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栓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0年8月28日；录用日期：2020年9月11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18日

摘要

明代文学地域特征显著，地域流派众多。在文学地域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文人结社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尤以晋安、吴中、荆楚三地较具典型性。对这些地方的文人结社进行考索和缕述，可以展示结社活动在地域文学发展以及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从而揭橥文人结社对明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

文人结社，地域文学，明代

The Role of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Regional Litera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

—Taking Jin’an, Wuzhong and Jingchu as Examples

Yushuan 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ug. 28^th, 2020; accepted: Sep. 11^th, 2020; published: Sep. 18^th, 2020

ABSTRACT

The regional feature of literatures is very noteworth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is a large quantity of regional literary schools. Scholars’ association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iterary setup, among them Jin An, Wu Zhong and Jing Chu are typical and classic. Making textual and carding research on these activities may point out the concret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iteratures and formation of regional literary schools. And it can further reveal the effect of scholars’ association on the regional literary set up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Scholars’ Association, Regional Literatures, The Ming Dynasty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明代文学的“地域性”极其鲜明，向为论者所识。明人自己对此已有阐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 [1] 胡应麟所说的这些地域诗群在元明之际是否已经形成文学流派姑置不论，但他所说的“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则是真实的描述。清末陈田在辑录《明诗纪事》时就列举明初诗人“若犂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流”( [2], p. 1)，不下三十家，史家更是评曰“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 [3], p. 7307)。若以地域观之，山左、吴中、晋安、甬上、松江、徽州、江右、荆楚、岭南等地在不同时期都集聚着一定规模的文人群体，他们有的有强烈的流派意识，有的并无明确的派别观念，但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或多或少地借助风行于时的结社立会来激发创作、张扬旨趣、吸纳成员和壮大声势，一些群体还藉此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乃至领袖文坛，进而形成一个个“文学流派” [4]。可以说，在明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文人结社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较具典型性的吴中、晋安、荆楚三地为例，考索和缕述当地的文人结社活动，展示这些活动在地域文学发展以及地域性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借以窥见文人结社对明代文学地域格局的影响。

2. 晋安地区

晋安，亦称闽中，以福州为中心，包括今福建东南一带。自南宋邵武严羽标举盛唐之后，以盛唐为法就成为晋安诗派的诗学旨趣。在明代，晋安诗派的发展先后经历过元末明初、正嘉之间和隆万以后的三次兴盛。隆、万间闽县诗人邓原岳对该派的发展作过简单梳理：

余闽中之诗，唐世仅仅巳其在。国朝大较，可得而言。洪、永之间，专谭兴趣，则林膳部(鸿)、王典籍(偁)名其家。弘、正之时，气格为宗，则郑吏部(善夫)擅其誉。至隆、万以来，人操风雅，家掇菁华，道古本之建安，掞操旁及三谢，取裁准之开元，寄情沿乎大历。典刑具存，风流大鬯，一代声诗，于斯为盛矣 [5]。

而在闽诗派的每一次发展中都伴随着一定的结社活动，成为诗派形成、中兴和全盛的重要支撑。

元明之际，晋安诗派开始成型。发其轫者为崇安蓝仁、蓝智兄弟，时称“二蓝”。“二蓝”在元时曾经师事杜本，而杜本的诗学源自著名元代诗人杨载，其诗法是以宗唐为旨，主张作诗应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 [6]。这对蓝氏兄弟的诗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史》记载：“元时，清江杜本隐武夷，崇尚古学，仁兄弟俱往师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 [3], p. 7327)蓝氏兄弟经常开展结社活动，揣摩诗艺，这在他们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如蓝仁诗云“强开桑落招诗社，倦插茱萸到病翁” [7]，蓝智诗云“此日仙舟真惜别，何年诗社更寻盟” [8] 等，由此他们的诗歌风格逐渐形成。四库馆臣认为“仁诗规模唐调，而时时流入中、晚”，“智诗清新婉约，足以肩随其兄”，“以无失唐人矩矱”，两人的诗集“卓然可称‘二难’”( [9], p. 2272)。蓝氏兄弟对闽中诗派的影响早有论者指出：“二蓝学文于武夷杜清碧，学诗于四明任松卿，其体格专法唐人，间入中晚。盖十才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 [10] 四库馆臣也认为：“闽中诗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为之开先。”( [9], p. 2272)

