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04 No.06(2014), Article ID:14339,8 pages
10.12677/AP.2014.46106

A Study on Impact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Feng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Email: zhangfeng915@126.com

Received: Oct. 15th, 2014; revised: Oct. 21st, 2014; accepted: Oct. 31st, 2014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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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impact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175 migrant workers were surveyed by 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Q) and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of impact factor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well-being and impact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eve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is not high; 2)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age, marriage, and income have influenc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significantly; 3) both the identity of farmer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hange farmer identity have influenc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 being significantly.

Keywords: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Impact Factors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张峰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烟台

Email: zhangfeng915@126.com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15日;修回日期:2014年10月21日;录用日期:2014年10月31日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175名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幸福问卷和自编影响因素问卷,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水平不高;2)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3) 认为自己是否是农民以及想不想改变农民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均存在显著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

1. 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差别;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务农经历较少,而外出动机发生了根本性转向( 王春光,2001 )。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并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是“80后”、“90后”的一部分。据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超过一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重要意义。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可以分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两大分支。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进行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具有主观性稳定性与整体性等特征( Diener, 1995 );心理幸福感更多强调一种人潜能的自我展现,包含自我接受、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环境控制、生活目标、自主性、个人成长等6个维度( Ryff & Singer, 1998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例如, 杨允,刘电芝,余捷婷(2011) 对1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中上水平,自身因素、社会支持及工作因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主要方面。 曾磊(2012) 用问卷调查了湖南省38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工作、家庭、自我实现、个性特征、社会和人际关系六个方面。 邵雅利和傅晓华(2014) 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柯贵芳(2014) 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刘杨,李泽,林丹华(2013) 考察了歧视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总体来看,当前大多数研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描述分析,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却很少见。

本研究拟从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整合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提供相应的建议。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从山东省枣庄市选取新生代农民工175人。其中男性85人,占48.9%,女性90人,占51.1%;已婚130人,占73.9%,未婚45人,占26.1%;年龄在20岁以下的4人,占2.9%,20~25岁47人,占26.7%,26~30岁75人,占42.6%;31~35岁49人,占27.8%;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3人,占1.7%,初中学历63人,占36.4%,高中或中专学历91人,占51.7%,大专及以上18人,占10.2%;月收入1001~2000的92人,占52.3%,2001~3000的39人,占22.1%,3001~4000的25人,占14.2%,4000以上的19人,占10.8%。

2.2. 研究工具

2.2.1. 幸福感测量工具

采用 苗元江(2003) 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Q)。该问卷整合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包括一个指数(幸福指数)、两个模块(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九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自我价值、友好关系、利他行为、人格成长)。该问卷采用7级计分方式。该问卷在大学生群体应用的同质性信度在0.67~0.90之间,分半系数在0.66~0.88之间,量表总的重测系数为0.86,各分量表的重测系数在0.33~0.83之间。

2.2.2.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问卷

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农村人和城市人的身份冲突( 李蕾,2011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少有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因此,本研究借鉴 王春光(2001) 所采用的社会认同问卷,自编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问卷。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基本的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等;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两道题目:1) “有过城市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你,认为自己还是不是农民?”选项有“是”、“不是”、“说不清”。2) “您想不想改变农民身份?”选项有“想”、“不想”、“无所谓”。

2.3.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等。

3. 结果

3.1.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描述统计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现状描述见表1。幸福指数的平均值为6.09,在1~9分的得分范围内,选择6分(“有些幸福”)的人最多,占32%,其次是选择5分(“居于中间”),占26.3%。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指数略高于中间水平。从幸福感的各个维度来看,得分最高的是负向情感(平均5.50分),得分最低的是生活满意度(平均4.25分),正性情感平均4.62分,高于4分的中间水平,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并不高。

3.2. 人口学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3.2.1. 不同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

表2可以看到,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健康关注、友好关系、利他行为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大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但是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比男性有更良好的健康状况,更融洽的人际关系,也更愿意帮助别人。

3.2.2. 不同年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差异

表3可知,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健康关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 = 2.89,p = 0.04)。事后检验表明,21~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最好,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其他维度上不同年龄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不显著。

