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05 No.06(2016), Article ID:19162,7
pages
10.12677/ASS.2016.56114
The Challenges of
Yanxiang Kuang, Jing Che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Nov. 18th, 2016; accepted: Dec. 5th, 2016; published: Dec. 8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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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Keywords:China’s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inking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挑战及其思考
邝艳湘,陈静
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16年11月18日;录用日期:2016年12月5日;发布日期:2016年12月8日
摘 要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其核心在于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一发展道路面临着来自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表明,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仍有模糊之处,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在于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寻找到和平有效地解决我国在核心利益方面面临的各种现实挑战。
关键词 :和平发展道路,挑战,思考
1. 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疑虑,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海军威胁论”,等等 [1] 。为应对中国威胁论,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战略”。最早提出观点的是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2003年10月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亚洲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同年11月底,龙永图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2004年下半年以后,考虑到“崛起”对西方人而言颇为刺耳,在不改变其基本精神和内涵的情况下,“和平崛起”改为更低调的“和平发展” [2] 。
2005年12月和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别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两个白皮书,重点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等问题,向世界郑重地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进行了概括。该白皮书指出,“从更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看,和平发展道路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3] 。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双重任务,“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 [3] ,因此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质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其出发点在于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以消弭国际上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心。但是和平发展道路迄今为止面临着来自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多个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表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要破除“国强必霸”的逻辑,不仅需要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应找到有效和平地解决我国当下面临的挑战的办法。
2. 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理论挑战
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在西方颇有影响力,它们不仅是催生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对我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
“霸权稳定论”最初由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提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修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重要理论依据。“霸权稳定论”认为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必须有国际公共产品,唯有霸权国家才有能力和意愿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因此霸权体系有利于世界和平,只有当国际社会中存在大国霸权时,才能够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但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新崛起国将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挑战,最终破坏现有国际体系结构,从而使国际秩序发生根本变革。为此,霸权国要警惕和防范,有效应对和控制现有秩序的挑战国和一切潜在的威胁因素 [4] 。
“权力转移”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根斯基提出来的。该理论主要分析国际体系中处于体系顶端的主导性大国与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关系,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导致新的权力分配,从而实现权力转移。在主导性大国与崛起中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一方竭力要维护既得利益,因而会千方百计遏制和阻挠任何不满现状的潜在大国,这时爆发“防御型战争”(defensive war)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后者为了打破现状完成权力转移则必须发起对主导性大国的挑战,即使后者希望推延这种转移,把实力对比优势继续留给领导国家,爆发“进攻型战争”(offensive war)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 [5] 。因此,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将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扩张性的权力追求、进而产生新的权力冲突,并导致不稳定、甚至战争。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七八种文明,各种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未来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非西方文明最有可能实现联合,从而进行反对西方的合作。中国则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实现合作的核心国家。因此,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对西方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亨廷顿还认为中国的争霸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6] 。
“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又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之所以民主国家之间能够彼此和平相处,在于三个原因: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国内政治文化;民主国家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因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而加强 [7] 。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霸权的逻辑几乎无处不在,“国强必霸”、武力和扩张必然与大国崛起相伴随,似乎成为不可变更的历史模式和判断逻辑,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崛起必然会与现有的霸权产生摩擦,这不是理论,而是自然的定律。” [8] 。中国所宣示和倡导的和平发展,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已。美国的“中国通”白邦瑞就曾宣称,战国时代越王勾践“韬光养晦”,最后灭了吴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国,30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完蛋 [9]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谈到中国“与邻为伴”的外交政策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示:“那只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强大,所以中国需要这么做。如果将来中国强大,一定会控制这些国家,限制他们的发展,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10] 。
此外,由于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规范的有效约束,因此西方国家从不同利益和角度出发,对中国未来走向表现得“忧心忡忡”,充满疑虑和不信任。显然,如果霸权逻辑真如西方某些国际关系理论所论证的那样是“自然定律”,那么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不可能的,战争式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
3. 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历史和现实挑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以西欧近代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而在过去的五百多年欧洲历史中,霸权扩张成为经久不衰的交响曲。近代史上世界范围内先后涌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九个大国,这些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无一不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掠夺别国资源、占领世界市场和谋求霸权的道路,以至于近代欧洲的战争连绵不断,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霸,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无不以生灵涂炭与血流成河诠释着霸权兴衰的逻辑。
不仅如此,霸权的更替也往往是以战争的形式完成的,近代以来七次新兴国家对霸权的挑战中有六次以战争形式爆发,虽然崛起强权在挑战既有强权时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结果反而造就了新的强权,例如法国挑战葡萄牙与荷兰,没有成功,成就了英国;法国挑战英国(拿破仑战争),没有成功,英国继续其第二周期的霸权;德国挑战欧洲强权也没有成功,却成就了美国的霸业,但是霸权角逐进程中总是充满着冲突和战争。
因此,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似乎也表明和平崛起是几乎没有先例的。即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虽然美英之间没有战争,但是却是借助战争之机实现新旧霸权的更替的。所以当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时,“对外扩张”、“谋求霸权”,成为对中国未来的描述和推断。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比较严峻的,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最为迫切:第一,美国的战略挤压;第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
