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1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9日

摘要

人工智能正以指数级的速度迅猛发展，其夸张的风靡景象展现出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痴迷。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的掌控不当会导致异化“泛在”，进而被其反噬，最终受制于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导向；另一方面，社会的分工结构也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悄然变革。传统分工模式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打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分工格局也发生变化，其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尽管如此，人工智能语境下的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并未失去合理性，相反，它在质疑与挑战中愈辩愈明。人的劳动并未因人工智能的崛起而贬值，活劳动依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也无法改变劳动者被资本剥削的事实，消灭私有制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

人工智能，拜技术教，马克思，社会分工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Fetishis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Structural Changes to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 and Value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Xin Liu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Dec. 30^th, 2023; accepted: Jan. 1^st, 2024; published: Jan. 9^th, 2024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eveloping at an exponential rate, and its exaggerated popularity shows the human obsession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human’s improper contr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lead to alienation “ubiquitous”, and then be eaten back by it, and ultimately be subject to the logic of capital to maximize profi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structure of society is also quietly chang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society in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division of labor has been broken, and the pattern of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anual workers and mental workers has also changed, and its boundaries are no longer clear. In spite of this, Marx’s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lost its rationali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in the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e. Human labor has not been devalued because of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ving labor is still the only source of value cre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so can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workers are exploited by capital, and the elimin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human liberation.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etishism, Marx,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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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世纪以来，科技领域不断开拓。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产物一直是全球瞩目的焦点。人工智能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它直接改变了社会分工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客观上引发了社会分工领域的一大变革，可以说，它对当代社会乃至人类未来的发展都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为何如此风靡？我们对其发展态势是该欣喜还是担忧？它的深入发展是证实还是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这些都是摆在我们前面亟待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深入剖析人工智能及其背后的资本操控逻辑，同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出发，揭示人工智能对现代社会分工结构的变革图式。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直面挑战与质疑，更有助于我们厘清争议，用事实说话，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的真理性、谱写其时代性。

2. 人工智能的风暴眼：“拜技术教”的上场逻辑

2.1. ChatGPT再掀人工智能风暴

2022年11月以来，一款名为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的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横空出世。继2016年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2017年AI诗歌写作系统“九歌”挑战三位大学诗人等事件之后，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掀起了一场人工智能的讨论风暴。不同于“Siri”等聊天机器人，ChatGPT集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于一身，拥有强大的人类语言习惯能力，除了能与人类进行或幽默风趣或严谨认真的互动对话之外，还能够了解和学习人类的语言和知识，生成许多“创造性”的内容，让人类从大量繁杂的文字工作中挣脱出来。有人断言，ChatGPT的“类人智能”已经逼近普通人的水平，甚至还有人猜测它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

一枚硬币有两面，每一个焦点的闪亮登场必然伴随无数争议。部分人惊喜于ChatGPT表现出来的“类人智能”，他们将“革命性”“颠覆性”等溢美之词加之于上，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无限前景；但也有一部分人对此表示无限担忧：首先，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一些危险繁冗的体力劳动也就算了，一旦将人类的脑力劳动也逐渐取代，那么人类主宰世界的地位是否早晚被动摇？美国计算机学家阿米尔·侯赛因曾表示，人类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普遍取代的那天，人类将“感到迷茫”，并且怀疑“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其次，人类痴迷和依赖于人工智能的现象也令人担忧。例如，人们依赖ChatGPT进行论文、研究报告、计划方案等文字写作，将与ChatGPT的“聊天”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或情感式聊天；再如，家居用品无一不“智能”，小到扫地机器人，大到无人驾驶汽车，统统表现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顶级狂热”。

目前，生产力不断发展，工业经济逐渐转向数字经济，生产形式开始多样化、虚拟化。人工智能虽然正以指数级的速度迅猛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终极阶段，对人类构成的威胁依然有限。但我们要清楚，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值得人类的高度重视。因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从来都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那么，人们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痴迷？这种痴迷现象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2.2. 走进人工智能的“风暴眼”——论“拜技术教”

类比历史上的社会阶段，不难发现，如今人工智能的风靡图景，与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的图式别无二差，其背后的推动力都指向了科学技术。21世纪的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前途的欣喜与担忧，也曾浮现在三个世纪前看到蒸汽火车与工厂机器那一刻的人们的脸上。因此，与其说人类痴迷于人工智能，不如说人类痴迷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而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机器、人与技术关系的外化和表现——人“机”关系也即人“技”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沉迷于人工智能强大功能带给我们的便利与喜悦时，历史只不过在沿着技术革新的步伐以另一种面貌重新上演。

