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hilosophy
Vol. 12  No. 04 ( 2023 ), Article ID: 64418 , 7 pages
10.12677/ACPP.2023.124123

人性的异化与克服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的异化理论

姚璐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24日

摘要

从《逃避自由》到《健全的社会》,弗洛姆始终关注着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处境,并试图寻找解决异化的方法。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以心理分析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病态的精神状况,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既有的社会组织方案后,提出了自己克服异化、通向健全的途径。

关键词

人性,异化,健全的社会,弗洛姆

Alienation and Overcoming of Human Nature

—The Alienation Theory in The Sane Society

Lu Yao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r. 21st, 2023; accepted: Apr. 11th, 2023; published: Apr. 24th, 2023

ABSTRACT

From Escape From Freedom to The Sane Society, Fromm has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ried to find a way to solve alienation. In The Sane Society, Fromm revealed the morbid mental state of people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Afte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social organization schemes of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he put forward a way to overcome alienation and lead to sound.

Keywords:Humanity, Alienation, The Sane Society, From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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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洛姆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常态。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心理分析视野,弗洛姆从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分析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性异化的现象。他指出,二十世纪工业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抑制了人的真实情感和需要,令人感到孤独、不安、机械化,使人同自己的创造物、他人甚至自身相疏离,人和社会都陷入失常的病状。对此,弗洛姆提出,要克服异化,确立健全人格,促成健全的社会,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人同自身的真正统一。

2. 弗洛姆对异化概念的解读:人性异化

2.1. 弗洛姆对人的本性的理解

人的问题是弗洛姆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与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弗洛姆指出:“精神健康的概念取决于我们的人性概念” [1] ,要评判人类生存处境和未来发展,就必须弄清人的本质。

以往对人性问题有过多番讨论,但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陷入绝对主义,认为人生来不是向善就是向恶,否认人性是可变动的;另外一些学说则认为人生来就像是一张白纸,任凭社会环境在其上书写涂抹。弗洛姆的思想受到多元学说的影响,尤以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为主。他采用精神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最终生成了自己的人性论。

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人的精神活动,将人的本性归结于人的生物性,却对现实的社会环境避而不谈。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精神活动被分为意识与无意识,意识可感知却无关紧要,无意识则潜藏得更深,隐含着各种力量并决定人的行为。无意识激发人们的语言、情感、行为冲动,体现着人的内驱力和本能,其中最核心的是性的内驱力,即性欲,弗洛伊德称其为“力比多”,人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力比多”,人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和生存需要才与他人联系。与弗洛伊德不同,马克思则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物生存时,才能发挥潜能。对于马克思的观点,弗洛姆一方面赞同其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一方面则指出马克思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强调忽视了人的情感和道德。

弗洛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超越了弗洛伊德式“生物学”和马克思“社会学”的二分法,“从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人性作出的一种动态解释,强调的是精神因素在人性中的优先位置。” [2] 他认为,人性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开发自身先天潜力的过程。所以,在弗洛姆这里,“人的本性并不是一种凝固的和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力量、一种活的生机、一种趋势和潜能。” [3] 人依照本性与他人、与世界相联系。弗洛姆还特别剖析了人类独特的生存条件,指出人就其机体而言属于自然,但自我意识、理性与想象力使人超越自然。人脱离自然却又处在自然之中,一方面,人保留着原始的欲望,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理需求,另一方面,人有感情、爱恋的需要,只有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人才真正感到幸福和愉悦,人的精神才足以称为健康。

此外,弗洛姆还提出“生产性的人”这一概念,认为生产性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他指出:“生产性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 [4] 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他在生产性活动中认识和把握世界。“正是在这种没有异化的活动中,人体会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 [5]

2.2. 弗洛姆对异化的理解

弗洛姆剖判了二十世纪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提出人性异化的概念。他由偶像崇拜谈起,指出偶像崇拜就是异化在西方思想中的第一个表现。在弗洛姆看来,“偶像代表着以异己形式呈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 [1] 。人类将自己的力量、情感和精神安置于某一物体之上,却反过来顺从、崇拜这种承载物。人将理性和爱投射到上帝或其他神灵身上,却反而祈求上帝的庇护。同样的,在政治上,领袖和国家不过是个人力量的投影,人却渴望通过信仰和顺从国家重新获得力量,国家和领袖因此也成为了一种偶像。种种偶像崇拜现象,在弗洛姆眼中,都共同地表达了一个异化的事实:“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把他的生存状况投射到这些外在于他的力量上。” [1]

