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ergence and Transfer of Wealth 财富涌现与流转, 2013, 3, 53-58 http://dx.doi.org/10.12677/etw.2013.3400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3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etw.html) The Bifurc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Kai Wang, H. J. C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mail: owenwangk@gmail.com, hydra6@gmail.com Received: Dec. 11th, 2013; revised: Dec. 18th, 2013; accepted: Dec. 23rd, 2013 Copyright © 2013 Kai Wang, H. J. Cai.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 accordance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all Copyrights © 2013 are reserved for Hans and the owner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Kai Wang, H. J. Cai. All Copyright © 2013 are guarded by law and by Hans as a guardian. Abstract: South Korea maintained optimistic economic momentum while Taiwan bore stagnatio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nalysis applies concepts of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and cogn itive membrane to revealing the bifurcation of the two developmental states (regions) which had similar paths in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dicates that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relies on the balanced and dynamic evo- lution processes coordin a ted by government under cognitive membranes. Keywords: Korea; Taiwan; Development;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Cognitive Membrane 21 世纪初期韩台经济发展分化原因分析 汪 恺，蔡恒进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武汉 Email: owenwangk@gmail.com, hydra6@gmail.com 收稿日期：2013 年12 月11 日；修回日期：2013 年12 月18 日；录用日期：2013 年12 月23 日 摘 要：韩国与台湾是典型的发展型国家(地区)，二者具有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背景，但在实 现了高速增长阶段后最终分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 21 世纪初期前者持续增长而后者停滞 不前。本文在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框架内，应用“认知膜”和“自我肯定需求”解释韩台经济发展背 后的根本原因，指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在认知膜的框架下满足国民自我肯 定需求、驾驭国家(地区)经济，实现经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进化发展。 关键词：韩国；台湾；发展；自我肯定需求；认知膜 1. 引言 20 世纪中后期，东亚发展型国家(地区)的崛起， 使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二者效率争论的众多学 者开始关注“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集体。发展型国 家理论最早由 Chalmers Johnson提出，该理论及其继 承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具有共同的特征：持续的发展意 愿、凝聚力极强的自主经济机构群、良好的官僚与企 业合作关系、合适的产业选择策略[1]；并认为二战后 诸如韩国、台湾等建立在政府弹性主导下的东亚国家 的发展模式，能够将自由资本纳入国家统筹，既实现 了资本的繁荣，又由国家控制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 趋势，最终实现国家经济崛起，这可能是有别于政府 Open Access 53  21 世纪初期韩台经济发展分化原因分析 主导型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条可持续增 长道路。 