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merican society had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was undoubtedly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and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order, many groups began to seek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order. The progressives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e spirit and moral progress of the material synchronization,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force of the ethics to control the great material power. Christian lobbyists are trying to rebuild American morality after the civil war, but moral legislation does not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we build a voluntary system to achieve a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ethical legislation and even relig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set up the ethical mor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old, but still dynamic,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the East to the global morality, and contribute to the field of mo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gressivism, Moral Legislation, Spirit Transformation

美国转型时期的问题探索

宋笑颖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25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8日；发布日期：2019年11月15日

摘 要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转型无疑是根源所在，基于此，许多团体开始寻求新秩序的建立。进步主义者试图发展出与物质同步的精神与道德进步，进而探索运用伦理的力量来控制巨大的物质力量的方法。基督教游说者则力图重建内战后美国的道德，但道德立法在美国行不通。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道德立法甚至宗教，建立一种自愿的体系实现精神上的转型？对此，我们应充分树立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公民道德，同时将古老但依然充满活力的东方传统道德推广至全球道德之中，在道德建设领域做出贡献。

关键词 :社会转型，进步主义，道德立法，精神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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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转型时期的问题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李剑鸣把他总结为工业文明综合症，其表现为经济生活混乱，社会贫困恶化，阶级对抗加剧，政治结构危机以及文化的衰落 [1] p 34-52。

首先表现为经济生活混乱，呈无政府状态；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企业恶性竞争，坑害消费者。垄断公司制的确立，并未消灭竞争，反而使竞争更为激烈和具有破坏性。漫无节制的竞争变得十分残酷和野蛮，不仅扼杀了人的创造精神，而且日益使人失去自身的尊严与价值。

其次，社会贫困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的加速使得城中区出现大量的酒馆、红灯区，城市居民贫困问题严重，道德失范，社会冲突尖锐，犯罪率急剧上升。1890年，美国平均每套住宅居住5.45人，而纽约市却高达18.52人。一些住房建筑开发商为赚取高额利润，建造了大量的经济公寓——一种5层或6层，分为数十甚至数百个单间和套房出租的楼房。房间既小又脏，不通空气和阳光，照明、卫生设备都极其简陋，一旦失火人们很难逃跑。这种被称为贫民窟的住宅大量分布于美国各大城市中心区，1879年，纽约市的贫民窟住宅即有2.1万个，至1900年更增至4.3万个，容纳居民高达150万，而当时纽约市人口尚不足400万 [2]。

此外，阶级对抗加剧，工人处境堪忧。普遍情况是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一般长达十多个小时；工作条件很差，缺乏安全生产设施，事故频发。上个世纪之交，美国工厂中因工业事故丧生者，每年达35,000人，致残者50,000人 [1] p 32。

政治结构也出现危机，李剑鸣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权威真空。确实，随着政府权威的相对衰落，企业权利应运而生，早在1888年，查尔斯·威廉姆·艾利奥特就在其文章中指出，大公司已远远超过州政府。在波士顿一家铁路公司雇佣了3倍于马萨诸塞州政府的雇员，其收入是马萨诸塞州的6倍 [3]。

政治结构危机的一大表现就是城市政治腐败的泛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陷入程度不同的政治丑闻包围之中，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丑闻几乎使联邦政府信誉扫地，这些使得民主政治再次面临危机。

对于腐败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政党分赃制与党魁势力的膨胀是造成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即便如此，鉴于时代背景及其特殊性，我们也很难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政治上的两党制，党派势力分歧，权力角逐倾轧及其他制度问题导致了这种混乱局面。对此，张淑华作了较确切的分析，她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开辟了众多新的致富渠道，而政府职能的扩张则导致日益频繁的寻租活动，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其次，在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兴垄断资本集团掌握着远超过政府的强大经济资源，这为他们通过行贿政府官员为己牟利提供可能 [4]。此外，公民普遍陷入拜金主义的物质迷狂中，政治意识淡漠，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下降到最低点，纵容群众性全面社会改革运动席卷全国。

还有就是文化的衰落。人们以财富为唯一价值标准，李剑鸣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在社会文化精神的发展相对滞后。当时流行的的小说In His Step讲述了一位大臣仿效基督为挽救受威胁的城市而进行道德改革和宗教复兴运动的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末的美国，由于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许多人都对美国社会的道德滑坡(moral decline)怀有同样的忧虑。进步派大多带有道德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眼里，美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道德问题。认为工业成就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获得的，因此，经济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

