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6日；录用日期：2021年5月7日；发布日期：2021年5月14日

摘要

王世贞是明代著名史学家，著述富赡，多所创获。首先是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的大史学观和国史、家史、野史互补的史体观。其次为“标新领异”开创“别集体”与“新掌故史学”的史体创新和规模宏大的明代史书著述。再者纵横捭合、条分缕析的分类比较批评法和精辟简约、得失互见的史学批评。其四，承绪并纠补杨慎，开启明代史学典章制度考索体。其五，文化专题史的热心倡导者和戮力实践者。从而丰富了明代史学思想和史体观，促进了明代掌故笔记体、史书批评和专题史的兴起，推进了明末清初考据史料学的兴盛。

关键词

王世贞，史学创获，明末清初，史学形态变化

Wang Shizhen’s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hanges of Historiography Form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Zaiyuan Xu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Received: Mar. 16^th, 2021; accepted: May 7^th, 2021; published: May 14^th, 2021

ABSTRACT

Wang Shizhen is a famous historian in Ming Dynasty. He has rich works and many achievements. First of all, there is no article in the world,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grea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omplementary view of history style of national history, family history and unofficial history. Secondly, it is to crea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yle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new historical works” and the large-scale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books. In addition, the method of categorization and comparative criticism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incisive and concise method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has mutual benefits and losses. Fourthly, he inherited the thoughts and corrected Yang Shen, and opened the textual research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 system. Fifthly, he is an enthusiastic advocate and practitioner of cultural history. Thus, it enriched the historiography thought and view of history style in Ming Dynasty, promoted the rise of anecdote note style, historical book criticism and special history in Ming Dynasty, and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extual research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s:Wang Shizhen,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Change of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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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王世贞是明代史学大家，虽未撰写《明史》，却完成了撰写《明史》必备的鸿篇巨制的史料著述、人物传记等，成为清人撰写《明史》的基础材料，且表现出王世贞独到的史学思想、深刻犀利的史学批评、成一家言的史体观和撰写新体式，丰富了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和书写类式，对明末清初史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2. 王世贞的史学观与史体观

明代史学观念经历由元而明、由理学而心学的更迭嬗变，其中经与史的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经书、史书本为二类，理学家重经，朱熹强调“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1], p. 4718)。王阳明提出经即史，史即经，“安有所谓异？” [2] 王世贞在王阳明基础上又进一步，不仅主张史在经前，“今日之史倍急于经”“一郡国缺而一郡国之迹泯如也”( [3], p. 5398)。而且突破经史之争，大胆提出“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的“文皆史”的新史学观。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灭，五帝之史若存若亡，噫，史岂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本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剳、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牋、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 [4], p. 26)

他将天下之文分为“史之正文”“史之变文”“史之用也”“史之实也”“史之华也”五类，《六经》仅史之一种，文学也是史之一部分而已。

“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王世贞的这一观点是从文的角度认识、界定什么是史学的。这一视角因新颖且抓住了经史子集的契合点——文——而具有崭新的学术价值。文的功能是叙述——事件与情感的叙述；历史是史料的叙述，“没有叙事即没有历史”(克罗齐语)；哲学是叙述的思想，“所有的历史皆是思想史”(柯林伍德语)，于是文学、史学、哲学因叙述而合而为一。事实上，史学是由三部分构成：材料(典章制度、史事、人物)、叙述(结构、编织、表达)、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史学观)。文学与哲学也同样由相似的三部分构成，都离不开材料、叙述、意识形态。史学中的材料需经过搜集、辨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求实、求真，属于科学范畴。而叙述则是语言的，语言皆有移情、譬喻而发生“转义”现象。同时叙述是人的叙述，必然带有情感倾向，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因此，历史具有虚构性、转义性与当代性。于是史学具有科学、艺术与思想的三重属性。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的史学观，正史包含了史学(“史之正文”、“史之实”)、文学(“史之变文”“史之华”)、哲学(“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政治学(“史之用也”)，这种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天地之间无非文故无非史的史学观念超越了此前的“经即史”的观念，成为一种新的大史学观。其不仅在明清两代产生重要影响，李贽、胡应麟、章学诚等人将其进一步发展，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史学思想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单就当今的学科划分而言，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宗教史、生命史以及人类史等学科大多可视为史学的分支，由此证明王世贞“文皆史也”“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大史学观的正确性与普适性。