基于此,弗洛姆认为,正如早就有之的偶像崇拜一样,异化并非只存在于现代社会,而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现象,只是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弗洛姆所讨论的异化,即19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他指出,异化是一种主观感受,一种使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的病态心理,在现代社会中,人制造出技术机器,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创造者,相反却成为他的创造物的奴仆。人感到自己同他的产品相疏离,随即感到同自身的疏远,所以在心理上,人首先感受到自我的异化,然后再扩大到人同他人、人同社会的领域,最终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和社会的精神失常。

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感到孤独、不安、猜疑、心理失常,甚至出现残害自身的倾向;社会上盛行着极权主义、无名的权威和机械趋同,人们被迫适应社会,丢失了真实的情感和需求。

2.3. 异化的表现

弗洛姆认为,异化已渗透进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在工作中、在休闲中,处处受异化的支配。

在经济领域中,人性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弗洛姆把劳动看作一种生产性活动,人在劳动这种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发展,成为人自身。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工人成为经济原子,工作内容单一而重复,人的控制、创造、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劳动变成纯粹的经济活动,成为不符合人性的、没有意义的活动,人也丧失其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

在消费层面,人性的异化体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弗洛姆认为,消费应该是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幸福的手段。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消费的目的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占有和炫耀。商品对人而言只是满足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对于商品本身,人并不关心也不甚了解。弗洛姆进一步指出,这种消费方式同自身的真实需要失去联系,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并迫使人作出新的努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的渴求。最后,弗洛姆提到,消费的异化也鲜明体现在人的娱乐方式上,人不能自由地、有意义地安排他的闲暇时间,而是被迫接纳工业生产安排的娱乐,人的所看、所听、所想都被市场行情所操纵。

在社会关系领域,人性的异化表现在人同自身及同胞相疏离。在弗洛姆看来,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同自身表现出一种交易倾向,人把自己视为可雇佣的商品,指望在市场上成功地销售自己。人视自己为同自身本性相分离的抽象的存在,只有在市场判定其有价值时,人才感受到自己的意义。人的社会关系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人视他人为商品,友好对待他人,只是因为他人尚有价值。在友好的背后,实际上是冷漠、猜忌与不信任,就连爱与两性关系也是如此。弗洛姆进而分析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甚至导致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相分离,个人将情感和力量寄托于政治国家,国家成为偶像,只有在国家中,作为公民的个人才体会到团结、责任、对同胞的爱,而在个人领域,人却只感到孤独、不安。

另外,弗洛姆还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伦理、宗教、民主也被异化渗透。人以非理性生活,向野蛮状态发展;与理性不可分割的伦理传统被市场伦理——公平原则所取代;道德和宗教成为使人堕落、控制人的生意;民主则成为操作公民意志的说辞……总之,弗洛姆认为,异化已经全方位地渗透进人类生活,而放任异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被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

3. 弗洛姆对异化原因的分析:生存的两岐性

与马克思将异化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弗洛姆并不将异化全然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相较政治与经济因素,导致异化的主要原因更在于个人层面。

在分析异化的原因时,弗洛姆采取的方法也与马克思大相径庭。他倾向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在个人的心理层面找寻原因,而马克思则是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来研究异化现象。这一差别非常显著地体现在消费异化问题上,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未对消费异化作出过专门论述,但按照马克思的一贯看法,资本主义私有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了人在消费领域的异化。而在弗洛姆这里,人对现代消费模式习以为常,在心理上产生依赖,这种依赖的产生来自于现代社会的广告、舆论和传媒。现代社会环境营造了一种商品化、功利化的倾向,使人把自身体验为物品的奴仆,体验为一种需要借用外物使身份得到认同的存在。所以,在弗洛姆这里,人性异化的实质是人与人性的背离,人性异化的原因在于人放弃了对人性应有的维护和尊重。

