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3日

摘要

巨型大学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大学样式，区别于一般高校。本文梳理了克拉克·克尔“多元化巨型大学”与约翰·丹尼尔“巨型大学”的产生背景和内涵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为我国巨型大学提高发展质量和推动高效管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巨型大学，克拉克·克尔，约翰·丹尼尔

The Origins of the Mega-Univers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Lushan L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Received: Mar. 19^th, 2023; accepted: Apr. 16^th, 2023; published: Apr. 23^rd, 2023

ABSTRACT

The mega-university is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distinct from ordinary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ses the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 of Clark Kerr’s “multi-university” and John Daniel’s “mega-universi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mega-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promote efficient management.

Keywords:Mega-University, Clark Kerr, John Daniel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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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来说，谈起巨型大学的缘起，主要指的是克拉克·克尔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和约翰·丹尼尔提出的“巨型大学”。这两种巨型大学产生的背景不一，内涵也有不同之处。但它们的出现使学生感受到更加多元的思想，进行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对我国巨型大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 产生背景

2.1. 克拉克·克尔“多元化巨型大学”缘起

“巨型大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一书中，克尔将“多元化巨型大学”称为一种新的大学样式。

这种新的大学样式为什么能够存在呢？克尔在书中给出了一部分答案。首先，他认为历史上大学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的产生。从殖民地时期，美国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自由教育传统创办大学，到19世纪以来开始学习德国，越来越注重在大学中开展科学研究，再到20世纪威斯康星大学“在以前从未发展的农村和城市推广教育工作，大学开始为全州服务。” [1] 就这样，美国大学吸取了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特点，并逐步推动英、德、美理念的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大学发展理念：“任何地方的大学，都无法超过英国尽量为本科生考虑、德国尽量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考虑、美国尽可能为公众考虑的目标——为了保持不易保持的平衡，越采取混合式越好。” [1]

其次，克尔认为周围环境是“多元化巨型大学”产生的另一个答案。《国防教育法》的颁布规定了大学要服务于国家的政策目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布扩充了大学生的入学规模，需要高等院校在改善校园设施、增加任课教师与管理教师人员数量等方面做出努力；工业界、企业界迫切需要大学教师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最后，克尔还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念的定调依赖于以往的大学观，是对纽曼传统大学观和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的批判与继承。

除此之外，多元化巨型大学概念的提出离不开克尔自身丰富的理论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管理经验。克尔曾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知名高校，曾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加州大学总校校长等。他不是理论的空想家，而是真真正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被称为“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设计师”。他所制定的《加州高等教育整体规划》，建立了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社区学院三级模式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为后来构建美国现代大学的管理模式打下了基础。

所以，“多元化巨型大学”的产生受到复杂社会现实和美国大学发展的影响，依赖于克尔自身的知识与经验，其理念是以往大学观的一种演变。多元化巨型大学的产生，改变了大学本身的性质与功能，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2.2. 约翰·丹尼尔“巨型大学”缘起

1996年约翰·丹尼尔在《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高等教育的技术策略》中提出并论述了“巨型大学”的概念。他从克拉克·克尔“多元化巨型大学”中引进“巨型大学”一词，并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巨型大学的良好发展愿景才能演变为现实。 [2]

丹尼尔所处的年代，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规模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他的国家英国为例，“据统计，1985年~1986年英国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为93.7万人，1990~1991年为117.5万人。” [3] 高等教育人数的迅猛增长，也为丹尼尔提出“巨型大学”概念提供了契机。

此外，巨型大学的概念及发展愿景的提出也与丹尼尔本人的工作经验息息相关，他所担任的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一职，使他具备了远程教育界的工作经验。 [4]

2.3. 背景比较

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论，指出高等院校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时说明该国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阶段。依据这个标准，克拉克·克尔所身处的美国和丹尼尔身处的英国都在经历大众化阶段，各类高等院校数量迅速增加，高等院校入学人数猛增。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注册大学生人数超过了170万，占大学适龄人口15%”。 [5] 英国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20%。 [4]

但由于二人所处的年代不同，对高等教育的变革亦不相同。克拉克·克尔服务于传统大学，以往大学观提供了丰腴的底料，推动着“多元化巨型大学”概念的产生。而在约翰·丹尼尔所处的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融入为大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3. 内涵

