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财富涌现与流转, 2012, 2, 62-67 http://dx.doi.org/10.12677/etw.2012.2401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etw.html) An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ing Dynasty of Sixteenth Century Xuesong Yu, Hengjing Cai, Heng Xu, Yiping Wu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mail: hdsyxs2007163@163.com, hjcai@y ahoo.com Received: Nov. 16th, 2012; revised: Nov. 30th, 2012; accepted: Dec. 5th, 2012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16th century Ming Dynasty is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In modern perspective, an appropriate model is to expand Ming’s advantage by independ en t in novation in its competitive industries like agriculture and h an dicrafts, to open up overseas markets to drain western wealth, and to overdraw future wealth through financial means in order to achieve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Ming Dynasty misse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self-as- sertiveness demands of its own peop le appropriately and perished in the end. Keywords: Social Tr ansformation;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Ming Dynasty;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 余雪松，蔡恒进，徐 恒，吴怡萍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武汉 Email: hdsyxs2007163@163.com, hjcai@y ahoo.com 收稿日期：2012 年11 月16 日；修回日期：2012 年11 月30 日；录用日期：2012 年12 月5日 摘 要：本文从财富涌现和流转的角度分析了 16 世纪明朝的发展状况，指出明朝未能实现社会转型 并崩溃的原因。以现代的眼光看，正确的模式应该是在农业、工商业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通过自主 创新来扩大优势，然后开拓海外市场赚取财富，并通过金融手段来透支未来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转 型。然而，明朝却错失了机会，最终在其人民的自我肯定需求得不到适当满足的状况下走向灭亡。 关键词：社会转型；自我肯定需求；明朝；财富涌现与流转 1. 引言 16 世纪的明朝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社会转型 机遇——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城市城镇发展迅速、新 兴阶层逐步壮大、思想文化自由纷繁，此外西方航海 大发现则带来了前所未有之海外贸易与东西方交流， 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潜滋暗长。当此之时，在西方，无 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英国荷兰都在大力发展海外 贸易、鼓励工商以富国强兵。然而，在世界格局风云 变幻之时，明朝却未能抓住社会转型的大好机遇，实 现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 业文明的伟大转变。明朝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陷入 了停滞状态，社会矛盾激化，政权灭亡。中国社会再 一次在朝代循环的怪圈中止步不前，直到鸦片战争爆 发，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强行改变了这种无助于社会进 步的历史循环为止。 针对 16 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原因，学术界 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 斯提出了“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来解释这一现象。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62  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 该法则认为，相对成功的社会想要在社会转型时期继 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非常困难的。而相对落后 的社会则更有可能适应社会转型的变化而处于领先 地位。十六世纪前中国高度发展的文明使得中国人坚 信自己远胜于西方，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从而错过了 实现社会转型的机会。