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4 No.04(2014), Article ID:13792,7 pages
DOI:10.12677/AP.2014.44082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hreat Percep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of Outgroup and Cross-Ethnic Interaction

Xiaoli Yang1*, Xiaoyuan Liang1, Li Liu2

1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2Beijing Key Lab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Email: *yangxiaolianny@126.com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Received: Apr. 18th, 2014; revised: Apr. 23rd, 2014; accepted: May 27th, 2014

ABSTRACT

113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inland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threat percep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of outgroup and cross-ethnic interaction using several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ssentialism of outgroup and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ssentialism of outgroup and perceived social distance; threat perception was the whole mediator between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of outgroup and cross-ethnic interaction.

Keywords:Threat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of Outgroup, Cross-Ethnic Interaction, Tibetan College Students

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杨晓莉1*,梁筱媛1,刘  力2

1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兰州

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Email: *yangxiaolianny@126.com

收稿日期:2014年4月18日;修回日期:2014年4月23日;录用日期:2014年5月27日

摘  要

为了探讨威胁感知在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该研究随机选取中国内地的113名藏族大学生采用问卷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越强,感知到的威胁越强,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感也就越大,群际关系亲密度知觉相对较疏远;而且,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之间起了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

威胁感知,外群体心理本质论,跨民族交往,藏族

1. 引言

在一个国家或组织中,为什么少数群体成员的内部凝聚力往往都比较强?为什么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会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关于这些问题,心理学家曾做了很多研究力图去解释。例如,研究表明,威胁感知会导致人们对外群体成员消极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Renfro, Duran, Stephan, & Clason, 2006; Sawires & Peacock, 2000)。也有研究发现,威胁会导致内群体心理本质论(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of ingroup)的提升,进而导致跨民族交往意愿的降低(杨晓莉,2012)。但是,少有研究探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威胁感知与群际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较少关注“民族”这一社会群体,尤其是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以中国内地的藏族大学生为例,探讨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威胁(threat)是群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它是指在社会群体情境中,一个群体所具有的资源、信念和价值观等各种特征对另一个群体的存在、发展和目标产生的威胁。它可以是一种真实的威胁,也可以是感知到的威胁(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心理学的研究者更多探讨的是感知到的威胁。研究发现,无论是种族群体、性别群体,还是移民群体、癌症或艾滋病患者群体,威胁均能为消极的群体态度提供有效预测(Stephan & Renfro, 2002)。以往很多研究认为,群际差异会导致威胁,进而导致偏见,即群际差异(感知)–威胁–偏见的关系模型已经被证实成立(Stephan, Renfro, Esses, Stephan, & Martin, 2005)。但是,这些研究大都以种族群体、性别群体,移民群体或癌症/艾滋病患者群体为例进行的探讨,较少关注民族群体。

心理本质论(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是近年来群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热点(Andrew, Brittany, & Heather, 2011),它是指普通人关于社会群体之间具有本质特征的信念,它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社会群体存在“本质”特征,而不是客观上真的存在(Medin & Ortony, 1989)。这一概念正是对群际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化差异的一种心理表征。心理本质论可以分为内群体心理本质论(ingroup essentialism)和外群体心理本质论(outgroup essentialism)。本研究以藏族大学生为例,因此,本研究中的外群体就是指汉民族群体。外群体本质论指的是人们对于外群体持有的本质化信念,例如,外群体同质性更强,群体属性具有自然性,完全不可改变;较强外群体本质论的个体认为内、外群体是具有内在本质特征的两个真正群体(Medin & Ortony, 1989)。以往研究都探讨了内群体心理本质论与群际态度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些相关和实验研究都表明,内群体的心理本质论会对外群体的态度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多数成员关于性别、种族等社会类别的心理本质论越强,对这些群体的刻板印象与偏见的支持越强(Bastian & Haslam, 2006; Haslam, Bastian, Bain, & Kashima, 2006),污名态度也越强(Andrew et al., 2011),倾向于对外群体成员进行特质归因(相比外在归因而言)(Prentice & Miller, 2007);并认为外群体和内群体成员的人格差异性更大(No et al., 2008),当他们的判断与外群体不同时,也不愿意纠正其判断(Prentice & Miller, 2006)。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发现,种族的心理本质论越强,与外种族群体成员的交往兴趣和对种族不平等状况的情绪卷入较少(Williams & Eberhart, 2008)。但是,目前少有研究关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威胁感知和跨民族交往之间的关系。