广其势者为福清林鸿。约在洪武九年(1376)前后，林鸿辞官归乡，“开诗社，招致海内词客” [11]。于是在林鸿周围逐渐聚集一批诗旨相同、诗风相近的诗人，其中有“先朝遗老如吴海、陈亮辈” [12]，又有他的弟子“赵迪、林敏、陈仲宏、郑关、林伯璟、张友谦”等人( [3], p. 7337)，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地人，例如无锡人浦源就以收购书籍为由至闽，拜访林鸿后得以入社( [13], p. 143)。这个诗人群体规模较大，因而在当时诗坛的影响也较“二蓝”兄弟为盛：“闽三山林膳部鸿独倡鸣唐诗，其徒黄玄、周玄继之以闻”( [14], p. 939)，以致“凡闽人言诗者，皆本鸿”( [13], p. 143)。林鸿论诗，认为“惟唐作者可谓大成”，且以盛唐为宗，“学者当以是为楷式”( [3], p. 7336)，被闽中一派奉为圭臬。

树其帜者为长乐高棅。洪、永间，长乐高棅、王恭诸人继起，经常与邑中耆老结社。《列朝诗集小传》记载邑人陈亮“与名士王恭、高棅为文酒之社”( [13], p. 181)，《全闽诗儁》则说三人“日相过从，以诗酒为乐，时往三山中为九老社”( [2], p. 231)。两人由此成为明代闽中诗派的最终奠基者，时人林志就说两人“起长乐，颉颃齐名，至今闽中推诗人五人(另三人为林鸿、黄玄、周玄)，而残膏剩馥沾溉者多”( [14], p. 939)。可见，元明之际闽地诗人群体的聚集、诗歌创作的丰产、诗歌理论的建树以及诗歌流派的形成，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结社活动，而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扬扢千古，陶铸百家”( [15], p. 3530)，是明初诗歌崇唐的里程碑，开明代复古思潮之先河，不仅闽中一派遂由此开，其对明代以后文学思想的影响也至为深远，“终明之世，馆阁宗之”( [3], p. 7336)。钱谦益对此评曰：“国初林子羽、高廷礼以声律圆稳为宗，厥后风气沿袭，遂成闽派。”( [13], p. 648)

正、嘉之际，闽中“作者云集”，诗派中兴。其中，郑善夫、高瀔、傅汝舟诸人是为翘楚，他们标举闽派风雅：“郑吏部善夫实执牛耳，虎视中原，而高、傅二山人左提右挈，闽中雅道，遂曰中兴。” [16] 诸人结有鳌峰诗社 [17]，社中有鳌峰十子：“少谷(郑善夫)居鳌峰北，从之游者九人，乡党目为十才子。” [18] 又有林釴、郭波、林炫、张经、龚用卿、刘世扬等人，皆为“不世之才，灿然可观者也” [16]。