王世贞的这一史学观基于其史体观与史料观。史体观已见上文所言史体之文的五分法。但史学分类较繁，除史之正文外，王世贞将方志与家谱视为史之变体。方志是先秦古史志之变，古史分为“志”与“纪”两类，志所记多为前世成败之事，至《史记》《汉书》中已不见其相关书目，后演变为记地方之史的方志。王世贞认为方志不同于古志，“古史之失在略，而今志之得在详”；“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谀也”( [5], p. 2198)。至于记家史的“家谱”则为史的补充。“国不能尽，私之家；史不能尽，详之谱”( [6], p. 2425)。但到明代，因“修谱之家，陋者安于挂漏，侈者鹜于张饰，而谱之用复浸微矣”( [7], p. 2763)。由此王世贞进一步将史书分为三类：国史、野史、家史，并指出各自之弊，又正视其所长。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其真，其叙章典、叙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美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庶几乎史之倪哉。( [8], p. 3404)

遂将家史、野史纳入正史，使国史、家史、野史三类史料，互证互补，合三史为一，从而补充并完善了中国史学的文体观与史料观。明清两代的史学家如何乔远、谈迁、张岱、黄宗羲、钱谦益、戴名世等多受此分类法与互补法的影响，然所论之深度却未能超过王世贞。

王世贞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强烈的使命感、危机感、问题意识所表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王世贞治史的理想是要“效法司马氏”写一部《明史》。事实上起初并非只欲写《明史》，而是“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即写一部自古至明代的通史。其目标之高远，任务之重大，自不在司马迁之下。王世贞后来所做《史料》虽仅限于有明一代，但《弇山堂别集》细化了阐明典章制度历史源流的《序》的类别，加大了《序》书写的份量；《史料》特将序(叙)文列于全书之首，强化王世贞欲写通史的目的性。正是这样一种写通史的责任感，使得他将明史置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叙述和定位。从《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的主要内容观之，多集中于明世祖杀戮功臣、靖难之役、宦官专权、科考制度、内阁首辅、谥法制、巡幸、锦衣卫、边患、党争等，足见著者强烈的危机感与鲜明的问题意识，且王世贞直揭明代朝政之弊，意在引起当朝的注意，所谓“含法旨于恢词，寓正言于谑语”，“其义隐而直，真文谐而庄，其志似推而实”( [9], p. 13)。而“直”“庄”“实”意在致用。“而所谓学者，治国平天下之学”( [10], p. 172)。其评价史事人物，将治世作用与历史功德一直作为首要标准，在“掊击当代”的同时，常开出解救的药方，如南倭北虏、宗藩和党争问题等，目的在于致用、治世。这正是其写史所一直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3. 史学批评和分类比较批评法

史学批评是表现史学家史学观、价值观、政治观的重要内容，与材料、叙述同样重要。王世贞的史学批评不同于众人之处在于其批评的尺度，以历史功绩论高下，不以正统与否说是非；以治世功效为标准，不分经史先后与轻重；道德归道德，功业归功业，打破道德好一切皆好的传统标准。人言秦非正统，他赞秦统一天下、开疆扩土、废分封、立郡县、称皇帝，后代承继，功逾尧舜，“功足言也”( [11], p. 182)。正统派褒宋贬晋，王世贞认为“宋”朝立国也是“篡弑”，比之晋犹过之。他肯定宋朝国君“俭崇礼让”之德，然就开疆治国功绩而论，宋皆不及晋。“伸宋则不得独屈晋；屈晋则不能独伸宋，且安能越晋而汉唐也？”( [11], p. 189)世人皆曰春秋有五霸，王世贞却说不过两霸耳，“宋襄之亟辱也，楚庄之僣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 [12], p. 6374)。

王世贞史学批评另一可贵处在于不惟上，不惟众，不溢美、不隐恶，只惟实，且得失互见，不留情面，故更真实可信。譬如对于史书的评价，他最赞赏者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然非因肯定而一味推崇。如其批评《史记》《汉书》：“记繁而志寡，迁、固之失也。”( [13], p. 5398)批评《史记》“好奇”而失真，“发己意”不似正史：

《史记》千古之奇书也，然而非正史也。如《游侠》《刺客》《货殖》之类，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己意伸好，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 [14], p. 9056)

