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strategic-asset-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has become a means for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catch-up. Based on the 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 (AMC) framework of dynamic competition theor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trategic asset seeking OFDI by us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87 Yangtze River Delt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raws four dynamic configurations of strategic asset-seeking OFDI, i.e. awareness-driven, motivation-driven, capacity-driven, and awareness-capacity-collaborate-driven. Therefore, the enterprises should increase the R&D investment and broaden the strategic vision whil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absorption capability.

Keywords:Strategic Asset See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 (AMC) Framework, Technological Catch-Up

技术追赶视角下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动力机制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的fsQCA实证

贾鑫龙，刘璐璐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0年5月14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0日

摘 要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在成为企业技术追赶的重要手段。基于意识–动机–能力(AMC)动态竞争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中国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究。基于87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显示，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四种动力构型：意识驱动、动机驱动、能力驱动及意识与能力协同驱动，其中以意识与能力协同驱动最为常见，对此，企业应在强化研发水平和拓宽战略视野的基础上，重视对战略资产消化与吸收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战略资产寻求，对外直接投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AMC框架，技术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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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大规模吸收制造业FDI和开展加工贸易。在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本土企业对外资技术溢出的过度依赖和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随着国外技术封锁的加强和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逐步弱化，越来越多的长三角企业开始面向发达国家主动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赶超。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7年间，长三角企业对发达国家的OFDI金额占比高达58.8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7.65%，且企业对发达国家的OFDI以跨国并购、设立研发机构为主，如江苏徐工集团在欧洲设立研发总部、浙江万丰完成对奥地利钻石飞机公司的收购、上海电气全资收购德国BAW航空装备制造公司等。这些缺乏垄断优势的国际化后发企业为何能在发达国家从事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其驱动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深入理解中国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行为，并对企业利用战略资产投资进行技术追赶提供指导。

自从Dunning (1993) [1] 提出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围绕着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驱动或诱发因素展开了研究。从行业层面来看，Cui等(2014) [2] 认为企业所处的行业利用外资比重越大，进行技术寻求型OFDI的可能性越大；而国内行业竞争、与东道国行业技术差距也对企业战略资产获取OFDI具有重要的影响 [3]。在企业层面上，众多学者关注生产率水平 [4]、国际化经验 [5] 及网络能力 [6] 对其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促进或推动作用。

虽然大多数学者意识到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但是鲜有学者对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驱动因素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深入探讨。根据动态竞争理论的“意识(Awareness)–动机(Motivation)–能力(Capability)”分析框架(以下简称AMC)，企业的战略行为受到意识、动机和能力的共同作用。为更好地揭示各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和系统作用，本文从动态技术追赶的视角，将AMC多维度因素同时纳入分析的框架，采用适合交互影响分析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考察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驱动因素及内在作用机制。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87家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在分析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驱动因素的基础上，使用集定性和定量分析特质于一体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反映AMC框架下各驱动因素的交互性质以及探索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异质性动力机制。

2. 理论框架

AMC分析范式首先由Chen (1996) [7] 提出，他将企业面临竞争对手攻击时是否采取行动的核心驱动因素归结为意识、动机和能力三方面，其中，意识是企业的一种感性行为，即企业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及市场机会保持高度敏感；动机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现象，是企业对竞争行动采取的回应策略；而能力则是企业针对追赶者所进行的实际回应 [8]。作为动态竞争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AMC被普遍运用于企业资源整合策略及竞争行动决策等领域的分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进行竞争追赶的动力机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

2.1. 意识维度

1) 战略视野。企业从事竞争性追赶的动力来自于其对长期竞争力提升及最终获取市场领导地位的规划，而非现有市场的即时收益。战略资产的商业价值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呈现。在评估外国战略要素市场的机会时，企业需要具有长远的战略视野，寻求有助于实现其长期追赶目标的战略资产。具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企业高管，能够时刻关注国内和国外二元市场，敏锐地感知海外战略要素市场的机会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 [9]；他们所具备的广泛国际联系，能够提高企业与东道国的客户及供应商成功合作的能力，增加了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成功率 [10]。