针对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学派坚持认 为，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自由市场 的胜利，其中政府表现出的作用仅仅是把握了宏观层 面的导向，仍然通过自由市场的高效性实现了储蓄、 投资、技术资本的快速积累[2]。这种看法显然不能揭 示韩国、台湾等在政府管塑造的国民意识主导下几十 年经济增长的核心规律，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与西方 自由市场具有显著的不同。 制度经济学派中的怀特和韦德则通过政府确立 的制度的优越性总结发展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这 里存在悖论，如果制度能够重塑和稳定经济增长，那 么如何解释在制度体系结构没有重大变化下，短短数 年内发展型国家(地区)中的韩国和台湾等等国家经济 增长的迅速反向？ 林毅夫于 2003 年综合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对韩 国和台湾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对比，认为台湾在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综合框架下，通过遵循比较优 势和竞争优势规律，比韩国具有相对更好的发展效 果。而结果是，自 2003 年至今，韩国经济持续高速 发展，而台湾经济一蹶不振。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贡献，是从中观层面描述性解 释了由国家意识和政府政策强势主导的经济体为什 么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正确导向， 但是没有从经济发展的动力上解释发展型国家高速 增长，也不能完整地解释台湾与韩国经济增长后期出 现的陡然反向。虽然政府的有效干预被提及，但没有 提供一个政府有效干预的衡量框架与演化机制。 这些发展型国家(地区)，在 21 世纪到来前后，发 展方式与趋势迅速分化，最典型的如韩国经济的继续 快速增长和台湾经济的停滞不前，又使我们不得不重 新审视“发展型国家模式”。发展型国家模式揭示的 共同特征到底是不是这些国家得以发展的根本原 因？发展型国家中为何有些国家经济可以持续繁荣， 而有些国家却在短短20 余年的辉煌之后经济出现颓 势？如果相似的背景和模式导致发展型国家的共同 繁荣，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集体经济发展态势迅速 反向？我们不仅要解释这一现象的形成因素，更需要 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 本内在动力，批判性地审视长期以来“政府–市场” 严格二分法的发展模式界定方法，重新理解政府在经 济活动的动态角色。 现今经济学界对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和政府 干预的二分法是具有局限性的，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态 系统中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凯恩斯主义式的危机时进 行政府干预刺激，平稳时实行自由市场，不能消灭危 机。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适度放任和服务、市场整体自 由，也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将二者统一起来。 我们认为，自由市场可能只是经济活动中需求得以实 现的一种市场意识形态。经济学在今天急需一种新的 需求理论，来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础真正联 系和统一起来，来阐释社会财富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原 动力。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的认知膜概念能够帮助解 释发展型国家经济实现奇迹的真正原因，从动力和进 化的角度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职能的动态性。 2. 韩台早期经济与认知膜 在针对财富分配与涌现机制的经济规律研究中， “自我肯定需求”被提出：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 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的环 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3]。自我肯定需 求理论进一步提出“认知膜”的概念：“在面对明显 要高于自己水平的一个参照系的情况下对自身或自 身所处环境进行评价时，为防止过大的落差击垮自身 的心理防线，人总是更倾向于肯定自我，用较高的自 我评价从主观上进行自我保护”，认知膜是具有强烈 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 体[4]。在自我肯定需求的假设中，人的需求从属于人 的认知范畴，这个范畴又将人与环境在交换和评价的 框架中建立起一种动态效应。这样的认知特征，是人 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认知进化优势，使人在改造世界尤 其是经济社会中具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5]。自我肯定 需求和认知膜概念是解释韩国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 要工具。早期台湾与韩国具有相似的经济基础和原始 积累过程，在经济发展中政府也曾采取类似的调控政 策，但为什么在相似的条件下二者做出了不同的产业 选择、演化出不同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 势，这需要在自我肯定需求和认知膜的动态框架下针 对其经济发展史进行分析。 