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Chinese Word Geography—A Case Study of Fanshu “Sweet Potato”

doi:10.12677/ML.2014.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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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14, 2, 44-67

http://dx.doi.org/10.12677/ml.2014.21007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4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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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rd Geography—A Case Study of Fanshu

“Sweet Potato”

Zhijia Ni, Mengbing Xia ng

Department of Chines e Language and Literatu re, Pekin g Univers ity, Beijing

Email: rgnzhj@163.com, xiangmb@pku.ed u.cn

Received: Jan. 21st , 2014; revised: Feb. 10th, 2014; accepted: Feb. 20th, 2014

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 ac-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ap 015 in the vocabulary volume of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LACD), this paper reclassifies the word forms of fanshu “sweet po tato” at 930 Chinese dialects into 6 broad

categories (“shu”, “yu”, “digua”, “shanyao”, “luobo”, “ge”) and 47 sub-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certain original characters and dialect materials. Then we d ra w necessary interpretive maps and discuss sev-

eral related issues with these map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the words shao and hui which refer to the sweet potato is shu. 2) In al l the 930 dial ects, the “shu ” category,

as the dominant one, is used in 729 dialects (78%),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which are fanshu and

hongshu. 3) Dialect contact tends to result in the blend of word forms. For example, the contact of fanshu and

shanyu results in fanyu and shanshu, while hongyu is also a blend word due to the contact of shanyu and

hongshu. 4) Immigrants as well as important traffic lin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ialect diffusion. For ex-

ample , immigr ants from Sha ndong P rovince bro ught swee t pot atoes and their na me “digua” to the northeast

China , whi le t he “yu” cate gory in the r egi o n o f J ia ng su Pro vinc e, Sha n gha i Ci t y a nd A nhui P r ovi nce d i ffused

northward along the Grand Canal till the starting point Tong County (which is called Tongzhou District no-

wadays). 5 ) To simply ana lyze t he geogr aphica l distrib ution p attern d oesn’t guarantee us a right answer. For

instance, the ABA pattern can result from eithe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entral area, or other factors such as

parallel evolution, jumping diffusion over a long distance, etc. It’s hard to know wha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e ABA pattern contains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related documents. 6) Since the scientific name of sweet

potato “ganshu” doesn’t have a dialectal foundation and is identical with “ganshu” which refers to a kind of

yam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it is appreciated that the botany academia takes “fanshu” as the scientific

name.

Keywords: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Fanshu “Sweet Potato”; Classification of Word Forms;

Interpretive Maps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倪志佳，项梦冰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Email: rgnzhj@163.com, xiangmb@pku.edu.cn

收稿日期：2014年1月21 日；修回日期：2014年2月10 日；录用日期：2014年2月20 日

摘要：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LAC D)词汇卷 015 图为依据，在梳理本字和若干方言语料的基础

上，把 930 个汉语方言点番薯说法的词形重新分为 6大类(“薯”类、“芋”类、“地瓜”类、“山药”

类、“萝卜”类、“葛”类)47 小类，绘制出必要的解释性地图，并结合地图讨论若干相关问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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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有：1) 指称番薯的“苕”和“茴”本字都是“薯”；2) “薯”类词形是优势词形，拥有 930 个

方言点中的 729 个(78%)，而“番薯”和“红薯”又在“薯”类词形中占压倒性多数；3) 方言接触往

往导致词形的混合，例如“番薯”和“山芋”的接触产生了“番芋”和“山薯”，“山芋”和“红薯”

的接触产生了“红芋”；4) 移民和重要的交通线在方言扩散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例如山东移民把

番薯及番薯的称谓“地瓜”带到了东北，苏沪皖一带的“芋”类词形沿着大运河向北扩散，一直到大

运河的起点通县(今通州区)；5) 单纯对词形的地理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不一定能把我们引入真理之门，

例如 ABA 分布既可肇因于中心区的创新，也可由平行演变、跳跃式远距离扩散等其他因素导致，如

果不结合文献，很难知道 ABA 分布蕴含着何种历史信息；6) 番薯的学名“甘薯”不具有方言基础，

又跟古文献中指称薯蓣的“甘薯”(甘藷)重名，植物学界以“番薯”作为学名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关键词：汉语方言地图集；番薯；词形分类；解释性地图

