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Empath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hibitory role of empathy on aggression was modulated by some factors, including age, gender, sex orientation and provocation et al. The integrated emotion system of psychopath and 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of aggression, to some extent, explaine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aggression. Future study should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empathy in conduct disord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cyber aggression. In the psychotherapy of offenders, the psychopathy and sex offender should be trained in empathy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possibility of reoffending.

Keywords:Cognitive Empathy, Emotional Empathy, Integrated Emotion Systems, 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Psychopathy, Offender Correction

共情与攻击的关系

宋平^1*，张乐雅²，杨波³

¹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事犯罪侦查系，辽宁 沈阳

²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³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16年5月28日；录用日期：2016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16年6月16日

摘 要

共情在个体社会性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共情与攻击的关系会受诸多变量的影响，如年龄、性别、性取向和挑衅等。关于精神病态的整合情感系统理论和阐释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有利于认识共情与攻击的关系。前额叶和杏仁核的功能缺陷或两者之间的功能连接问题可能导致个体出现低共情和高攻击行为。未来研究需要探究不同类型品行障碍青少年的共情特点及其神经生理机制，共情与网络攻击的关系需要关注。在罪犯矫治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罪犯的共情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共情训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犯罪的再发生。

关键词 :认知共情，情感共情，综合情绪系统，综合认知模型，精神病态，罪犯矫治

1. 引言

攻击到处可见。不可否认，攻击具有自我保护或争夺资源的作用，但会对其他个体或组织产生伤害，受害者会产生痛楚或愤怒等情绪。人类个体对他人悲伤会产生相应的厌恶反应(aversive response)，可能会激发亲社会行为和抑制攻击行为 (Singer & Lamm, 2009) 。若个体对他人的负性情绪识别存在困难，或者不能对他人的观点进行采择，可能会发生只顾自己的目标达成而采取攻击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要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而产生此种能力的前提是共情(empathy)。

Davis (1996) 认为，共情是对他人的体验或情绪的匹配状态和/或观点采择的过程，或者是对其他个体的情绪或处境的反应 (Davis, 1996) 。共情的个体发育具有生物性根源，哺乳动物在生存时需要分享同类个体的情绪和意图，并作出正确的反应。例如， Inbal等(2011) 发现，在笼子外可自由活动的老鼠会帮助被关在笼子内的“同胞”出来，并一起享用美味的巧克力 (Inbal, Jean, & Peggy, 2011) ，说明啮齿类动物对同类个体的不利处境会有亲社会反应。人类个体需要理解或感受他人的认知、情绪和动机才能维持有效的社会交往，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和减少攻击行为 (Decety, 2011) 。

研究发现，共情是攻击的抑制因子 (Miller & Eisenberg, 1988; Vachon, Lynam, & Johnson, 2013) 。低共情个体可能会表现出高反社会行为，并且持续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 (Hawes & Dadds, 2012) 。低共情与男性终生持续犯罪 (Eme, 2009) 、性犯罪再犯 (Bock & Hosser, 2013) 等存在关联。国外的犯罪矫治部门开展关于罪犯共情能力提高的训练项目。但有研究发现，共情与攻击的关系会受到年龄 (Hastings, Zahn-Waxler, Robinson, Usher, & Bridges, 2000) 、性别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共情的测量方式 (Eisenberg & Miller, 1987) 、挑衅 (Richardson, Hammock, Smith, Gardner, & Signo, 1994) 、性取向 (Sergeant, Dickins, Davies, & Griffiths, 2006) 、冷酷无情特质 (Muñoz, Qualter, & Padgett, 2011) 和精神病态 (Brook & Kosson, 2013) 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对两者的关系解读存在争议。另外，关于共情和攻击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仍处在初步阶段，因此，认识共情与攻击的关系机制，可为后续研究和罪犯矫治提供一定的启示。

