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4年2月4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5日

摘要

中国的传统学术有一特点，便是追求“通”，古代的许多大学者，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都能做到通晓。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中国的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特别是在史学方面，关于史学“贵专精”还是“贵杂博”逐渐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作为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之一的钱穆，不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求通理念的支持，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在他的《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学，求通理念

Qian Mu’s Concept of Seeking Coherence in History as Seen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Yichen Zhao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Feb. 4^th, 2024; accepted: Apr. 4^th, 2024; published: Apr. 15^th, 2024

ABSTRACT

On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a is the pursuit of “fluency”. Many ancient scholars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all four parts of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ies. However, since modern tim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a ha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towards modern academia,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historiography is more specialized or more divers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troversial topic. As one of the famous historians of modern times, Qian Mu not only clearly expressed his support for the concept of seeking communication, but also further elaborated on it. Thi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his book “Chinese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Keywords:Qian Mu, Chinese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Historiography, The Concept of Seeking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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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求博尚通，是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出现了所谓“通人之学”的概念。“博通群经，不守章句，此通人之学也。若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许慎、郑玄之俦是已。……通人之学，则所见者广，能观其全，所以启示后世途径者尤多。” [1]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经、子、集三部中的内容可以拿来作为史料，史学中的内容也可以作为例子去运用到其他三部学问之中。加之历史学本身就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学科，因此，在中国古代，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是必须要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特别是经、子、集三部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历史条件与学术背景的变革，西方专业化教育模式传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学术中“贵杂博”的理念产生质疑，尤其是在史学领域。自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之后，产生了一批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家。如梁启超提出史学“贵专精不贵杂博” [2] ；章太炎、胡适等将“六经”等国故作为史料进行整理，以使史学摆脱出经学的藩篱；至傅斯年等则更进一步，指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吸收、借鉴近代西方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去建立一个专业的、独立的新史学。作为近代史学大家，钱穆凭借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对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进行了再反思。在这个基础上，他对传统学术中的求通理念进行了肯定，同时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在他的《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本文通过试探讨钱穆该书中的求通理念，以冀从中发掘出有助于今日学者求学、为学的养分。

要而言之，钱穆的求通理念是由博通而会通，由会通而能通以致用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2. 博通：博学而广识

在钱穆看来，治学首要一点就是要追求学问上的博通。所谓博通，可以理解为知识面广，涉猎领域丰富，且都能做出一定成就，有一番见识。历史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同很多学科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即如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每一部中都有书、志这一体例，涉及到经济、官制、法律、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史家在书写历史时，对这些内容也要有所了解，否则便不能完整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貌来。加之中国古代的史学又与经学、诸子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钱穆特别重视历史学人知识上的博通。他在这部《中国史学名著》中的开头部分便对他的学生强调：“做学问，便该求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 [3] ²⁵横向上如此，纵向上亦然。“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史”，“古代到现代如一条大水流切不断的” [3] ³²。治学求学，就要有这样一个追求：既要能触类旁通，对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也要做了解，甚至深入挖掘；又要会追根溯源，对所做学科刨根问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如此才能做到学问上的博通。

此外，在钱穆看来，博通还是一种态度。它是不囿于学科、门派甚至国别之间的。凡是具有真理性，能成一家之言的，不论是何门何派，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既知晓有益就都要去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在这部书中，他在批评刘知幾与其《史通》时，就直言刘知幾学问太偏、太狭。刘知幾少时读书，只爱史学，除史学外，未对学问其他“有个大概了解，亦未对学问有多方面的探索”，由此导致其“学问有所偏”，“虽然成了如《史通》这样一部书，然而他的著作究为他的学问所限，不是一部理想的完作。” [3] ¹³⁰史学天分如刘知幾尚且如此，更何况于常人？不同学科如此，不同国家的学问也是如此。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充斥着“西方学术优于东方”的言论，而钱穆在书中则反其道而行，多称中国学术之优于西方处，如他称中国古代的通史意识在全世界都属领先，汉字也较之西方的字母文字先进。难道钱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钱穆如此做法，一方面或出于他对重建国人民族自信心、承续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之希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治西学者太多，而对中国的传统学问有了忽视，未能“学贯中西”，有违做学问博通之意。钱穆在书中说过：“若说我平生讲话，多讲了中国好处，……，否则尽是说美国好，中国坏，哪个不知？还用我讲吗！” [3] ²³⁷因此，做学问切忌怀着偏见，有一种抱残守缺的态度。以一种博达的胸怀去学习、探索，集思广益，才能“通”之。

