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中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3日

摘要

从现实来看，中国的大学相较于过去，其人才培养、知识传授等功能被社会公众质疑。伯顿·克拉克认为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一切活动围绕知识而展开。大学信任危机的产生是多方原因导致的，包括教学功能弱化、社会观念转变和用人成本提高，其中知识在其中有关键影响。知识具有专门化、发展性等特点，其生产模式也在随技术变革发生转变。从知识这一视角出发，为恢复大学信任水平，需要发挥知识在通识教育、产教融合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呼吁知识回归到大学的核心地带。

关键词

高等教育系统，知识，信任危机

The Crisis of Knowledge and Trust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Reflection Based on Burton Clark’s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Zhengzhong Che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ul. 12^th, 2023; accepted: Jul. 28^th, 2023; published: Aug. 3^rd, 2023

ABSTRACT

From a practical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uch as personne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imparting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the public. Burton Clark believes that advanced knowledge is the core of the university, and all activities revolve around knowledge. The crisis of trust in universities is caused by many reasons, including the weakening of teaching function,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cept and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cost, among which knowledge plays a key role. Knowledg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production mode is also changing with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trust level of universities, knowledge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ener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ll for knowledge to return to the core area of universities.

Keywords: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Knowledge, Crisis of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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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逐渐取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古至今，大学一直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高深知识是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与核心。大学通过传授、研究和创新这些知识，实现求真育人的根本功能，并培养社会需要的人力资源，完成教育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其他主要功能。在大学扩招政策推行20年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51.6%，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国民素质和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经济迅速发展，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但是，扩招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导致知识被“稀释”，使中国大学面对信任危机。目前已有研究在处理中国大学信任危机问题时，多从学制改革 [1] 、加强与社会的沟通 [2] 以及改善教学质量 [3] 等几方面着手，较少提及知识这一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要素。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明确了“知识”这一概念，并认为“高等教育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即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与灵魂。同时，对高深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处理水平涉及到大学活动的方方面面，这些活动与大学的公信力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对大学的信任水平与高深知识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本文通过思考和借鉴克拉克的观点，分析知识和中国大学信任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 中国大学信任危机的成因

大学信任危机是指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满意度下降，对高等教育能满足其所期望目标的信心的动摇甚至对高等教育价值存疑的现象 [4]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越来越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训练，将少数人的精英教育特权转化为平民的权利。但是，高等教育带来的红利是不平均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够真正从高等教育中获利。当高等教育中的投资与回报失衡时，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会逐渐演变成质疑，甚至发展成短时主义和功利主义，从而引发高等教育信任危机。

中国自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短短20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飞跃。快速的扩张必然会暴露出诸多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即存在于高等教育内部，也发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成为诱发中国大学信任危机的病因 [5] 。

(一) 教学功能弱化：中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持续走低

长期以来，有关高等教育的“读书无用论”的言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例如：专业无用、课程无用和实习无用等。大学扩招政策使大学在校生数量急剧增加，造成一系列“次生灾害”：首先，高校师生比例降低。高校教师一方面要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教学和导师工作量加重了其负担和压力，使其无法专注在完成高质量的教学上，“过度教学”和“水课”现象屡见不鲜 [6] ；其次，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趋同。伯顿·克拉克曾经提出，“实施高等教育最差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高等教育最忌讳单一的模式 [7] 。”这种“趋同”现象反映了中国高校定位模糊，没有根据自身的地域特色和办学层次有针对性地明确学校功能与定位，这一问题在民办高校和地方高校中尤为明显。人才培养趋同使各高校的毕业生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加剧了毕业生的求职困境，也违背了大学使人个性自由发展的初衷；再次，人才培养环节缺乏衔接。目前主流的人才培养环节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前者主要集中在前两个学年，后者一般在学生具有一定知识储备后进行。但是，在部分高校和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在学校中无法学习到充足的基础知识，企业也不愿承担应有的培训成本，使该环节的作用大大弱化，沦为走马观花的过场。部分学生为升学或考编，甚至以“自主实习”的幌子拒绝实习，导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失；最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且不平均。从地理分布上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欠缺；从高校类型上看，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优质教育资源欠缺；从高校所属上看，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部属高校，地方省属高校优质教育资源欠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存在差距，使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加剧了大学信任危机。

(二) 社会观念转变：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公众的社会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高等教育活动的本质是传授全面的知识与才能，培养健全的人格与体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学习高深知识，实现自身的全方位发展。同时，高等教育组织还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即培养人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人力资本，推动社会进步。总体来说，大学活动是围绕高深知识开展的。随着大学扩招，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高深知识，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习高深知识，即国民受教育水平虽然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却逐渐弱化。大学吸引公众的不再是其所拥有的高深知识，而是贴在其“身上”的诸多标签，包括：“985”、“211”、“双一流”、“专业好就业”、“社会认可度高”等。一般来说，非知识分子通过观察那些经历过大学教育的人在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化等方面感受到大学教育后的结果，逐渐积累起大学是获得身份与社会地位变更途径的有效经验 [8] 。大学的社会职能的重要性逐渐高过了大学本质的重要性，中国大学仅只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不再是一种理念的象征和精神的家园 [9] 。社会观念从“知识改变命运”向“好大学改变命运”转变，大学中的知识不再受公众所关注，“大学排名”、“就业质量”、“毕业薪资”、“升学率”和“上岸率”等关键词开始更受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的青睐。因此，当公众认同“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时，大学只要在排名、就业和升学等附加功能方面表现不佳，就有可能降低公众对大学的满意度，导致大学信任危机。