隆、万以后，率先奏响闽中诗派全盛乐章的是闽县人袁表，他“与诸名士结社嵩山乌石间，精研格律，为闽人所推”( [13], p. 410)。袁表诸人所结的诗社叫做玉鸾社，在当时影响极大：“今袁景从、赵仁甫、王汝存、吴子修、林天迪相与结社于嵩山、乌石之间，力追古始，沨沨乎几龙朔、开元之风，格调俱谐矣。” [19] 袁表、马荧又于万历四年(1576)选刻《闽中十子诗》，正式追奉“十子”为诗派之首。接着，赵世显、邓原岳、徐熥、徐𤊹、谢肇淛、曹学佺等人续奏其响，重修鳌峰诗社 [17]，结芝山社、鹿草社 [20]，声气渐广。正如结社成员之一徐熥所云：“迨于今日……抱玉者连肩，握珠者踵武，开坛结社，驰骋艺林，言志宣情，可谓超轶前朝，纵横当代者矣。” [21] 时有晋安“七子”“六子”“五子”“后五子”之目，人文不可谓不盛。谢肇淛曾将嘉、隆以后的福州作家逐一罗列，凡二十余家，“皆有集行世” [15], p. 3530)。嗣后，曹学佺从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与徐𤊹、谢肇淛等人主导闽中文坛，先后组织成立了芝社、瑶华社、邻霄台大社、红云社、泊台社、石君社、石仓社、春社、闻莺馆社等，直至启、祯间，社事仍未辍减，如西峰社、菊社、洪江社、阆风楼诗社、三山耆社、梅社等等 [22]，“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𤊹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 [3], p. 7357)

在福州地区的影响下，福建其他地方的结社也逐渐开展起来，如在莆田，有林简、余光等的硕社、红琉璃社、遗老社、七子社 [23]，叶甲、周闻、方錝等的响社 [24]，就连偏远的漳州地区也有郑怀魁的霞中社，曹学佺还曾应邀入社 [25]。借助这些结社活动，闽中诗派逐渐突破地域限制，由福州开始领导整个福建地区，又组织金陵社，进驻文坛中心，“游宴冶城，宾朋过从”，成为明代南京社事之“极盛” [26]，进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终使“晋安一派，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 [27]。

3. 吴中地区

吴中地区一般是指以吴县为中心、包括苏州府所领诸县邑在内的地域范围。吴中文统悠长，西晋时便有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并称“二陆”，初唐时有“吴中四士”，从南宋开始则人才辈出，历代不乏，至明尤盛。清人朱彝尊就说：“汴宋南渡，莲社之集，江湖之编，传颂于士林；其后顾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吴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杰，以能诗雄视一世。降而徐迪功颉颃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内之言诗者，于吴独盛。” [28] 明人叶盛则说：“我朝诗道之昌，追复古昔，而闽、浙、吴中尤为极盛。” [29]

明代吴诗繁荣首先要归功于元季以顾瑛等人为核心的文人集团。他们会文赋诗，引领吴中风雅盛极一时：“元季吴中好客者，称昆山顾仲英、无锡倪元镇、吴县徐良夫，鼎峙二百里间。海内贤士大夫闻风景附，一时高人胜流，佚民遗老，迁客寓公，缁衣黄冠于斯文者，靡不望三家以为归。”( [2], p. 504)厥后，高启、杨基等“北郭十子”继起，从而开启明代吴中诗风，所谓“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 [30]。杨基在洪武四年(1371)赋诗云：“诗社当年共颉颃，我才惭不似君长。可应句好无人识，梦里相寻与较量。” [31] 多年以后仍在追忆社中情景。北郭诗社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约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前后，除高、杨二人外，还有徐贲、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张羽、王行、陈则、吕敏、周砥、王彝、释道衍等十余人参与，他们“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 [32]，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为明太祖所灭方才中止。后期诗社约在洪武四年(1371)至六年(1373)之间，由长洲张适辞官归里后主事。黄暐《蓬窗类纪》载曰：“(张适)元季隐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荐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几辞归，与高季迪、杨孟载、张来仪、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钱彦周、杜彦正、浦长源辈结为诗社。” [33] 与晋安群体相比，吴中诗人的结社活动虽有中止，但却持续时间较长，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社中张羽、杨基、高启、徐贲四人在当时已有盛名，被后世比作“唐初四子”，而张羽“与高季迪、杨孟载、徐幼文、王止仲、张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钱彦周、浦长源、杜彦正辈结诗社”，又号为“十才子” [34]。其中，高启被认为“诗才富健”，“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故是“一代巨擘”，“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9], p. 2272、2273)，评价相当之高。高启英才早逝，但后人对他开启吴中诗派的贡献从未抹杀，弘治、正德间吴中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沈周是目前可知的最早提出“吴中诗派”概念的人，他就认为“吴中诗派自高太史季迪”开始，并且认为后来之人“多流于肤近生涩”而“不能造诣” [35]，都未能达到高启诗歌的水平。