2. 问题原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各种“城市病”空前发作？社会转型及其带来的变化无疑是根源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之所以是美国的敏感期、转型期，无非是因这是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南北战争胜利后美国的工业革命加速发展，大致于1875年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1924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为其登上霸主地位打下了基础。美国由“问题国家”一跃成为工业强国，这中间的转变过程值得深思。

李剑鸣认为十九世纪物质与技术进步的消极后果，引发了二十世纪初这场文化重建运动。个人主义成为一切价值观念的核心；这就使得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陷入物质与精神的断裂，个人与社会的失谐之中 [1] p 16。也就是随着物质的发展，精神发展跟不上节奏，逐渐滞后。一些问题，如政治腐败、恶性竞争等，都是因为个人主义占据了上风。建国者只创造了一种基于权利平等来交换的“人造契约”，没有“道德或宗教思想”或任何超然权威，这种契约强调权利、自由，默认了个人主义，注定了社会失谐。人们普遍认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力图强加在美国人民的头上，已成为现实的危险。

值得肯定的是，困境使社会批判意识增长，为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正如李剑鸣分析的那样，美国人所具有的社会选择机会，远较欧洲丰富。政治、经济条件优越，也没有社会等级和阶级对抗，机会较为平等，社会流动性很大 [1] p 46，这些都使得社会活力大、弹性大，也为变革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总之，社会转型无疑是各种“城市病”空前发作的根源所在，基于此，许多个人或团体开始寻求新秩序的建立。

3. 寻找出路

进步主义运动，就是对这一挑战的社会性应答。支持进步主义的学者们认为人类社会是必然趋向进步的，人的理性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方面，进步主义者致力以求的，就是要在物质与技术进步之外，发展出与之同步的精神与道德的进步，使社会的平等与个人的自由同时并存，让物质的繁荣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促成正义与进步联袂而行，进而探索运用伦理的力量来控制巨大的物质力量的方法。李剑鸣认为他们以偏概全，真正要重建的，是一种适应新时代的道德体系，而进步派无力完全承担这项任务 [1] p 258。

进步主义者坚信的进步是否可信，历史是否进步，仍有待商榷。从现在往回看，他们无疑落入进步的元叙事之中。启蒙运动之后，进步叙事观念逐渐成为主流，提倡人类的感觉理性，代替了此前的天启、神法，现代性成为“第一个获全球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模式 [5] ”。在现代性这种话语情境之下，人们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践行一种理性的算计态度，追求价值、效率以及进步。消费代替工作成为生活运转的轴心，成为分化人群的符号系统，模糊了各文化的界标。消费主义承诺无法兑现的普适幸福，把自由简化为消费者自由，人们在自由消费中表现自己，追求意欲。这种自由选择的代价是破碎、多元、分散、异质，使信仰失去一致性。

有些学者把现代性给传统文化带来的侵蚀看作暂时性损耗，但更多的学者仍有担忧。韦伯认为这会带来精神毁灭，使祛魅后没有终极目的；恩格斯认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形式性、契约性，会形成非礼俗社会、陌生人社会，人们各自遵守自己的准则。利奥塔认为科学权威受挑战，失其一致性，不能再对世界的普遍性进行解释。每种话语产生自在权威使知识解体，因此话语可能被改变。鲍德里亚认为没有稳定的界限、固定的结构、共享一致性，意义可能消失。鲍曼通过批判在伦理学的维度上将建构自治的主体与实现人类的团结、社会的正义联系在一起。莱昂也呼吁一种伦理转向，要求提高对道德的关注，不要不顾一切的向新的方向变迁。可以回收利用古代，到古希腊寻找道德资源，重申人性的希望；到宗教启示中寻找责任伦理，激发面向未来的希望。直面现实的分歧、文化的冲突，从差异的角度来界定我们自身，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发现我们的共同点。