1. 引言

1.1. 本文的宗旨及约定

番薯(英文名 sweet potato，拉丁名Ipomoea batatas

Lam.)，为旋花科(convolvulaceae)一年生或多年生蔓生

草本植物，是一种丰产而又易于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

北京小吃烤白薯烤的就是这种东西。番薯在汉语方言

里颇有一些不同的叫法，如“红薯”、“白薯”、“红

苕”、“山芋”、“地瓜”、“山药”等。《汉语方

言地图集》

[1]词汇卷 015 图“红薯”(下文简称 LV015)

描写了 930 个汉语方言点的番薯词形及其地理分布，

本文拟在 LV015的基础上进一步绘制解释性地图，并

讨论若干相关的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

[2]以“甘薯”作为番薯的学名，

“白薯”和“红薯”作为番薯的通称，“番薯”则视

为方言词。《中国植物志》[3]、《简明生物学词典》

[4]、《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5]等都以“番薯”

作为学名。除了引文，本文一律称“番薯”。

“薯”字本作“藷”或“”等，详见 3.1 的讨

论，本文一律写作“薯”，但引文悉遵原作。引用的

古籍随文交代版本，不列入参考文献。

铃木史己(2009)[6]曾以“薯类：马铃薯和甘薯”为

题，进行过汉语方言马铃薯和甘薯的词形分类，绘制

了4幅方言地图(马铃薯和甘薯的综合地图各 1幅，马

铃薯“洋”类的分布图 1幅，“山药”的所指图 1幅)，

并对地图做了简略的讨论。铃木的研究并非以《汉语

方言地图集》为基础，而且本文对词形的分类在做法

上跟铃木有很大的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基本不重叠。

因此，除了必要时加以引用外，我们对铃木的研究不

做介绍和评论，请读者自行参看。

本文所使用的方言语料都随文交代出处，凡未交

代出处的都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5)

[7]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2008)[8]。本文对标

调法做了统一。

1.2. 早期文献中的“甘藷”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藷”条曾引《异

物志》和《南方草物状》的有关描写，转引如下(据四

库全书本)：

《异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

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为米谷。

《南方草物状》曰：甘藷，二月种，至十月乃成

卵。大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

经久得风乃淡泊。

对于《异物志》和《南方草物状》这两本书的作

者及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而这两本书

里所记的“甘藷”指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也

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异物志》为东

汉杨孚所撰，时间在公元 100 年前后；《南方草物状》

(亦名《南方草木状》，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并非一书)

为西晋嵇含所撰，时间约在公元 300 年前后。至于两

书所记的“甘藷”，多数学者都认为跟今天的番薯没

有关系(参见丁颖 1928[9]；丁颖、戚经文 1948[10]；吴

德邻 1958[11]；胡锡文1958[12]；吴德铎1960[13]、1961[14]；

夏鼐 1961[15]；项梦冰 2014[16])，是同名而异实；番薯

乃是明代从国外传入的物种，只不过袭用了“甘藷”

之名而已。《异物志》和《南方草物状》所记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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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薯蓣科(Dioscoreaceae)里的甜薯(一说参薯)，即