Open Access 54  21 世纪初期韩台经济发展分化原因分析 认知膜是驱动经济的重要结构，政府能否合理利 用甚至自行强化、构筑认知膜来驾驭一个社会的经济 活动，是经济能否实现增长的关键。 韩国与台湾经济的发展史，始终无法脱离外部压 力和国民自我认知的作用。外部压力除了冷战时期苏 美阵营中的朝鲜和中国大陆，还包括美国和日本以及 全球化环境。自我认知正是在和外部环境的交互中建 立起的动态反馈。 韩国和台湾早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在冷战前 后奠定的。由冷战时期苏美阵营对立局面及后冷战时 期继续形成的外部国际环境在早期对韩国和台湾具 有类似的威慑压力。对于韩国而言，冷战早期，不仅 GDP 落后于朝鲜，军事力量带来的压力更大大刺激了 韩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对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 对立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极力巩固和发展岛内经 济，集中精力建设以军事设施等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 制。50 年代初期，二者均处于较贫困时期，韩国李承 晚政府和台湾蒋介石政府同时实行了“进口替代”的 对外经济发展模式。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等要求并不高，只要投入 学习和使用大量劳动力，便可实现快速原始积累。这 一时期，韩国和台湾政府均实行减免税赋和提供低利 率贷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整合资源，利用 岛内居民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下的恐 惧与自强心理，强化国民意识，迅速建立民间工厂进 行超高强度生产，在外部军事压力下利用国民凝聚力 来推动贫瘠的韩国和台湾开始本土经济体制基础的 制造业原始积累。这个积累过程，完全是在韩国与政 府的主导下完成的。早期国民经济的贫瘠反映在每一 个经济个体的身上，而每一个经济个体为了应对强大 的外部压力，其自我需求是趋同一致的，这个时期民 众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是以自身对国家做出贡献 后得到整个国家稳定安全为途径的。 60 年代，朴正熙政权发动政变上台，提出“出口 第一”的口号，开始“出口导向”。韩国于 1962 年制 定《出口振兴法》，台湾于 1960 年颁布《奖励投资条 例》，实行汇率贬值，将多元复式汇率变为单一汇率， 并通过提供出口换取贷款优惠，增加出口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6]。 这一时期的韩国和台湾政权具有类似的处境和 选择，朴正熙通过政变形式上台，蒋介石从大陆南迁 到台湾，在当地都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其权威事实 上受到民众质疑，面对朝鲜和大陆的对峙局面，都迫 切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满足国民要求、巩固执政地 位。不同的是，韩国朴正熙政府具有更复杂的历史背 景和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朴正熙的军事化政府 具有日本殖民时期训练和管理色彩，对于日本统治时 期大力发展重工业有过充足的认识，对日本入侵一直 抱有戒备，并对曾经殖民的强国日本时刻不忘超越之 心，加上朝鲜军事的巨大压力，这使得韩国的外部危 机感要大大强于台湾，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该环 境下导致整个韩国国民强烈的自我肯定需求始终没 有消退，使其对下一阶段重工业的发展和 21 世纪超 越日本技术工业抱有更大的决心。 整个 20 世纪中后期，日本对韩国和台湾经济的 影响是直接而又深远的。两国都经历过日本的统治， 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体制设计上早期都具有浓重的 日本色彩[7]。所不同的是，日本统治朝鲜半岛的方式 更多是以日本高层控制、底层训练朝鲜国民管理的模 式，而台湾则是直接由日本人管理。当日本统治者撤 离时，留在韩国的有精通日本式管理模式的韩国群 体，这部分群体在日后模仿日本管理模式、与日本产 品、经济竞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积极角色，而台湾 人更多的是对于日本产品的模仿与崇拜以及经济体 制层面的局部学习。 1972 年起，台湾开始实行二次进口替代，重点发 展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重工业。1973 年，韩国当局 发表“重化工业宣言”，成立“重化工业推进委员会”， 制定振兴化工业出口规划，增强对钢铁、汽车、造船 等重化工业的大量投入[8]。事实上，在重工业的发展 道路上，台湾和韩国都受到过打击，产业链因不能满 足重工业规划而出现过中间产品短缺，但最终韩国继 续坚持了这样的产业选择而台湾选择相应削减计划， 这样的产业选择策略，正是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韩 国民众在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与台湾相比， 具有更强的独立自强的倾向，并在遇到经济困境中具 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希望通过努力建立起更加强盛的 经济摆脱落后局面。尼克松主义背景下，驻韩美军地 面部队宣布分阶段撤出，韩国国内的安全环境迫切需 要进行自主工业强化以应对朝鲜，并为改变劳动密集 Open Access 55  21 世纪初期韩台经济发展分化原因分析 型经济结构以增强技术经济实力，对峙朝鲜、超越日 本。