藏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如果对多数群体持有的心理本质论越强,则认为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是固有的、不可变更和根深蒂固的,且感知到内、外群体间的差异越大,威胁感知越强,跨民族交往较弱。本研究对跨民族交往的操作指标采用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感和关系亲密度知觉。以往研究表明,当存在群际差异时,少数群体更易感知到威胁,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Zarate, Garcia, Garza, & Hitlan, 2004)。当群际界限无法改变时,内群体成员就更容易产生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Riek, Mania, & Gaertner, 2006)。因此,本研究假设,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越强,威胁感知越强,跨民族交往越弱;威胁感知在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研究不仅对改善我国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平等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能够深化对心理本质论、威胁感知与群际关系这些变量间关系的理解。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随机选取某师范大学的51名和某民族大学的62名藏族大学生(共计113名)作为被试。所有被试中,男生占了56.6%,女生占了43.4%;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8~23岁(M = 21.8,SD = 3.12);来自藏族聚居区的占了47.8%,来自藏汉杂居的占了52.2%;94%的被试在家和父母都是用藏语交流,98.6%的被试父母都属同一民族。所有被试在汉文化区域生活年限为3-4年,学习汉语的时间平均为14.1年。

2.2. 测量工具

1) 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问卷。由Haslam等人(Haslam, Rothschild, & Ernst, 2000)所编制,包括9个要素,即可推测性、历史不变性、界限清晰性、同质性、不可变更性、定义性特征、内在性、自然性和排他性(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每一要素都采用一道题目来测量,共9道题目。例如,可推测性要素的题目为:“如果知道了一个人属于汉族,就会知道这个人的许多方面的特征”;历史不变性维度的题目是,“汉族在人类历史上会一直存在,它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界限清晰性要素的题目是:“一个人属于汉族,这是非常明晰的。他要么属于这个民族,要么不属于,但不存在模糊情况”;同质性要素的题目是:“汉族人彼此间非常相似,具有很多共同特征”。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为:χ2/df = 1. 85(χ2 = 35.15, df = 19),NFI = .89, CFI = .90, IFI = .92, TLI = .90, RMSEA = .0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82.

2) 威胁感知问卷。采用Zagefka, Pehrson, Mole和Chan(2010)编制的威胁感知问卷,包括四个项目。这些项目是:“我担心藏族人会丧失民族身份”;“我们应该确保藏族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保护”;“藏族人应该保持和维护藏族文化的独特性”;“如果藏文化由于外界影响而改变太多,那将是不幸的”。这些项目旨在于测量藏族人是否在某些重要方面感知到威胁以及是否需要抵御这些威胁。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为:χ2/df = 1. 58(χ2 = 18.96, df = 12),NFI = .86, CFI = .93, IFI = .92, TLI = .86, RMSEA = .0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α = .81.

3) 社会距离感问卷。采用修正后的博格达斯特社会距离感量表来测量藏汉人们之间近距离和深层次的社会距离感(Bogardus, 1985)。被试需要分别评定藏族人愿意与汉族人居住、约会、恋爱、结婚、子女收养或被收养、租房或工作的态度。其中,4个反向题目,4个正向题目;分数越高,代表社会距离感越小,关系越亲密。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为:χ2/df = 1.74(χ2 = 27.83, df = 16),NFI = .86, CFI = .93, IFI = .93, TLI = .88, RMSEA = .08。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85.

4) 藏汉关系亲密度的知觉。采用Aron, Aron, & Smollan(1992)的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即IOS),该问卷只有一道题目,并以7个示意图的形式来表示(见图1),而且,每个示意图都由两个圆圈组成,通过变化两个圆圈交叉的距离程度来表示关系亲密度。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是连续性量表。该问卷也可用来评定群体之间的关系亲密度(Gaertner & Schopler, 1998)。为了增强量表的可靠性,本研究设立两道题目,要求被试就以下两个选项进行回答。①你认为藏民族和汉民族的心理距离可以用以下哪种图来表示?②你认为藏民族和汉民族的亲近程度可以用以下哪种图来表示?本研究以这两道题目的平均分作为关系亲密度知觉的指标,分值越大,表示关系越亲密。经统计,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90。

5) 社会赞许性量表。采用态度与意见调查中的期望性作答问卷RD-16(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适合在普通人群中进行态度和意见调查时检测社会赞许性的水平。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为:χ2/df = 1. 97(χ2 = 187.19, df = 95),NFI = .97, CFI = .96, IFI = .94, GFI = .97,RMSEA = .06。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82。