Dioscorea esculenta Burk.。

1.3. 番薯的引入及传播

一般认为，番薯原产美洲，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

洲之后被引入欧洲，16 世纪上半叶传入菲律宾和印度

尼西亚，然后再由此传到亚洲大陆各国。番薯传入中

国并非一时一地的单发性事件(sporadic event)，而是

异时异地的多发性事件(multiple events)，这一点经过

学术界的多年研究已无疑义。表1即我们归纳的若干

此类事件(根据陈树平 1980[17]，梁家勉、戚经文 1980[18]，

杨宝霖 1982[19]，公宗鉴 1991[20])：

此外，何炳棣(1978/1979)[21]根据嘉靖《大理府志》、

万历《云南通志》的物产记载推断，明嘉靖年间或更

早番薯已由印度、缅甸传入云南。陈树平(1980)[17]亦

根据万历《云南通志》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

已有种植“红薯”的记载推断云南传入番薯比福建早

了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了八九年。值得注意的是，

西南陆路说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事实上，仅仅根据嘉

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的物产记载并不

能明确得出云南在当时已经种植番薯的结论。杨宝霖

(1982)[19]已指出万历《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

植的“红薯”并非番薯，曹树基(1988) [22]、韩茂莉

(2012)[23]亦持相同意见，并有进一步阐发。可见西南

陆路说目前并无实据，可以弃而不从。

从表 1可见，就时间而言，番薯的引进主要集中

在万历年间，具体来说是 16 世纪后期；就引入地而

言，番薯最先引入的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就薯种来源

地而言，主要是安南(今越南)和吕宋(今菲律宾)。以上

所列的事件中，尤以陈振龙的引种影响最大，《金薯

传习录》(卷上)载之甚详，可参看。而洪武年间番薯

传入晋江的说法如果属实，则 Yen(1974)[24]所设想的

在欧洲人航行到太平洋之前，番薯已经从起源地南美

传播到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东部、中部以及美拉尼

西亚(Melanesia)东部的 Kumara 路线(大概不晚于公元

400-700 年)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证据 1。因为苏禄群岛

就在美拉尼西亚的西面，洪武年间引入晋江的苏乐国

(即苏禄国)薯种自然应当是 Kumara 路线向西播迁的

结果。

番薯引入中国之后，因其高产、耐旱、容易栽种

等优点，首先在福建、广东两省迅速传播，不久又传

入台湾 2。稍后，邻近的闽、粤两省的广西、江西、

湖南、浙江等省份在清初陆续开始种植番薯。随后，

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陕西等省份，西南的四川、

贵州等省份，在乾隆初期也逐渐引种番薯。

番薯的传播既有民间力量的推动，如闽粤客民在

南方山区的广泛开发，又如陈振龙父子及其几代子孙

的大力宣传和亲身实践(参见《金薯传习录》卷上)；

Table 1. The time and r out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weet potatoes into China

表1. 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及路线

时间引种人引种地点记载文献

明洪武二十年

(1387) 苏得道

苏乐国→福建晋江

乾隆《南宗谱》、民国《朱里曾氏房谱》

不详

林怀兰

交趾→广东电白

光绪《电白县志》

万历十年

(1582) 陈益

安南→广东东莞

同治《凤冈陈氏族谱》

万历十二

~十三年(1584~1585) 洋舶

南澳

(漳、潮之交)→福建晋江

清

·龚显曾《亦园脞牍》引苏琰《朱蓣疏》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陈振龙

吕宋→福建长乐

清

·陈世元(辑)《金薯传习录》

我们未睹 Yen(1974)原书，这里的介绍根据的是 Hays(1979)[25]和罗文彬 (2006)[26]。张箭 (2012)[27]也曾有过如下介绍：“1769 年，英国航海

家库克船长、随行植物学家布恩克斯和索兰德尔在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岛发现当地土著居民栽种吃食甘薯。在那一带的库克群岛上发

现的甘薯

(块根)古遗物经放射性碳测年可追溯到公元 1000 年，人们认为甘薯传到玻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可能在公元700

年。并猜测很可能是

玻利尼西亚人航行到南美带回了甘薯，又把它传播到夏威夷和新西兰。因为玻利尼西亚人的航海传统和水平都比南美印第安人悠久和高超

得多。甘薯作为从南美洲返航的筏子上的储粮之一传入了大洋洲。这种筏子曾由一个叫孔提基

崴斯的西方人驾乘从南美向西漂流渡过了东

太平洋到达了大洋洲的玻利尼西亚等群岛。这就为库克和哥伦布等到达该地以前甘薯已分布于太平洋各群岛提供了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

Dixon

(1932)[28]对波利尼西亚的番薯问题已有很好的讨论，曾指出：“the simila rity of n ame for th e plant in

Polynesian and Kechua speech is a

striking fact

.”(“这种植物的名称在波利尼西亚语和南美奇楚亚语里的相似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译按：番薯在波利尼西亚语里叫

kumara

，与秘鲁奇楚亚语里的某个番薯品种的名称 kumar 惊人相似。)

陈树平(1980)[17]

已指出：“台湾明时为福建一个府，清朝建立后，到康熙二十二年始置于清朝管辖之下。台湾番薯的来源，既有康熙二十

二年后闽粤移民带去的，也有直接来自南洋的。《诸罗县志》：‘番薯，……种自南夷

(即指南洋)，生熟皆

可食。……又有文来薯，皮白肉

黄而松，云种自文来国(

位于加里曼丹北端

)

’

(

康照五十六年

[1717]