在详细探讨共情和攻击的关系之前，先需要认识关于两者概念的具体界定：

目前，关于共情的概念界定多样。 Davis (1983) 认为共情包括四个维度：(1) 观点采择，对他人观点自动采纳的倾向；(2) 幻想，把自己转换到书、电影等虚构角色的感觉和行为倾向；(3) 共情关注，对他人的不幸进行他人导向的同情和关心；(4) 个人忧伤，在紧张的人际情境中自我导向的个人焦虑和不安 (Davis, 1983) 。心理学家们一般把维度(1)作为认知共情，并把维度(3)作为情感共情来开展研究。之后， Marshall (1995) 等提出共情的四个不同的阶段：a) 情绪识别，即区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b) 观点采择；c) 情绪复制，对观察到的情绪复制的能力；d) 反应决策，基于体验到经验的决策 (Marshall, Hudson, Jones, & Fernandez, 1995) 。这些过程涉及情绪和认知的共情反应，需要自我意识和区分自己和他人经验的能力。 Blair (2007) 认为，共情分为运动共情、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各自有不同的神经认知过程。运动共情是指对被观察者动作的镜像反应。情感共情是指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情绪反应。认知共情主要是指心理理论，是对他人精神状态的同形表征 (Blair, 2007) 。可见，共情涉及感知觉、情绪、认知和行为多个层面的动态过程。

攻击是指任何形式的指向其他生物个体的伤害行为，可能会导致受害者生理或心理伤害。根据攻击的形式分为外显攻击和关系攻击，外显攻击是指直接的、开放性的辱骂或恶意威胁，关系攻击则是指通过破坏对方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的攻击 (Prinstein, Boergers, & Vernberg, 2001) 。根据攻击的动机分为反应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 (Ojanen & Kiefer, 2013) 。“热血”的反应性攻击是在有压力和威胁的情境下自主本能反应，其特征是反应性的、冲动的和情绪性的，是受情感驱动的，而“冷血”的工具性攻击是受预谋的目标驱动的。工具性攻击，又称预谋性攻击，是受外部奖赏刺激而进行的目标定向行为。由于攻击概念的复杂性，为更好的理解共情与攻击的关系，文中攻击的范围 (Eisenberg, Eggum, & Di Giunta, 2010) 包括：1) 不同类型的攻击行为，例如，预谋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关系攻击和外显攻击；2) 有高攻击行为表现的临床障碍，例如，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 CD)和精神病态(psychopath)；3) 暴力犯罪和性犯罪。

2. 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相关理论

一般认为，共情对攻击具有抑制作用。 Davis (1983) 提出了共情抑制攻击的两种情形：一是，对被害者痛苦的情绪反应会减少攻击者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二是，观点采择可能会抑制攻击行为的发生 (Davis, 1983) 。两者分别代表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陈晶等(2005) 提出了共情抑制攻击行为的三种情形 (陈晶，关梅林 & 张建新，2005) ，与 Davis (1996) 的说法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上述研究仅提出了共情对攻击抑制的几种情形，但关于共情对攻击影响机制尚未有详细探讨。目前，解释共情对攻击影响的主要理论有：精神病态的综合情感系统和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

2.1. 综合情感系统

Blair (2008) 提出用整合情感模型(integrated emotion systems, IES)来解释精神病态的产生 (Blair, 2008; Blair, Budhani, Colledge, & Scott, 2005) 。此模型假设个体存在着由他人的恐惧或悲伤表情激活的系统，为避免由受害者产生的恐惧或悲伤表情引起的负性反馈，就会激活该系统并向腹内侧前额叶提供强化信息，腹内侧前额叶表征这些信息进行社会性决策，包括道德决策。精神病态个体在识别他人的恐惧或悲伤情绪上存在困难，这导致他们对厌恶信号的学习能力下降，不能引发共情反应，阻碍了正常的道德社会化进程，他们容易通过攻击的方式达到个体的目标。元分析发现，青少年的恐惧面孔识别缺陷与其反社会行为存在关联 (Marsh & Blair, 2008) 。如果他们曾经受到伤害或者是受害者，可能会引发敌意归因偏向，他们认为环境中具有更多的威胁信号，更容易通过攻击行为保护自己。

攻击者观察到受害者的疼痛和恐惧情绪后，并自动的对其进行体验，攻击者会对受害者的痛苦产生情感共情反应，从而可能会停止或减少攻击行为。男性成年暴力犯群体的情感共情对其预谋性攻击的负向预测作用力最强。但共情对攻击的抑制作用会受到挑衅因素的影响，当攻击者没有受到挑衅时，目标的疼痛和忧伤线索会减少攻击者的攻击行为，但在由愤怒引发的攻击行为中，受害者的痛苦反应反而可能会对攻击起到强化作用，而非抑制作用 (Baron, 1979) 。