因此，韩国必须实现出口产业升级。而台湾在蒋 介石政权稳固后，单一的外部对立环境已产生缓和， 和大陆的军事对立关系虽未消除，但趋向平稳，经济 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动力明显弱于韩国，依赖于 美国政府和相对“沦陷区”中国大陆的优越感也将早 期凝聚的国民认知膜进一步瓦解。这也是后期韩国依 托财阀举国进行信息化革命，加强新兴工业产品研发 和创新，但台湾仍停留在代工和产业链局部研发生产 阶段的重要原因。 到八九十年代，韩国与台湾依靠早期积累的工业 基础，利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 术，经济发展程度达到高峰，创造了“亚洲四小龙” 的奇迹[9]。但依赖于出口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的 增长在面临 21 世纪全球化的冲击下，二者持续增长 的可能性开始出现巨大差别。韩国的再次振兴和台湾 的相对衰落从韩国财阀与台湾中小企业的全球化竞 争中开始分化。 3. 认知膜向不同方向的演化 目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财团的集中程度都 达不到韩国的程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韩国财 团依靠资本、人力、技术等优势和超前的市场判断及 研发计划，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兴引擎。无论是 2012 年现代汽车销量超过日本丰田在北美取得第一 的地位，还是三星电子超越苹果并直接控制世界移动 终端的半导体产业影响力，都得益于韩国政府扶持的 财团主导经济制度。而事实上，韩国财团是凝聚整个 大韩民族自我肯定需求的历史平台。从朴正熙时代， 韩国人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恐惧和对日本技术的由 衷敬仰，便使得韩国人在朝鲜军事威胁情况下认识到 必须团结到一起，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韩国人对 本国“成功”的定位在于有能力适度利用美国援助后 实行自主、摆脱对抗朝鲜、有能力超越日本，这样一 种危机感和自我肯定需求在近一个世纪里没有消失。 而政府主导的财阀体制是历史各个时期大韩民族构 筑认知膜的现实途径。财阀集团在50年代承载了韩 国独立后的民族希望，在废墟中接受美国援助、组织 国民进行生产，在 60 年代使用外汇购买日本技术进 行学习模仿，7、80年代承担钢铁、汽车、轮船制造 业重工业化，90 年代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自主开发生产 内需供应品，政府主导下的财阀集团已经完全变为实 现大韩民族自我肯定需求的现实基础。韩国财阀集团 最终没有演变成与中央政府对立的分利集团、政府权 威没有因寻租行为而腐败瓦解，其重要原因便在于韩 国政府在国民意识构筑的坚实的认知膜内，建立自立 强国经济发展长远规划，通过政府监督审计提高企业 透明度来掌控企业命脉，引入社会团体入股成为小股 东监督，同时又辅以资金支持、风险分担、市场控制， 而财阀则在此正向激励下以长远发展和民族振兴为 责任提供就业机会、赚取外汇、促进经济增长。以发 展为目标、以财阀体制构成的国民经济命脉，只有在 坚实的认知膜意识作用下，才得以维系。 韩国家族式财阀高速发展、不断加强，即使在在 新兴社会阶层崛起的公民社会也没有瓦解。从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朝鲜开始削减武器制造量，中美 关系改善，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缓和台湾局势，韩国 和台湾面临的压力结构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外部出现 的缓和环境确使韩国和台湾国民在前30 年相似的外 部环境刺激下形成的认知膜有了质的变化。1980 年， 韩国和台湾经济高度发展，中产阶级人口已达总人口 的约 50%[10]，迅速崛起的台湾中产阶级成为后期反对 党产生的重要力量，塑造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台湾新 兴势力的崛起削弱了早期强势政权的力量。接下来， 缓和的外部对立环境使得台湾政权凝聚内部经济和 政治力量一致对外的动机削弱，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 级崛起后与官僚和商业集团的寻租行为滋生，中小企 业利润空间上升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越来越少。 台湾经济空前发展后，国民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对大 陆的所谓“民主的天堂”自我优越感开始在台湾蔓延， 使得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自我肯定需求淡化，而这种优 越感背后教条式发展的“民粹”式民主使得台湾政府 不再能够凝聚民众力量，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丧失。 和台湾不同的是，韩国在与朝鲜的对立中、在日本科 技的对比下，不断寻找动态中的自我肯定需求定位， 财团的模式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方式，而是全民 自我肯定需求实现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韩国政府凝 聚国民意识实现重工业与朝鲜的抗衡、轻工业向日本 的赶超，并为了消除后起劳动密集型工业国家的威胁 Open Access 56  21 世纪初期韩台经济发展分化原因分析 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资本运作。全球化背景下，金融 危机的爆发使韩国意识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输 入的威胁必须通过调整出口、扩大内需、自主创新的 方式进行化解[11]。