《诸罗县志》卷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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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一些学者和官员，乃至清政府的积极倡导密不可

分，例如晚明何乔远曾作《蕃薯颂》赞美番薯，徐光

启则写有《甘薯疏》详言番薯之利和种薯之法，并亲

身实践将薯种由福建引入松江地区，又如乾隆时期的

陕西巡抚陈宏谋、直隶总督方观承、山东布政使李渭、

山东按察使陆耀等都曾在所任地区内劝谕民众种薯，

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番薯的传播(参见郭松义1986)[29]。

作为最高统治者，乾隆也曾两下谕旨3，劝种番薯，

从而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种植番薯的高潮。到乾隆末期，

“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及东北三省未见

有关番薯记载之外，其他各省都已种植”(陈树平 1980)

[17]。嘉庆以后，番薯在各地深入推广。至清末，甘肃

及东北地区也已经引种番薯(参见宋军令 2007)[30]。

2. LV015的词形分类

LV015 图把930 个汉语方言点番薯的说法归纳为

5大类 55 小类，本文转写为表 2。

A类有21 个小类，626 个方言点，所用的符号是

黑色的；B类有 9个小类，94 个方言点，所用的符号

是红色的；C类有 14 个小类，111 个方言点，所用的

符号是蓝色的；D类有 6个小类，83个方言点，所用

的符号是绿色的；E类有 5个小类，16 个方言点，所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nshu’s word forms on Map 015 of LACD voca b u lary volume

表2. LV015 的番薯词形分类

A 类(黑色)626 B类(红色)94 C类(蓝色)111 D类(绿色)83 E类(黄色)16

1 红薯 [210] 红苕 [52] 红芋 [17] 地瓜 [56] 茴 [6]

2 红薯～番薯 [3] 红苕～红薯 [3] 红芋～白芋 [2] 地瓜～红薯 [3] 粉葛 [1]

3 赤薯 [2] 红苕～苕 [3] 红芋～山芋 [3] 地瓜～芋头 [1] 甘萝卜 [1]

4 黄薯 [3] 红苕～番苕 [2] 白芋 [2] 山药 [21] 山萝卜 [2]

5 白薯 [16] 红苕～红芋 [2] 白芋～山芋 [1] 山药～甘薯 [1] 其他 [6]

6 甘薯 [2] 番苕 [2] 花芋 [2] 白山药 [1]

7 甜薯 [2] 苕 [22] 山芋 [50]

8 糖薯 [1] 苕～红薯 [7] 山芋～番芋 [1]

9 番薯 [316] 苕～番薯 [1] 山芋～芋头 [1]

10 胡薯 [1] 山芋～地瓜 [2]

11 京薯 [3] 番芋 [22]

12 根薯 [2] 饭芋 [1]

13 花薯 [1] 沙芋 [1]

14 萝卜薯 [1] 芋头 [6]

15 山薯 [9]

16 老薯 [1]

17 薯 [32]

18 薯— [14]

19 薯薯 [3]

20 薯棒 [3]

21 薯脑壳 [1]

乾隆五十年(1785)八月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前一谕旨的全文为：“谕

军机大臣等。据明兴奏：陆燿于山东臬司任内，曾刻有《甘

薯录》一编，颇为明切易晓。现饬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等语。所办甚好。河南频岁不登，小

民艰食。前已谕令毕沅：转饬各府州县，仿照怀庆府属广种薯蓣。即直省迤南各府，今年亦因雨泽愆期，收成歉薄。番薯既可充食，兼能

耐旱。且东省各府既间有种植，自不难于就近购采。朕阅陆燿所著《甘薯录》，颇为详晰。著即钞录寄交刘峨、毕沅，令其照明兴所办，

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

(《清实录》卷之一千二百三十六

，据中华书

局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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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符号是黄色的。表 2每个小类都用直方括号标出

