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6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3日

摘要

美国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于2018年出版小说《上层林冠》(The Overstory)。他通过八个平行故事，讲述了参加“木材战争”的九位环境保护者“生态自我”觉醒的过程。鲍尔斯从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探究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本质以及其导致的人性异化。他突出自然神性来实现自然的“复魅”，并解构二元论思维在精神和身体上的控制，最终达到“生态自我”的人性复归。鲍尔斯的生态思想不仅对应当代深层生态学向人类旧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思想文化机制转向的趋势，也与中国古代桑树崇拜的传统相契合。本文以深层生态学和弗洛姆的异化概念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意识，揭示了鲍尔斯以解构、死亡与对话为核心的生态观，为实现合理化的现代生态型生活方式提供建议。

关键词

深层生态学，异化，《上层林冠》，理查德·鲍尔斯，生态自我

Deconstruction, Death and Dialogue: Richard Powers’s Ecological Views in The Overstory

Xiaochen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Oct. 16^th, 2023; accepted: Dec. 1^st, 2023; published: Dec. 13^th, 2023

ABSTRACT

The American novelist Richard Powers published the novel The Overstory in 2018. Through eight parallel stories, he narrates the awakening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self” of nine environmentalis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Timber War”. Starting from the anthropocentrism that leads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Powers delves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dichotomy” thinking model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that it brings about. He highlights the divinity of nature to achieve a “re-enchantment” of nature and deconstructs the control of the dualistic thinking pattern in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realm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return to the “ecological self”. Powers’ ecological thoughts not only resonate with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deep ecology that is shifting toward old human values, modes of behavior, and social-cultural mechanisms but also correspond to th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 of worshipping the mulberry tree. This paper, based on deep ecology and Fromm’s concept of alienation,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manifested in the novel, revealing Powers’s ecological views centered on deconstruction, death, and dialogue, and finally attempt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achieving a rationalized modern ecological lifestyle.

Keywords:Deep Ecology, Alienation, The Overstory, Richard Powers, Ecological Self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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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Powers, 1957-)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X一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多以科技为背景，直面现代化带来的战争创伤、生态破坏、科技伦理等社会问题。鲍尔斯于2018年出版的小说《上层林冠》(The Overstory)是他的第十二部小说，曾获普利策小说奖和曼布克奖提名。小说通过八个平行故事，讲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九个人为保护树木而打响“木材战争”(Timber War)，但最终失败的故事。《纽约时报》评价“《上层林冠》完成了一项艺术与科学两个专业领域里极少有作家能够完成的任务” [1] 。

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聚焦该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表达思想。主要理论包括后人类主义、生态叙事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等。Nikita Gandotra等人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强调了女性促进自然和文明可持续发展发挥的独特作用 [2] 。Laura DeLuca比较了人与树木的时间性，认为树木是永恒的、静态的，而人类则是暂时的，这体现在人类的本性和集体性的破坏行为 [3] 。袁杰从流散主体和民族身份的角度考察了鲍尔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和对植物他者的伦理观照，指出鲍尔斯旨在建立一种后人类语境下人与植物的共同体关系 [4] 。代兆凤、王振平从生态叙事结构、生态叙事情节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鲍尔斯“非人类叙事”的写作手法在叙事中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传达了其“和而不同”的生态思想 [5] 。张莹从物质生态批评的视角分析了植物的施事能力和叙事能力，认为鲍尔斯传递了“万物相连”的信号 [6] 。王伟滨分析了人脑、树、虚拟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科技时代“将科技与自然结合，为人脑‘重新编码’”的新路径 [7]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小说中体现的孤独个体、生态伦理、现代性等问题。

尽管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主要集中于鲍尔斯小说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较少有研究从异化视角解读《上层林冠》中鲍尔斯的生态观，《上层林冠》所展现的神树崇拜传统也被忽视。鲍尔斯的作品旨在从宗教、政治、社会等文化的视角，探寻有益于人类从根本上克服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教育。这不仅源于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源于鲍尔斯少年时期在泰国度过的五年里潜在地受到了东方生态智慧的影响。整部作品不仅传达了生态危机之根源，而且展现了作者对于构建和谐、平衡、共存的人类–自然共同体的希冀。小说有两条线相互交织，贯穿全文的始终：一条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此模式造成的人性异化；另一条是突出自然的“东方神性”、解构二元对立，从而实现人性复归。两条线索将鲍尔斯的生态观串联起来——解构、死亡与对话，体现出鲍尔斯对生态危机解决方式的思考。本文从二元对立模式所导致的人性异化状态出发，运用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揭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对于人类灵魂构建所产生的影响，分析《上层林冠》一书中鲍尔斯呼唤人性复归的尝试和对实现生态救赎的哲思。