以上所有问卷都采用7点量表评定,从“1~7”依次记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包括了个人基本信息的测量,包括性别、年级、是否藏族聚居区、日常生活主要用来交流的语言类别和父母是否同一民族等信息。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自被试的自评,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重点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具体包括:1) 使用两套问卷以平衡变量在施测过程中的呈现顺序。测量时,一部分被试先填写内群体本质论、社会距离感问卷,后填写威胁感知和关系亲密度感知问卷;另一部分被试填写的顺序正好相反;2) 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施测;3) 对测量进行时间上的分离, 内容相似的问卷分开进行施测;4) 部分条目使用反向题。数据收集完成后,我们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本研究根据周浩和龙立荣(周浩,龙立荣,2004)的建议,对三个核心研究变量做Harman单因素分析。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如果只得到一个公因子,或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超过40%,则表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有8个,其累积贡献率为71.35%,第一个公因子的最大解释率为26. 06%,小于40%。这表明本研究的测量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Figure 1. The survey of intimacy consciousness between Tibet and Han

图1. 藏汉关系亲密度知觉的测量图

2.3. 程序

本研究采用整班统一施测,由研究人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匿名施测,所有被试均阅读了知情同意书,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答卷,完成后给每位被试价值5元钱的小礼物作为报酬。全部数据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 14.0进行统计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外群体心理本质论、威胁感知与社会距离感和关系亲密度知觉之间的相关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见表1),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威胁感知的平均分都在量表的中值以上,相对较高,而社会距离感和关系亲密度知觉相对较低。当控制了学校类型、民族聚居区和社会赞许性之后,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威胁感知与跨民族交往的两个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威胁感知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社会距离感和关系亲密度知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威胁感知与社会距离感、关系亲密度知觉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3.2. 威胁感知在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社会距离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首先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中介效应的检验(本研究在建立每一个回归方程时都控制了学校类型、民族聚居区和社会赞许性)。首先,进行社会距离感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回归,结果显示,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预测效应非常显著(β = −.21, t(113) = −2.24, p = .05);其次,进行威胁感知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回归,结果显示,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46, t(113) = 5.29, p = .00);再次,进行社会距离感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和威胁感知的同时回归,结果显示,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 = −.09, t(113) = −.83, p > .05),而威胁感知的预测效应仍然非常显著(β = −.27, t(113) = −2.69, p = .01)。为了进一步验证威胁感知作为中介效应的可能性,本研究又根据方杰、张敏强(方杰,张敏强,2012)的建议,采用Bootstrapping的方法,在经过5000次的迭代之后,威胁感知的间接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括0(其范围在−.97至−.007),这说明外群体心理本质论通过威胁感知而间接影响藏汉关系间的社会距离感。

为了检验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藏、汉关系亲密度知觉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了上述同样的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中介效应的检验。首先,进行藏、汉关系亲密度知觉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回归,结果显示,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预测效应非常显著(β = −.38, t(113) = −4.16, p = .00);其次,进行威胁感知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回归,结果显示,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预测效应显著(β = .46, t(113) = 5.29, p = .00);再次,进行藏、汉关系亲密度知觉对外群体心理本质论和威胁感知的同时回归,结果显示,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 = −. 08, t(113) = −1.01, p > .05),而威胁感知的预测效应仍然非常显著(β = −.65, t(113) = −8.10, p = .00)。为了进一步验证威胁感知作为中介效应的可能性,本研究采用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all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表 (n = 113)

