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3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6日

摘要

学术界对于“澶渊之盟”的影响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宋朝来说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澶渊之盟”是宋辽灵活处理双边关系的典范，和约的缔结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对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笔者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辽都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澶渊之盟，宋辽影响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Alliance of Chanyuan on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Zhifan Ba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Jun. 5^th, 2023; accepted: Jul. 19^th, 2023; published: Jul. 26^th, 2023

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divid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yuan Alliance. One view holds that for the Song Dynasty the humiliation of the alliance under the city; the another is that the pact is a model of flexible handling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Song and Liao,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pact conforms to the dema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both sid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alliance of Chanyuan”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and is of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Chanyuan Alliance, Song and Liao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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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004年，辽军南下深入宋境，宋宰相寇准力主抗战，劝真宗亲征，真宗勉强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取胜，1005年1月，宋辽订和约：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澶州又名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学术界对于“澶渊之盟”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宋朝来说是屈辱的城下之盟，“以屈辱换取苟安” ‎[1]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澶渊之盟”是宋辽灵活处理双边关系的典范，和约的缔结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对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 ‎[2] 。笔者认为“澶渊之盟”对宋辽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除此以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2. 澶渊之盟的签订

2.1. 澶渊之盟签订的背景

宋辽之间的政治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7)，石敬瑭发动政变，并向契丹国借兵，后唐灭亡，建立后晋政权，兑现当初的承诺，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予契丹。到后周时，周世宗柴荣率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这一政治遗产为赵宋所继承。

对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资，密谓近臣：“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3] p. 355)。宋太宗也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 ‎[3] p. 287)。太宗曾两度亲率大师北伐，攻取幽蓟之地，却大败而回。辽国也一直以取回关南之地为理由，频频发兵南侵，“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冬十一月，帝(辽景宗)发兵万余众进攻关南，宋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将兵御之，辽师失利” ‎[4] 。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辽军又一次大举南下，来势凶猛。此次军事行动系辽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二河北保定)，并欲乘虚直下贝州(今河北邢台)、冀州(今河北衡水)、天雄军(今河北邯郸)。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曰：“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 ‎[5] 。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 ‎[6] 。十月份，边关保州、莫州、威虏军、北平寨均汇报“击败契丹，群臣称贺”( ‎[3] p. 514)。

2.2. 澶渊之盟签订的内容

面对辽军的不断向南推进的局势，北宋朝廷迫于压力，在宰相寇准的主持下，宋真宗亲征，双方隔河对阵。史称辽军：“将与宋战，(萧)挞凛中弩，我兵(辽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3] p. 1319)于是士气大减，加之降将王继忠中间调停，萧太后遂派人赴入澶州转达了自己罢兵息战的愿望。《辽史》载：“癸未，宋复遣曹利用来，以无还地之意，遣监门卫大将军姚东之持书往报。戊子，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3] p. 160)。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由于辽将萧挞凛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宋辽双方议和者及统治者的反反复复协商后，在澶渊(今河南濮阳)签订停战议和盟约。双方在协约中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 ‎[3] p. 524, p. 525)。

澶渊之盟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签订的。自此，宋辽之间拥有了长达120年的和平交往的时间。在此期间，宋辽的往来相对较为密集，并且澶渊之盟推动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3. 澶渊之盟对辽、北宋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在势均力敌下所达成的一份双赢的盟约。盟约的签订双方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让的同时达到了自身的战略目标。澶渊之盟达成后，长达百年的和平时间宋辽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均有所发展。

3.1. 对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辽初“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3] p. 685)；“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 ‎[3] p. 937)“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同罪异论者盖多”，( ‎[3] p. 938)两套行政体系，采取南北面官制。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随着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快，辽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统一官制的呼声，辽朝统治者作了相应的法律调整。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四月，颁行新定《条制》；重熙二十年(1051)，再诏更定《条制》。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辽道宗)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再次更定《条制》，要求“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 ‎[7] 。辽圣宗、辽兴宗都是糅合番、汉法律进行法律改革，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时辽朝社会生产生活产生的深刻变化；由于辽道宗深受汉文化影响，过于偏向汉人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摒弃过多，加上吏治腐败，社会矛盾过于错综复杂，导致法律改革失败，不得不复行重熙旧法。

虽然辽在石敬瑭的手中获得了“水甘土厚，人多技术”的燕云十六州，但是也由此一度陷入了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地境地。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前，幽云地区因为地处宋辽的必争之地，故农业发展缓慢甚至较之前代有所萎缩。“澶渊之盟”签订后，辽朝君主减免了燕云十六州地区的租税，实行汉代的休养生息政策，向北宋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本身具有浓厚的畜牧业基础和久居燕云十六州之地，经济处于上升期，当地人民生活安定且富足。这一代农业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生产，“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 ‎[8] ，促进了辽朝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双方停战后，边境设置榷场频繁贸易，互通商户。辽朝在多地设有榷场，北宋输入稻米、茶叶、丝织品、瓷器、香料等物品；输出游牧民族特有的马、骆驼、马具等物品给北宋，其中输出较多的为羊，“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 ‎[8] ；随着贸易逐步有兴起，私人贸易也逐渐盛行，边境上存有大量的私贩马、牛、羊者，北宋边境的军士、官吏经常用丝织品换取辽民马匹、牛羊，甚至在都城的“京师百官”食用的牛羊大多也是私贩倒卖而来。辽朝的海盐产量巨大，售价较低，因此走私活动更为频繁，这也可以为双方经济交往提供桥梁，使边境各族人民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交往。

