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During seven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economy continued to grow at a high speed while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did not change substantially.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ustainable, and intensive growth is the only choic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stage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find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still mainly dependent on the growth of factor inputs, and the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necessity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the external pressure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but also internal demand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puts forward strategic choic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70 Years of New China, Economic Growth Mo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 阶段性分析

付王强，吴春雅，谢元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20年5月20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0日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集约型增长是不二选择。本文首先剖析四个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未根本改变；然后阐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不但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更是内在诉求。最后结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未来转型提出了战略选择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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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选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广义而言，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某种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和效果的方式。我国专门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的文献数不胜数，但是多数都是侧重于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两大方面。根据投入要素比例的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根据要素配置效率的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根据经济制度的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国家计划型与市场配置型。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是经济增长的重心，从要素使用的增加转移到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整个经济的资源再配置的优化以及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不断地变迁，各项决定因素也正处于日异月更的变化当中。作为世界上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经济转型期必然要求经济增长方式随之转型。同时，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许多国家造成影响，中国经验正为更多国家学习和借鉴。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不但是本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了全球意义——它将较大程度地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本选题旨在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从多个方面来探究经济增长方式具体表现，并针对性的提出建议，以期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步协调、相辅相成的目标，为达到平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通常认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四个维度：一是从速度型效益向质量型效益转变，保障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稳定；二是从行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再配置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四是从工业制造业开放转向以服务业全面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领域的效率和竞争力。本选题的研究尽可能同时兼顾这四个维度。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国内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理论探索发起于改革初期，大部分国内学者从中国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多方面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经济的实施导致了经济增长粗放。林毅夫等(1994)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会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希望通过建立一整套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实现经济建设的赶超 [2]。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旧粗放。蔡昉(2013)认为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要素的增长 [3]。卫兴华等(2007)认为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特殊国情和制度安排有关 [4]。

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型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吕铁等(1999)认为保持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道路 [5]。刘国光(2001)认为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6]。吴敬琏(2005)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经济体系，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 [7]。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依赖于诸多因素，张卓元(2004)认为要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评估应该从社会、制度、生态等多方面进行 [8]。

2.2. 国外研究

国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研究和探讨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中发展起来的。

North (1968)认为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这一切的核心要素是制度 [9]。Naughton (2010)认为，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且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些危机，中国必须用新模式改变其经济增长 [10]。Song & Zilibotti (2011)认为中国的资本配置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 [11]。Oliva (2018)认为保持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将中国经济平稳过渡新常态阶段至关重要 [12]。

2.3. 简要述评

国外学者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能够准确把握的不多，由于对中国特殊的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自然很难触及中国经济核心要素和成功根源。

相对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内部一致性和复杂性的看法和理解较为严密和精确，能够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探究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原因、历史阶段以及发展战略。

学者们大致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等等。

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要赖于以上诸因素自身素质的提升和相互协调。

3.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创造了奇迹，期间的经济发展历程，体现的是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胜利。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和开放之后的40年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经济模式的构成中脉脉相通。改革开放前30年，通过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奠定了之后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40年，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从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两个阶段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3.1. 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优先推动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计划经济导致消耗高、浪费多、效率低的问题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层出不穷。

如图1和图2所示，从1952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GDP从679.1亿元增加到了3624.1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7%。然而，由于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经常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变迁和不可抗力事故的发生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经济发展波动极大，从1958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196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为−27.3%，直到1962年才略有回升。截止到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385元，在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的观念驱使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低下，中国人民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全球来说依旧低下。

图1. 1952~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走势

图2.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走势

如表1所示，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农业所占比例很高，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例较低，为了改变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政府决定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表1. 1952~197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而得。

3.2. 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成规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由制度创新驱动，在制度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断地进行着转变，在调整改进原有的经济结构和解决遗留问题的同时，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动力以及市场对各类要素的高效配置作用，继续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从增长动力的角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各类非国有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一种过于稳定的状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了收入分配，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和转移使经济迅速活跃了起来 [13]。在当时经济和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推动了商品生产领域快速发展，在市场化的主导下呈现经济粗放式增长。这一时期的行业发展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维持了近乎10年的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变化呈现出极大的反差，如图3所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几乎呈现相反的态势。这一时期，某一产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另一产业的衰退，很难出现三次产业共同发展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1978年至1991年的乡镇工业和人们对于生活用品的旺盛需求，导致轻工业产值持续增加，重工业投资的收缩以及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的倾斜，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的重点是发展轻工业，改善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不平衡。