2.2. 综合认知模型

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假设了从敌意情境刺激到愤怒和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的认知加工过程，并考察了敌意解释、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三种认知加工过程对攻击的影响 (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认知共情对上述三种认知加工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影响。认知共情对由挑衅引发的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可能存在两种方式：首先，认知共情直接抑制愤怒的唤醒。如果攻击者认为挑衅者不是故意的，而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合乎情理的，那么人际间的愤怒唤醒可能会随之减少；其次，高观点采择者能力者能够维持高水平的认知控制。在冲突情境中，具有采纳他人观点能力和意向的个体会对他人的处境有更多的理解，会出现更少的敌意和攻击行为 (Iannotti, 1978) 。 Day等(2011) 发现，在大学生和暴力犯罪群体中，观点采择是由挑衅引起的愤怒反应的最强预测因子 (Day, Mohr, Howells, Gerace, & Lim, 2011) 。

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能力存在互利作用 (Benson, Sabbagh, Carlson, & Zelazo, 2012) 。执行功能成熟的个体的认知共情能力可能更高，更多注意他人的想法或感受，容易产生亲社会行为，而非攻击行为。反过来看，心理理论能力存在缺陷的个体，其执行功能可能存在问题，在具有引发愤怒或者敌意的刺激情境下，容易产生冲动性攻击。

3. 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神经生理机制

共情和攻击都涉及多个心理层面，两者的神经生理机制可能存在一定的重合。前额叶和边缘系统等在攻击和共情中都起到一定作用。因此，前额叶和杏仁核若存在结构或功能缺陷，或者两者的功能连接存在问题，可能会发生低共情和高攻击行为的问题。另外，皮质醇水平的异常可能会导致低共情和高攻击行为的发生。

3.1. 前额叶

前额叶在执行功能控制和社会行为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前额叶存在结构或功能缺陷会加大发生低共情和高攻击行为的风险。血清素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共情主观感受的降低 (Camí et al., 2000; Vollenweider, Gamma, Liechti, & Huber, 1998) ，而前额叶的血清素功能失调是冲动性攻击发生的风险因素 (Dougherty et al., 2004) 。

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 OFC)是前额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有紧密联系。OFC在情绪管理、情感控制、奖惩监控、计划和决策任务中起重要作用。精神病态个体的OFC存在缺陷是由于杏仁核对情绪刺激(包括悲伤信号)的反应不足造成。眶额叶具有缺陷的个体的面孔识别能力下降并且反应性攻击增加 (Blair & Cipolotti, 2000; Hornak, Rolls, & Wade, 1996) 。

腹内侧前额叶在道德和攻击决策中有重要作用，并且与冷酷无情特质存在关联。腹内侧前额叶损伤的个体倾向于忽略道德困境中的情绪因素而做出功利性决策。 Lotze等(2007) 通过改进的泰勒攻击范式(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TAP)创设引发大学生反应性攻击的情境，并同时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测量被试的脑活动，结果发现，低冷酷无情(Callous-Unemotional, CU)个体在观察他人遭遇攻击时，其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更高。在反应性攻击的过程中，腹内侧前额叶的激活反应可能与对遭受惩罚的对手的同情有关 (Lotze, Veit, Anders, & Birbaumer, 2007) 。

3.2. 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在个体的社会交往中有重要作用，此神经环路的功能在女性中更强。哺乳动物大脑的边缘系统负责母亲和后代的社会交往，共情的个体发育可能源于此项功能。杏仁核是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情绪加工功能。相对于正常组儿童，CD儿童在加工负性情绪图片时，其左侧杏仁核和扣带回激活减弱 (Sterzer, Stadler, Krebs, Kleinschmidt, & Poustka, 2005) 。CD患者对压力反应的唤醒水平低，这使得他们对表征压力和悲伤信号的加工能力下降，而同时患有破坏性障碍和CU特质的儿童会有更低的唤醒水平，杏仁核的激活水平更低，从而可能发生更严重的攻击行为 (Shirtcliff et al., 2009) 。新近研究报告，相对于正常发展和注意缺陷多动症儿童，高CU特质反社会行为儿童的杏仁核对他人的悲伤信号(恐惧面孔)加工相对较弱 (Jones, Laurens, Herba, Barker, & Viding, 2009) 。