3. 会通：兼综而有所发明

“会通”一词由孔子提出，“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4] 在孔子看来，所谓“会通”即是通过观察万物变化，进而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南宋郑樵特别看重“会通”，并对其进行了阐释：“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能及。” [5] 瞿林东先生对此的阐释是：“他(郑樵)是把历史纵向考察视为既有‘古今相因’，又有古今之变的；同时，他又把历史横向考察视为‘百川异趣，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质而言之，‘会通’不仅是时间相通，而且是空间相通。” [6] 这是要求以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去看待历史，要有“通”的一种意识。概括起来，会通首先要做到以一种大的眼光与胸怀去看待学术，海纳百川；而后是应该对历史的“相因之义”“古今之变”进行积极的探求，得出自己的结论，成一家之言。前者即贯通事理，后者即解答问题。钱穆在这部《中国史学名著》中，虽直接使用“会通”二字并不多，却处处体现着“会通”之义。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他主张学生们治学不应囿于一家一派之说，应该用宽广的心胸去看待知识，能够做到“博瞻”、“兼综”；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有所发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成一家之言”，这也是他批评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前者与“博通”相区别的是，“博通”侧重于获取知识时的态度，强调的是获取知识前与获取知识过程中；而“会通”则是在获取知识之后，在面对各学派不同的观点碰撞时，能够以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它，所谓“参稽众说，务协其平” [7] 。应该说，“会通”的层次，要比“博通”更进一步。在钱穆看来，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如《史记》《资治通鉴》、“三通”、《明儒学案》《文史通义》等，都是能够贯彻“会通之义”的优秀著作。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黄梨洲探讨明代学术流派，章实斋对传统学术的总结，都是持着一颗公允之心，并以此为基础，别出心裁，成就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达到“百川异趣，而归于海”的效果。钱穆本人也是如此。他早年对于清代以来学术界的“汉宋之争”更倾向于宋学，对于经史著作的解读常基于“尊宋抑汉”的立场。但在学术生涯中，钱穆逐渐意识到“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治之于一罏” [8] ，其治学视角也逐渐转向“汉宋等观”，力求做到“会通博综”。而对于未能做到“会通”的史学名著，钱穆也会就此一点对其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钱穆在书中对于刘知幾及其《史通》的批评。在钱穆先生看来，《史通》作者刘知幾学识“狭”且“薄”，“在唐朝史馆里蹲了卅年，一生学问并未超出了历史”，故而导致一部《史通》写出来“其实也只是等于一部材料的书” [3] ¹⁷⁸，它单论“史法”，不触及“史学”，没有一番自己的学术见解，只是疑古惑经，恣意批评，因而只能说刘知幾的《史通》是“东汉以下直至唐初这一段的史学积累而成”，“它仅是代表一个衰世的史学，仅能在枝节问题上零零碎碎作批评”，“不够作为将来新史学的领导者……并不能开出将来史学一个新理想，或者说新意义、新境界” [3] ^183-184。刘知幾和他的《史通》无疑是伟大的，甚至后者可以被称为“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9] 。但就是否贯彻“会通之义”这一方面来讲，钱穆的批评也并非刻薄。从这一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在钱穆的求通理念之中，“会通”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此外，在钱穆的“会通”理念中，不仅有对于学术知识的“会通”，还有对历史精神的“会通”。作为史家，对历史精神一方面要有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还应该尽可能地去将其发扬光大。在书中钱穆在论《尚书》时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 [3] ⁸为什么要注意到人？他借用孟子“名世者”的理论论道：“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 [3] ^11-12例如周公可以代表西周时代，代表此一时代之精神，故可说周公是当时之名世者。周公而下，又有一新时代，即孔子时代。而此一番精神，也便代代传承下去。史家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其任务就是要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出所记述历史时代的全貌。因此，史家必须要看到这一层，不如此则其笔下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同时，史家不仅是记述这一历史精神的客体，还是参与到继承并发扬此精神过程中的主体。中国的史学史上，大凡优秀的史家，都会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在继承周孔以来的精神的同时，又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将其发扬光大。这一番历史精神也便在一代代史家的记述与传承过程中延续下去，并最终融汇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当中。并且，每一代的历史精神也会因其时代与社会条件而有所发展、有所超越。司马迁在孔子作《春秋》之旨的基础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立了纪传体，开启了灿烂的汉代史学；杜佑上承马、班而下至唐初的史学“衰世”，贯穿“会通之义”，作了一部《通典》，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史学；至章学诚则在集古之大成之后“别识心裁”，将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推向了最高峰。他们一方面是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与历史精神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融会贯通，做出了自己的一番成就。钱穆对此也是身体力行。他生活于20世纪，正是中华民族由危机迎来转机的时代，其时社会上各种矛盾与冲突不断，在学术上突出表现为西学盛行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式微。因此，钱穆一面各方奔走，呼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数十年如一日地不辍学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贯通事理的同时，又需能够解答问题；在把握知识的时候，还应兼顾思想。兼综古人而又有自己的一番发明，即是钱穆的“会通”理念。