3.2.3. 不同婚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差异

对已婚和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由表4可知,未婚和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负性情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27,p = 0.02),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体验到更多负性情绪。在幸福感其他维度上二者差异不显著。

Table 1.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表1.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现状的描述统计

Table 2. A t-test of male and femal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表2. 不同性别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t检验

注:*p < 0.05,**p < 0.01。()里数字代表标准差。

Table 3. A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among different ages

表3. 不同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方差分析

注:*p < 0.05。()里的数字代表标准差。

3.2.4. 不同学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差异

表5可知,不同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

Table 4. A t-test on married and unmarried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表4. 不同婚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t检验

注:*p < 0.05。()里的数字代表标准差。

Table 5. A variance analysi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 being among different education

表5. 不同学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的方差分析

注:**p < 0.01。()里的数字代表标准差。

3.2.5. 不同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表6可以看到,月收入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在健康关注维度,月收入在两千元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分最高,其次是月收入在四千元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分最低的是介于月收入在两千元和四千元之间的。除此之外,在其他九个方面均是月收入在四千元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分最高,其次是月收入在两千元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分最低的是介于两千元到四千元之间的,事后检验表明,月收入在两千元以下和四千元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均显著高于月收入在两千元到四千元之间的。

3.3. 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3.3.1. 是否是农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表7可以看到,认为自己是农民,不是农民,或者不清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满意度,正性情

Table 6. A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among different monthly income

表6. 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方差分析

注:**p < 0.01。()里的数字代表标准差。

Table 7. A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among different identities

表7. 是否还是农民对幸福感影响方差分析

注:**p < 0.01。()里的数字代表标准差。

感以及人格成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显著高于其他两种。在正性情感方面,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显著高于说不清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格成长方面,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显著高于认为是农民的。

3.3.2. 是否想改变农民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表8可以看到,在正性情感方面,改变农民身份意愿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对改变农民身份持“无所谓”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正性情感显著高于想改变和不想改变的两类人。在负向情感方面,改变农民身份意愿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对改变农民身份持“无所谓”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负向情感也显著高于其他两类人。在人格成长方面,改

Table 8. A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 among different identities

表8. 是否想改变农民身份对幸福感的影响的方差分析

注:*p < 0.05,**p < 0.01。()里的数字代表标准差。

变农民身份意愿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仍然是对改变农民身份持“无所谓”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负向情感也显著高于其他两类人。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较低,而负向情感则偏高,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不高,这跟 邵雅利和傅晓华(2014)、杨允,刘电芝,余捷婷(2011) 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分析了人口学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健康关注、友好关系、利他行为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21~25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最好,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体验到更多负性情绪;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邵雅利和傅晓华(2014) 研究发现,女性和已婚者的幸福感水平分别高于男性和未婚者,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各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 邵雅利和傅晓华(2014)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研究发现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没有影响。本研究发现从事低收入工作(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收入居中(月收入在两千到四千元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幸福。幸福感的期望值理论认为,个体的幸福感是由个体的期望值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 Diener, 2000 )。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对收入的期望比较低,更能安于现状,而收入居中的人对收入的期望比较高,会与收入更高的人比,从而对生活不满意,降低幸福感。

另外,本研究考察了认为自己是不是农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高。 李海莹(2013) 的研究发现,内城外城(内隐和外显的认同均为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尊显著高于内农外农和内城外农的,即城市认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尊水平最高,跟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认同优势群体会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进而提高幸福感。在人们心目中,“城市人”与“农村人”相比是优势群体。因此,那些认为自己不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是否想改变农民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对是否改变农民身份持无所谓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显著高于想要改变农民身份(或者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人。想要改变农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会由于社会现实的限制而体验到受挫感,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人则更多是迫于社会现实的无奈之举( 王春光,2001 )。因此,那些对能否改变农民身份无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那些想改变(或者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体验到较少的农村和城市认同的冲突,因而更幸福。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社会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13YJCZH241)资助。

文章引用

张 峰.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A Study on Impact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ll-Being[J]. 心理学进展, 2014, 04(06): 814-821.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4.4610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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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李蕾(2011).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硕士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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