我们要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技术于人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对技术掌控不当，会导致异化的泛在。首先是劳动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将哲学中的“异化”与经济学中的“劳动”这两个概念相结合，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被大规模运用，工人的劳动价值一再降低，他们的生活不仅没有随着劳动而改善，反而愈加穷困。如今同样，人工智能的发展加剧工人的贬值，使人的思想与肉体愈发懒怠，劳动越发背离马克思口中的“人的第一需要” [2] ；其次是智能异化。人工智能是人脑的产物，却可以代替人脑的思考，将本该从人脑内产生出的事物移到人脑之外，使其在人脑外部产生。简言之，人类主体与脑力劳动相疏离，“智能”脱离“人智”范围。“随着类脑智能的发展，类脑的脑力劳动有着超越人脑的脑力劳动之势，比照用进废退原则，最终人的脑力和体力可能会严重退化。” [3]

异化泛在的结果便是人们受制在技术的掌控之下、“唯科技是图”，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今，西方资本逻辑内嵌着“智能技术范式”的逻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人工智能迎合了资本逻辑的利润最大化导向。科学技术体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人们在这个膨胀的体系下享受着便利，却也觉得愈发窒息，甚至无处可逃，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实施非暴力同一性统治的绝对力量，这种力量表现为人们对技术的无脑崇拜。撕开这种力量光鲜亮丽的外衣，其暴露出的资本主义本质早就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赤裸裸地揭露过。

3. “风暴的余波”——社会分工的结构性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重塑着各个行业和工作岗位，也重塑着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各种关系。因此，除了要认清人工智能背后的“拜技术教”逻辑，也要辩证地看待这场“风暴”对分工体系造成的变革，这有利于我们明晰新时代分工格局的变化，为即将面临的大变局做好准备。

3.1. 打破传统分工模式中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人与机器的对话能力正在成为分工的核心竞争力。人工智能正在发生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改变，其变革传统工作方式的时代已经向人们加速逼近。彼时，人类最核心的竞争力或许不再局限于编程、计算甚至分析能力，而是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对话能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分工模式中，谁能与机器进行“顺畅交流”——知道如何提需求才能让AI给出精准的代码——谁就能拥有社会分工中的核心竞争力。例如ChatGPT，其智能应用强大到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代写需求”，但如果需求模糊或者超出其知识背景，那么它提供的只是一个仿写模板，结果并不符合要求，甚至“驴头不对马嘴”，需要人工反复修改。因此，为了避免返工所消耗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精准提出需求且快速得到反馈的，才能成为岗位的核心竞争者。

其次，人工智能的工作竞争力大大提高。传统分工模式中，人与机器进行分工竞争的现象还不明显，机器基本上都是作为一种劳动工具为人类服务，即便是普及较广的人工智能家具，清洁力也远达不到家政公司的专业人员所能提供的，其造成的工作威胁自然也不足为虑。而ChatGPT出现之后，机器的智能化又迈上了一个台阶：人工智能系统不仅能够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而存在，还能够独立包揽一些完整的工作流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的专业性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普通劳动者的态势。因此，人类不得不与人工智能进行工作竞争，传统分工模式中人与人分工竞争的现象逐渐被人与机器分工竞争的现象所代替。

最后，人工智能扩大了社会分工的范围，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第一，推动生产力发展，打破全球分工壁垒。不同于传统机器，人工智能机器能更快、更强地为全球经济提供大量生产力，同时凭借其强大的智能感知和自主预测功能，精准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优化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配置。在不久的未来，一切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壁垒都将被打破，社会分工全球化的优势将逐渐显现。第二，凸显政治理念，调整国际分工秩序。“人工智能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背景之一。” [4]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理念融入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改变资本控制科学技术的局面。中国更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汇聚“众智”，调整国际分工秩序，最大程度上将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排斥弱小的发展中国家——降到最低。

3.2. 改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一些传统的岗位快速流失，剩下的一些岗位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5] 。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界定不再泾渭分明，体力与脑力的双重占有才是拥有工作竞争力的关键。首先，体力劳动者的就业比例逐渐下降，失业浪潮兴起。体力劳动者只有更加注重提升对于专业技术信息的分析与处理能力，才有可能在失业浪潮中“幸存”。例如当前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之外，更要求学生高度掌握专业原理和相关数理化知识。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一部分“蛮干”的劳动者，我们只有将“蛮干”化为“巧干”，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争得“一席之地”；其次，脑力劳动者也必须拥有更强的耐力和体力。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体力，尤其是类似ChatGPT这样的“类人智能”，工作状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即便在某些方面，人类处理和应变能力更强，但体力的缺失将会给人工智能机器更多取代人类工作的机会。