相反，西方人因为本身比较落 后而积极学习和应用新发明和新制度，并将它们用于 殖民扩张。而殖民扩张反过来又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制 度改革，使得西方最终率先完成社会转型[1]。 蔡恒进通过对中外社会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 况的考查，提出了“自我肯定需求”的概念与初步理 论[2]，从全新的角度揭示国家兴衰的规律。蔡恒进认 为，所谓自我肯定需求，指的是人对自我的评价一般 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更希望得 到高于平均水平的份额。而自我肯定需求是否得到适 当的满足，正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在生产关系落 后于生产力水平，社会亟待转型的情况下，人们的自 我肯定需求总和会大于当下社会产出总和，从而形成 缺口。围绕这个缺口，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提供额外 的供给，加以填补，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些措施包括 学习与自主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崩溃后的 再出发。蔡教授指出，满足自我肯定需求，既要政府 创造条件提供额外供给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源源涌现， 更需要对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使更多的财富流入人 民大众阶层，适当满足人民大众的自我肯定需求，才 能实现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与成功转型。 凯恩斯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供给过剩 带来的[3]。而实际上，社会财富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 不均也会引起需求不足。例如，西斯蒙第认为分配制 度不完善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4]，温特劳布为代表的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也往往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 贫困，最终导致社会总消费不足[5]。在 16 世纪的东西 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要包括三大主要阶层——皇 室、官僚贵族与包含新兴阶层的人民大众。其中皇室 与官僚贵族是既得利益者，支配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财 富。而人民大众特别是新兴阶层是新的经济因素的代 表者，也是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但所能支配的社 会财富相对较少，因此其自我肯定需求主要体现在对 于获取财富的强烈渴望上。三大阶层围绕着社会财富 的涌现和分配进行何种博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 大众特别是新兴阶层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决定 16 世 纪东西方社会转型最终成败与否的关键——以 16世 纪英国都铎王朝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三大阶层之间的 财富博弈体现为正和博弈，即封建王室和贵族通过扶 植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鼓励海外贸易和殖民，发 行债券和股票，组建合股公司，制定法律保护私人产 权等途径，积极地实践了自主创新、外部获取和透支 未来这三种获取额外资源供给的方式，实现了财富的 涌入。在这一过程中，伊丽莎白一世等开明的封建君 主既尽力为王室和贵族搜括财富，又注意保护新兴阶 层的利益，适当满足其自我肯定需求，使得社会稳定， 人民富足，经济繁荣，最终顺利完成了社会转型。 而同期的中国明朝，虽然传统的“农本商末”“重 礼轻利”的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新的社会风 气与思想观念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相应的发生 变化。例如，李贽严厉批驳传统理学鼓吹的“存天理， 灭人欲”，提倡“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 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6]，肯定了人们追求 财富、满足欲望的行为。王守仁驳斥商业为所有行业 之末的观点，指出：“四民异道而同业”[7]，为商人和 商业正名。社会上也普遍以经营工商业，追逐物质财 富为荣，如工商业发达的徽州府就有“诎者力不足于 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8]。 之说。大商人交通官宦，养掖文人，积极捐输纳官， 并培养子弟应试科举，追逐功名。明代共取徽、陕、 晋籍进士 106 名，举人 213 名，盖皆商人子弟[9]。以 上情形虽然都是局部现象，然而却在不同侧面反应了 明朝商品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新兴商人和市民阶层热 衷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积极开拓新的财富渠道的 趋势。封建皇室与士大夫官僚阶层满足于占有挥霍现 有资源并为了争取财富支配权进行激烈争夺，而不注 意进行体制技术创新和发展贸易金融，三大阶层之间 的财富博弈体现为零和博弈。