2) 行业开放。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与全球竞争对手的频繁互动提升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基准标杆，暴露出其与全球竞争对手的差距，进而激励其寻求和整合国外战略性资产以缩小技术差距 [11]。然而，也有研究显示，落后企业也可能基于某种战略意图主动出击，而不是根据现有竞争地位及行业开放进行追赶 [12]。这表明，行业开放是企业进行竞争性追赶的非必要条件，但对那些实施主动追赶战略的企业可能没有影响。

2.2. 动机维度

1) 技术差距。有学者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本土企业对其投资就越多 [13]，也有学者得出了技术差距会抑制中国进行对外投资的结论 [14]，但众多研究表明，技术差距对OFDI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15]，需要技术吸收能力的共同作用。当本土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若企业仅有不完全的吸收能力，虽然此时企业的学习空间很大，但难以学习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此时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出口。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企业的学习空间也在缩小，但相对吸收能力却在增强，企业会更积极地进行OFDI。因此，当技术差距较小时，适当扩大技术差距对OFDI有促进作用；而当技术差距扩大至一定程度时，由于企业吸收能力降低，该促进作用可能减弱 [3]。

2) 资源冗余。企业内部资源冗余对其采取行动扭转当前劣势、追求可持续竞争力具有激励作用。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对企业资源冗余要求更高，特别是当企业存在资源冗余时，能够为其战略资产寻求提供风险缓冲作用 [16]，这种缓冲有助于企业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搜寻，以提升战略资产寻求的成功预期，从而激励企业从事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然而，过量资源冗余也会造成企业安于现状，从而对竞争对手的行动和突发的市场转变反应迟钝 [17]。与此同时，出于对资源安全的渴望，缺乏资源冗余也可能促使企业寻求战略资产。

2.3. 能力维度

1) 网络能力。东道国制度障碍对任何进行OFDI的企业都是一项重要挑战。由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和社会抵制，新兴跨国企业常常面临在东道国经营合法性的挑战，成为其获取东道国资源和战略资产的制度障碍。普遍认为，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扩大OFDI规模，但这种促进作用并非是简单线性关系，常常需要双边政治制度的互补优化 [18]。与此同时，企业可以借助商业网络联系来克服国外经营劣势和外来者劣势，成功开拓外国战略要素市场。

2) 研发能力。众多研究表明：企业能否通过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获取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仍取决于自身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重视研发投入的企业往往更有动力从事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也更能够通过OFDI获取先进技术。然而，一些学者也认为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并非所有研发能力强的企业都会选择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进行技术追赶，跨国经营能力、技术差距及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对于OFDI也有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所述，单个AMC条件不足以引发企业的追赶行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战略资产寻求OFDI的推动条件(如图1所示)。但这些因素的内在互动机制如何，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共同驱动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仍不明确。为此，本文借助fsQCA方法来探索六种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机制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为推进本土制造业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提供合理方案。

图1. 本文的理论框架

3. 研究方法和数据

3.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fsQCA方法来检验战略视野、行业开放度、技术差距、资源冗余、企业研发能力和网络能力六个条件变量如何相互作用，构成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不同组态。本文选择fsQCA方法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fsQCA与传统的回归分析并不相同，该方法可以处理多个变量之间复杂的协同互动关系，对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复杂原因做出合理解释 [19]，而不是关注单因素的“净效应”，且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当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更适合采用fsQCA方法探究各条件变量之间的复杂性。第二，该方法还可以得到具备等效结果的条件组态，帮助人们理解在不同情境下造成差异化结果的驱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条件之间的替代关系。第三，虽然聚类分析、因子分析也能识别组态关系，但这些方法并不能和fsQCA一样识别条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组态等效性。

3.2. 样本识别

由于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对企业实力和资金要求较高，投资主体主要是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的上市公司。鉴于本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从国泰安数据库中筛选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共1646家，与商务部公布的2003~2017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匹配，得到419家从事过OFDI的制造业企业；其次，进一步剔除仅在境外设立了外事处或贸易服务机构，或仅在避税天堂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投资的企业，得到114家样本企业，最后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共得到87家有效样本。