司马迁人物评价的偏颇、失误，王世贞直言不讳，一一指摘。如善兵法者孙武、司马穰苴传记所载过简，不过是斩爱姬、斩庄贾而已。而对伍子胥“附会过当”。“太史公非识庄子之麤者”( [15], p. 12。汉代两位功臣田延年、郅都，被司马迁、班固皆写入《酷吏传》，王世贞深感其不公，“郅都死矣，冤于太史公；田延年死矣，复冤于班氏”( [16], p. 67)。对汉以后史书的批评尤震聋发聩：

《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元史》，烂朝报也。与其为《新唐书》之简，不若为《南北史》之繁；与其为《宋史》之繁，不若为《辽史》之简。( [17], p. 350)

陈寿《三国志》因不熟悉笔下人物而造成评价不当：“列公休于《锺会》，列元逊于《孙峻、孙綝》，不亦冤哉！”( [18], p. 80)《晋史》“隐逸传”所列人物与其分类不合，“合者不十之七”( [19], p. 97)。《晋史》不载夏侯孝若《东方朔赞》，而载其《训弟文》，“真无识者也”( [20], p. 6631)。欧阳修《新五代史》因坚持正统，承继《春秋》义理，多得史家之称赞，杨士奇将其比之《史记》《汉书》，又称“义例胜之”。王世贞认为谬赞，“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齿《史》《汉》哉！”( [21], p. 127)

王世贞对历史人物的批评，情入其内，理逸其外，高屋见瓴，语简约而至极，识卓绝而深长。又因过目则诵，古今史事烂熟于胸，更喜上下纵横比较，分类条分缕析，打破就一人论一人、就一事说一事的通例，采用通史分类比较批评法，尤见其纵横捭挞之才和深刻卓绝之识。如评朝代衰亡之因：“汉失之刻，唐失之乱，宋失之弱”( [12], p. 6384)。评帝王之失：“身霸有国而身失之者，凡几？曰莽，曰矅，曰坚，曰衍，曰存勖。身治而身乱之者，凡几？曰秦始，曰汉武，曰唐玄。此岂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为兴资矣，一念之怠而才为败资矣”( [12], p. 6388)。评帝王之无德：“莽之诈也，温之忮也，敬塘之鄙也，虽得天下，耻弗洗也”( [12], p. 6385)。评先秦、两汉、六朝之文：“《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己。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 [4], p. 21)。评将帅之才：“光弼知将而不知臣，真卿知臣而不知将。知将而知臣者，郭汾阳也；知臣而知将者，张雎阳也”( [12], p. 1155)。智者：“蠡也，仲连也，张良也。其所解之机同也，蠡迹卑而用神，连迹远而用奇，良迹近而用巧”( [12], p. 6388)。评经典：“‘思无邪’，其《诗》之纲乎？‘自强不息’，其《易》之纲乎？‘毋不敬’，其《礼》之纲乎？‘允执其中’，其《书》之纲乎？”( [13], p. 6334)评老庄与释氏：“老子习礼而薄礼者也；庄生畏死而齐死者也；佛氏畏灭而乐灭者也。”( [13], p. 6341)评哲人：“程叔子、朱子之学，成矣，气质之融液，微有未尽也。王氏之学几矣，心体之淘洗，微有未萤也。”( [13], p. 6361)讲治国之道：“周法繁，汉法简。繁则虚，故易弱，简则实，故久强。”( [12], p. 6377)讲处世之道：“智深勇藏” [12]。评天下人行事：“名执其虚而利执其实”( [13], p. 6366)。纵横联想，同类比较，同中见异，是非长短一语中的，言极简，意颇切，多为定评。

4. 史体创新与史料著述

王世贞承继《史记》别开“别集体”、“新掌故史学”和撰写规模宏大的明代史料著作。

他一生在史学上花精力更多的是明史。撰写明史在当时存在两大困难，首先是明代官史的史料难凭。明代史官制存在两大缺陷：史官多兼职且分工不明；保证所写史料真实的起居注官，大多时间被罢置，使明史修撰无真史料根基；仅以《实录》为史，而《实录》“仅纪邸报所列，至大臣小传仅书平生官爵，即有褒贬，往往失实”( [22], p. 1853)。造成《实录》难据，形成明代官史弱、野史盛的混乱。王世贞因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 [23], p. 2788)“熟悉朝章”，而补官史之弱；自幼好访“朝家典故与阀阅琬琰之详” [23]，撰《琬琰录》之书，丰富官史；广搜野史异闻而尚撰《野史录》百卷，补野史不足；并倡官史、家史、野史三史互证与互补，努力纠补明史撰写史料不足的问题。