自“吴中四杰”“北郭十子”创立诗派、奠定派风之后，至明中叶而人文大盛，出现了吴宽、王鏊、黄省曾、沈周、祝颢、徐有贞、杜琼、刘珏、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等一大批灼灼有名之士，当时的长洲诗人陆粲就不无自豪地说：“吴自晋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材士大夫之述作炫赫流著，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乏绝，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 [36] 他们诗酒唱和，“甲于一时”，“彬彬称极盛” [37]。在众多文人中，始以吴宽、王鏊最著，两人长期在京为官，“以文章领袖馆阁”，吴宽在京召举同年会，在南京立五同会( [38], p. 390、391)，王鏊则联络“苏之仕于京者”结文字之会，“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所赋诗卷“传播中外，风流文雅，他邦鲜俪” [39]。吴、王两人在南北二京的结社交游扩大了吴地士人与文学在外地的声誉，也促使吴地本身文风趋于兴盛：“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沖兄弟稍后出”嗣后，文徵明又“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榖祥、彭年、周天球、钱榖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3], p. 7363)，以“吴中四才子”为核心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文人群体，雅集畅饮，肆意酬唱。

天、成之间，吴中社事持续发展。长洲刘珏弃官归，引水为池，累石为山，“与客登眺以乐”，“当时所与倡和者，武功徐公、参政祝公及隐士沈石田数人而已”( [38], p. 397-398)；成化初，长洲祝颢年六十致仕，“归田之后，一时耆俊胜集，若徐天全、刘完庵、杜东原辈，日相过从，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历二十年”( [13], p. 207)；成化末，吴江莫震“择亲友之贤而有礼者”结为叙情之会，“每月会于一家” [40]；成、弘之际，吴县史鉴隐居，“一时名人云集，如同郡吴宽、文林、李应祯、沈周，同邑尹宽、曹浮诸人” [41]；正德时，吴爟、文徵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与邢参举东庄会，被邢氏称为“东庄十友” [18]；正、嘉间，长洲陆师道与王宠、彭年、张凤翼、张献翼“往来文先生家”，与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日相过从，“评骘文事” [42]。

至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吴中文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交游频繁，形成了“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 [43] 的繁盛景象。弘正之际徐祯卿、嘉靖年间归有光、嘉万之际王世贞相继出现，操持文坛，分别为“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的领军人物，他们或在京师主盟社局，“讨论文艺，诵说先王” [44]，或在家乡开社举会，“以时文步古文之脉” [45]，成为明代复古阵营的有数名家。尤其是王世贞嘉靖四十年(1561)挂冠归里后，乡居近三十年，数为吟社，“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3], p. 7381)。万历以后的诗坛则由王穉登操柄，《明史》评曰：“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 [3], p. 7389)万历间顾宪成、高攀龙讲学无锡，结社东林，“东南之士翕然响应” [46]，继之复社倡复古学，务为今用，至明朝倾覆，“声气蔓衍，几遍天下”( [9], p. 2654)。

可见，自景、天以后，以迄明亡，吴中文风久盛不衰，其沿流衍变虽非“吴中一派”所尽能涵盖，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学视之则自有其渊源承继，而在其长达两百年的发展、壮大与极盛的过程中，结社举会无疑起了巨大的凝结与扩张作用。