2. 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与人性异化

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究和对科学现代主义的批判是鲍尔斯作品的显著思想倾向。生态问题一直是文学作家不懈探索的话题，然而，不同于梭罗、爱默生等超验主义作家，鲍尔斯并没有将全部的写作焦点放在追求回归自然、抵制工业文明的“自然写作”上。相反，他从现代社会自身出发，从内部深入追溯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根源，并试图从源头来扭转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人类很习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以人为中心”，他说。他从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中心主义出发，首先回溯到其内在的基本思维模式——主客体二元论。“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演变趋势以及它所蕴含的人对自然的等级逻辑，隐含着人破坏自然的思想倾向 [8] 。鲍尔斯认为，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视野中，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区分了科技与自然，进步与传统，“文明”与“野蛮”，将人与自然对立、隔离起来。最终，人类的存在被过度强调，而其他“非人”存在则被置于对立的边缘。因此，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首先消除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和基督教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二者分别在身体和精神层面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行为，它们是二元论思维模式的衍生物，其存在也进一步加深了二元对立在社会中的存在。这种社会环境的不平衡状态加速了人类的异化过程。

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权威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 [9] 。基督教文化的贡献在于它以一种明确的理论形式使天国与尘世、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变成了对立，并且使这种对立深深地渗透进基督徒直接的生活实践 [10] 。在信仰方面，鲍尔斯认为上帝是造成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处于人类的对立面，与人类的关系构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当乔根·赫尔的第一个孩子去世后，鲍尔斯将罪责归结给了上帝：“唯一能带走孩子的就是上帝”。他认为混乱是上帝下旨的，“农场从上帝下旨爆发的混乱中幸存了下来”。在法律和社会制度方面，鲍尔斯通过展现法律表面作用和实际意图的割裂，揭露了企图压抑人类本性的二元对立的制度体系。在他看来，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因而产生了“社会化的自我”。尽管规则可能显得荒谬，但作为群居性动物的人类仍无法避免规则的制约。雷·布林克曼是一名知识产权领域的律师，他看似追求公平和稳定，为维护世界秩序而不懈努力，但讽刺的是，他无视其职业的道德要求，而仅仅将律师这一职业视为“世界财富的发动机”。道格拉斯是一名孤儿，又刚丢了超市货品管理员的工作，靠父母的人寿保险金过活。艰难的生活将道格拉斯贬低到寻求一切方法谋生的地步，他受到有着“高额”报酬的实验招募去监狱扮演囚犯。但随之而来的监狱生活使他意识到：借助实验的名义，真正的当局可以赋予他身份，也可以随意践踏他的权力、剥夺他的身份。在监狱，狱警像对待真正的罪犯一样对待他，清点人数只是一种例行仪式的羞辱，甚至连抽烟和洗澡也成为了一项特权。社会借助实验等看似“正当”的名义对底层人类施压，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无疑加剧了阶级之间的鸿沟，强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二元论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人不可避免地与自身的本质渐渐疏远，变得不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当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物所支配，由此形成的自我是一种社会功能的碎片，其完整的具体人格被单一的社会角色取代 [11] ，这种异化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贪婪的物欲、人际关系的淡漠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危机。首先，劳动产品与分工相异化。弗洛姆认为，劳动产品的异化是一种偶像崇拜，直接类似“商品拜物教”，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处于机器体系中的劳动者不能像艺术家那样自己为自己设立目的进行创造性劳动 [11] 。物对人的统治产生了社会中病态追求物质力量而堕落的人。当人类开始追求科技带来的力量，人类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渐渐与其本质疏远。从尼古拉斯·赫尔到咪咪·马，小说前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家庭都拥有移民背景，他们的祖先都从科技落后的国家移民至科技发达的美国“新大陆”。作为“拓荒者”的第一代移民天然地具备与自然的亲和力，他们尊重、热爱并保护自然。然而，作为“新移民”的后代却无视父辈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亦或从事科技相关的工作，亦或是科技爱好者。他们痴迷于现代化机器带来的便利，肆意掠夺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尽管父亲身体力行“年复一年地坚持种植栗树”，约翰·赫尔仍痴迷于各种最新款的机器，“各式收割机、风选机、捆包机把他的农具棚挤得满满当当”。他对进步的追求仿佛成了一种疾病。“无线电的出现毁掉了小弗兰克的两个儿子务农的可能性”，在科技的诱惑下，赫尔家族的后代们纷纷抛弃家族尊重自然的传统，甚至用机器开发和改造自然，来追求物欲的满足。然而，这种对自然的背弃给他们带来了疾病、伦理的混乱与死亡，“家族中有一名成员死在南太平洋；两次连黄莺都悲伤得停止鸣唱的离婚；六起通奸事件；堂表亲之间的诉讼案；三次意外怀孕；癌症(乳腺，结肠，肺)，心脏病……”。鲍尔斯将这种对科技的过度追求和物欲的极端膨胀归咎于不合理的二元论的社会制度，认为在这种看似文明、有序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下，人们被迫争夺更多的私人财产，其本性被忽视和压抑。因而，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他们自我实现的潜力空间被压缩，人性被异化，产生了内心焦虑和精神恐慌，各种灾难也随之而来。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爱也产生了异化。在弗洛姆看来，爱不是简单的积极情绪，而是一种具有积极性的创造能力。人在保存自我个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地通达彼此的生命体验，积极地肯定他者的本质，渴望自我与他者的结合和关联。换言之，爱是一种追求生命、幸福、发展和自由的内驱力 [11] 。然而，在鲍尔斯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人丧失了与他者相关联的积极性，人不再渴望用爱交换爱，而是将对待物品的态度运用到他人身上。监狱的经历使道格拉斯意识到，身份只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并不是任何人。道格拉斯也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他加入空军，成为国家机器的傀儡，他不关心战争是否结束，不关心战争的正义性，战争只是使他忙碌起来的一份工作和一份生活的保障。他表示：“这是一座货真价实的监狱，我们都成了真正的囚犯”。当人类将发动战争仅仅视为一项工作，对同胞进行毫无道理的残杀时，社会关系发生扭曲，人与人之间的爱不再存在，个体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情感上的异化。在此背景下，劳动和爱都被视为一种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人的能动性丧失，真正沦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附庸。最终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和人类精神世界的贫瘠和孤独。