3.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结果变量。本文选取企业对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选择作为结果变量，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根据境外投资企业目录公布的境外经营范围，将其中包含技术支持、产品设计及研究与开发等关键词的OFDI企业确定为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企业。根据上述标准，本研究把样本企业分为普通OFDI及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两类，将开展过一项及以上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企业赋值为1，进行普通OFDI的企业赋值为0。

2) 条件变量。条件变量的组合被称为构型，由于构型的数量会随着条件变量的增加呈现指数级增长(2n)，且本文只拥有87个样本，故本文选择了以下6个与企业是否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本文的条件变量。

a) 战略视野。本文借鉴宋铁波等(2017) [20] 的做法，采用样本企业2013~2017年具有海外任职经历或者海外求学经历的高管人数与高管总人数的比值的平均值来衡量高管国际化视野。

b) 行业开放度。鉴于利用外资是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形式，本文采用行业利用外资水平来衡量其对外开放程度。根据样本企业所属行业二位数分类，本文采用2013~2017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销售产值与该行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c) 技术差距。本文结合微观企业研究的特点，采用王碧珺等(2018) [3] 的方法，首先根据各企业年报、国泰安CSMAR数据库识别出样本企业所属细分行业及主营产品，再根据识别出的细分行业或主营产品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中进行IPC分类行业的对应匹配，最后通过OECD专利数据库，选用2013~2015年投资各国与中国相应行业的比值的平均值作为行业技术差距。

d) 资源冗余。财务冗余作为企业资源冗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借鉴采用2013~2017年样本企业流动比率(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平均值来衡量企业的资源冗余 [21]。

e) 研发水平。本文借鉴大部分研究的做法，将2013~2017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的平均值来衡量OFDI企业的研发水平。

f) 网络能力。网络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指标，难以进行直接衡量，本文从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两方面，以多个二元变量累加组成的复合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网络能力。商业网络方面，以2017年为参照，以企业是否在其他东道国进行过OFDI为标准，作为商业网络广度的衡量指标；以企业高管是否在商业、金融机构任职为标准，作为商业网络深度的衡量指标；以企业是否在此之前在投资东道国进行过OFDI为标准，作为商业网络强度的衡量指标 [22]。政治网络方面，除了以高管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为标准 [23] 进行赋值外，还以企业是否存在国有控股为标准，以上五方面分别赋值为1和0。

3.4. 变量校准

进行fsQCA分析首先要对研究涉及的变量进行校准。战略视野、行业开放度、技术差距、资源冗余、企业研发能力和网络能力六个条件变量按照Ragin (2008) [24] 提出的三值模糊集方法，采用相关变量的95%、50%和5%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企业是否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作为二分变量，1为完全隶属点，0为完全不隶属点。各变量的校准信息见表1。

表1. 变量校准

4.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与绝大多数的fsQCA研究一样，本文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首先进行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运用fsQCA3.0软件可得表2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由此可得到所有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以上六个条件变量都不是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必要条件。

表2. 必要性分析

4.2. 组态分析

在分析单个驱动因素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导致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OFDI的充分性，即各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与上述必要性检验的原理不同，充分性分析是探索各条件组态集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组态的充分性通常也使用一致性水平来衡量。本文参考国内学者常用的做法，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并结合PRI一致性大于0.75的标准 [25]。鉴于本研究的样本量为87家，属于中等样本，故设定频数阈值为1。

由于绝大部分驱动因素对企业寻求战略资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难以对其做出绝对的反事实分析，所以本文在处理中间解时选择了“存在或缺席”。fsQCA3.0软件输出的三种不同类型解中，由于各驱动因素均非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必要条件，复杂解与中间解一致。因此，本文通过比较中间解和简约解来区分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并得到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四个条件组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无论是单个组态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说明四种组态皆为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充分条件。

表3. 组态分析

备注：●表示条件变量存在，U表示条件变量不存在；大圆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圆圈表示非核心条件，空白表示条件变量的出现与否不影响结果发生。