4. 荆楚地区

荆楚地区，最早因楚国建于荆山一带而得名。按《荆楚文化志》，其范围涵盖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47]，今言荆楚多指湖北、湖南，明时统为湖广布政使司所辖。湖广文风炽盛主要是在明代后期，前此每言湖广多推李东阳、李维桢。清人朱庭珍就说在“前七子”成名之前，李东阳已“首开先派” [48]。因李东阳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所以以他为宗主的这个流派一直被称作“茶陵派”。但是实际上，李氏家族世代行伍出身，洪武初其祖以戎籍隶燕山左护卫而家于京师，属金吾左卫籍，李东阳出生、入学、中举、登进士以及此后任职一直都是在京师(顺天府)，至正德十一年(1516)卒时，其在翰林三十年、入阁十八年，数十年未尝出都门，所以李东阳的活动其实很少涉及湖广地区，其宗派领袖、文坛盟主地位也多以宰执而为。京山李维桢名登“末五子”之首，是复古派后期的重要人物。据其《樠山社草引》云：“藩伯游太初部郢，与诸词人谈诗，选地得郡人吕姚州吉甫之樠木山房为社。”樠山，即樠木山，又称武陵山，在今湖北钟祥市。据其所言，“姚州与其里曾任子任父文学长卿、刘文学兆隆、吕文学伯明、沔费宪使国聘、金陵僧臞鹤、新安潘太学景升，后先入社”，人数较多，所赋诗作后辑为《樠山社草》。《题大吕元英册》又称吕伯明为茂才时，“辄与父叔及四方文士为诗社，每奏其诗，社中人逊不如” [49]，可知其社事活动亦较频繁。不过，李维桢二十二岁时(隆庆二年，1568)已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此后活动随其仕履主要在京师、三晋、维扬诸处，文学影响亦是秉继“后七子”而扩散至全国。

万历以后，荆楚之地文人辈出，文风隆盛。首先是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的发展史就是该派的结社史，从形成到发展壮大公安派先后组织过二十余个结社 [50]，依据这些结社活动在公安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万历十年(1582)至二十二年(1594)是公安派的兴起阶段。万历十年，袁宏道“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 [51]，当时袁宏道年龄较小，社事的实际主盟者为三袁的舅父龚惟学：“先生诛茆城南，号曰阳春社，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 [52] 除三袁外，入社的尚有多人：“先生与伯修、小修、李存斋、陕嗣宗、王以明、李子髯、呙又谷、侯豫亭、李秋实诸人结社。”( [53], p. 万历十年壬午)阳春社开启了公安结社的先声，奠定了后来公安派发展的基础，可以视之为流派的萌芽。此后三袁结社之风大开，袁宏道、袁中道与“李元善、陕嗣宗、李存斋、王以明结六人社”，又与“王以明先生结社城南之曲”，“每乘月夜，泛游石浦河，步长桥，醉啸南楼”( [53], p. 万历十四年丙戊)。袁中道、王承煃与王回等人结社课文之余画像于“壁上戏传其神”( [54], p. 902)，又“偕回及豪少年二十余人，结为酒社”( [55], p. 706)。袁中道“游武昌，与西陵丘长孺、大鄣潘庚生等结文酒之欢”，九月九日“大会词客酒人于洪山”( [56], p. 610)。三袁外祖父龚大器致仕家居，“与诸子诸孙唱和，推为南平社长”，三袁俱入之( [55], p. 701)。前期社事主要集中在公安县附近，属于地域性文人活动，并且当时复古之风仍炽，故而影响有限。

万历二十三年(1595)至二十八年(1600)是公安派的鼎盛阶段。十四年(1586)、二十年(1592)，袁宗道、袁宏道先后登第，二十三年春，三袁聚首京师，与汤显祖、董其昌等人结社都门，“焚香展帙，清言弥日”( [57], p. 475)，公安派结社开始突破地域限制、走进全国的政治中心。二十六年(1598)冬，三袁再聚京师，复“与黄平倩、陶石篑、江进之、潘士藻、刘日升、顾天峻、李腾芳、吴用先、苏惟霖结蒲桃社于城西之崇国寺”( [53], p.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参与该社的人员都是京中要员，三袁之首袁宗道也正在翰林供职，他们频频举会，“凡燕中名刹名园，拣胜而游”( [54], p. 1163)，“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 [55], p. 722-723)。蒲桃社的活动扩大了公安派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文士的参与或支持，确立了继后七子之后的文坛领袖地位，它既是公安派鼎盛的促成因素之一，也是公安派鼎盛的重要标志。