结果导致社会财富向统 治阶层畸形集中，新的财富涌现渠道没有被开拓，新 兴阶层的自我肯定需求受到抑制，导致社会动荡，经 济衰退，最终导致王朝崩溃，社会转型失败。 本文将从自主创新、外部获取和透支未来三个方 面，从社会财富的涌现和流转角度，运用自我肯定需 求的理论，通过研究皇室、官僚贵族与人民大众之间 围绕着社会财富所进行的博弈，探究16世纪明朝社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63  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 会转型状况及转型失败的原因。 2. 自主创新不足 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蔡恒进指出，自 主创新主要包括科技和制度两个层面。科技创新的作 用主要表现为新科学理论和新技术的出现带来的人 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制度创新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先进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使得先进的生产关 系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2]。16 世纪以后的欧洲，在科 学技术和制度上都有了飞速发展。科学理论上日心 说、经典力学、血液循环论相继出现，近代实验科学 体系逐步形成；技术层面上望远镜、抽水机、钻床、 圆盘锯等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制度上新的资本主义制 度开始逐步取代封建制度。科技和制度上的全面进步 最终使得欧洲率先开展工业革命，迈入了现代文明的 门槛，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 中国实行自主创新的先天优势相对于西方是比 较突出的。自明初至万历年间(1572~1619)的约 200 年 间，明朝内部局势总体稳定，农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 展，耕地数量明显增加，加上中国位于东亚季风区， 发展农业所需的雨水和热量较为充足且雨热同期，从 而大大有利于粮食单产的提高。因此当时明朝的农业 收入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朝江南地区稻米单产 可达 3石/亩1。这与欧洲纬度较高，气候温凉，降水 不足，粮食单产较低形成了鲜明对比。 16 世纪以后，无论是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南直 隶(今江苏、安徽)和闽浙地区，还是以湖广为代表的 长江中游地区，或是相对落后的华北、西北和边远的 云南、两广、辽东地区，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都与 日俱增，商品经济繁荣日益繁荣，长途贩运业发展迅 速，南北国货与东西洋货物充斥国内市场。其中手工 业尤其突出，种类增加，分工更细，生产规模显著扩 大。苏州、杭州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江西 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 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如纺织业中普遍采用了足踏缫车、织机、提花机等技 术工具，仅苏州织染局就有织机 173 张，每年生产缎 子1534 匹。苏州民间织户则多达 3万人，至少是官 局工匠的 3倍[10]。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如果当时的明朝对农业和手 工业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对领先的产业加强自主创 新，扩大其领先优势，也许工业革命的发生地会发生 改变。然而事实就是，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给 中国带来更多的财富，较高的粮食单产使得统治者和 农民容易满足于小农生产创造的巨大财富，因而缺乏 实现农业社会化生产，以及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以 获取更多财富的动力；官僚阶层的腐败加剧了皇室和 官僚阶层对于土地财富支配权的争夺，而土地兼并使 得可征税土地逐渐减少，政府所获的赋税也相应降 低；皇室与官僚阶层对工商业的掠夺以及藩王、勋戚、 官僚对工商业的垄断经营极大地抑制了私人工商业 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自给自足、缺乏创新更是使 得其领先地位被超越，直至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中国 彻底落在西方的后面。 3. 外部获取被抑制 蔡恒进指出，外部获取是解决自我肯定需求造成 的缺口问题的主要供给方式之一。[2]在古代社会向近 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外部获取主要表现为对外贸 易。对于转型中产生的新兴阶层来说，可以通过发展 海外贸易，推销国内商品，进口海外原料与贵金属， 从而拓宽财富渠道，扩大商品市场，繁荣商品经济， 壮大自身经济力量，进而满足自我肯定需求。16世纪 以后的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无不积极开展对外贸 易，开拓海外市场，从而壮大本国力量。其中土狭民 寡的荷兰更是很早就将对外贸易确立为立国之本。荷 兰以举国之力建立起庞大的商船队，创造性地将海上 运输与国际贸易相结合，或载运本国产品外销，或收 购原料返国加工，或从事转口贸易，将贸易触角伸向 世界各地。为加强与东方的贸易往来，1602 年，荷兰 成立东印度公司，以武力为后盾，很快就垄断了香料、 茶叶、咖啡等东西方大宗贸易，并积极在亚洲各国间 进行转口贸易。