3.3. 前额叶和边缘系统的功能协调性

由上述可知，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对共情和攻击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前两者的功能协调性也对后两者的关系起重要影响。 Blair (2007) 认为，精神病态者的情感共情障碍可能源于其杏仁核功能缺陷 (Blair, 2007) ，这使得其向前额叶传递预期的强化信息的功能减弱，决策能力下降，患者产生挫折感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加大。 Decety等(2009) 发现，相对于正常对照组，在观察他人疼痛时，CD青少年的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耦合水平(coupling level)低 (Decety, Michalska, Akitsuki, & Lahey, 2009) 。Marsh等发现，当高CU反社会儿童在观看恐惧面孔表情时，其杏仁核和眶额叶之间功能耦合性降低。另外，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程度减弱的青少年儿童的CU症状最严重。

3.4. 外周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与攻击、共情以及相关的行为和存在紧密联系。 Raine等(1997) 发现，具有高CU特质或者反社会行为的儿童和成年个体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水平低 (Raine, Venables, & Mednick, 1997) 。皮质醇是外周神经系统活动的生理指标之一，其在情绪相关的学习和记忆中起主要调节作用。低皮质醇水平与高CU特质和反社会行为存在关联。目前，尚无研究关注共情和皮质醇的关系，皮质醇通常与焦虑症状和其他的内化问题存在关联，因此共情行为需要最佳的唤醒水平反应。在中高等的皮质醇水平和相应的内在忧伤状态，从而有利于进行共情 (Eisenberger, Taylor, Gable, Hilmert, & Lieberman, 2007) 。

4. 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研究进展

近40年来，关于共情和攻击关系的研究已在儿童、青年和成年群体中展开。总体而言，共情与攻击呈负相关，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共情成分或类别(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一般共情，受害者共情和特定受害者共情)，攻击类型的多样性(反应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测量的群体(正常群体和犯罪群体；不同年龄组的群体)和不同的测量方法(主观报告、情境实验测量等)可能导致两者的关系不同(无相关、负向关系和负向关系受第三变量的作用)。但通过总结，可以从共情因素、攻击因素和其他因素三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认识：

4.1. 共情因素

4.1.1. 类型

不同类型的共情或共情的不同成分对攻击的影响存在差异。Feshbach等(2006)认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对身体欺负行为都存在抑制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共情起更重要的作用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在未成年群体中，情感共情低的儿童存在更高攻击行为，但认知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Lovett & Sheffield, 2007) 。 Shechtman (2002) 认为，存在身体攻击行为的男性儿童的情感共情水平更低，但在认知共情上无显著差异 (Shechtman, 2002) 。 Jolliffe和Farrington (2006) 发现，高欺负行为儿童的情感共情能力较低，但认知共情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总体而言，在青少年群体中，与认知共情相比，情感共情与身体欺负行为存在更强的负相关，并且此关系在不同传统类型的欺负行为中都有存在。

在成人群体中， Jolliffe等(2004) 对35个研究(其中21个是关于认知共情，14个关于情感共情)进行元分析发现，认知共情与犯罪显著负相关，效果量为-0.48；而情感共情与犯罪的负相关相对较弱，效果量为−0.11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4) 。性罪犯存在一般共情能力的缺陷，但有的研究发现，性罪犯可能仅对其受害者的共情存在缺陷，而不存在一般共情能力问题，甚至性罪犯的一般共情能力要比正常人群高 (Varker, Devilly, Ward, & Beech, 2008) 。Tracey等(2008)认为，青少年性罪犯可能仅存在对受害者的共情缺陷，是否存在共情缺陷要看具体的人群 (Varker et al., 2008) 。根据共情对象涉及范围，共情还可分为一般共情(即共情特质，是指对所有其他个体的共情)、受害者共情(对某一类受害者的共情，如妇女和儿童)和特定受害者共情(对自己侵害的受害者的共情)。