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后公安派趋于维持与式微阶段。二十八年八月，袁宏道升任礼部主事，被差往河南，后请告回乡，袁中道随之离京。九月，袁宗道病逝，三位主将相继离去，京中社事开始衰落。三十年(1602)，京中发生排佛事件，黄辉因“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禅教”为“当途所深嫉” [58]，不久即移病告归，陶望龄“虽不挂弹章，实在逐中”，与“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借典试南中之机离开京师，葡桃社事遂解 [59]。此后，袁宏道、袁中道也多有结社，公安派活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如集“东南名僧”( [55], p. 604)为香光社；“偕寒灰、雪照、冷云、诸生张明教入桃花源” [57] ⁴⁸¹为青莲社；“立堆蓝社于玉泉祠”，无迹老人、黄辉等人入之；“于三圣阁起华严会”，“三时念佛，二时诵《华严经》”( [54], p. 1342、1232)；于金粟园作社，“得十余人，屏去尘劳，共来聚首”，“参禅者参禅，念佛者念佛”。这些社事多属参禅诵经一类，反映出公安派后期思想的流变和风靡全国的佞禅之风。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去世，袁中道成为派中砥柱，他曾游武昌“阑入酒社”( [55], p. 677⁾，抵金陵举冶城大社“大会文士三十余人于秦淮水阁”( [56], p. 556)，入京师与钱谦益、韩敬“结社修业”( [54], p. 517)于城西极乐寺，与杨鹤、龙膺等人举诗会于戚畹园，号为“海淀大会诗”，任职徽州府时还“大会松萝社诸君子”( [54], p. 1362、414)。不过，袁中道的结社活动已属公安派之尾声，文坛地位渐为竟陵派主宰。

竟陵派的领袖人物钟惺、谭元春皆为湖广竟陵人，亦以里籍名派。万历二十六年(1598)，京山魏象先与王应翼应箕兄弟、谭如丝如纶兄弟等里中少年“为黄玉社，工苦为诸生业，兼称诗” [60]。黄玉社诸子与公安派袁中道及其子祈年、竟陵派谭元春咸相友善，成为两派因替的中介，竟陵派的一些重要文学思想即发端于此际。三十六年(1608)，钟惺游学南京，“与一时同志”为冶城社 [61]，适逢袁中道东游，亦集“海内名士”( [55], p. 585)起冶城大社，二人首次会面，两个文学流派由此正式建立了联系。钟惺为冶城社的主要召集人之一，藉此扩大了交游范围和个人声誉，先后与游者如林古度、商家梅、谢兆申等皆有时名，两年后谭元春也来到南郡，加入酬唱阵营，竟陵派初露头角，文坛风气的转向已现征兆。

三十八年(1610)，钟惺中进士，同科韩敬、马之骐之俊兄弟、钱谦益、丘兆麟、陆梦龙、张慎言、冯汝京等皆为天下名士，这些“同籍兄弟”“退食多暇”而聚于私人园第，“饮酒赋诗”，结社唱和，林古度、王嗣经、缪昌期等并非同科之人也多参与其中，就连原属公安派交游圈的龙膺、丘坦、谢肇淛、沈德符、胡潜等人也都与之交往，一时四方才俊毕集，“说者谓不让琅邪、历下诸子” [62]，其中李流芳、闻启祥、宋献、应举、朱之臣等人后来都成为竟陵派的忠实追随者或密切交往者。时值袁宏道告楚，携落第的袁中道再次离开京师，半年后即病逝，公安派的发展遭受重创，而钟惺于此时进入京师，频繁唱和，广交诗友，竟陵派崛起已成必然之势。