东印度公司每年前往东方的贸易船只 从1602 年的 10 艘猛增至1640 年的 85 艘。公司成立 后130 年间，仅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就达 23,200 万荷 兰盾[11]2，为最初股金的 36 倍。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 财富使荷兰成为了“海上马车夫”和全球贸易霸主， 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率先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 的过渡。 2荷兰盾是货币单位，17 世纪 1荷兰盾约合 9.615 克白银。 1“石”是中国古代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合 57 公斤。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64  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 在明朝，虽然自洪武年间(1368~1398）开始，明 政府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执行“海禁”政策，限制乃至 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甚至连渔业也在禁止之列。然而， 有着浓厚商业意识的新兴阶层对巨大贸易财富的热 切需求是无法阻止的，私人海外贸易在政府强力压制 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广东地方船舶多私通番舶， 络绎不绝” [12]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 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13]。一些实力 雄厚的贸易商人为了冲破海禁政策，拉帮结派、建立 船队、蓄养兵甲，成为聚众万人横行海上的海商集团， 往来东南亚日本等国贸易港口，积极与欧洲殖民者展 开贸易往来。 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社会财富的 涌现和流转。一些明朝东南沿海港口，如原本只是小 渔村的浙江双屿港、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月港因海外 贸易的发展而繁荣起来。江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如苏 州丝织业、松江棉织业等也因为私人海外贸易的巨大 需求而获得了极大发展，并兴起了一批专业化市镇， 如苏州府的盛泽镇、南翔镇，松江府的朱泾镇，湖州 府的南浔镇、乌青镇都是著名的纺织业市镇。随着海 外贸易的拓展，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以西班牙控 制的吕宋岛马尼拉港为例，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兴 盛，“来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了80万比索银元， 有时超过了 100万比索”[14]3。而一些西方学者估计， 依1493~1600 年美洲白银产量为 1700 公斤计算，同 期约有 765 万公斤美洲白银从欧洲流入亚洲，其中大 约有 480万公斤白银流入明朝中国[15]。源源涌入的美 洲白银为明朝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供应。 然而私人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非但没有 使明朝统治阶层放松“海禁”，反而使其由于害怕海 外贸易的兴盛会使商人阶层聚集过多的财富，进而挑 战传统的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统治，因此继续维 持“海禁”政策。虽然隆庆元年(1567 年)，明廷开放 漳州月浦港作为外贸口岸，但由于月浦港狭小水浅、 船舶限制、税收高昂、贪官盘剥等因素，实际上完全 无法满足私人海外贸易的需求。“市舶司”作为明政 府管理贸易的行政机构也时设时废，管理混乱，积弊 丛生。明政府也曾试图主动出击以获取海外贵金属产 地，但在业已立足于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的强力阻击 下很快放弃。例如，万历帝曾派人去西属菲律宾勘探 金矿，西班牙殖民者立即屠杀菲律宾华人作为应对， 迫使明政府停止了在菲律宾的勘探行为。 与对私人海外贸易的冷漠和限制相对应，明政府 对朝贡贸易则情有独钟。朝贡贸易在相当长时间内是 明政府承认的唯一合法的贸易方式。这种朝贡贸易往 往披着外交的外衣，由外国使节将外国物产以贡品的 名义献给中国，中国则将价值高出很多的物品作为回 馈赠予外国使节，“厚往薄来”。这种旨在满足统治阶 级对于奇珍异宝需求的官方朝贡贸易，不仅没有带来 任何经济利益，反而成为明朝沉重的财政负担。由于 明政府将海外贸易仅仅视为替统治阶级自身谋取奇 珍异宝的一般途径，而不将之作为全社会获取财富的 渠道，加上西方殖民者的敌对行为，使得明朝私人海 外贸易在 16 世纪取得短暂繁荣之后，在 17 世纪上半 叶陷入了全面衰退，白银进口量锐减。与此同时，前 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数量也因西方殖民者的 入侵而大为减少。贸易的衰退不仅阻碍了明朝工商业 发展和社会转型，也加剧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明政 府最终在财政崩溃与内外战争中走向灭亡。 4. 金融手段未能发挥作用 金融是商品经济的核心。蔡恒进指出，透支未来 的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满足自我肯定需求的重要手 段。[2]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通过对未来财富进 行透支以解决当下经济问题，是财富涌现和流转的重 要渠道。