(三) 用人成本提高：毕业生难以满足期望

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顾客通过对一个产品或服务的感知效果与其期望值相比较后会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状态。以下三个因素影响顾客满意度：顾客期望、质量感知和价值感知 [10] 。如果将用人单位视作消费者，那么其购买的“商品”就是大学所培养的毕业生，在大学扩招政策之前，大学生是能力和才华的象征，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质量感知较好。同时，用合理的薪资招聘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和回报，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价值感知较好。由此得出，大学扩招政策使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期望提高。从表面上来看，大学扩招为用人单位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但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针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的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约47%的国企和70%的民企雇主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表示不满意 [11] 。从质量感知上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降低导致毕业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大不如前，与用人单位的职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培训成本提高，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感知减弱；从价值感知上看，扩招使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量低能力者涌入高等教育的渠道，并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难以辨别所招员工的真实能力水平，用人单位为了筛选出适合的人才，只好提高岗位门槛，并降低薪酬。这导致求职者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不断提高自身学历，出现“过度教育”、“教育内卷”的现象，这些学历成本最后会反映在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和雇佣薪资上，导致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价值感知减弱。在质量感知和价值感知的双重影响下，用人单位对大学的顾客期望显著降低，从而减弱对大学的信任，引发大学信任危机。

3. 知识如何影响中国大学信任水平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组织围绕许多知识群类而结合，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发现、形成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知识专业是一切其他工作的基础 [7] 。从这一观点出发，大学中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甚至后勤工作都是以知识为起点，只有拥有了广博且密集的知识领域，高等教育组织才能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保持其在社会运行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大学信任危机是多方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知识作为大学的核心要素，自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产生影响。

(一) 知识分化，高校人才培养却不断趋同

在《高等教育系统》一书中，知识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专门化。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和劳动的不断分工，知识分化速度逐渐加快。其中自然学科发展日新月异，变得越来越狭窄，内部有序性也越来越突出，并且要求有特定的培训渠道和较长的培训时间 [7] 。但是，部分地方高校为了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盲目在学科设置上力求“多”，办学类型上“求全”，朝综合化方向发展，日益趋同。知识分化意味着知识材料不再是过去的简单划分，学科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教学和科研就能够建设好的。知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需要专业的教师传授知识，专业的设备研究知识，专业的团队管理知识，也就是说，高校在进入一个新的细分领域前，需要具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条件。而大部分地方院校在开设新专业时，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硬件以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以至于很多毕业生就像是流水线上复制出来的产品，只掌握单一且相同的知识，缺乏特色，甚至在质量上也无法达标。高校在面对高度分化后的知识时，仍使用处理简单划分的知识的方式，导致知识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最后形成了“形式上特色，内核上趋同”的教育乱象。当以流水线方式生产的产品走向社会且无法满足社会各主体的需求时，社会对大学的信任危机就产生了。

(二) 知识发展，高校人才培养却相对滞后

知识的第二个特点是发展性。知识的发现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所有专业都是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进步的。而大学具有知识广博、密集的特点，其自然就承担了开拓并传授前沿知识的任务。但是，现实困境是：大学教师未及时更新自身知识储备，教学内容仅止步于浅显的知识；大部分高校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匮乏且过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毕业即失业。社会对大学高深知识的期望和大学实际人才培养滞后构成了一组显著矛盾。在专业教育方面，大学所传授的知识与社会需要脱轨，学生在课程中获取的知识以理论知识和基础知识为主，学非所用，知识的应用针对性不强。有学者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进行研究，发现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所以学生课堂学习到的知识总是做不到与时俱进，学完了一门课程，其掌握知识相对于飞速发展经济社会而言也可能已经过时了 [12] ；在通识教育方面，大学所开设的课程被学生视作所谓的“大课”、“水课”，获取学分的难易程度成为评价课程好坏的重要标准，知识传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被主动或被动地忽视。因此，当大学所传授的知识与社会期望不匹配时，企业无法获取合适的劳动力，学生无法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社会无法进行有效地运转，招工难和就业难困境并存，公众对大学的信任水平自然会显著降低。