4.1.2. 测量方法

共情的不同测量方法对共情影响攻击的关系不同。 Miller等(1988) 通过对共情与攻击关系的元分析发现，自我报告测量的共情与攻击存在从低到中等程度的负相关，而其他方法测量的共情(比如情绪面孔或看图片、电影引发的共情)与攻击不存在此种关系，通过情境诱发共情的研究却发现，情境共情与外化障碍或攻击的关系是正性的 (Miller & Eisenberg, 1988) 。主观报告测量的共情是个体在许多情形下的一般性反应，即特质共情，而非对情境的直接的共情反应，较少受到被试要求特征的影响。在实验情境下测量的共情更多表现为对情景需要的反应，即状态共情，被试的要求特征较为明显，当时情境的影响较大，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例如，与一般研究相矛盾的是， Gill等(2003) 发现，具有攻击行为的2岁儿童比非攻击行为儿童具有更高的情境共情 (Gill & Calkins, 2003) 。 Feshbach (1969) 发现，4~5岁男性儿童对听过的小插曲主观报告的情境共情与教师报告的攻击呈正相关 (Feshbach & Feshbach, 1969) 。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共情和攻击存在共同的一般唤醒能力、情绪性等因素 (Feshbach & Feshbach, 1969; Gill & Calkins, 2003) 。由于共情包含多个心理因素，不同的测量方式可能涉及共情的不同侧面。共情的某些侧面涉及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可能与攻击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存在重合，再者，攻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故而并不排除高共情和高攻击并存的现象。

4.2. 攻击因素

不同类型的攻击受共情的影响不同。在儿童群体中， Yeo等(2011) 通过对儿童的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认知共情时，情感共情与身体攻击相关；在控制情感共情时，认知共情与间接攻击存在相关；而此两种共情共情与言语攻击都不相关 (Yeo, Ang, Loh, Fu, & Karre, 2011) 。但有些研究发现，儿童的共情得分与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存在负相关 (LeSure-Lester, 2000; Strayer & Roberts, 2004) 。在青少年群体中，共情(或同情，亲社会行为)与间接攻击、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存在负向关系 (Kaukiainen et al., 1999) 。在年轻成年男性群体中，同情与关系攻击呈负相关。在年轻的女性成年中，共情与总体的攻击行为呈负相关 (Loudin, Loukas, & Robinson, 2003) 。在成年群体中，同情与言语攻击呈负相关 (Teten, Miller, Bailey, Dunn, & Kent, 2008) 。可见，在不同年龄阶段，共情与不同类型攻击的关系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低共情对攻击起助长作用。

共情与犯罪的关系也受到了很多关注。 Ellis (1982) 通过对12~18岁之间的331名青少年罪犯和64名非罪犯的研究发现，在青春期间，青少年犯的共情发展出现了滞留和停滞，而非罪犯群体的共情水平出现了一种随年龄而发展的趋势 (Ellis, 1982) 。性犯罪与共情的关系也受到了关注。在童年期受到更多身体虐待的性罪犯对其性侵的成年女性的受虐共情更少，并且报告有更多的成年受害者 (Simons, Wurtele, & Heil, 2002) 。但Joachim等(2012)发现，通过对性罪犯共情的多维度测验发现，施虐型性罪犯与非施虐型性罪犯在情感共情上的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Nitschke, Istrefi, Osterheider, & Mokros, 2012) 。

4.3.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两者各自的因素影响外，近50多年的研究发现，被试的年龄、性别、智力、性取向以及情境因素等都会影响共情和攻击的关系。

4.3.1. 年龄

年龄对两者的关系存在影响。 Lovett等(2007) 通过综述发现，情感共情缺陷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在儿童群体中并不一致，而在青少年群体中，两者的负向关系更加一致。儿童期的共情与攻击的关系并无一致的关系，而在青少年群体中共情与攻击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Lovett & Sheffield, 2007) 。纵向研究表明，共情与攻击或者外化障碍之间的负向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Hastings, Zahn-Waxler, Robinson, Usher, & Bridges, 2000) 。 Hinchey等(1982) 对问题行为儿童的研究发现，共情与攻击的相关强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Hinchey & Gavelek, 1982) 。两者的关系随着年龄而逐渐稳固可能是由于边缘系统与前额叶之间的功能失调所致，随着年龄的增长，边缘系统缺陷可能不能足以对外界不断增多的情绪刺激进行反应，例如通过悲伤信号来提高或者维持情绪学习和记忆。