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需求往往迅速膨胀， 因而亟需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以提高社会财富流通程 度，为市场提供充足的贵金属货币供应。 在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期的西欧，贵金属货币 本位制度和以银行制度为条件的内生货币制度相继 产生并不断完善，从而使得统治阶级和新兴阶层能够 通过金融业有效地透支未来财富，满足自我肯定需 求。16 世纪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贵金属的源源涌入 使欧洲金融业发展迅速，促进了许多著名的欧洲银行 家族的形成和壮大。如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到1526 年即控制了欧洲中部铜矿及墨西哥、秘鲁的银矿，其 财力之雄厚甚至能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到 1609 年，世界上第一家近代意义上的银行——阿姆斯 特丹国家银行在荷兰宣告成立。该银行从事存、贷、 汇和各种票据交易，发行高质量的银行货币，成为当 3比索是货币单位，即西班牙银元，理论重量 27.07 克，约合中国 库平银七钱二分。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65  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 时欧洲的清算中心。整个 17 世纪，仅是英国支付给 荷兰的股息就达到 2500 万荷兰盾/年，而荷兰投入东 印度公司和南美殖民地产业的资金则达到 1400 万荷 兰盾/年[16]。金融业的繁荣成为低地小国荷兰迅速崛起 的重要保证。 而在 16 世纪的明朝，虽然美洲白银大量涌入， 白银事实上成为民间主要货币，典当行、钱庄等早期 金融机构也在兴起。但是银本位制度从未真正确立起 来，典当行、钱庄也未能发展成为近代银行，近代金 融制度也就无从建立。究其原因，还在于明朝统治阶 级拘于陈腐的货币观念而裹足不前，新的货币金融工 具对于获取财富的巨大作用被忽视。 在货币制度层面上，一方面，明朝政府自始至终 竭力推行钱钞本位制度，即运用行政力量强制民间使 用没有相应准备金、无法兑换的“大明宝钞”作为流 通中的主要货币，并用其支付官吏和军队的薪饷；另 一方面，民间则欢迎白银作为货币在流通领域广泛使 用，“大明宝钞”受到消极抵制。这种奇特的钱钞本 位与银本位共存的现象，根源于钱钞发行有利于皇室 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控制全国财富，而白银的流通则可 能挑战皇帝对社会财富的绝对支配。具体而言，钱钞 的发行是政府可以完全控制的，通过发行钱钞，皇室 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获得铸币税，以最小的代价支付官 吏和军队的薪饷，从而更好地满足其对于财富的需求 [17]。特别是当皇室大兴土木、发动战争时，往往希望 通过滥发钱钞来透支未来，搜括社会财富。白银则是 私人自由贸易的象征，它的大量涌入和流通对应的是 从事私人工商业与海外贸易的新兴阶层的利益实现 与扩张，但是白银特别是美洲白银的流通发行却是明 政府所难以控制的。从维护统治阶级主要是皇室自身 利益最大化出发，明政府千方百计阻碍白银成为主要 流通货币，竭力维护既不利于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又 不利于海外贸易和跨国经济联系的钱钞本位制度。这 一违背经济规律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做法既妨害了新 兴阶层通过白银这一国际流通货币向外部借贷以满 足自我肯定需求，也导致了明政府的主要财富获取渠 道依然局限于农业税收。最终因明末气候变化带来的 农业歉收、土地税锐减而引发政府财政崩溃、朝代更 迭。 在银行制度层面上，明代典当业发展十分迅速。 所谓典当，就是指借贷者将其动产、房地产、财产权 利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换取急需资金，并在约定 期限内偿还本息、赎回当物的行为。明代典当业地域 色彩浓重，尤以徽商典当业实力最为雄厚。徽商典当 铺遍布全国，仅河南省就有二百多家。一些典当铺规 模庞大，实力雄厚。如徽商许某累世从事典当业，资 本多达数百万，拥有“置物之肆四十余所”[18]。典当 业与工商业结合紧密，部分大商人积极经营典当业， 并将典当业利润用于工商业经营，从而为工商业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然而这些早期金融机构总体上仍是封建高利贷 组织，且资金力量十分薄弱，经营管理落后，分布有 限，远不足以发展成为近代银行机构，也不能真正为 商品经济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提供持久的支持。究其原 因，一方面在于明政府不顾现实地推行钱钞本位制度 导致社会金融体系极为混乱，新生的金融机构难以获 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作为非正常融资形式的高利 贷十分盛行，阻碍了从事正常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发 展。地主、官僚、贵族为了满足其奢欲，积极向农民、 商人、手工业者发放高利贷，盘剥百姓以自足。在明 朝商品经济繁荣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追求更 多的财富而投身工商业和私人海外贸易。对于经营开 始和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他们往往通过借高利贷的方 式加以解决。“商人本钱未必皆其所有，有先指数倍 之利告假于富室”[19]。而沉重的高利贷却成为套在他 们头上的枷锁，一旦戴上就很难摘下来。从事高利贷 的地主官僚往往凭借其政治地位和权力，肆意剥夺借 贷者的财产，甚至将其变为自身的债务奴婢。