(三) 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大学知识传授功能分散

知识生产模式指知识产生和创造出来的方式，是解释知识形成和发展的框架。在以单螺旋或双螺旋为动力的知识生成模式I中，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唯一的知识生产群体。在三螺旋模型提出后，知识生产从模式I向模式II过渡，为满足生产和创新的需求，知识生产群体从大学扩展到政府和产业。知识生产模式III由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于2003年提出，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以知识集群、创新网络、分形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组织模式，“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为适应性情境，强调知识内部结构的“多层次、多节点、多形态、多主体”的多维聚合模式，社会公众成为知识生产群体之一 [13] 。在模式III中，知识传授与分享不再集中在大学这一个主体：企业引入导师制，将工作场所转变为职业知识和能力传授的场所，并且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知识；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使知识成为一种资源、服务和产品，群体在终身学习和知识更新观念的影响下，愿意以免费或付费的方式向喜马拉雅、知乎和网易云课堂等知识分享平台获取所需要的知识产品；大学也在做出改变，教学形式从线下课堂到网络慕课，课程受众从在校学生到所有对知识有需求的用户，大学的范围和边界逐渐模糊。当其他组织分担了知识传授的功能后，大学对部分个体来说只是获取学位以帮助其提升社会价值和地位的工具，且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在一份关于考研动机的调查中，与功利心相关的考研动机在整体中占比最大，其比例达到了41.4% [14] 。当进入高等教育的渠道被过度拓宽，知识成为商品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补足时，高等教育组织所掌握的高深知识再也没有过去那般迷人，取而代之，原先通过高等教育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使人们趋之若鹜，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被弱化，换言之，低能力者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高能力者在高等教育中获得的回报大打折扣。“虽然教育具有就业筛选等潜在功能，但‘它的明显功能是操纵知识’，看不到这一点，任何比较研究都将冒轻视整个学科的危险 [15]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间的受教育水平不断缩小，但是收入贫富差距并无变化。使得出现高等教育的信任水平越来越低，但又不得不通过高等教育提高学历的尴尬局面。

4. 如何挽救中国大学信任危机

(一) 办好通识教育，呼吁知识回归大学

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16] 。相较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涉及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学生的学习目标从获取特定的就业技能向学习知识本身转变。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多流于表面，一方面，教师认为通识课程占用自身科研时间，学生将通识课程视作“大课”、“水课”，通识教育的实际效果差；另一方面，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上存在不足，课程目标模糊，导致课程中包含的知识没有办法很好传递，课程与课程缺乏联系，不同种类的知识呈现出割裂的状态。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承载着培养合格公民综合素质的任务，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而设置的公共课程。如果大学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会导致学习知识的目的受功利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影响，大学变成提高社会地位的跳板，学生的身心灵自由发展将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为挽救中国大学的信任危机，吹散大学中“弥漫的功利教育的气息”，办好通识教育格外重要。通识教育不仅仅是服务于专业教育的基础知识教育，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是培养学生批判能力的关键。同时，在必修课的设置和选修课的指导上要加强管理，保证课程之间是连贯、衔接和相互作用的。

(二) 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学生职业知识

在知识生产模式II和模式III中，企业都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之一。职业知识作为知识的一大类型，在大学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解决目前大学职业知识与行业职业知识不衔接的状况，要加强校企合作，企业更多更好地参与人才培养环节，建设好“双师型”教师团队，构建校企知识合作平台，使双方所掌握的职业知识流通循环起来。在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操作知识讲授的过程中，要大力推进建设实验实训基地，保证实验基地的标准化与合理化，引领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沉浸于实验实训基地教学场景，在教学场景的熏陶下体验自身的职业视野，在完成实践任务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职业知识积累。“就业难”与“招工难”这对矛盾问题，必须要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得以有效解决，提高中国大学的信任水平。

(三) 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激活学术心脏地带

这个时代既是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业革命的时代。为满足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的需要，需要促进地方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学术心脏地带”的表述最早由伯顿·克拉克在其著作《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中提出，将基层学术组织在创业型大学中的角色形容成“心脏地带”，认为它是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扎根最牢固的地方，围绕一门门称作“学科”的知识而确立 [17] 。“学术心脏地带”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激活”，在于形成学科建设的驱动力，而这类学科被称为创业型学科。根据克拉克的观点：学系等具体高等教育机构有助于凝聚各学科，并为学科及其所包含的“知识核心”提供跨学科计划等，形成“知识混合体” [7] 。创业型学科是一种既有利于知识的传授又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组织体系，创新知识形态创业是学科的核心 [18] 。基于这种观点，创业型学科可以是包含了多种不同学科知识的一种“知识混合体”，或是“超学科”，其与行业紧密结合，通过产教融合等方式，推动社会经济有序发展。因此，大学管理者在考虑如何恢复公众对大学的信任时，不能止于研究大学的传统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向创业型大学或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激活学术心脏地带，促进知识成果转化，使中国大学承担更多的使命和责任。

5. 结语

现阶段，大学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人才培养阵地，而知识是大学与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间的核心链接桥梁。剖析大学信任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只有重视发挥知识在人才培养、科技转化和办学方法等大学活动各环节的重要作用，才能发挥出大学应有的作用，提高大学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文章引用

陈正中. 知识与中国大学信任危机——基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的思考
Reflection Based on Burton Clark’s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J]. 教育进展, 2023, 13(08): 5248-525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2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