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3, 2, 84-89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3.24013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3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html) Review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al Practices in China* Jianwei Zhong1, Yuhua Liu2 1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2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Email: zhongjw04@126.com, liuyuhua1021@126.com Received: Nov. 1st, 2013; revised: Nov. 8th, 2013; accept ed : No v. 10th, 2013 Copyright © 2013 Jianwei Zhong, Yuhua Liu.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 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Through the reading of th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ch ang es during the tran sitio n pro ces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new institutionalism is adopted for the current studies with the focus on the role of local au- thoritie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specific transition practices etc. Some important unofficial factors, which hide themselves under static structure, are ignored in the current studies. The ignorance has caused the wid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transition process and the academic observations, and the research provides no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stitution transi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ree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embeddedness, interest groups, unofficial social systems. Keywords: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Changes; Embeddedness; Interest Groups; Unofficial Social Systems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评述* 钟建伟 1,刘玉华 2 1江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南昌 2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昌 Email: zhongjw04@126.com, liuyuhua1021@126.com 收稿日期:2013 年11 月1日;修回日期:2013 年11 月8日;录用日期:2013 年11 月10 日 摘 要:通过总结目前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了新制 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主要关注点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国家与社会间互动的方式、制度 变迁的实践过程等方面。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将许多隐蔽于静态结构下的非正式的但会发挥很重要作 用的一些因素忽略了,使得学术上观察到的现象与我国的实际实践过程有着巨大的不同,也没有有效 的解释我国制度转型的独特性逻辑,从而提出在将来的制度变迁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因素:嵌入 性、利益集团和非正式社会制度。 关键词:转型;制度变迁;嵌入性;利益集团;非正式社会制度 1. 引言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改革,不 仅在经济层面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使我国社会的 基本结构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于这样一场 重大的社会变迁,不同的学科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去解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江西省社科基金(10JY19)的资助。 Open Access 84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评述 释并试图指导这场变革,并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 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的源 泉[1]。如果把这场改革看成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变,那么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实质上是 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这场转变的基础 就具体化在每个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过程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为研究制度变 迁提供了一个极为合适的案例。 2.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 我国从 20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市场转型和与之 相伴随而来的市场转变,虽然与东欧和俄罗斯的市场 转型相比都是由国家政权发动,但是仍存在巨大的不 同。最重要的就在于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伴随着国家 政体的断裂,其采用的是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 我国的改革是政体连续性过程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 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 景下的“非正式运作”[1]。这些不同决定了我国的制 度变迁过程会不同于东欧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有鉴 于此,学者们对基于我国转型实践过程中的制度变迁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 结果。 2.1. 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我国的这场制度变迁虽然一开始是国家中央政 府所倡导的,但是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 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而是在确定 了一个“改革”的议题之后“摸着石头过河”,在渐 进式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知识,中央政 府通常要借助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试验”以便对 其加以事后的追认或制止。因此,中央政府往往会预 留给地方政府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这时,地方政府 实际上面临着相对“软化”的制度约束环境。