表3中的四种组态均为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充分条件组合。具体而言：从横向来看，研发水平这一条件变量出现在了四种组态中，说明了拥有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于制造业企业OFDI，尤其是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重要性，这也再次证实了部分学者的观点。

组态一(Sight * Gap * Slack * R&D * ~Net)表明无论该行业开放度如何，即使企业缺乏良好的网络能力，凭借着企业存在的技术差距、高层良好的国际化视野、自身较高的资源冗余与研发水平，企业能够获取战略资产以进行竞争性追赶。

组态二(Sight * Open * Slack * R&D * ~Net)表明虽然企业缺乏良好的网络能力，但当企业所处行业开放度很高，存在较多的冗余资金以及较强的研发能力，依旧能够凭借自身的冗余资源购入战略资产。

组态三(Sight * Open * Gap * ~Slack * R&D * Net)表明企业虽然缺乏冗余资源，但这种全面型的企业自身不仅有国际化视野、较强的研发能力与网络能力，而且所处行业高度开放，从而能够弥补与投资东道国的技术差距，以获取自身所需的战略资产。

组态四(~Sight * ~Open * Gap * ~Slack * R&D * Net)表明企业高管缺乏国际化视野，所处行业开放度不高并缺乏冗余资源，但这类企业能够凭借自身过硬的研发能力及网络能力弥补与投资东道国的技术差距，从而获取并吸收自身所需的战略资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87家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案例，引入fsQCA方法对意识、动机和能力三个层面六个条件变量进行条件组态分析，试图拓展中国情境下的AMC框架，从而探讨影响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选择的多重并发因素和联合作用，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1) 意识、动机、能力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必要条件，需要三方面条件的共同作用，并形成了四种驱动模式：意识驱动型(组态二)、动机驱动型(组态一)、能力驱动型(组态四)以及意识–能力驱动型(组态三)。其中，意识驱动型企业处于高度开放的行业中，企业高管拥有国际化的视野，能够为实现长期的竞争目标而进行海外战略资产寻求。动机驱动型企业所处行业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内部具备充裕的冗余资源以备寻求战略资产。能力驱动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水平以吸收先进技术，同时较强的网络能力使得企业在寻求海外战略资产时能够克服局外人劣势。而意识–能力驱动型企业兼具意识与能力驱动型的优势，并且涵盖的案例数最多。

2) 意识、动机与能力条件的替代关系。通过比较意识驱动型及动机驱动型战略，可得到技术差距和行业开放能够相互替代以驱动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即技术差距和行业开放在克服企业网络能力缺失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上具有相似的作用。正因如此，高国际化程度、高流动比率、高研发水平和低网络能力，这四者只需要与较大的技术差距和较高的行业开放两个条件中一个组合便可推动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产生。

3) 研发水平及技术差距相对其他条件而言，对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发挥更加重要的驱动作用，且二者既相互替代又互为补充。在意识驱动型战略、能力驱动型战略以及意识–能力驱动型战略中技术差距与研发水平存在着互补的关系，企业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使得企业吸收能力增强，而较大的技术差距又能使得企业的学习空间扩大。在动机驱动型战略中，技术差距与研发能力存在着替代关系，高强度研发投入是企业为缩小技术差距而进行OFDI的核心原因。

本文结论对于促使中国企业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如下实践启示：

1) 意识、动机、能力三者互补关系的存在揭示出企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复杂性。本土跨国企业可以基于自身已有的优势，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例如研发水平较弱的企业通过加强海外网络能力，以破除意识与动机等主观条件的制约。2) 中国OFDI企业应在强化研发水平和拓宽国际化视野的基础上，重视对先进战略资产的消化能力与吸收能力。中国企业作为先进资产的接收者，应当不断增加研发投入，以提高吸收战略资产并将其与现有的企业资产相结合以进行创新的能力。3) 从政府方面来说，在当下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形下，积极采取建立贸易协定、取消投资壁垒和加强经济文化合作等措施。

基金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与江苏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研究”(201910299110Y)。

文章引用

贾鑫龙,刘璐璐. 技术追赶视角下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动力机制——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的fsQCA实证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sset Seeking OF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J]. 现代管理, 2020, 10(03): 378-386.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304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