方言点数，但没有提供原图图例中所使用的各种彩色

符号。每个大类和小类的方言点数都是本文作者手工

点算的，容或有个别误差，但不会影响本文的总体结

论。

LV015通过颜色和符号形状的搭配，每个小类在

地图上的代表符号都是唯一的。例如黑色的●代表

“ 薯 ”，绿色的●代表“地瓜”，红色的▲代表“ 苕 ”，

蓝色的▲代表“山芋”。详细的情形请查看 LV015 原

图。

LV015词目“红薯”(Sweet Potato)原有一个注：

“薯：部分地点读阳平，符合‘藷’。藷：《广韵》

鱼韵署鱼切，似薯蓣而大。”今按：《广韵》平声鱼

韵署鱼切所收为“ ”字而非“藷”字，参见下文 3.1.1。

3. 番薯词形的重分类

3.1. 本字及词形的若干说明

3.1.1. 关于“薯”字

“薯”是后起字，《说文》未收。按目前掌握的

材料，它始见《玉篇》，是一个典型的形声字(从艸署

声)。《广韵》去声御韵常恕切：“藷，藷藇。又音诸。｜

薯：薯蓣。俗。”即“薯蓣”是“藷藇”的俗写。又

平声鱼韵署鱼切：“ ，似薯蓣而大。或作‘稌’。”

而“ ”跟“藷”实际上也是异体关系，因为《广韵》

去声御韵常恕切“藷”字说明“又音诸”，可是平声

鱼韵章鱼切收的却是“ ”(“薯预别名”)而不是“藷”。

按照中古的字书(《玉篇》、《类篇》)及韵书(《广

韵》、《集韵》)所载，“藷”兼有平声(署鱼切、章

鱼切、陈如切*)和去声(常恕切)的读法(以《广韵》的

反切为准，《广韵》未收的据《集韵》，后加星号以

示区别)，“薯”则只有去声的读法(常恕切)，其中署

鱼切、陈如切*都可用作单音词，常恕切则见于双音

词“藷藇”(或作“薯蓣”等)。《山海经》(据宋淳熙

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卷三“北山经”云：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

其上多草、藷藇(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

单呼为藷，音储，语有轻重耳)，其草多秦椒，其阴多

赭，其阳多玉。

括号内的字是东晋郭璞所加的注。可见，在东晋

时，江南单称藷藇为“藷”(音“储”，平声)，与双

音词“藷藇”的“藷”读去声(“曙豫”)不同。《广

韵》所收的两个平声读音，署鱼切可以看作“储”音

的一种变化，而章鱼切则可能是因同形字“藷”(音诸，

《说文》“藷蔗也”)的影响所致。

从中古以后文献“薯”字的使用情况看，以去声

的地位(常恕切)见于双音词“薯蓣”这一限制早已被

打破，例如：

藷藇《本草》名薯蓣，汀人呼薯。有红白二种，

其白者又呼山药、雪薯。(乾隆修、同治六年[1867]刊

《汀州府志》卷之八“物产”)

……蕨、芋、薯、茄……(康熙五年[1666]《连城

县志》卷四“籍产志·物产”)

长汀、连城都属于薯蓣“单呼为‘藷’”的地区，

但地方志的物产部分早已通用“薯”字，其音韵地位

为禅母鱼韵平声，如长汀今叫[](据曹培基 1997 [31])、

连城今叫[](据本文第二作者的田野调查)。可见现

代汉语用“薯”字兼记平声和去声的来源是合适的。

换言之，“藷、、薯”可以不论平声去声一律视为

异体字。

“藷”字章鱼切、陈如切的读法目前都尚未在汉

语方言里发现4。署鱼切的读法主要通行于南部，如

温州[ ]、梅县[]、广州[]、福州[]。常

恕切的读法不算常见，主要是一些中部地区的方言，

而且常常是平声读法和去声读法并存，如苏州[/

]、长沙[/]、双峰[/]。大部分官话

“薯”字读上声，如北京[]、西安[  ]、武汉[

]、扬州[]，属于例外读音，它们通常也不用于

薯蓣义，例如北京薯蓣叫“山药”[ ](据陈章

太、李行健 1996[32])，“薯”字用于“白薯”[ 

]等词。可惜 LV015 没有提供语音词形，本文无法

就“薯”字各种读音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考察。

官话“薯”字读音不合规律可能跟“薯蓣”的避

讳改词有关。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据续修四库全书

有一些方言，例如双峰话，“薯”读[]

，似乎可以看作是来自

直余切，可是双峰话古禅母字本来就有一部分今读

-

，例如“臣”

[

]、“城”[]、“常”[]

等。从方言比较的立场看，

双峰话的“薯”读

[]还是看作来自署鱼切比较妥当(

例如“薯”