4. 致用：通史以助现实

通史以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史学大家，甚至包括其他领域的学者，他们从事研究往往不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即将研究得到的知识以致用。在史学领域，这表现得十分突出。早在三千年前的公元前11世纪，刚刚获得天下的周统治者便产生了“殷鉴”思想，即利用前代——殷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来使当代统治者保持忧患意识。这一传统为此后的中国的史学家们所继承。孔子作《春秋》，一大目的即是欲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达到“乱臣贼子惧”，从而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作书的直接目的便是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供人君参考，所谓“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至南宋以及明清，一些士人有感于两宋交替、明亡清兴等历史，在学风上亦提倡致用，如南宋的浙东事功学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这一学风至近代达到高峰，凡学术大多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关。钱穆虽然曾经对这种学风表达过不满，如他曾以宋学的兴盛和宋代国运之衰为例，认为“不该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来批评学术” [3] ¹⁶²，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致用。相反，在这部《中国史学名著》中，他曾经多次表现出对于能够将自己的学问知识致用的向往。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周孔的钦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周孔不光有学识，还能够“垂教以制天下”。其后史学上又有杜佑、司马光等，俱是将自己的学识付诸实践、以望对现实有帮助者。只是后来逢清兵入关，文字狱大兴，学者不敢再言学问与人配合的“修、齐、治、平”之学，而纷纷扎到“故纸堆中”去，致使“献不足而文有余”，而到了近代，政治上的人物多来自于党内或外国留学生，学术人才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为“学绝道丧”，都没有了 [3] ²²⁸。因此在书中，钱穆不断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去学以致用：“我们史学者的任务，正要‘藏往’而后可以‘知来’”；“要做学问，读旧书，当能觉得它句句话配上现代，这才有价值，治史学更如此” [3] ³⁵⁰。应该说，钱穆的致用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求通理念之上的。在钱穆看来，“通”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做到“藏往”而“知来”，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的。前文提到的“博通”、“会通”，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修养方面，致用则是上升到社会责任的层面。但无论是个人修养抑或是社会责任，在钱穆看来是同等重要的。为了致用而学知识、功利心太强在钱穆看来也是不可取的，这就将钱穆与一些庸俗的实用主义者区别开来。要而言之，在钱穆的思想中，致用是“通”的一部分，是其最高境界。“博通”与“会通”则是基础，没有基础，便不能够将知识用于真正的用途。这三者层层递进，而又缺一不可，只有将其兼具，方当得起一“通”字，亦足谓一“通人”。

5. 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钱穆的这种求通理念，既有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也有其不利于开展的地方。治学追求“通”，固然是好事，但在知识爆炸、各学科领域不断细化的今天，真正要做到钱穆所言的“通”，实在不是一件易事。钱穆追求的“通”，更多的是局限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库里，“则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在中国实皆相通，而学者则必称为通人。” [10] 于我们今天而言，想要“通”所有学科，并不现实。但即使如此，最起码也要对其他学科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更多的是要有一种“通”的眼光，要适当的去看看外面的天地，“要使你能看一点你完全不懂的东西，……如此般的通其变，也会使你好学不倦。” [3] ²³⁹

文章引用

赵一辰. 从《中国史学名著》所见钱穆的史学求通理念
Qian Mu’s Concept of Seeking Coherence in History as Seen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Masterpieces”[J]. 国学, 2024, 12(02): 184-188.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3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