人工智能正改变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格局，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分工竞争愈发激烈。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要想在这场“淘汰浪潮”中存活下去，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知识储备、体力意志，以此来增强工作竞争力。

3.3. 加速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程

机器是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起点。在《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机器与社会分工的关系进行了唯物史观的考察。他指出，机器大工业蕴含着消灭自发分工的趋势。其一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解放劳动工人的双手，推动劳动工人的解放，使得他们从生产者变为监督者或调节者。其二表现在，大工业生产采用科学技术，使得分工革命和职业流动成为可能，这就表明从前工人对某一单调工作的固化逐渐消失，“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6] 即将出现。其三表现在，科学应用于大工业生产，必然违背资本意志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客观上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时间维度的物质条件。

因此，作为当前技术发展的前沿成果，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程。第一，人工智能加速提高生产力，保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在发达的生产力面前，一方面，人拥有了探寻新的领域的物质条件，例如资金和时间，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淘汰了许多落后的岗位，而旧岗位的消失必然伴随着许多新的、符合时代条件的岗位的产生，人们从而拥有了更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各项能力得到发展；第二，削弱旧式分工的束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恩格斯指出，旧式分工通过固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使工人变得愚昧无知。但人工智能的崛起大大改变了这种状态，例如技术的日新月异迫使人们不断学习、适应社会发展，价值的多元发展要求人们突破传统、吐故纳新，时代的复杂多变要求人们灵活思维、随机应变等，分工的固定性和强制性特征消失，工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愈发重要；第三，工人闲暇时间增多，单调工作的固化性消失，职业流动成为可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工作有了“软硬”之分 [7] 。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硬工作”，即固定时间、地点和内容的工作，于是人们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从事各种各样的“软工作”。这种可以将个人的兴趣爱好融入工作之中，不计经济效益、只计社会效益的“软”工作，让人们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单调枯燥的职业，使得职业的流动和转化成为可能。

4.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挑战与时代价值

对社会分工现象的探讨绕不开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后，科学技术的革新与时代条件的变化，让一部分人对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产生了质疑，认为该理论已经过时，甚至出现了错误。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辩证、积极地看待其发展，用严谨的事实来分析和回应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受到的各种争议和误判，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谱写其时代性。

4.1.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挑战

4.1.1. 对分工理论基础——人的劳动价值的攻击

从现象出发，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分工市场出现变革，“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不断涌现，在这过程中，由于绝大部分劳动者没有人工智能那样的强大算法和劳动能力，因此其创造的社会财富也远远少于人工智能机器所能创造出来的。但是，即便没有人的劳动，企业利润也可以持续增长。劳动者数量减少与企业利润增加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似乎表明，现代社会中创造财富的已经不仅仅是人的一般劳动，更多的是知识信息与科学技术等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基于这个现象，一些中外学者提出了疑问：人的劳动是否逐渐失去价值？

在众多质疑声中，以尤瓦尔·诺亚·赫拉利为代表的技术中心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劳动价值终将变得分文不值。届时，人工智能不仅会将劳动者排挤出劳动市场，算法取代人类成为最高的统治力量，人类的存在价值也会逐渐消陨，尤其是在失业浪潮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无产阶级，更将率先沦为“无用阶级”。这与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具有统治属性”的观点如出一辙。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以人的劳动为基础，他们不断质疑人的劳动是否还具有价值，这无异于在抨击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大厦。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蒲鲁东分工思想的一大误区，就是没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分工，他们“不是将经济范畴看做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概念” [8] ，蒲鲁东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一览无余。几百年后，当我们再次质疑人的劳动价值时，其本质不过是“蒲鲁东的再现”，因为人类劳动除了能够创造价值，更重要的一点是创造了社会关系，社会分工不仅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为了连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否定人的劳动价值，进而否定人们在劳动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实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研究一切历史现象包括社会分工的根本出发点——唯物史观。因此，那些质疑人类劳动价值的论断看似言之凿凿，其实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迷潭。

4.1.2. 对分工理论内核——资本剥削本质的抹杀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理论，二者为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科学基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 [9] 。这与当时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常常思考分工有益方面不一样，他认为很多有害方面也是由分工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分工压榨了劳动者的劳动力，限制着他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消灭分工”。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人机之间同样存在分工合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从事自由活动，甚至有人认为，工人“被剥削”的程度也会大大“降低”。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剥削。如今，劳动者在与人工智能的竞争中逐渐退出劳动分工市场，高度自动化的机器让人类“无需在场”也能创造价值，产品中的活劳动含量不断缩减，劳动者似乎脱离了资本剥削的魔爪，不用“消灭分工”也能让工人免遭剥削，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如此一来，马克思“社会分工有害性”的论断似乎是错的，其剩余价值学说也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借人工智能否定剩余价值论，实际上掩盖了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分工中依然遭受剥削的事实，抹杀了马克思对社会分工有害性的论断。