不过,这种对人性的否定和蔑视只是促使异化出现的原因之一。在弗洛姆看来,真正使人心理扭曲、精神失常的祸根在于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矛盾性,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存的两歧状态才是导致异化的主要原因。

生存的两歧性,指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弗洛姆指出,人的存在总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不平衡之中。就人的机体而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保有某些与动物一致的基本的生存要素;但同时,人类独有的理性、自我意识与想象力,打破了动物界存在的和谐,使人得以超越自然,更使人意识到自己终将死亡、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因此,弗洛姆指出,人的问题是自然界中独一无二的问题,人既脱离自然,又受制于自然;既无限又有限。为了摆脱这种生存的困境与悖论,人不断地寻找自我救赎的方法。这种独特的生存处境,正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力量。

生存的两歧性在现实世界表现为实际生活的分裂与矛盾。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活并没有随日益发达的社会而变得健全,相反却陷入更严重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人类正处于日益繁荣的文明发展中,过着富足的物质文明生活;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关系日趋紧张,孤独感、紧张感、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恐慌心理严重。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复杂的社会关系、生存与竞争的压力、对战争的忧虑……种种生存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出现,使人类生存面临着更剧烈的两歧性。即使人尝试用各种方式反抗它,仍然无法从自身消除它。人的内心无法获得真正的愉悦,人变得极度的孤独和不安,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并最终陷入精神失常的异化之中。

由此可见,弗洛姆所提出的人自身的“生存的两歧”的状况中已经隐含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世界异化的因子,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异化才从潜在变为现实 [6] 。在这一层面上也可以看出,弗洛姆没有否认异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只是在“生存的两歧”和人的心理状况分析方面,体现了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原则性分歧。

4. 弗洛姆对克服异化的构想:健全的社会

4.1. 何为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

在指出人和工业社会的病状之后,弗洛姆尝试为异化之症开出药方,他的目标是确立健全的人格,促成健全的社会。

弗洛姆认为,健全的人应当是富于精神建设、不受异化影响的人。健全的人的特点是:有爱与创造的能力,能够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他人和他物结合在一起,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为短暂的生命赋予意义;能够体验到自己就是自身力量的主体和动因,把握自身之外的现实,发展客观性和理性。他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健康、幸福、和谐与爱,人们不是被迫成为精神健全的人,而是一有机会,人性所共有的对美好和爱的追求就会显现。所以人类自身就固有追求精神健全的倾向,健全的人的实质就是人的本性和需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满足。

在明确何为健全的人之后,弗洛姆设想了一个健全的社会,即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人们都按照良心做事,积极而负责地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同他人保持联系。弗洛姆认为,在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与人倍加团结,互相友爱;人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地进行创造性活动,同时,人被鼓励着运用理性表达自己的真实需要,成为他所应成为的人。

4.2. 通往健全之路

除了设想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社会,弗洛姆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克服异化、通往健全的途径。他回顾了19世纪以来对不健全社会已有的解答方案:极权主义、超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指出,极权主义只会使偶像崇拜和非人性化达到更高程度;超级资本主义即使采用“激励性管理”的办法,也并没有真正克服工人的机械化倾向,在弗洛姆看来,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说是人们在寻找消除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方面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 [1] 。

同时,弗洛姆认为,在改革的方案上,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忽略了人的心理因素,忽视了人具有情感和道德。在他看来,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因为人是集思想、感情、生活实践于一体的存在,如果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感到不自由,那么他在生活实践中就不可能感到自由;如果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不自由,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发展也同样受到阻碍。这也是人们无论如何鼓吹基督教、崇尚理性主义也不能真正实现解放的缘由。据此,弗洛姆主张,只有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方位的变革,才能促成健全的社会。

在经济变革中,弗洛姆提出应当形成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工作,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具有意义,感到自己与同胞的团结,认识到自己正在对自己的产品施加影响。他提议,工人应当通过上工业学校、参加工厂课程的方式来获得技术知识,加强对工作和企业的了解,这是工人积极参与的首要条件。弗洛姆还进一步提出,要以“合作管理”的原则组织工人、职员、消费者、工程师等共同参与管理,以决定生产、价格、利润等一切问题。此外,弗洛姆还指出,“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社会倾向——与人类团结一致的倾向” [1] ,他主张工人除了关注自己的工作和企业之外,也应当关心消费者和其他工人,团结整个工人阶级,推动整体的发展。