无论如何，当面临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变革。我认为，变革的开端始于思想的启蒙，变革的动力来于欲望驱使下对物质的追求，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思想显然不够，只追求物质也不足成事，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更好的推动发展。当下，我们的物质追求无疑是超前的，但精神方面却容易被忽视，有大片空白等待被填满。过去单一思想的指令已不能满足现在各种不同口味的要求，我们需要的或许是普世化较高的道德甚至宗教信仰的输入来平衡物质与精神，填满其中的落差与空白。爱默生坚持文化上的独立；威尔逊主张“文化扩张”，虽然被视为理想主义，真正的实践较少，但也值得肯定。费舍斯通寻求通用性和一种公共文化，投向以生活方式多样化为基础的社会实践。罗伯特·威比主张用新的价值观来取代旧的价值观，从而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

基督教游说者(Christian Lobbyists)也关注道德改革，关注移民，城市化和工业化等。他们的改革活动也是一场独立的运动，对美国社会面临的弊病做出独特的解释，他们集中批评两项个人的罪恶：欲望与贪婪。他们并非否认人的天性，而是认为任何人都无权从人性的弱点中牟利。基督教游说者尖锐地批评那些散播罪恶(purvey vice)的商人，认为酒精、烟草、情色，时髦杂志是美国社会中那些贪求金钱的商人带来的罪恶。基督教游说者把美国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的罪恶，归咎于欲望与贪婪，因此他们并不打算寻求美国的政治，经济的重建，他们只是想去重建内战后美国的道德政治。他们也没有完全抛弃旧的道德政策的中心原则，如自控，信仰基督。他们相信个体的转变是改变整个社会群体的关键，由此可以创建一个道德社会。基督教游说者出于对欲望和贪婪的担忧，为了重建道德秩序或道德政策，决定以其他的措施来培养道德的公民(moral citizenry)，比如加强道德立法。认为个人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的看法很蠢，法律的限制对保护和完善道德秩序是极为关键的。认为只有在法律的限制下，在道德秩序建立起来后，个体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基督教游说者建立了一些组织，比如Nation Association和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关注个人道德诸如酗酒，离婚，性道德，赌博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并未成功地实现道德立法。因为在美国，虽然有道德需求，但自建国以来就反对政府对这方面的干预。卢梭主张“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人们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捍卫和保障每个团体中个人的安全和财富，并且，因为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参与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所以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6]。”这就是社会契约将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建国者只创造了一种基于权利平等来交换的“人造契约”，没有“道德或宗教思想”或任何超然权威能发挥作用 [7]，认为政府对道德或者宗教的干涉是对自由权利的一种侵犯，加上各机构、党派、利益团体势力的角逐，因此，道德立法在美国阻力较大。但宗教对美国人的道德督导力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关于道德问题的宗教说教不是法律，没有强制性，但却具有比法律更加特殊的权威性，可以从内心深处有效地制约人的行为，影响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态度。尽管宗教表面上不干预法律和行政，也无法左右社会舆论，但宗教通过对个人道德观念的影响，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家庭和社会的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确以说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基督教长期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则是基督教传统道德的受益者 [8] ”。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道德商谈抑或是通过道德立法甚至宗教，为容易受剥削控制的人提供保护，建立一种自愿的宗教体系，通过家庭教化、学校教育的努力和道义上的劝说实现精神上的转型？毕竟转型的目标是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不是因为发展经济而受到破坏和失去平衡的社会。

卢梭在“论公民宗教”这一章中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宗教，一种是“人类的宗教”即没有任何固定形式的宗教仪式和宗教场所，是一种出于对上天的纯粹发自内心的崇拜和热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道德的永恒义务；第一种宗教带来的危害是对国家的忽视和淡漠。第二种宗教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仅仅限定到了神坛的范围之内，而且由于不可避免的谬误和说谎，最终把对上天的真正崇拜降格为一种空洞的仪式 [9]。而第一种宗教的好处是带来平等和团结，以及对完美的不懈追求；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把对上天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为一种形式，而且由于它使得国家成为公民敬仰的对象，从而就启迪了他们：忠于国家也就是忠于国家的守护神。但困难在于，我们既不能像古代一样，创造出令人们普世的伟大的神，击败个人主义，填充内心的空白，也无法实现坚定信服下自愿的监管。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既能够充分树立发端于西方、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公民道德，同时又能够将古老、但依然充满活力的东方传统道德推广至全球道德之中，在道德建设领域也能给世界做出贡献，使东方文明的精华积极融入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的世界道德体系之中，造福于全人类。这个理想和愿景，也构成了各个东方国家在世界性的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章引用

宋笑颖. 美国转型时期的问题探索
An Exploration of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United States[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11): 1882-188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125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