注:***代表p = .001,**代表p = .05,*代表p = .01。

Bootstrapping的方法,在经过5000次的迭代之后,威胁感知的间接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括0(其范围在−.37至−.07),这说明外群体心理本质论通过威胁感知而间接影响藏、汉关系亲密度知觉(见图2)。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藏族大学生关于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与威胁感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感、关系亲密度知觉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关于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越强,感知到的威胁越强,希望保持民族间较大的社会距离感,关系亲密度知觉较疏远。而且,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社会距离感、关系亲密度知觉间起了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完全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群体的心理本质论完全是个体对于某群体的主观性认识,它包含了表达本质化的这样几个信念(Haslam et al., 2000):可推断性(即个体认为,如果知道了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就会知道这个人的许多方面的特征);历史的不变性(即个体认为,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会一直存在,它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界限的清晰性(即个体认为,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这是非常明晰的。他要么属于这个民族,要么不属于,但不存在模糊情况);同质性(即个体认为,一民族的人彼此间非常相似,具有很多共同特征);身份的不可改变性(即个体认为,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可以改变);可定义性(即个体认为属于某个民族的人,必然具有某些独特的特征;没有这些特征);内在性(即个体认为,从表面看来,尽管同一民族的人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潜藏在这些表面特征下面的根本因素是相同的);自然性(即个体认为,民族是自然存在的一个真正群体,它是被人类所发现的,而不是经过人为努力而所发明的);排他性(即个体认为,民族具有排他性。例如,属于汉族的人,也不允许再属于藏族)。由这一定义出发,关于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越强,这意味着个体认为民族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固有的、不可变更和根深蒂固的。这种本质论提供了对类别成员的多样化的一体性表征,单纯从本质论来看待社会类别,实质上是类化了同一民族的所有人们,并提供了多维现实的一维图景,侧重对同一民族的人们进行整体化的表征。持有这种信念对民族群体的认识较为整体化,因此,它会引发对民族群体信息类化的编码,进而影响到其认知和行为,即外群体本质论较强的人们对外群体感知到的威胁也较强,具有较弱的跨民族交往动机以及相关的文化界限的打破。因此,外群体本质化信念越强,威胁感知越强,越希望保持较大的社会距离感,知觉到较疏远的关系亲密度。

本研究中的心理本质论是对于群体差异的心理表征,威胁包括了总体威胁的感知。本研究表明,外群体心理本质论越强,威胁感知越强,社会距离感越大,关系亲密度较疏远。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以往研究表明,群际差异和群体地位是影响威胁的前因变量。对于群际差异的作用,当两个群体在与价值观相关维度上相似性低时,那么威胁对于群体消极态度的作用就会比较显著(Zarate, Garcia, Garza, & Hitlan, 2004)。群体地位对群际威胁和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也有影响,地位对群际威胁和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也有影响,如果内群体地位较低,那么群际威胁对于群体而言就更加有威胁性,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当群体之间的界限无法改变时,内群体成员就更容易产生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Stephan & Stephan, 2000;

Figure 2. The analysis diagram of perceived threat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图2. 威胁感知作为中介作用的分析图

Riek, Mania, & Gaertner, 2006)。这一结论证实了差异–威胁–偏见之间关系模型的成立。这说明,外群体心理本质论的运用具有“边界强化功能”,差异知觉越强,威胁知觉越强,越远离外群体,因为这样对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的维护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动机意义。因此,威胁感知在外群体心理本质论与跨民族交往关系中起了完全中介作用。另外,本研究结果与关于心理本质论与较为消极的群际态度关联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Williams & Eberhart(2008)发现,心理本质论越强,对种族不平等状况的情绪卷入少,与种族外群体成员的交往兴趣越低。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能够提供一些理论启发。心理本质论是类化了同一民族的所有人们,侧重对同一民族的人们进行整体化的表征。心理本质论对立的另一极是社会建构论,它否认民族具有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的特征,建构了提供了群体的一种多样化的表征,强调每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侧重对同一民族的人们进行个体化的表征。因此,可以通过降低人们关于民族的心理本质论,增强社会建构论,让少数人们对汉族人们形成个体化认识,而不是群体化认识,这样可以降低对威胁的感知,进而增进社会距离感。此外,应该加强公民教育,从公民教育视角加强“中国人”上位身份认同的建构,这样也有利于降低对汉族人的群体化认识。

当然,本研究只是相关研究,在未来可以采用实验方法,探讨心理本质论、威胁感知与群际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化;还可以检验内、外群体的心理本质论在影响跨民族交往中的共同作用,以及威胁感知与本质论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而且,本研究只是以藏族大学生为例进行的研究,未来可以引入其他民族的被试群体,探讨被试的文化背景在其中是否有影响,以使心理本质论的研究更具广泛性。

本研究对于改善我国民族关系的实践意义在于,尽量支持民族群体的社会建构论,削弱民族群体的心理本质论,这是加强民族融合的重要认知渠道之一。虽然群际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化是可以学习的。研究表明,正是文化创造了有关民族群体差异的一些观念和信念(Smedley & Smedley, 2005),这一点对于媒体的宣传策略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3YJC190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和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项目(2013B-01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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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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