第一,美国的战略挤压。“9·11”后,美国身陷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无暇东顾,中国充分利用21世纪头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投入了巨大资源来拓展战略空间。为了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发展,避免中国过快地取代美国,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领导权,美国积极全面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力量分配向东转移,重点加大对亚洲的投入,如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逾60%战略武器已部署到位 [11] 。美国试图打造以日本为起点,经东南亚、印度到阿富汗的C形包围圈,对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空间形成包围之势。
同时为了进一步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推波助澜,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美国的干扰和捣乱,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致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中美爆发冲突或亚太局势恶化,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能缩短甚至提前结束。
同时,美国全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调整,重新塑造全球经济规则,以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为切入点,排挤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维护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巩固美元货币体系。还有,美国拉紧与欧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上与俄争夺激烈,继续挤压俄战略空间。这也是从西面策应其“亚洲再平衡”战略布局,应对中国“西进”战略,防止中俄抱团 [11] 。
第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我国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但我国周边国际环境具有邻国多、人口多;大国多、强国多;差异大;矛盾集中,热点集中等基本特点。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地区,周边地区消极因素有所增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政治右倾化,对华政策强硬。日本将领土争端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调整安全政策,加强日美同盟。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明确表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其次,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美国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与有关国家围绕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繁。再次,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不断加强军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投巨资加强在亚太应对“反介入威胁”的能力;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20年花费2750亿澳元(约合2730亿美元)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日本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2010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及覆盖范围为近年来之最;东盟国家开始加强防卫产业合作 [12] 。
因此,中国的周边政治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中钓鱼岛争端和南海岛屿争端无疑已然成为我国急需应对的麻烦。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印尼、澳大利亚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是其中一些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但中国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经济上的红利没有转化成政治、安全和战略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中国周边战略困境的局面。” [13] 。
4. 和平发展道路的模糊性
和平发展战略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是这一战略仍然有其模糊之处。
首先,什么才是和平?当然是指无冲突状态。但是国际冲突有不同的类型,既指国际危机,也指国际战争,而国际战争中又包含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平是指没有哪种冲突时的状态呢?对此阎学通教授指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和平崛起”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范畴之内。因此,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 [14] 。这一观点指出了界定“和平”的重要性,而对和平的界定直接关涉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操作性和可信性。鉴于“和平发展”道路主要是为了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平”状态则指没有大规模的体系战争,那么地区战争或者小规模的冲突发生应该归类于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呢?
第二,当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和平发展道路如何坚持?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他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当前我国政府宣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以牺牲我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不仅中国要和平发展,其他国家也要恪守和平发展战略,那么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和平发展是有底线有条件的。如果其他国家突破了这些底线,中国是放弃和平发展战略抑或是坚守和平发展战略呢?有条件和有底线的和平发展战略还能被称为和平发展战略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其他国家主动挑起冲突,中国是“战”还是“和”呢?
5. 结语
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经过3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发展道路意在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避免那种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老路,表明即便是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着来自理论、现实和历史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给我们提出了以下启示,需要我们对于这一发展道路给予更多的思考。
第一,“国强必霸”是一种主观愿望,抑或是客观规律。中国提出和平发展道路虽有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和平意愿,但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疑虑和担心似乎并未减弱。究其原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逻辑”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西方的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乃至文明冲突论等理论皆认为霸权的更替将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仅凭主观的和平愿望是不可能打破客观规律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崛起过程中战争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换言之,无论我们怎么强调和平发展愿望,西方国家仍心存疑虑,似乎惟有中国“自废武功”或者实现西方民主政治转型才是真正可信的和平崛起方式。因此,我们在应对中国威胁论,论证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时,不仅需要更多的思路,而且还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
第二,外部的制约不是根本性挑战,真正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是来自国内问题。中华不自乱,无人可乱华 [15] 。我国要实现和平发展首要的目标是要实现发展,而中国国内的发展面临许多新课题,如“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悖论、维稳和维权的两难、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平衡、理性政策选择和民粹主义制约等” [16]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而另一方面,战争往往被视为一种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转嫁国内矛盾的有效方式,因此,正确处理我国内部矛盾,更好地解决民生发展等问题,才是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中之重。
可见,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战略以来的十多年,中国在各种场合进行阐释和宣示,反复表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但是收效却甚微,中国威胁论依然甚嚣尘上,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还未能发展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应对或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逻辑;另一方面,和平发展这一战略本身仍存在诸多模棱两可之处,和平发展究竟是自缚手脚,而坐视核心利益的丧失,抑或是自圆其说,可任意解释。
总之,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社会仍然相信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托辞,当前的和平道路只是因为条件尚不具备,能力不够,待来日羽翼渐丰,有能力之时中国就会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在于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寻找到有效地解决我国在核心利益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和平”方法;既要考虑体系这一宏观层面的和平,同时也要考虑地区等中微观层面的和平。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湖南省2015年普通高校教改和中南大学2015年教改立项项目“引入‘阅读’式教学法提高高校思政理论课的实效性”。
文章引用
邝艳湘,陈 静.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挑战及其思考
The Challenges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and Some New Thinking[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05(06): 807-813.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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