图3. 1978~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走势

第二阶段(1992~2011年)：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投资和出口为核心驱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但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都已经大大增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如图4和图5所示，全面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外来投资愈发迅猛，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的阶段，非国有经济部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虽然外来投资增长率在1993年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外来投资金额在总体上还是保持着上涨的态势。外国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带来了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且位于产业链的低端的加工型企业，虽然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图4. 1983~2018年中国外来投资金额走势

图5. 1983~2018年中国外来投资增长率走势

2001年，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之下，国际市场的扩张加速了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如图6所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的40%左右逐渐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的出口，使中国的外贸发展欣欣向荣，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6.7%逐渐上升，表明这一时期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逐渐增强。

图6. 1978~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走势

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出口型加工贸易失去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为了维持生产，只能减少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的支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致使国民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低端的加工型企业还造成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国外市场，过于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和环境破坏等等问题，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进一步转型。

第三阶段(2012~2020年)：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逐渐向集约型增长过渡的经济增长方式。

2012年，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约束性指标纳入评估经济增长高质量的范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4]。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加速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创新能力匮乏和资源环境恶劣等等。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其环境产生了很大的代价，代价之一是严重的空气污染。

如图7所示，近年来中国的PM2.5年平均暴露浓度虽大幅下降，但依照国际标准仍处在较高水平。自2012年起，中国在应对上述环境挑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包括改善了主要城市区域的空气质量。涵盖2011年至2020年的“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对中国环境治理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自2013年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中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有很大进展，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许多城市的污染严重程度趋于减轻。

图7. 1990~2017年中国PM2.5空气污染年平均暴露浓度变化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质上依旧粗放，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要素的投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掉的资源不断增加，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收到诸多限制。中国能否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取决于中国能否提高创造价值和实现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能力。

4. 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发展的若干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世界制造业强国演进，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中国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要遵循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迈向高质量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对国家的经济质量和经济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然不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道路面临战略性抉择。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核心，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齐头并进。

(1) 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思想。发展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时代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来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发展理念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指通过(制度、技术、管理)创新和(对内、对外深度)开放，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的经济发展，这不仅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的调整，更是对中国发展的根本改变。鉴于新兴的国际形势和资源环境的困境，中国必须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确立完善“低消耗，高产能，能再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制度，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2) 稳定经济发展水平是第一要务。诸多实践经验证明，片面地追求数量的粗放增长必将引起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波动，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够合理而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渡时期，只有进行深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才能彻底消除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与此同时，在充分认识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下，将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放在优先位置，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平稳较快发展的新趋势。

(3)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强大动力。目前中国在经济工作中，缺乏一套完整的政策措施，以促进集约型经济增长，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未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等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相互影响和作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一切的根本就在于经济体制。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历程来看，制度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实现现在的经济增长，这可以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停滞中看出。

5. 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历史背景以及相关经济指标等方面的考察，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施以优先推动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对新中国来说，是伟大的赶超战略所必需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面高速发展的基础是这一时期所奠定的。

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特征依旧是粗放型的，但逐渐有了向集约型努力过渡的趋势。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1978至1991年以各类非国有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1992至2011年以投资和出口为核心驱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2012至今是加快自主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逐渐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阶段。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增长是以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为核心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要特征的，体现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虽然进入新世界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雏形，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根本特征仍未根本改变。面对资源环境每况愈下的困境，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我国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客观前提，无疑就是要加速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5.2. 政策建议

就长期而言，只有以党中央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长期稳定发展。就近期而言，也只有在五大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加快实现要素的集约利用、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转型。为此建议：

(1) 通过改革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高科技智能化武装各产业，要在关键技术上求得突破，要充分发挥物联网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作用，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高质量发展，充分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力争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方面取得突破。

(2) 通过结构调整形成大宗产品内循环体系。这次疫情提醒我们，国际环境一旦恶劣，进出口受阻，国家就必须实现经济内循环为主，以抵御外部经济波动造成的风险，以抵消外部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中国人口基数大，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市场的潜力十分巨大，这样一个足以跟生产规模匹配的市场，绝大多数产品完全可以自产自销，实现经济内循环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优势，要着力扩大内需，较大幅度地调整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国内供求结构，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社会经济增长同步协调，全面推动集约型经济增长。

(3) 通过制造业重新分工布局，从更深层次改变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小企业主要承担国计民生的大宗中低端产品，确保经济内循环，强势的大型企业主要负责出口，与国际经济保持联系，争取国际地位。这需要改变政府投资行为，提升产品价值链水平，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同时也需要企业从利用技术转向产生技术，细分不同需求的产品类型，在满足经济内循环的同时也能应对国际经济往来。

文章引用

付王强,吴春雅,谢元态. 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阶段性分析
A Phased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the Seventy Years of New China[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09(06): 787-79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611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