同时随 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 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同时追求经济 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2]。同时由于构成市场转型的 制度变化实际发生在全国、地区和地方三个层面上[3], 地方政府在这场制度变迁过程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地方政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作用,以及是怎样发生 作用的便成了研究我国制度变迁的热点和争议点。 杨瑞龙提出制度变迁三阶段论,它把具有独立利 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引入分析框架, 主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 度变迁三个阶段[4]。“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指 由具有独立利益目标的地方政府担当沟通权力中心 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间 环节,以弥补政府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的缺点,解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杨瑞 龙认为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权力中心的制 度创新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主导因素。 我国的这种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没有使用激进 的方式,而是从增量改革出发,逐步完成市场化进程 的,[5]从而具有纵向推进、试点推广、利用已有组织 资源推进改革等特征,它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市 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变 迁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在完成向 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 ——“诺思悖论”,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表 现为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杨瑞 龙同时认为在权力中心主导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微观 主体要进行“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同样 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如高昂的谈判费用、搭便车 问题和意识形态刚性等。这样,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方式也无法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 作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将起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 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 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作者将 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其可以达到化解“诺思悖论”的作用。随着“中间扩 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培育出了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 上的微观主体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时, 我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就由中间扩散型向需求诱致型 方向转变。作者从而得出结论: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 经济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 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 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 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 Open Access 85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评述 的转变。 张旭昆将这种三阶段理论扩展[6],认为在民间自 发的制度演化与政府主持的制度演化之间是一个连 续光谱,其中一端是纯粹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另一 端是完全或基本上由政府设计并推行的制度演化。政 府主持的制度演化又分两个子类:中央政府集权推进 的,地方政府分权实施的。 杨瑞龙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主体引 入我国转型社会的制度变迁研究中,是这一研究领域 的一大突破,打破了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为 深入研究我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提供了“想象力”。 后来的大量研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比如邓 宏图[7]通过研究我国各个地区民营经济认为在转轨时 期,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营经济政策 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 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 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不同 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的状态。 2.2. 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不管是诺思还是哈耶克,都是将国家设计强制实 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利益诱致下的制度变迁分开,这 一点在林毅夫的强制-诱致二元变迁模式中体现的最 为明显。但是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显示这是不符合实 践的。由于我国的“市场”虽然是国家提出来的,但 是随着“自由流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溢出, 市场的发展早已不是国家所能规划的,新群体时刻都 在创造、扩张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导的供给 型制度已很难与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所匹配。市场的力 量正逐渐在设立自己的非正式制度,但是在我国转型 社会环境下,国家政体的连续性使得制度变迁的意识 形态成本十分高[8],这就造成市场自发的制度变迁并 不能独立的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力 量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便成了我国目前制度变迁的主 旋律。 杨丽青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 认为单纯的市场主导型制度变迁或政府主导型制度 变迁都可能以失败告终[9]。因为单一的制度变迁引导 机制无法很好克服制度变迁机制中所面临的“制度构 建失灵”问题——市场力量无法提供制度变迁中所必 需的公共品,政府力量无法很好解决制度变迁中的利 益共融与信息冲突的问题。所以成功的制度变迁需要 通过结合诱致力量和强制力量来解决公共品提供不 足以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因此,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以及共融利益关系的形成是制度变迁成功的核心。 项飚则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 互动[10]。