韩国民众意识到美国带来的不仅仅 是资金和技术，还有资本控制的重大威胁。韩国政府 在金融危机后依靠政策和财阀的力量扩大内需、相对 廉价供应大量内需品，并能够以财团雄厚力量打开如 中国的新兴国际市场的大门，实现21世纪技术经济 时代全面的崛起。而韩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为财团内部 注入了新的民主氛围和监督机制，形成了良性循环， 财阀体制作为实现全民自我肯定需求的平台，在政府 的外向竞争式政策导向下并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成为 韩国在实现了区域竞争力后向国际市场扩张的有力 工具。 直到今天，韩国和台湾均推进以信息技术产业为 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韩国政府利用财阀投入大规模的 研发预算实现技术创新，而台湾通过中小企业通过代 工和模仿国外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由于企业规模小， 只能在公共研究机构支持下提高技术能力，为跨国公 司提供局部设计、制造等服务。 4. 韩台经济分化的启示 韩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台湾经济停滞不前，根本原 因是二者经济发展动力发生的变化。这一动力的根本 来源是自我肯定需求。而认知膜是经济生态系统中实 现平衡与增长二者动态进化增长的根本结构。个体与 组织之间的交换行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调行为， 都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得到很好的纳入和解释。基于经 济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与进化性，政府在认知膜结构的 经济生态系统中的职能应该被重新认识。政府调控与 自由市场的二分法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实现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途径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在认知膜的框 架下满足国民自我肯定需求、驾驭国家(地区)经济， 实现经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进化发展。 参与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个体与组织组成的经 济体事实上是一个网络生态系统，每一个稳定增长的 经济体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其微观构成是单个个 体，而个体之间的作用力是通过交换行为在组织中来 实现放大、升级和进化的。这个生态系统的核心问题 是平衡，生态系统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增长本身，而 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平衡来进化式实现个体的需求，经 济生态系统增长的途径在于个体增长动力的合理释 放和组织间利益的合理调控，这对于将政府职能和自 由市场统一到一个框架中来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亚洲四小龙”中其他两个成员，香港与新 加坡也已开始遇到发展瓶颈。新加坡2012 年经济增 长仅达 1.2%，2013年经济增长受金融危机后国际市 场需求端小幅改善也预期在 1%~3%内。但是，国际 市场疲软和劳动力成本的升高的威胁在新加坡的经 济生态系统中仍然能够得到短期的消化。在认知膜的 框架中，新加坡国民中的东南亚裔群体的自我认知和 行动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由新加坡 工商联合总会和 DP 资讯集团联合进行的“2012/2013 年全国商业调查”显示，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和其 他国际市场的低迷，美国、中国和印度已逐渐失去了 前几年吸引力。在 2011 年的调查中，分别有 22%和 18%的新加坡当地企业有意到中、印两地投资，而这 个比例去年已经滑至 12%和11%。与此同时，新兴市 场缅甸(24%)、柬埔寨(11%)和菲律宾(9%) 都在去年挤 入新加坡企业有意投资的前十个国家之列。新加坡国 民构成的多样性使得其国民认知膜在经济冲击中仍 具有弹性，进而在中短期使得新加坡经济具有持续增 长的动力。 香港回归后，依靠大陆的力量和早期积累，经济 继续得到发展。到 2013 年，香港经济和社会情绪出 现变化，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大财团开始资产转移，民 间机构开始鼓吹以民主诉求救香港。在自我肯定需求 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对这些变化的本质有清醒的认 识：香港自我发展的认知膜基础逐步涣散，持续发展 的动力衰退，持有大量社会财富的财团寡头选择离开 而非背负社会责任，民众进入单纯的“民主诉求即可 换发展”的认识误区。所以，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将依 赖于认知膜的重塑和经济生态系统的重建，依赖于有 责任感的政府对于民众自我认知的再塑造和迫使财 团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Gereffi, G. and Fond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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