王世贞留下的史学著述是在“三学”“三史”¹兼收并用的原则下完成的。《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有帝系帝历帝统表、郡王宗系表、公侯伯等职官表，考证《明实录》所载历代帝王事正误的《史乘考误》，以及对诏令、谥法、命将、赏功、科举、兵制等明朝政体制度的考证，也有兼及国事、家事，带有掌故史料性质的《盛典述》、《异典述》、《奇事述》，具备了撰写一部明史的框架和必需的核心史料。《弇州史料》一百卷，以《别集》为基础，采《四部稿》《续稿》中传纪之文，增加了明代世家和纪传的内容以及带有家史野史性质的碑、志、题、跋、志、赞、疏、策等“得之生色者”二十二卷而丰富之，使明史史料结构更完备。《天言汇录》十卷纪明代自太祖至肃宗皇帝的诏敕、训饬之书。《皇明名臣琬琰录》一百卷为纪明代名相、重臣、家史之书。《少阳丛谈》二十卷乃笔谈朝廷得失之书。《明野史汇》一百卷，为明朝之街谈巷议的笔记、野史，作为撰写明史不可少的参照史料。可谓史料齐备，卷轶浩瀚，达四百余卷，“是非不谬，证据独精”( [24], p. 9)，这在明代史家中较为少见。且对《明实录》特别是《明太祖实录》等进行考证，纠正其中不少失误。不仅为自己撰写《明史》做好了较充足的准备，更成为清代史学家撰写《明史》的重要史料。

明人撰史困难之二：明代史学界出现为权势、利害、人情等所左右的现象较普遍，秉笔直书者少，溢美、失真、偏颇者多，史料虚浮而难凭。“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由与讳也，输疑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勘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 [25], p. 5403)

王世贞史书撰写常带有个人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体现其“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能使读者不受蒙蔽，便于了解明代朝政的真面貌，这是王世贞史书的价值所在。这一点近似司马迁，所不同者，司马迁同情有才干的悲剧性英雄，常揉入自家身世遭际之感。王世贞则横眉于皇帝专暴、制度窳败与官场陋习，将明代帝王、官宦和制度的疮疤揭露殆尽。如《史乘考误》对《明实录》中的太祖杀戮功臣的真实性的陈述；《首辅传》揭内阁制之弊，指摘内阁首辅们的是非和得失；《中官考》叙宦官乱政之痛史；《巡幸考》揭帝王之荒淫；《科试考》叙明科举制演变，揭其陋弊；《倭志》《南安通志》《北边始末志》等叙述边事之危在朝廷不在将帅；《实录》不记建文帝事，更不记方孝儒等杀身成仁者的壮烈，于是《弇山堂别集•帝系》补之，大赞方孝儒诸人“烈哉”。以至于引发明末艾南英的“近代文士修怨而无君者，太仓王世贞也；以横议而非圣者，温陵李贽也”的诋诃( [26], p. 1252)。王世贞有关明代史论的观点对后世史学家如胡应麟、张萱、沈德符、谈迁、钱谦益、潘柽章等皆产生重要影响。

王世贞著史书之体式多承袭《史记》，然又不尽同于《史记》。《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分三部分，一为述体，即三述19卷；二为表34卷；三为考47卷。述体与考体皆为王世贞独创。表乃集纪传二体为一，则以表的形式总揽之，其分类详尽而精细与表所占篇幅比例之大为历代史书所少见。每一类前皆附叙语，介绍其体式的历史由来。“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 [9], p. 15)，史学家称其为“别集”体，即王世贞首创“别集”体，其对后代史学影响甚为深远。

王世贞著史关注盛事、奇事、异事和掌故史料，开创了实录本位的新掌故史学。新掌故史学价值有二，一是喜盛、尚奇、好异。将一个朝代中突出的盛事、奇特之事、怪异之事分类、提取、描述而凸显出来，既表现一个时代历史特色，又能迎合读者好奇求异的心理，是史料组织的主体性与叙述艺术化的鲜明表现。二是以经过考证的可信的朝野掌故反映一朝一代的事实，做为官史的补充，体现出以小见大，以趣味映现庄严的特色，“一典之异令人色飞，一事之奇令人頣觧”( [9], p. 14)，既开拓视野，又增强故事性、兴趣感，灵活而便于读者记忆，不失为史学日益发展的一个标志。且内容极广泛，“大而朝典，细而乡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几无不可概叹”( [27], p. 3213)。从而为晚明、清代史学家采纳仿作，如焦竑《国史经济志》、《玉堂丛语》，张萱《西园闻见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日本学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王世贞新掌故学的兴起，他把野史形态的掌故学一变为实录本位的掌故学，……改变以说部为主的编写方针，而代之以吏牍记录为主之风” [28]。意为不仅创造出史学的新体式——新掌故学，而且改变了明清两代的史书撰写风格，重掌故，好异奇，尚考实。