3. 桑树崇拜与自然的“东方神性”

在人性异化的背景下，鲍尔斯的目光开始转向东方文明，他试图找寻一个更加古老、温和、自然友好的自然观，以自然崇拜来丰盈人类的精神世界。他从马氏家族的故事入手，将自己的生态思想与中国的桑信仰联系起来。这个重视传承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战时跨越千里，成为美国“新移民”的代表，他们充满神秘，也有着古老的东方智慧。他们代代相传对桑树的崇拜，他们坚信：树是自然界中的符号表意系统，隐喻人类的生命力，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借助马氏家族的故事，鲍尔斯向我们展示：自然充满着神性，蕴含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其生存和发展与人类走向息息相关，从而实现了自然的“复魅”。

“桑树”有着中国特定的文化内涵。在原始先民看来，推动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类的生殖力，桑林盛产桑甚又和蚕丝生产紧密相关，能够为促进人类繁衍后代提供有力的保证，因此人们祈祷桑繁茂翳郁，确保生产生活能够顺利进展，加之原始先民的“物我相融的思维，认为万物皆有其灵，远古神话中有着扶桑太阳”“帝女桑”的记载，桑年复一年不断更新的强大生命力让人们深信桑树是不死之树是神树，让人们对于桑产生了原始的生殖崇拜 [12] 。鲍尔斯在《上层林冠》中延续了桑树这一“神树”的意象，他在小说开头写道：“起初那里什么都没有。然后那里有了一切”。暗示桑树作为万物之源而存在，象征着生命力。树是神明的代言人，在马氏家族的传说中，有三棵富含哲思和神秘的神树：极界树生长在无人能跨过的第七重天的边界，象征着过去；此刻之树意味着时间，它跟随人们去往天涯海角，象征着现在；扶桑树是由雌雄两棵桑树扶持而成的一棵神树，在阴阳分开之前就已经存在，它生长在宇宙中心，象征着未来。“一棵树就是地与天之间的旅程”，当扶桑树受到虫害的攻击，家族传统产业遭到背弃，连接地与天的支柱崩塌，马家的未来也随之破灭，最终，马思贤选择在家族之树——桑树下自杀，桑葚因沾染了他的鲜血而变红。马家大女儿咪咪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不断游离，她生活在未来，却被现在所困，“她坐在那里，不停地转动手指上的玉树戒指，几百遍，几千遍。万事不关心，她只在乎这枚戒指，和手提行李里那卷无价的古老画轴。她想要的只有宁静。但这里正是她眼下必须生活的地方：在这弯曲桑树的树荫下，读着那首费解的诗，听着那支渔歌” [13] 。