3.1. 克拉克·克尔“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内涵

在克拉克·克尔看来，一个大学之所以称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既要包括规模之大，又要包括其目标、职能和组织的多元。

一方面，在于“规模”。在克尔看来，纽曼的传统大学是一个村庄，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是一座工业城镇，而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城市。 [1] 从村庄，到城镇再到城市，形象的明确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巨大规模。

另一方面，在于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它有多个权力中心，意味着要为各自的顾客服务，需要满足政府、工业企业、社会大众、公益事业等多种不同的需要。它的职能是多元的，强调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并认为大学的职能会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它的管理模式不是单一的，学生、教师、政府、代表各种公共利益的集团、行政机构都可以参与其中。

这种多元看似杂乱松散，实则不然。多元化巨型大学能将这种“多元性”，发展成为“附和式的统一多元化”。虽然目标是多元的，但不同的目的之间并不是绝对冲突的，通过一定的发展与调和，能够共同推动大学向前发展。虽然职能是多元的，但高等教育通过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可以成为一种民主进攻的力量，推动着社会进步。虽然多元化巨型大学存在多个目标、多个服务对象，各权力中心、社群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但多元化巨型大学中的校长可以充当调节者发挥作用，使秉持着不同大学理念的群体和代表不同利益的权力中心，达成松散的附和式统一，保持大学内部的平衡。

3.2. 约翰·丹尼尔“巨型大学”的内涵

约翰·丹尼尔在《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一书中对巨型大学下了明确的定义：“拥有十万以上攻读学位课程的注册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 [2]

根据定义可以看出，一是丹尼尔提出的巨型大学指的是以远程教育为主的开放式大学。运行成本低，扩大规模容易。二是巨型大学与一般高等院校的教育对象不同，巨型大学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未能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群，旨在为各类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提供教育服务。” [4] 三是巨型大学对学生的数量做出了具体规定，充分彰显了巨型大学通过信息技术的手段，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程教学资源，提供高效的后勤服务。 [6]

正因为“大有大的难处”，对于开放大学来说，质量问题是个极大的挑战。事实证明，这些巨型大学完全有可能给学习者提供优质教育，一些巨型大学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教育质量和学术声誉上取得了社会的认可。如英国开放大学在质量排名中始终居全球首位，甚至排在牛津大学之前。该校格外注重育人质量，建立了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优质的媒体教材建设和严格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7]

3.3. 内涵比较

通过对“多元化巨型大学”和“巨型大学”的内容阐述可以发现，这两种巨型大学的概念是不同的。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传统大学意义下的一种混合型大学，学校内部在目的、服务机构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而丹尼尔的“巨型大学”涉及的只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远程教育大学，通过信息技术建立起远程机构的系统，在规模上比“多元化巨型大学”更大，在包含的机构上更为庞杂，并不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远程高等教育领域与传统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区别。在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和开放性教育是两种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在教育观念、学习观、实践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8]

但是两者也存在相同之处：第一，强调学校管理与组织运作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克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智力城，这座城市复杂而又包容。它向多层次的人员和社群开发，它能使各种服务机构和服务对象协调运行。远程开放教育面向所有年龄阶段的人群，在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上比较灵活。第二，两种大学规模都很大，但并不只重视规模之大。“多元化巨型大学”重视学校内部附和式的统一多元化；开放大学在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在思考如何有效地保证质量。

4. 巨型大学在中国

中国也存在巨型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一些小规模、专业设置重复的单科性院校进行了合并重组。而后高等院校进行了扩招，陆续出现了一批学科门类颇为齐全、在校生人数达三、四万人以上的、多校区的“巨型大学”。据有关资料显示, 从1990年1月至2005年3月15年间，我国1069所学校或教育机构经过合并变为424所高校。 [9] 这一产生缘由使得我国的巨型大学与克尔所说的“多元化巨型大学”、丹尼尔的“巨型大学”都不相同。它的产生并不是大学内部组织与管理的调整，而是政府从外界施加影响将大学进行合并。