的若干方言读音：长沙

[]；合肥 []；福州 []、厦门 []

、

潮州

[



])，即[



]乃是*



一类形式的演变结果。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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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七“山药”条说：

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庙讳，下一字曰“蓣”，

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为“药”，今人遂呼为“山

药”。如此则尽失当日本名，虑岁久以山药为别物，

故书之。

即“山药”说法的兴起导致“薯”字的停用，等

到明清之际再从南方传入番薯时，可能受形近字“暑”

的影响而读成了上声(项梦冰 2014[16]对“薯”字的形

音义及“薯蓣”的犯讳改词有更多的讨论，请参看)。

事实上把“薯”错写成“ ”字的人并非个别，可以

说明字形和字音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是“搜狐网友

26233394”博文《“薯片”的“薯”》中的一段(因网

址长达五六行本文恕不提供)：

……刚才告诉丁丁我想吃零食了，便打算例举出

一些我喜欢的零食让丁丁去买，可惜的是我不会写

“薯”，用potato chips 代替，丁丁看后说暑假的暑你

会写吧？加个草字头就好。可现在我又突然发现，丁

丁的说法是错的……今天的收获是：我记住了“薯片”

的“薯”不是草字头加上“暑假”的“暑”。

3.1.2. 关于“苕”字

根据表 2，B类词形为“苕”或以“苕”为词根

的复合词(如“红苕”、“番苕”等)，共有 94 个方言

点。《说文解字·艸部》“苕，艸也。从艸，召声。”

《广韵》平声萧韵徒聊切(今读 tiáo)，“苕菜。詩云：

‘卭有旨苕’。”《汉语大字典》[33]五3198在这个

读音下共立 5个义项：①凌霄花；②苕菜(紫云英)；

③芦苇的花穗；④水名，苕溪的简称；⑤姓。诗经“卭

有旨苕”的“苕”即指凌霄花。《汉语大字典》五 3198

“苕”又立 sháo一读，有两个义项：①方言。甘薯又

称“红苕”。②方言。傻里傻气，如：你莫苕。即 sháo

是为现代方言立的，两个义项都没有提供文献资料。

很显然，“苕”sháo跟“ 苕 ”tiáo 音义都不存在关联，

只能视为同形字。关于“苕”sháo的词源，目前主要

有两种说法，下面分别介绍。

(一)“苕”sháo 可能来自“山药”的合音。石声

汉(1958/2009)[34]指出：

目前，长江上中游几省，都有将山药及 Ipomoea

叫“ 韶

．

”的地区。是否“山药”两字拼合而成为，

再转变成 ，以至成是可以考虑的。

(二)“苕”sháo即“薯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

卷二十七“菜部•菜之二”之“薯蓣”条引宋•苏颂

(1020-1101)《本草图经》(1061 年)说：

颂曰：江、闽人单呼为藷(音若殊及韶 )，亦曰山

藷。《山海经》云：景山北望少泽，其草多藷藇(音同

薯蓣)。则是一种，但字或音殊或音诸不一。或语有轻

重，或相传之讹耳。

按：《本草图经》已佚，《本草纲目》所引跟前

人所引有文字上的出入，例如《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

用本草》(1249 年，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影印张

氏原刻晦明轩本)卷六“草部•上品之上”之“署预”

条：

《图经》曰：……又江、湖、闽中出一种，根如

姜芋之类而皮紫，极有大者，一枚可重斤余……彼土

人单呼为藷(音若殊 )，亦曰山藷。而《山海经》云：

景山北望少泽，其草多藷藇(音与署预同)。郭璞注云：

根似芋，可食。今江南人单呼藷(音储)，语或有轻重

耳。据此注，则薯蓣与藷乃一种，南北之产或有不同，

故其形类差别。然字音殊、储不同，盖相传之讹也。

一名山芋。

早出的《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108 年，据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尚志均点校本)卷

第六“草部•上品之上”之“薯预”条所引跟《重修

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是一样的。很明显，《本草

纲目》所引《本草图经》的有关内容是经过李时珍的

改动和缩写的。特别重要的改动有两项：一是把“江、

湖、闽”改为“江、闽”，一是把“音若殊”改为“音

若殊及韶”。这两项改动大概是基于李时珍自己对单

音词“藷”的地理分布及读音的了解。

清代亦有学者认为“苕”即“薯”。道光二十一

年(1841)《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之“甘藷”条

引郑珍(1806~1864)《田居蚕室录》(已佚)说：“俗呼

‘韶’，‘薯’声之转。有红、白二种。”