5. 承绪并纠补杨慎开启明代考据史料学和文化专题史

史书的撰写的第一步工作是史料的搜集、辨伪、分类。明代不缺乏写史的史学家，而缺乏手握充足而可靠史料的史料学家。一来史料收集终需涉及朝廷内事、国家秘籍，二来需有广泛的史料来源渠道，需博学勤读和长时间的积累，其三，困难更大的是对于史料真伪的辨析考证，故而并非人人都可以做为史料学家的。史料学以求实求真为归，属于科学，在史料受利益驱使和轻浮学风影响而日趋变得失真的状态下，考证辨伪就成为史书撰写的必然责任。一心要学司马迁写出“成一家之言”的《明史》的王世贞，随其大量史料的收集、辨证，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以考据为尚的历史责任的承担者，成为扭转明人空疏风气，“弃虚务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的“先觉之士” [29]。

明代开史学考据风气之先者为杨慎，其著作《丹铅录》盛行海内外。然因杨慎书中之瑕疵以致攻击四起。《四库》馆臣云：“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并见，真伪具陈。又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未免多疏。”( [30], p. 9231)王世贞与杨慎皆为博学，然杨慎“晚谪永昌，无书可检”，王世贞身边则有大量藏书。他与胡应麟为晚明两大藏书家。其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 [31], p. 126)且不少为宋版珍品，为其从事考证提供了丰富文献，故能发现杨慎著述之讹误而纠补之。而纠补杨慎诸讹误，也使得王世贞更用心于史料考辨。

王世贞的《史乘考误》或许是第一部对《明实录》错误加以系统考证纠误之作。据有人统计其所纠正《明实录》中历代帝王实录(太、成、仁、宣、英、宪、孝、武、世、穆实录)中的错误及补失多达一百四十七处 [32]，成为清人修明史者的主要依据，且开启了后代考辨实录的先河。焦竑《国朝献征录》、张萱《西园闻见录》、谈迁《国榷》、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国初群雄事略》、潘柽章《国史考异》等则是《史乘考误》成果的弘扬与方法的继续，特别是关于建文帝出亡、鸡鸣山功臣庙、朱祖亮之死、李文忠之死、廖永忠之死以及王世贞在《旧丞相府志》中对胡惟庸案等的考证，皆成为清代史家考证的基础和重点。他们或赞同采纳王世贞的考证成果，如焦竑、张萱、谈迁等；或对王世贞的观点进一步辩证、纠误、补阙，深化相关的研究，如沈德符、钱谦益、潘柽章等。但他们的研究大体始终以王世贞为标竿，欲以超越，有些考证成果对王世贞有所纠误补漏，后来居上，但就考证的范围之广而言，未有超过王世贞者。王世贞考据之作除《史乘考误》之外，尚有《亲征考》《巡幸考》《亲王禄赐考》《兵制考市马考》(以上为各一卷)《命将考》二卷、《赏赉考》二卷、《赏功考》三卷、《野史家乘考误》三卷、《科试考》四卷、《诏令考》四卷、《谥法考》六卷、《中官考》十一卷，形成史料书中的考体，这则是前所未有而王世贞所独有。这种以考体形式出现于史书史料中的考证方法，其影响所及不只是治史者而且扩展至更广泛的读者，从而影响一个时代的学风。