4.3.2. 性别

性别对共情与攻击的关系也存在影响。女性儿童要比男性儿童具有更高的共情水平，并且持续于整个儿童期。在成人期，女性在社会压力的反应性更强，比男性要倾向于帮助他人 (Shirtcliff et al., 2009) 。男性儿童具有更高的CU水平并且发生CD的起始时间更早 (Davis, 1983) 。男性终生持续性犯罪的比例要远高于女性，再者男性持续犯罪者表现出低共情的神经心理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性别对共情和攻击之间关系的影响。 Jolliffe等(2006) 的研究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发现，女性的低情感性共情和暴力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相关，但在男性中此关系并不显著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6) 。

4.3.3. 挑衅

在实验研究中，共情对攻击的抑制作用会受到挑衅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Richardson等(1994) 发现，在中等挑衅的情况下，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最大，在低挑衅情况下，男性之间进行比赛时，高观点采择能力者会有更少的攻击的行为，但在高挑衅的情况下，观点采择的抑制作用消失 (Richardson et al., 1994) 。在 Polk(1976) 的研究中，被试充当“老师”有机会对被帮助的学习者施加疼痛的噪音，结果发现，获得角色采择控制的被试会有更少的攻击行为，但受到挑衅的影响后，角色采择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会消失 (Polk, 1976) 。新近研究表明，高特质共情的个体在低挑衅赢后的攻击行为要低于低特质共情个体，而在高挑衅状态下，则两群体的攻击行为差异消失 (宋平，2011) 。

5.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共情与攻击呈负向关系，但会受到诸多第三变量的影响，包括共情的测量方法、年龄、性别和挑衅等因素。通过精神病态的综合情感模型和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共情对攻击的抑制作用。前额叶和杏仁核功能缺陷或者两者的连接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共情缺陷并加大了发生攻击的风险。共情训练在罪犯矫治中的应用尚待进一步细化和实证研究验证。

5.2. 展望

首先，共情的界定和测量需要明确和细化。在先前研究中，部分共情测量量表缺乏表面效度，部分量表具有较高的表面效度，但可能包含测量同情的题目，而非共情。另外，针对性罪犯群体的共情量表测量需要针对性，需要考察其对受害者的共情特点，而非仅考察一般共情能力。

其次，高CU型CD青少年的共情发展特点和神经生理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究。截至到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探究高CU型CD与低CU型CD青少年的运动共情、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的发展特点和神经生理机制的差异。精神病态群体具有情感共情缺陷，而认知共情能力相对完整，但这些研究中大多数没有对精神病态的不同亚型的共情特点进行比较，例如原发型精神病态(primary psychopath)和次发型精神病态 (secondary psychopath) 的共情特点及其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尚未得知。。

再者，网络犯罪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网络具有匿名性，这使得攻击者可以不直接面对受害者进行攻击，低共情个体是否会表现出高网络攻击行为？高共情个体是否会表现出低的网络攻击行为？新近研究表明，相对于非网络欺负者，网络欺负者共情反应性更低 (Ang & Goh, 2010) 。但两者的关系可能会受到选取的样本、年龄以及性别差异的影响。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究共情与网络攻击的关系，以及其他变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最后，在罪犯的心理矫治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罪犯需要进行个体化的心理辅导。在共情能力提高方面，对精神病态和预谋性暴力犯需要进行长期的情感共情训练，其中包括对他人恐惧、悲伤等情绪的识别能力的训练。对冲动性暴力犯进行执行功能训练，从而会提高其认知共情能力，提高他们在冲突情境中设身处地思考的能力，减弱敌意归因倾向，降低他们的愤怒唤醒水平，减少反应性攻击发生的可能性。针对性罪犯，在提高一般共情能力的基础上，还需要提高他们对受害者的共情能力，改正认知偏差，让其认识到其行为对受害者的不利影响和严重后果。另外，根据共情与攻击关系的神经生理机制可知，可运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结合来对具有特殊需要的罪犯进行相应的干预。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少年暴力犯风险评估工具与矫正项目开发(14JYB018)；司法部“罪犯循证矫正理论与实践”项目资助。

文章引用

宋 平,张乐雅,杨 波. 共情与攻击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Aggression[J]. 心理学进展, 2016, 06(06): 653-663.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608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