“苕”来自“山药”合音的设想显然是不足为训

的。首先跟文献的描述不符。《本草图经》对《山海

经》有关薯蓣的记载(引文见前文 3.1.1)特别评论说“薯

蓣与藷乃一种”，“南北之产或有不同”，“字音殊、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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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不同，盖相传之讹也”。李时珍将《本草图经》的

读音说明改为“音若殊及韶”，针对的仍是江、闽的

单音词“藷”。既然江、闽薯蓣本不呼“山药”，而

是通行单音词“藷”，合音的设想就失去了基础。更

何况从语音上看，江、闽在明代大概都属于有入声的

范围(这一范围里的方言今天绝大部分也仍然保留入

声)，“山药”若果真发生合音，其结果也应当是*(

/)或*(/)一类的入声字。

根据 LV015，B类词形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参看

下文 4.3.3. 2)图6)，优势词形为“红苕”。这一地区

主要通行没有入声的西南官话。古入声字在这些方言

里今读主要归阳平，“山药”合音为 sháo 似乎不存在

塞音韵尾和调类方面的障碍，可是韵母上仍然还是不

能说通，以武汉、成都、毕节为例(毕节据明生荣

2007[35])。武汉番薯叫“苕”[]，成都番薯叫“红

苕”[   ]，毕节番薯叫“红/白苕”[/ 

]，“药”字分别读 [  ]，显而易见，三

地“苕”和“药”的韵基都不相同。实际上，药韵读

-是北京那一路官话的特点，除了较新的外来层次，

西南官话药韵字照例不读-。下面再看宜昌方言的有

关词汇(据刘兴策 1994[36])：

红苕  

红薯  

苕 

山药  

即宜昌番薯有“红苕”、“红薯”、“苕”三种

说法，其中“红薯”大概是受通语影响产生的，而“红

苕”则是“苕”加上修饰成分的结果。宜昌薯蓣仍叫

“山药”，没有发生合音，而且即使合音，其结果也

应为[]或[]。

我们认为，李时珍和郑珍对于“藷”(薯)字读音

的意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苕”的本字其实就是“藷”

(薯)，只是由于韵母特殊，读音和字形逐渐脱离了联

系，以致人们又新造了一个形声俗字“苕”。“苕”

字的词源之所以变得模糊，主要原因是-在相关方言

里是鱼韵字今读的孤例。其实孤例不应成为本字考证

的绝对障碍，如建瓯方言“去”字读[ ]，-也是鱼

韵字里的孤例，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本字的认定。值得

注意的是，LV015 图仍有两个徽语使用 B类词形，即

黟县与淳安，似乎可以看作江、闽人“音若殊及韶”

的残迹。以黟县为例(据谢留文、沈明 2008[37])：

番苕 :  白薯

山芋 : 

百号  :

红心番苕   : 

白心番苕     : 

黄心番苕   : 

即黟县番薯叫“番苕”，也叫“山芋”或“百号”

5。单音词“藷”(即薯)原来指的是本土物产，而番薯

是外来物种，所以加上“番”字，“番苕”就是“番

薯”。

“薯”音若“韶”的方言有可能存在层次问题，

即“薯”还可以有另外的读音，例如黟县“马铃薯”

[: : ]，其中的“薯”字读[]不读[

]。又如上引的宜昌方言，“薯”字也有[ ]

两音。当然，目前我们对于“薯”字音若“韶”的性

质还不是十分清楚：是鱼虞有别的残迹还是个别口语

用字的特殊创新？不同方言之间是否存在借用的现

象？如果存在借用，扩散的方向是怎样的？这些问题

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还需指出的是，“苕”在

文献里还有其他一些写法。例如：

薯蓣。《识略》云：兴义府平地处宜种红薯。按：

薯蓣郡产甚多，俗呼为红烧，又谓之山芋……今考薯

蓣、山药本是二物。山药细而长，皮肉皆白，味淡；

薯蓣形稍短，味甘，而皮有黄白二种，故俗有红烧之

名。郡之贫民，多用以代饭。(咸丰四年[1854]《兴义

府志》卷四十三“物产志·土产·蔬属”)