这便在 无形中影响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阻碍了财富的进一 步涌现与流转。 5. 由明朝社会转型来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 横向比较 16 世纪明朝中国与欧洲的社会转型状 况，我们遗憾的看到，虽然在世纪初明朝相对于西方 还存在着巨大优势——经济总量巨大、物产丰富、人 力资源丰富、政权统一稳定，然而，到世纪结束之时， 明朝中国的社会转型已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况，农 业、工商业、贸易、金融业均陷入了困顿。而欧洲却 后来居上，通过科技和制度层面的自主创新、迅速发 展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业，积累了大量财富，成功实现 社会转型。东西方的差距由此逐步拉开。深藏在这一 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究竟是什么，是当前学术界所热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66  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67 烈讨论的话题。 学术界通常认为，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想要 完成社会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要进行技术引 进和自主创新，实现“开放式的技术追赶” [20]。然 而 ， 相对于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对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社会 转型和持续健康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政府能否创造条 件实现财富的大量涌现，并使更多的财富流向社会中 下层，特别是对社会转型最具支撑作用的新兴阶层， 充分满足其自我肯定需求。只有使新兴阶层掌握更多 的社会财富，满足其自我肯定需求之后，才能给社会 转型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充分把握后发优势，从根 本上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各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 16 世纪欧洲王室、贵族和新兴阶层三方之间对于社会 财富的博弈体现为正和博弈，政府创造条件使三方的 财富都有所增加，适当满足新兴阶层的自我肯定需 求。社会整体富于活力和进取心，技术创新层出不穷， 社会各行业繁荣发展，国家因此得以顺利完成社会转 型并获得持续发展，并一直保持其领先地位到今天。 而同时期明朝皇室、官僚和新兴阶层三方之间对于社 会财富的博弈则表现为“三输”的零和博弈，皇室和 官僚之间既对社会财富的绝对支配权展开激烈争夺， 又共同掠夺社会中下层的财富，压迫新兴阶层，抑制 其自我肯定需求，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财富分配的矛 盾。导致社会体制陷于僵化，科技创新停滞不前，社 会各行业发展陷入困境，财政危机加剧，统治阶级最 终也难免灭亡。因此，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源源涌现， 并在各阶层间合理分配，就成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 一大中心问题。 现在的中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信息社会， 从欠发达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所面临 的内外部环境十分微妙——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起点较低，但发展十分迅速，通过制度技术创新和 对外贸易，财富得以大量涌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 成了具有知识、技能和创新精神的中产白领和知识分 子阶层；另一方面，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却严重失衡。 政府和垄断企业支配了绝大部分新创造的社会财富， 而包括新兴阶层在内的社会中下层在社会财富分配 中却处于不利的位置。这导致了人民大众建设国家积 极性受挫、新兴阶层创造性与进取心受到压抑，大量 人才外流，使得社会自主创新水平不高，产业转型久 不见成效，经济发展仍然过度依赖资金和资源的高投 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顺利转型和持续发展的严重隐 患。不过，由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和人民生活总体处 于较低的水平，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合理调配社会财 富来满足各个阶层的自我肯定需求。因此，政府应当 抓住现存机会，提升对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的重视，通 过合理调配社会财富的分配，真正建立落实社会保障 个人账户，使更多的财富流向社会中下阶层，做到“藏 富于民”，力求使人民大众特别是新兴阶层的自我肯 定需求得到适当的满足，从而增强社会活力，刺激技 术创新进步与社会各行业繁荣发展，最终在根本上推 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 年前的世界)[M].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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