3.2. 对北宋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

由于北宋初期鉴于唐后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而北宋实行崇文抑武的方针，军事实力较弱，“澶渊之盟”签订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使北宋军事实力有所增强。随着北宋边境长期处于和平的状态，使农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战争的结束使宋朝节省了巨额的战争开支，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的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难以获取的效果，宋辽百年和平。

澶渊之盟后，宋代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包括财政在在军事方面的花销减少以及收入方面榷场对外交易的收入增加。由于之前的战乱使得宋代需要大规模的征兵，因此在军事方面的支出较多。而在澶渊之盟达成后，在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有一次大规模的裁军，“壬子，诏河北诸州强壮，除瀛州城守得功人，第其等级以闻，余并遣归农，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 ‎[5] p. 2383)。士兵的减少直接影响了财政的支出。其次，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建立的榷场贸易使双方财政收入均有所增加。

“澶渊之盟”有关“兄弟之国”的约定对宋辽百年和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有关“岁币”的约定以及双方领土利益的驱使又为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宋辽关系的破裂。“澶渊之盟”及其以后的宋辽百年之好不是宋朝“用金钱买来的和平”而是宋朝用其完全可以和辽朝抗衡的实力换来的“和平”。“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能够保持和平相处局面，也是因为双方均衡之势没有打破。如辽兴宗曾想撕毁“澶渊盟约”，“欲一天下，谋取三关”( ‎[3] p. 1374)，以武力相威胁，遣使赴宋请求收回关南一县土地。宋朝派遣富粥便，曾对辽兴宗说“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 ‎[5] p. 3283)辽兴宗回答说：“不能”，明确表示辽朝并无战胜宋朝的必胜把握。辽朝大臣萧老穆也看到了这一点，曾劝辽兴宗说，“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中在我，况胜败未口逆料，愿陛下熟察”，也认为辽人如果与宋发生战争，“胜败未可逆料”。兴宗正是因为没有战胜宋朝的必胜把握，才放弃了收取关南一县十地的企图，并非全是因为富弼增加岁币银、绢二一万两、匹所致，实际上，辽兴宗若有战胜宋朝的必胜把握，不但不会放弃收回关南十县七地的企图，说不定还会如《辽史》“欲一天下”之说。

3.3. 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

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由连年战乱转为和平外交。在澶渊之盟签订前宋辽关系处于战争与和平并存，总体上战争占主导地位。由于辽代建立之初的在政治策略为对外扩张，辽太祖建立之初积极奉行此政策，三年(924)西征，“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3] p. 20)。四年(925)，辽太祖举兵东讨渤海，“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 ‎[3] p. 22)。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过西征东讨战略，使契丹的疆域版图扩大为“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 ‎[3] p. 24)。辽太宗继位后依旧采取积极对外扩张战略，十一年(936)，耶律德光助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打败后唐军；会同元年(938)，从石敬瑭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大同元年(947)，契丹灭后晋，统一了北方地区。

在北宋建立后，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的政策，经过二十年的战争赵匡胤削平了南方的割据势力，后取了北汉，实现了中原及南方地区的统一。在此期间宋辽一直处于和平的局势，保宁六年(974)，“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 ‎[3] p. 94)。保宁七年(975)，“四月，遣郞君矧思使宋”( ‎[3] p. 94)，宋辽外交由此开始。但是随着宋统一中原及南方地区后，宋辽的矛盾逐渐升级。宋想灭辽统一中国而辽想灭宋统一中原地区。北宋采取两次进攻而遭受重创后，宋辽关系陷入相持阶段。宋辽的“歧沟关之战”为战争的转折点，辽军转为主动进攻，双方的争战局面再次拉开。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双方和平交往再次开始。

澶渊之盟后，宋辽分别派遣使臣进行友好且频繁的交往。据统计，宋辽之间共交聘388次，其中有379次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为友好交聘均做出贡献，分别设立处理双方事务的机构。景德三年(1006)，十二月宋“因择驯谨吏专主行之，号机宜司。今契丹修和，请改为国信司”( ‎[9] p.548)；景德四年(1007)，八月“置管勾往来国信司，命西京作坊使廉州刺史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綦政敏主之。自契丹修好，岁遣使交聘，承翰始专其事，因爲排办礼信所，至是，署局铸印焉”( ‎[9] p. 551)。北宋使者将使辽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制成使辽语录，丰富了《辽史》，为后世了解辽代提供了新视角。

宋辽友好和平外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保障。澶渊之盟后，辽从宋引入大批儒家经典，辽圣宗主张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帝每承顺，略无怨辞，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尝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 ‎[9] p. 676)。由于澶渊之盟后双方使者频繁往来，辽代使者需要拥有一定的中原文化知识，因此辽代统治者积极推行科举制度。

4. 结语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达成的盟约。澶渊之盟达成后，宋辽迎来了百年以上的和平，使宋辽双方统治者均珍惜这和平友好的关系。史料记载，辽兴宗曾叮嘱辽祚帝“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切勿生事”( ‎[9] p. 1133)。庆历年间，宋仁宗曾“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 ‎[9] p. 2523)。由此可见，宋辽双方均为和平做出了一定的退让。宋辽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当时民族间交流、交往及交融，并且这种盟约为后世处理民族间的关系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文章引用

白芷凡. 澶渊之盟对宋辽的影响探析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Alliance of Chanyuan on Song and Liao Dynasties[J]. 历史学研究, 2023, 11(03): 199-203.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3.11303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