桑树见证了马氏家族的命运，是生命力的象征。桑自古代就兼顾着“云雨之神”的二重身份，这是因为桑林的繁茂翳郁，得益于阳光的普照和雨水的滋润，桑又是古代维系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阳光和雨水也同样是促进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手段。这样“桑”“太阳”“云雨”因共同具有的“生命力”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蕴含着原始先民对于生殖力的崇拜以及对生命力的向往 [12] 。鲍尔斯通过描写桑树与家族命运的关系，突出了自然的“东方神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万物有灵论”，他认为，自然无所不能，而我们一无所知。正如鲍尔斯在小说中所言：“好奇引发的行动并非人类所独有。其余生物——更大，更慢，更古老，更耐久的那些——能发号施令，控制天气，喂养动物，制造氧气” [13] 。正如每棵栗树都代表着赫尔家的孩子，人与自然的生命力紧密相连，自然的存在也使得地球上所有生命从中受益。鲍尔斯将人类与树置于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只有在和自然的相互联系中人才能完成自身的定位。自然掌握着人类命运、决定命运走向，人并不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统治者，而是自然的从属者。

4. “生态自我”的本质复归

随之，鲍尔斯开始寻找一种从根源上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路径，他首先对主客二分范式做出回应。鲍尔斯不仅反对对上帝的盲目崇拜，还将自然放在“近于神明”的位置，赋予其足以与上帝抗衡的力量。当第二个孩子即将因恶劣条件去世时，自然拯救了他，“一八六二年冷酷的冬季企图再夺走一个孩子。最后勉强同意用一棵栗子树作为交换” [13] 。赫尔一家靠种植发家，信奉的造物主是自然而非耶稣：“词语对他来说就是骗术。他的玉米、豆子、南瓜——他种植的庄稼就足够披露无言的上帝的想法” [13] 。尽管自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它并不像上帝一样处于人类的对立面，而是与人类共生共荣、相互依赖，形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自然的每一部分都起着疗愈人类的作用：“但即便是细小的树苗，也已派上了自己的用场：小树产的茶能对付心脏的毛病；新发的嫩叶能治愈疮疡；树皮煮的水冷却后能止住产后出血；虫瘿加热后能帮助收缩婴儿的肚脐；叶子加黄糖煮水能治咳嗽；捣成泥能治烫伤，晒干能填一只沙沙响的床垫；痛苦难耐的时候，提取的精油能缓解绝望情绪……” [13] 在自然的庇护下，约翰·赫尔每年都会准时前往“植物之神的教堂，举行他私人的礼拜仪式”。而面对现行的法律制度，鲍尔斯同样呈现出一种消极的观点，他认为，人类之所以暂时“优越”于其他生物，并非源于他们自认为的智慧超群，而是因为他们依赖野蛮的本能在自然界立于不败之地。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在地球上也不是各种物种之首领。人类应当以一种更为自然和和谐的方式融入生态系统中，而不应沉溺于法律与规则的纷扰之中。他将这些“看似正义的约束”视作一种“罪恶”：人类所坚持的那一套“老掉牙的规则”充斥着各种偏见、愚蠢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残渣”。当整个国家都在追寻科技进步，比尔·韦斯特福德却另辟蹊径，选择带女儿去看“外面的世界”。在他看来，人类忽视自然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鲍尔斯预言，“世界将很快恢复到健康智慧的生物手中，回归到集体生物的统治之下” [13] 。鲍尔斯首先用人类–自然共同体思想取代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信仰层面上解构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随即又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不一致性和其虚伪的本质——实际意图与其表面作用相背离，从而最终解除了二元论在精神和身体上的控制。