4.2.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时代价值

揭开这些质疑声音的神秘面纱，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对技术的无脑推崇，还是对人的劳动和存在价值的质疑，又或是对人类解放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路径的另类“开辟”，都可以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找到答案。这些质疑不仅没有打破马克思的论断，更让我们理解了伟人思想的光辉为何经久不衰。

4.2.1. 人工智能“拜技术教”没有脱离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拜物教”理论：“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拜物教” [10] 。从这段话中，可以提炼出以下两点：第一，拜物教并非抽象的、先天的，相反，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因为同人发生关系，它还具有社会性；第二，拜物教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拜物教的涉及范围主要是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从《资本论》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他逐渐向人们揭示商品崇拜的秘密来源，最终得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1)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反映；(2) 离开资本主义前提，拜物教不复存在；(3) 价值的对象化与财富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 [11] 。总的来说，拜物教的上场逻辑离不开一个大前提：资本。只有在资本的支配下，人们才会不断追逐经济利益，这种追逐外在表现为对“物”的崇拜，内在则隐含着对经济权力的贪婪。追逐的结果，则是让“物”成为一种异己和强大的力量，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马克思认为，现代世界一切拜物教的神秘色彩及其本质来历，都可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找到合理的理解 [12] 。当我们还无法跳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时代经济的大前提时，人工智能即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落入资本的逻辑。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拜技术教”不过是虚有其表，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理论，二者只是资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

4.2.2. 人的活劳动依然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

除了质疑人类劳动的价值，还有人作出了“人的活劳动不再是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判断，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首先，从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原理来看，人工智能归根到底需要人的操作才能实现。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创新的产物和创新发展能力的体现，其发挥作用的原理与人操作火车前进的原理并无区别，都是人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延伸，只不过人们赋予了这种劳动“更炫酷、更神秘”的外表，将活劳动的抽象性质展现出来。例如ChatGPT，它与人类进行沟通对话的背后不过是开发设计师输入的一串数字代码，是人类的劳动操控着它的输出。目前，ChatGPT不仅不具备自主思考、回答问题的能力，在某些方面连基本的“判断问题正误”的要求都无法满足。比如它可以一本正经地回答“林黛玉倒拔垂杨柳”这类提问，可见开发师在设计程序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知识背景的问题。换句话说，人的劳动的缺陷导致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人的活劳动依然是最根本的因素。

其次，从人工智能的本质来看，人工智能劳动资料与其他劳动资料的本质完全相同，只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参与生产劳动过程，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预言了“自动机器系统”图景：“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化的体系”( [10] : p. 438)。人工智能时代的样貌也不过如此。人工智能再智能、再自动、再系统，它终究只是机器，“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 ( [10] : p. 444)。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用该理论指导实践、批判现实。

4.2.3. 消灭私有制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唯一途径

科技的不断发展依然使得异化泛在，原因在于造成人的劳动异化、剩余价值被剥削的根源并不是分工，而是私有制。资本家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开发人工智能，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造福劳苦大众，而是借助人工智能“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能实现工人劳动弹性化”的特点，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因此，我们不仅不能保留资本主义新分工模式，相反，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变革生产关系，劳动工人才能真正拥有自由时间去提升技能或从事喜爱的劳动，否则工人仍然是屈从于资本主义新分工。种种事实向我们证明，无论科学技术带动时代如何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都不会过时，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会在时代的争议与批判声中愈战愈勇、愈辩愈明。

5. 结语

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 [13] 。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分工模式来说，这仍然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揭露。我们并不排斥专业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劳动和分工，关键在于这种分工模式为谁服务。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要真正使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就必须提高科技创新意识，提高生产力，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依靠科技进步推动自发分工与私有制朝着自觉分工与公有制调整。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我们不能逆时代而动，亦不能悲观消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14] 。于人民、国家和时代而言，只有正视科技的发展，辩证看待科技的影响，聆听时代新诉求，拓展时代新视野，创造时代新机遇，才能充分运用人类的理性和感性，将技术负效应控制在合理范围，面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文章引用

刘 欣. 人工智能的“拜技术教”逻辑及其对社会分工的结构性变革——兼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当代挑战与时代价值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Fetishis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Structural Changes to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On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 and Value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J]. 哲学进展, 2024, 13(01): 59-6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0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