通过对北京的浙江村发展的历史考察,作者 认为流动人口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这个 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 等等,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 能与之接轨。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他们通过自己独特 的运作方式与国家的正式制度和规则进行互动,从而 不断改变着这些制度和规则。 2.3. 制度变迁实践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李汉林、渠敬东等利用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 领方法论》中提出的硬核与保护带理论指出制度的变 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 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使一种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 步地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11]。所谓保护带的调整,主 要是指人们相应地改变政策、改变行为、改变规范以 及改变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期达到保护制度的硬核不 受外部变化或压力的影响,维护自身,免被改变的目 的。而保护带之所以要调整是因为有来自宏观环境的 压力;外部的压力以及组织和制度内部愈来愈强烈的 改革要求。但是保护带的调整不断受到两个方面的影 响:一是路径依赖所造成的一种行为惯性;一是行为 的嵌入性,因为人们的行为,哪怕是一种人们自身极 力想要改变的行为,都难以摆脱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 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旦这种组织制度在自我 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就会很强势地沿着已经 选定的路径继续走下去,这种制度的既定方向也很可 能会在接下来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强化。通过考察我国 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过程,发现我国的改革与变迁 一直较为注意依托现有经济、社会组织进行边际制度 创新,我国的市场转型不是简单地采取开放市场,通 过社会经济组织自由竞争来催生市场体系发育,而是 充分利用了原有计划体制中既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Open Access 86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评述 组织,依托长期积累起来的组织和制度资源,通过有 序的边际组织创新的方式来稳步推动组织和制度的 变迁与创新。依托既有经济组织推进改革,能够最大 限度减少改革的摩擦阻力,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低 成本地利用传统组织和制度资源。所以充分理解目前 我们制度与组织行为的惯性。因势利导地利用这种行 为的惯性,是我们制度变迁的不可规避和不可选择的 策略、前提与条件。 2.4. 制度变迁的隐蔽机制-变通 我国国家(中央、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在社 会经济结构条件下是通过什么手段使新的制度能突 破旧制度的限制,实现制度的变迁。由于人们的制度 创新和变迁的活动要根植于风俗、社会惯例、地方社 区等构成的社会制度中,同时我国的历史遗产——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留、共产党的道德化政治统治、 政治组织的潜规则等,这些制度环境的影响必将使我 国在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所使用的方式和手 段有很多的独特性。 孙立平指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意识形态没有 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在整个转型的过程 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这样的意 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 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 略。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 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 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 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 的方式进行的。 制度变通是指在制度的运作中,执行者在未得到 制度决定者的正式准许、未通过改变制度的正式程序 的情况下,自行作出改变原制度中的某些部分的决 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制度安排这样一种行为 或运作方式[12]。它并不是对原制度的全部改变,而只 是一种部分的、至少在形式上仍与原制度保持一致的 改变。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具体的变通方式包括: 1) 重新定义政策概念边界;2) 调整制度安排的组合 结构;3) 利用制度约束的空白点;4) 打政策的“擦 边球”。这些制度变通能够发生是与特定的结构性条 件有密切关系。首先是正式制度制定权的高度集中。 由此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在制度的正式制定中信 息大量失缺和扭曲,从而通过正式程序制定的正式制 度常常是粗线条的,需要执行者在执行中细化和具体 化;二是制度的有效监督执行成本很高,这使制度制 定者和监督者难以判断和约束执行者的自主行动范 围。这就为变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与变通的产生有 关的另一个结构性条件是正式制度和社会认知的规 范间的差距,差距越大则正式制度执行种面临的阻力 越大,从而变通产生的可能性越大。制度执行者的地 位也是变通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变通者是否选择 变通则取决于其进行变通成本与收益的估量。 变通是一种在实践中隐蔽的对制度变革的方式, 其对原制度的一种局部性改变,并在实践中发挥了作 用。它能否演变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制度变迁,取决 于一系列复杂的环节和机制。其中,变通正式化程度 的提升和变通的扩散是十分重要的两个环节。 变通是中国近年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机制。 它反应了在我国这种独特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环 境下具体的制度实践者的行为,作为一种从下而上的 渐进性的制度变迁方式保证了我国制度变迁的稳定 性。但是这种变迁方式起因于经济利益,制度变通者 往往考虑的是经济利益的得失,从而其变通的方向都 是市场经济的利益,而对于社会利益考虑甚少,这样 的制度变迁会不会造成波兰尼所称的“市场社会”则 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3. 制度变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 从上文的分析中发现,目前研究制度变迁的学者 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界,他们利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对 我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制 度转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我国 的这场转型是怎么开始的,是哪些行动主体在这场转 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以及强调不同变迁方式的优 缺点,其最终的目的在于解释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 是最有效率的,能最快的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提 出的政府主导强制变迁与市场利益诱致变迁以及地 方政府中间扩散型变迁对于解释不同的制度变迁方 式有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些研究都关注的正式制度的 变迁,经济制度的转变,并且其研究方式是静态的结 构性研究,局限于刻画和描述制度变迁的类型学特 Open Access 87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评述 征,将许多隐蔽于静态结构下的非正式的但会发挥很 重要的作用的一些因素忽略,这就使得学术上观察到 的现象与我国的实际实践过程有着巨大的不同,也没 有有效的解释我国制度转型的独特性逻辑。