人走向成熟的最终阶段是成为形而上的自我即大我(Self)。奈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来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 [14] 。在寻找“生态自我”的过程中，人不断认识到自身的本性、在自然中呼唤最真实的自己，当其实现与自然物的认同时，他也实现了人性的复归。然而，人的“生态自我”的实现需要经历“社会自我”的死亡才能实现。小说的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尾都经历死亡过后才意识到自然的重要性。鲍尔斯向我们展示：死亡并不是人类的终结，只有正视死亡、经历死亡，人类才能听到自然的召唤，走向“生态自我”，在“人类–自然共同体”中实现与自然的调谐共生。死亡是人类实现人性复归、实现“生态自我”的必经之路。道格拉斯在坠机事故中被树拯救，他退伍后成为了一位农场主。尼莱·梅达起初热爱编码和游戏。但当他从树上摔下，成为残疾人之后，他意识到生命有着自我创造的“魔力”，他的身体也与自然融为一体，“他的躯干是展开的，双腿虽然已经萎缩成粗树枝的模样，但仍然长长了，显得十分愚蠢……他的头发长成了锡克教徒的长发，只是并没有像圣人一样挽成发髻，而是任由它们像粗壮的藤蔓，垂落在细长的脸颊周围，滑落在瘦骨嶙峋的肩胛上” [13] 。濒临死亡的经历使尼莱与树木同频共振，实现了“生态自我”的本质复归：“他触摸着它们的树皮，感受着在那表皮的下方，挤挤挨挨的细胞就像整个行星文明系统，在搏动和嗡鸣” [13] 。帕特丽夏从小对植物抱有浓厚兴趣，她尊重生命，但不被理解。在一次失败的自杀经历之后，她认识到了死亡的“魅力”，死亡对她来说只是“社会自我”的死亡，却帮助她实现“生态自我”的复苏。她转向森林，在森林中她实现自我救赎，成为了护林员，承担起“为了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帮助保护和维持环境”的责任。自然帮助她更真实地贴近最本真的自我。护林员的工作使得她跟随大地的节奏，逐步找回了在社会化过程中丢失的人性，实现了从“社会自我”到“生态自我”的转变。“死而复生”的奥莉维亚听到树的召唤来到被城市遗忘的苹果园，感受到树木蓬勃的生命力，实现了与自然的调谐共生，“它们是她的一部分，是她的某种同类，此刻还说不清楚。是造物的使者——是她曾见过的事物，而且她知道它们存在于这个世上，是她失去的经历，忽略的知识碎片，是被砍掉的家族分支，她必须将它们复原，复苏。死亡赋予了她全新的视野” [13] 。在“生态自我”复苏的过程中，他们的灵魂得以舒展，因为这是他们表达真实自我的方式。

王诺指出，“只有在人意识到自然物作为自立的个体而不是人的对应物、象征物、喻体——表现人的工具，意识到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进而以人类个体的身份与这些非人类的个体进行平等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才能真正实现” [15] 。在文章结尾，鲍尔斯说道：“那些从他的伪装中伸展出去的叶片，形状是那样的奇怪和不规则，就像一份外太空字母表中的字母，每一个字符的形状，都仿佛在希求全世界的慎重对待” [13] 。《上层林冠》八个故事的主人公最终都承担起了护林者的身份，他们慎重对待自然的呼吁，为保护自然而进行“木材战争”。这些人如同树的根系，向四面八方伸展，又向一个粗大的树干汇集。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他们寻回了丢失的那部分人性，实现了由“社会自我”向“生态自我”的转变。当人与自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人与自然才真正达到频率上的同频共振，实现“人树合唱”。“生命四十亿年的历程中所创造过的最奇妙的产物需要帮助”它们说。作为智慧生物，树的召唤是在呼唤同伴，更是在呼唤人性的复归。最终主人公在融于自然的过程中寻回本真，重建精神生态平衡。

5. 结语

《上层林冠》深刻反映了鲍尔斯对环境现实的忧虑，他追问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旨在质疑和解构支撑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作品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审视，展现了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凸显了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内在危机，以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社会思想文化机制。面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鲍尔斯在作品中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他通过描述人类对科技的渴望和冷漠的人际关系，生动描绘了人类与本性相脱离的状态。他间接揭示了现实中人类社会的失衡，并在小说中刻画了被动异化者的形象。

鲍尔斯的生态思想不仅超越了常规对环境问题的有限、表面的探讨，更从宏观角度出发，试图勾勒一个综合的、以解构、死亡与对话为核心的生态观，帮助人类从根本上克服生态环境危机。尽管他来自美国，但他的生态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桑树崇拜高度契合，这一发现为鲍尔斯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神树崇拜的研究提供了文学依据。作品中生机勃勃的桑树突显了自然哲学的永恒性和自然规律的不可逆性。然而，人类作为自然网络的一部分，却制定了一系列荒谬的社会制度，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造成对自然的不可逆伤害，加深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隔阂。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已成事实，因此鲍尔斯在作品中提出了“人性异化–自然回馈–回归‘生态自我’”的良性循环。只有经历“社会自我”的死亡，才能实现“生态自我”的本质复归，承担起护林员的责任，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对话，成为大自然“最敏感的神经”，建立人类–自然共同体。自然作为极具包容性的源头，呼唤着与人类的调谐交流，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充满爱与信任的良性共同体。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点，追求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价值和合理的现代生活方式。

文章引用

辛晓晨. 解构、死亡与对话：《上层林冠》中鲍尔斯的生态观
Deconstruction, Death and Dialogue: Richard Powers’s Ecological Views in The Overstory[J]. 世界文学研究, 2023, 11(06): 473-479.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608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