王世贞考证所据文献几涉及当时主要史书、笔记、碑铭、志传、地方志等，博、实、细成为其考证的一大亮色。其次，王世贞考证的最大价值是史学中最见功夫的典章制度及其变迁的考证，补明史研究的一大不足。其考证之方法则既有“避疑”“救诞”“救诬”“探微”的考证原则，²又有国史、家史、野史之互证的考证方法，以及所观书籍与王世贞自身所见所闻相印证，自家独藏书籍之补用，也有诸知识间之推证，且因博通而使考证更趋于实。有“考核该博”³之誉。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考索《太宗实录》中曲笔背后隐藏的杀戮功臣的真象，精细如发，多所发现，且有些具有规律性：“例凡暴卒者，俱赐自裁者也”，“谬、冯二人尚于卒下立传，而傅颖公、王定远仅于封爵下立传，则二公之祸当尤惨也”( [33], p. 886)，顾炎武、钱谦益等深以为然，并以此为基础做了更深入系统的考实，成为治《明史》的一种新方法。

重考据已成为王世贞读书、写作、治学的习惯。他读书，先察其真伪，如《读书后》中对诸子书籍的考辨；每辨一事，先索其由来，如《宛委余编》和《弇山堂别集》中的《叙语》；每写一事，先明其虚实，如《四部稿》《续稿》中人物传记与碑铭；写诗赋注重交待时地事由，见《四部稿》《续稿》中赋词诗篇名或诗前小注。故考据之方法影响到其文学创作的风格，不仅开启晚明求实的学风之先，也影响到晚明文学创作的转向，成为由晚明浪漫思潮到清代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转变的先声。

在“一切皆史”史学观的指导下，王世贞热衷于梳理、叙述类文化自身演变的历史，遂形成诸类文化专题史。如《艺苑卮言》所表现的文学批评史，《尺牍清裁》六十卷所展现的书信观与书信文学史，《明诗评》四卷中所陈述的明朝诗史及批评史，《曲藻》所叙散曲史。《古今法书苑》所叙述的中国书法和文字演变史，《弇山堂别集》中《科试考》所陈述的科举制度史，《谥法》六卷与《谥法通纪》三十卷所陈述的谥法演变史，《首辅传》八卷所述明朝首辅断代史，《中官考》六卷所叙宦官史，《兵制考》所述明代兵制演变史，《王氏画苑》以古今画论经典所展示的绘画艺术批评史，《读书后》《札记》中的经学、子学、佛学批评史，以及园林史等，这些著述不仅涉及专题史的范围广，且显示出较明确的专题史的史学观念，从而丰富、深化了中国文化专题史，对中国专题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世贞以藏书富赡、博学著称于有明一代，且有心于写一部《明史》，史料搜集广而厚，且得窥览宫中密籍，重考据务实求真，又有史家秉笔真书之精神，史料著述为一时之冠，且考核补误为史家所承继，其著述、史学观、史体观、撰写方法以及专题史的开拓等对明末清初史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成为清代史学家撰写《明史》的重要史料。《明史》撰修者万斯同、王鸿绪、杨椿与、张廷玉等皆首肯王世贞并受王世贞《别集》《史料》之影响。有学者认为其影响有四：《明史》表编排，《锦衣传》《七卿表》新体例的增加，来自王世贞史书；采王世贞书可信的大量史料以补《明实录》的疏漏脱略；《万安传》《于谦传》《张居正传》《严嵩传》《李善长传》《徐阶传》《高拱传》等人物传记皆以王世贞所撰传记为蓝本；明史中的人物评价特别是疑案以王世贞的评价与考辨为基础( [32], p. 258)。明清两代史学家一致认为“元美之才之学驾陵千古”“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 [9], p. 5)，“当代史学之富无踰先生”( [34], p. 48)。

6. 结论

综上所述，王世贞才学富赡，学识宏博，自幼喜好史料收集，立志撰写一部明史，且做了大量的文献准备，著述富赡，创获有五。其一，天下之文无不归于史的大史学观和国史、家史、野史互补的史体观。其二，“标新领异”开创“别集体”与“新掌故史学”的史体创新和规模宏大的明代史书著述。其三，纵横捭合、条分缕析的分类比较批评法和精辟简约、得失互见的史学批评。其四、承绪并纠补杨慎，开启明代史学典章制度考索体。其五，成为文化专题史的热心倡导者和戮力实践者。从而丰富了明代史学思想和史体观，促进了明代掌故笔记体、史书批评和专题史的兴起，推进了明末清初考据史料学的兴盛。他与承继者们的共同努力，形成了明末清初史学形态的新变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2&ZD159)，2012年立项，2014年滚动资助。

文章引用

许在元. 王世贞的史学创获与明末清初史学形态之变化
Wang Shizhen’s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hanges of Historiography Form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05): 1171-117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515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