四十二、三年间(1614、1615)，钟、谭编选《诗归》行世，竟陵声誉渐广。四十六年(1618)，钟惺考选仅得授工部主事，上疏改南，同年秋试谭元春再次落榜，亦弃去秀才之名，二人同聚南都、出游吴越，将竟陵派的活动推向高潮。是年中秋，后七子后期的中坚人物邹迪光游访南京，钟惺邀其与“后五子”之一的李维桢及诸多诗人同集俞园，赏月赋诗，显示了竟陵派的影响力。四十七年(1619)端午，在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倡议下，唐宋派巨擘茅坤之孙元仪开午日秦淮大社：“其命题则以五日秦淮社集而兼赋投诗赠汨罗，其限体则以五字，而曰古曰律曰长律，兼举分举者听”。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社集活动：“其人则自卿公大夫以至有道、都讲、隐流、游士、禅伯、女彦，其地则自吴、越、闽、楚以至土著之俊，其年则自八十、九十以至八岁之神童，靡不操牍而至”，当时“客于金陵而称诗者靡不赴” [63]。借助如此盛大的集会，竟陵派开始领导南都文坛的风气，影响“巨大而深广” [64]。此后，钟惺、谭元春又数游茅元仪的乌龙潭新居，先后同游者有宋献、傅汝舟、冒愈昌、许延祖、潘之恒、林古度诸人。是年秋冬之际，钟、谭各自出游吴越，多与当地名流交游集会，其中谭元春游至杭州时，参与过闻子与创办的月会，“赋诗流传远迩” [65]，会中闻子与、李流芳、黄毓祺以及严调御兄弟皆为东南才俊，对于扩大竟陵派的影响意义重大，“钟伯敬体”声名远播。

天启四年(1624)，谭元春应试入京，次年钟惺病逝，竟陵派进入谭元春独自主盟的时代。谭元春广泛交结京中人士，仅所立长安古意社中就有“桐乡钱仲远、山阴张葆生、平湖马远之、武进恽道生、公安袁田祖、兴化李小有、阆中徐公穆” [66] 等人，竟陵派的文坛领袖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崇祯二年(1629)，谭元春率领四个弟弟参加复社的尹山大会，后来谭元春第三次就试京师时，与复社魁目杨廷枢、陈子龙、夏允彝、吴昌时等人恰好邸舍同巷，还有过直接交往。六年(1633)，包括张溥、张采在内的二十余位复社成员评点的《新刻谭友夏合集》刊行，将竟陵派的影响再度推向高潮。

明代湖广文风隆盛，文人辈出。今天可以考知的明代湖广作家仍然有700余人 [67]，最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共收明代作家3046人，其中湖广作家入选129人 [68]，像李维桢、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都是明代文坛的翘楚人物，杨涟、张居正的影响则主要在政治上，而江盈科、李腾芳、吴国伦、魏裳、杜濬、释如愚等成就与影响稍次的人物更是数量众多，万历以后形成的公安、竟陵两大文学流派，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直至民国时期仍见其遗响。文人群体相继开展的大量结社活动，显然在湖广地区文风兴盛、流派生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上述地区外，徽州(安徽)以汪道昆、王寅、潘之恒等为中心，松江(上海)以徐献忠、何良俊、徐孚远、陈子龙等为中心，山左(山东)以冯裕、王图鸿、赵士喆等为中心，越中(浙江)以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为中心，江右(江西)以陈际泰、艾南英、张世纯、罗万藻等为中心，岭南(广东)以孙蕡、梁有誉、陈子壮等为中心，在明代中后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人群体。这些大大小小的文人群体，频繁进行会诗课文，酬唱赠答，与上述各地争衡文事，鼎足而立，共同构筑了明代文学的繁荣景象，塑造了明代文学的“地域性”品格，同时也奠定了清初文坛的地域格局。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编号13&ZD116)资助。

文章引用

李玉栓. 明代文人结社与地域文学的发展——以晋安、吴中、荆楚为例
The Role of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Regional Literatures in the Ming Dynasty—Taking Jin’an, Wuzhong and Jingchu as Examples[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09(09): 1387-139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919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