单纯的满足肉欲与生育子女，更多的是在婚姻中满足夫妻双方精神上的满足。

5. 婚姻的形式

黑格尔认为婚姻要奉行一夫一妻制的绝对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婚姻形式发生了各种变化，但黑格尔所说的“一夫一妻制”仍是当前合法的形态，但同时，“同居、跨国婚姻、独居、老年再婚等现象在社会上也屡见不鲜。” [6] 人们对于新型的婚姻关系的包容度也在不断扩大，婚外恋和黄昏恋等事件也是不断爆出，甚至在2000年左右就有学者对于婚外恋征求人们看法的统计中就已经有多数人对于婚外恋的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甚至有人觉得妻子与小三可以共存。不仅如此，人们对同性恋婚姻和忘年婚姻的态度相当宽容，男同和女同在例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允许结婚；各种年龄阶段的男男女女都可以随意交往，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结婚。“从传统意义上婚姻形态，到各种变异了的婚姻形式，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婚姻的各种形态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婚姻形态也朝着更加开放、自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婚姻也愈来愈被看作是一种个体间的现象，是不同性别的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5] 现在的婚姻出现比以往更加不同的形式是不仅异性可以结婚，同性也可以结婚，人们对此也呈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

婚姻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形态衍生出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被人们普遍称为“男主外，女主内”。中国传统意义上对于男女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如此。黑格尔在他的伦理学中讲到“男人现实的实体性生活是在国家科学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中，通常是在同外部世界合同，他自己所进行的斗争和劳动中”“女人则在家庭中获得它的实体性使命，并在恪守家里中具有它的伦理之心”。 [7] 他的观点也是认为“男主外，女主内”，但在黑格尔那里，更多的是带有贬低女性的意味，他认为女性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发挥她的价值。随着妇女思想的解放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实现自身价值，而不是仅仅将自己局限于家庭。然而女主内并不全是男性的过错，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女性自身的母性，女性一旦结婚，就会对家庭、丈夫负责，为将来的孩子负责，而照顾孩子往往需要大量精力，这极大的限制了女性外出工作的行为。

6. 婚姻的解体

“由于婚姻只是基于主观的、偶然的感觉，所以它是可以离异的”。 [8] 黑格尔认为婚姻是爱的纽带，受法律约束，但是并不排除离婚这种形式。人们普遍认为婚姻的解体有以下几种原因：对婚姻不忠、家庭暴力、长期分居、对方有不良嗜好、难以沟通等。其中造成婚姻解体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婚姻不忠。随着经济的发展，个性解放在婚姻关系中得到增强，同时，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婚后出轨等行为有了较多的宽容。婚姻变得不稳定，离婚现象与日俱增；甚至卖淫、嫖娼

等情况也越发不可收拾。因此，有必要加强婚姻伦理道德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受到经济的巨大冲击力，满足于物欲的享受，忽视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道德素质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感官的满足使得婚姻是如同浪里小舟摇摇欲坠。因此家庭伦理的重建成为时代的呼唤，而爱情婚姻伦理的构建是其重要环节。只有提高婚姻伦理要求，才能提高夫妻的婚姻生活。

又因为婚姻是个体性的活动，充满主观性，所以有必要规范离婚程序，慎重离婚。黑格尔认为婚姻是伦理性的东西，离婚不能听凭任性来决定，要通过伦理性的权威来决定，而他认为的权威是教堂或者是法院。在中国，人们离婚通常是要通过民政局来结束婚姻生活，但是离婚也不是随意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离婚前必须有三十天的冷静期，慎重考虑后，仍要离婚的方可离婚。由此看来，对于离婚，不管东方西方，都是不推崇的。现在的离婚率普遍提升，主要的原因是婚外情和家庭暴力。婚外情的发生破坏了家庭赖以维系的爱的纽带，使夫妻二人产生隔阂，感情破裂，最终离婚。家庭暴力是现在离婚的另一个导火索，过去的女性没有离婚的权利，即使被打死也不敢提离婚，如今的女性是独立有自我的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婚姻结束与否。对于婚外情和家庭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有的人选择了忍，有的人选择离婚。中国有句古话，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人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权选择自己的婚姻关系。

7. 总结

黑格尔的婚姻观与当代中国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即便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对婚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黑格尔认为的择偶方式既体现了个人婚姻的自主选择权，也带有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慎重，可以说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对于青少年的择偶方式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既可以排除年轻人的冲动盲目，又可以收获父母满意的爱情。对于婚姻的前提，也不能一切向钱看，衡量一个人的人品，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结婚才是对社会、对个人的负责。相较于结婚为了延续香火的传统想法，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生孩子应当理性对待，孩子是婚姻的延续，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任意的行为。也不能一味地排斥传统抵触它。结婚就是一个人的个体的终结，对待婚姻应该有基本的婚姻伦理道德。对婚姻忠诚，奉行一夫一妻制，这是婚姻得以维持稳定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被婚姻束缚，不合适的婚姻生活依然对其充满希望，婚姻具有个人的自主性，就给予每个人都有离婚的权利。这个权力的形式应当是通过慎重考虑的。虽然黑格尔对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的看法，我们不能苟同，但这同时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国家政策使得女性获得自我的一种体现。

文章引用

赵楚楚. 黑格尔婚姻观的合理性
The Rationality of Hegel’s View on Marriage[J]. 哲学进展, 2022, 11(04): 826-83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14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