此外，我国巨型大学的产生也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人口质量，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就需要有更多的高校扩充整体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为此，我国的巨型大学一般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大规模合并的院校，包括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如在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高校合并为新浙江大学，如今浙江大学总占地面积6890108平方米，共有7个校区，其中五个校区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委员会。涵盖13个学科门类，形成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国际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办学格局。根据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浙江大学共有63136名全日制学生、5609名国际学生和9778名教职工。 [10] 可见，这类院校具有学科种类齐全、占地面积大且普遍具有多个校区、组织机构与功能全面、学生与教师数量多，以及培养层次完整等特点。

巨型大学的庞大规模促使其产生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其他相同办学层次的单科高校来说，生产能力与效益占据优势。但合并与重组后的庞大规模也会造成难以管理、学科融合慢等问题。如果一些院校过分注重外在规模的扩大，教学质量会变得难以保障。

5. 巨型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启示

美国和英国在经济制度、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与我国千差万别，巨型大学中的很多管理方式在我国并不能完全适用，不能直接移植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来。但是我国巨型大学与这两所巨型大学有着类似的诞生背景，即都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之中，高等院校入学人数不断上涨。如今我国高等教育更是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还会不断扩大。为此，亟需借鉴克拉克·克尔和约翰·丹尼尔的思想与做法，为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提供思路。

5.1. 提高巨型大学发展质量

克拉克·克尔和约翰·丹尼尔都认为“巨大规模”并非巨型大学的建设重点。克尔除了强调巨型大学规模之大外，更加强调其多元的特性。“多元化巨型大学”的魅力在于多元，而不是巨型。多元冲击着大学的传统理念，是其办学的特色。丹尼尔所在的英国开放大学始终重视质量问题，思考如何在庞大的规模之下保障质量。

反观我国90年代高校的合并与重组，虽然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结构与布局的优化，但还是将落脚点放在了扩张外在规模，忽视了质量的提升。“高校之间的合并重组并非简单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11] 应该着重考虑到如何创办独特而卓越的办学理念，如何将高校建设的有特色。“一流大学并不是单靠简单的高校合并实现的，而是在审时度势，发挥自己优势特长的基础上，找准突破口，‘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一流。” [12]

此外，对于一般高校而言，没必要追求大，小大学也可以发展成为一流高校。比如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靠着明确的科学办学理念，加上对该理念的持之以恒，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自成立到现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没有一味地扩张院校规模，始终是一个建筑面积小、学生人数少、录取比例低、没有国家学历证书授予权的学校。但该校却培养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与菲尔兹奖得主，以及一位法国总统和两位法国总理，是世界重要的数学、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心。 [13] 其原因正是因为巴黎高师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促进每位学生的个性与自由发展、建立良好的师生比率，以及利用好优秀的社会资源并于精英教育资源优化组合上 [14] ，才能得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5.2. 推动巨型大学内部高效管理

由于我国巨型大学多为政府主导，而且形成历史短、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15] 因此我国巨型大学在组织与管理的过程中，可参考借鉴西方巨型大学的管理模式。如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提到了如何使“多元化巨型大学”达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学术权力包括学生的学习自由、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自由。行政权力包括大学董事会、非正规权力和内部行政机构。在多元化巨型大学里，校长被赋予多重角色，负责调和各团体之间的矛盾，维持众多校内团体的合法利益，促进大学的进步，防止学术或行政权力中的一方失衡。丹尼尔所在的英国开放大学管理模式也类似，由校长、院长负责同样大学的管理。所以，应重视校长的遴选条件，对校长的学术领导力、统筹规划能力、校情洞察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进行全方位衡量。 [16]

不同的国情与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巨型大学的管理模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我国也应继续完善高校校长遴选机制。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前提下，组成“教授会”。“教授会”负责学术权力，参与学校政策的制定，保证领导者决策的科学化，为学校的建设做出贡献。校长行使行政权力，要发挥好广泛联系各方群众，调节校内外矛盾的作用。

6. 结语

虽然我国的巨型大学与克尔“多元化巨型大学”、丹尼尔“巨型大学”概念都不相似，但是在巨型大学管理模式的构建和高校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国外巨型大学的发展思路。重视高校质量的发展，并从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规律出发，建立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巨型大学。

文章引用

李璐杉. 巨型大学的缘起及对中国的启示
The Origins of the Mega-Univers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教育进展, 2023, 13(04): 2006-201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31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