在政治变革中,弗洛姆批评了以往的民主制度,指出选举表决是一种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少数人的形式:选民没有实际的参与决策,他一旦开始投票,就把自己的意志转移给了代表。这样看来,以往的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尊重公民的意愿,相反更造成了实际的不民主。对此,弗洛姆认为,要找到一种使集中民主与地方分权更好结合的方法,他建议全国以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划分小组,小组开会选举代表和官员,组内开展对地方性及全国性政治大事的讨论。在此,弗洛姆特别强调,应该设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文化机构,专门负责提供讨论中用到的事实资料,以确保讨论的合理性。由事业上颇有建树并且具备道德观念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商人、政治家组成面对面小组,在对信息作出讨论和总结后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最后上达至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决策流程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每个公民都实际关心并真正参与了政治生活。

对于文化领域的改革,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除非能给人的内心注入新的精神。否则就无法实现其友爱、正义及个体的自由的目标。” [1] 健全的社会应当确立人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个任务需要通过教育完成。弗洛姆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教育方法,认为现有的教育制度首要地关注个人在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能力,缺少对批判思维能力或性格特征的教育,导致理论脱离实际,人反而更难适应他的工作。他主张,应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同时根据阶段的不同侧重突出某一方面,如青年阶段应使实际工作从属于理论教育,成年人则反之。同时,在弗洛姆看来,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受他的阅历影响,就理解能力而言,人在中年时期似乎比青少年更适合学习,因此,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向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建议增加成人教育课程,向全国人民开放。

此外,弗洛姆还特别关照人的精神世界,认为人应当有共同的艺术和仪式以表达人的整体人格,他提议在文化生活上创造一种非宗教性的集体艺术和仪式,通过开展集体的舞蹈、合唱、戏剧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在宗教上形成一种集合各大宗教所共有的人道主义教义,实现人自身的理性与友爱。

5. 弗洛姆异化思想的评析

综上所述,弗洛姆基于马克思人道思想和社会主义构想,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通过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提出了自己构建人道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设想,描绘了未来健全社会的美好图景。他的研究,虽然涉及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各方面,但更多地是基于他作为心理学家的理解。

一方面,弗洛姆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作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人性异化的概念,更多地触及了现代社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常状况作了解释,试图寻找人的健全发展的突破口;他撇开政治和经济因素,转而从心理因素分析社会问题,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对资本主义病态社会赤裸裸的剖析,仍然深刻的警示着当代社会:工业不会停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仍然在相当范围内发生作用,经济活动中人的异化现象、人性的压抑乃至扭曲还不可能消失 [7] 。

弗洛姆旨在去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对社会变革提出种种构想,对当今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弗洛姆所提出的“健全的社会”与当代中国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有交叉内容,他对消费异化的分析、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关注,启示了当代中国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的多维度发展;必须关注人的发展问题,重视人的精神世界,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

另一方面,弗洛姆所提供的理论和视角,仍然难逃乌托邦的窼臼。作为一个彻底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对马克思的解读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体系,他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研究停留在马克思的青年阶段,忽略了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所以,弗洛姆的异化概念实质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他对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批判囿于认识论视域,而缺乏马克思实践论视域的批判,陷入了道德教化的误区;他对异化的分析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理层面,将异化现象体验为人的一种病态心理,将社会变革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不免陷入理论立场上的唯心主义,从而贬低和偏离了社会历史规律。最后,弗洛姆认为无需革命,只消通过社会变革就能在现阶段克服异化,构建健全社会,这一主张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6. 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弗洛姆对人性异化的分析和克服异化之途的构想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性思想。但脱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弗洛姆在真正涉及到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问题上,却显得苍白和无力。总之,弗洛姆的思想既有合乎情理、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又不乏矛盾和不切实际之处,对此,我们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扬弃。

文章引用

姚 璐. 人性的异化与克服——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的异化理论
Alienation and Overcoming of Human Nature—The Alienation Theory in The Sane Society[J]. 哲学进展, 2023, 12(04): 702-708.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4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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