造成这些 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手段是新制度主 义,这是一个西方的理论传统,其理论来源于对西方 世界的研究,而目前我国的转型是独一无二的,在西 方世界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要利用这些理论来解 释我国的情况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诺思等总结 出来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及方式虽然有很多具有普适 性,但是有很多在西方看来很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却是 不重要的,而有些在我国很重要的因素却是西方所忽 视的,甚至不存在。而我国在研究我国的制度转型时 将注意力集中于新制度理论对我国的解释上,而不是 从我国的实践过程出发,利用已有的学术资源,构建 能解释我国转型过程,又能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理 论。 4. 制度变迁研究展望 面对我国独特的制度转型这样的学术资源,应该 充分发挥学术想象力,构建制度变迁的新理论,应该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1. 嵌入性 经典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变迁置于供给-需求 和利益-成本的分析框架中,将制度看成一个完全经济 理性的事物。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制度变迁的方向 并不是分析中所认为的最优的制度。比如在分析我国 城市化制度改革时,几乎所有的理性计算的结果都认 为应该废弃城乡二元的户籍制,但是我国的市场化改 革到今天,这一制度变迁仍没有实现。同时许多通过 经济理性计算过的制度变迁并没有发挥像其设计者 所预期的作用。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这些都 让我们思考一项制度怎样变迁以及其变迁的效果并 不是从制度本身所能洞见的,任何制度都是嵌入于整 个社会中,一项不能和社会很好整合的制度就算是计 算的再周密也很难发挥其效果,甚至会变成一项坏的 制度变迁。同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同的制度环 境对制度变迁将产生不同的决定性的影响[13],也就是 说制度嵌入于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只能在制度环境 的约束下进行变迁。而没有考虑制度的嵌入性情况下 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便可能遭受到失败。关雪凌从俄 罗斯的经验中发现,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的一些市场规则是可以移植的,而融入了发 达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积淀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可移 植性则要差得多[14]。关注制度的嵌入性是构建制度变 迁理论最需要关注的地方,其重点在于研究这种嵌入 性是怎样影响制度变迁的。 4.2. 利益集团 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除了具有垄断地位和强制 性的国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形态就是利益集 团,也就是在利益上具有同盟性质的集团。利益集团 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因为其具 有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同时有限 的防止搭便车行为,从而具有成本-收益上的优势。 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是因为制度变迁取决于利益的变化[15]。人 们 采 取 行动使制度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但是单个的人很 难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便联合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从 而通过各种方法以使制度变迁朝向有利于自己的一 方发展。制度的变迁是否发生以及向什么方向发生便 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 对于我国的制度变迁,以前人们比较倾向于社会 的利益分化不强,即使分化出来的利益群体也没有成 为利益集团从而影响制度变迁的进程。他们往往使用 阶级或者阶层的划分来解释不同群体对于制度变迁 的不同态度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市场 经济的发展,利益集团的出现已经开始被人们所关 注。利用利益集团作为解释工具来解释我国不同地 区、不同群体对于制度变迁的不同态度和变迁的不同 方向。孙立平在 2005 年发表的对我国房地产调控事 件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 社会阶段,利益集团已成为影响我国制度转型的重要 行动主体[16]。可以说我国的利益集团在制度转型中形 成并开始影响制度转型,这一过程正好为我们观察利 益集团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4.3. 非正式社会制度 传统的产权理论认为清晰的产权是激励市场主 Open Access 88 基于我国转型实践的制度变迁研究评述 Open Access 89 体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没有清晰的产权,市场的主体 将没有创新发展的动力,在市场条件下是不能促进经 济的发展的。然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没有明晰产 权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持续的高增长。这种 悖论使得经济学家们迷惑,他们的结论也仅仅是中国 是特例,其效果是不能持续等模糊不清的解释。这是 因为我国的产权虽然在正式制度上是模糊的,但是在 实践中却是很清晰的,而支持它的基础就是乡村社会 中传统的习俗、惯例等非正规制度,这些非正式的制 度在实践中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同时国家的正式政治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也开 始为人们所怀疑,特别是吴思提出的潜规则让我们看 到了一幅完全不同于正式的政治运作的规则[17]。潜 规 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这种行为约束实际上 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 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 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从官员个体来讲是一种个人利益追逐或自我保护机 制,从官员集团来看是一种共同利益的分配机制[18]。 这种潜规则的存在使我们在研究政府行为时困难重 重,因为其内部的行为规则是其外在的正式制度所无 法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仍然通过正式制度来分析政 府的行为,就会让我们陷入历史的谜局,而无法做出 正确的判断。前文所提到的制度变通其实就是一种潜 规则的表现形式,还有更多的非正式制度在政治制度 中的表现有待于我们去挖掘,特别是我国这种政府主 导的制度变迁,政府的作用是那么的重要,挖掘其里 面的潜规则就显得更为重要。 5. 结语 我国的制度转型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打开了研究 制度变迁的广大前景,在继承诺思和哈耶克等经典制 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转型提供的丰富 社会内容,通过重点关注社会制度的嵌入性、利用利 益集团这一分析工具对非正式的社会制度的研究建 立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学派。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孙立平 (2002) 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 中国社会 科学, 5,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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