红蕱，一名薯。蔓引于地，茎微赤，叶似山药，

状如萝卜，红色。(嘉庆十八年[1813]《汉南续修府志》

卷二十二“物产”)

红蕱，山间亦种以助粮，然随挖随食，邑侯陈公

名仅，刻《艺蕱集证》劝以广种储荒，其法甚备。(道

光二十三年[1843]《紫阳县志》卷三“食货志·树艺”)

《兴义府志》所说的“红烧”指的大概是番薯，

“烧”即“苕”，应为记音字，为什么读成了阴平还

有待进一步调查(参看下文 4.3.3. 2))。《汉南续修府志》、

“百号”原有同音字记号，其实就是本字，当为番薯品种名称“胜

利百号”(也叫“冲绳百号”)的简称。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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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志》所说的“蕱”即番薯。查新编《紫阳县

志·方言志》[38]，番薯叫“苕”[ ]，读音并无特

别之处。《兴义府志》对“红烧”的解说殊不可解，

“皮有黄白”与“俗有红烧之名”有何关联？大概是

编者参考了“红苕”的命名理据，但却没有消化。例

如：

番薯，赤白二种，邑人谓之红苕、白苕。(道光

十三年[1833]《石泉县志》卷之三“食货·物产”)

“红苕”、“白苕”本是按颜色所做的分类，一

旦成为通称，就不再局限于颜色。兴义的“红苕”既

为黄白二种，自然无法从颜色寻求其造词理据了。

3.1.3. 关于 C12“饭芋”、C13“沙芋”

C12 只涉及一个方言点，即安徽的绩溪。按照安

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39]和赵日新(2003)[40]所

记，番薯绩溪叫“饭芋”[ /  ]。就绩溪

方言自身而论，“饭芋”两字的读音都完全符合语音

演变规律，并无疑义。不过我们认为绩溪[ ]的

本字其实就是“番芋”，而“饭芋”大概是因“番”

字的读音发生讹变后所自然产生的一种俗词源

(popular etymology)。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贵阳方言。

LV015 所记为贵阳南明区，番薯说“山药”。汪平

(1994)[41]所记贵阳城内方言为“饭薯”[ ]、

“红薯”[  ]，品种分“红心饭薯”[ 

  ]、“白心饭薯”[   ]、“ 水

果饭薯”[    ]三种。贵州省志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1998)[42]所记贵阳方言为“红心、白心饭

薯”(词目为“红、白薯”，可见已涉及具体的品

种，并非通称)。不过陈章太、李行健(1996)[32]所记贵

阳方言为“蕃薯”[ ]，杨适(1994)[43]所记贵阳

方言为“番薯”[  ]，都不因“番”(蕃)字讹变

为去声而怀疑其本字。

C13 也只涉及一个方言点，即安徽的歙县(富堨镇

青山村)。“沙芋”大概就是“山芋”。按照孟庆惠

(2005)[44]，歙县许村古山摄开口二等字今读-，例如

“山”[]、“杀” []，但也有个别字读-，例如

“拔”[]，因此如果“山”字读成[]就会跟“沙”

字同音。孟庆惠(2005)[44]歙县方言收了 4个点(徽城镇、

深渡、杞梓里、许村)，番薯都叫“山芋”6。可以设

想青山的情形可能正跟许村类似，山摄开口二等字的

主元音开始出现个别高化现象，而“山芋”的“山”

就走在了音变的前列。

3.1.4. 关于 E1“茴”

LV015管番薯叫“茴”的方言点总共有 6个，集

中分布在岳阳市及其所辖的岳阳县、湘阴县、平江县、

临湘市、汨罗市，如图 1所示。

“茴”字用于“茴香”，字义与番薯无涉，LV015

所记只能看作是同音字，其本字大概就是“薯”字。

下面以李冬香(2007)[45]所记的岳阳(柏祥)方言为例稍

加说明。岳阳(柏祥)番薯叫“洋□”[ ]，第

二个音节跟“肥”、“茴”等字同音，作者按有音无

字处理，我们认为本字就是“薯”，即番薯岳阳(柏祥)

叫做“洋薯”。古禅母合口三等字岳阳(柏祥)今读-，

-，-，-，例如“树”[]、“睡”[]、“熟”[

]、“垂”[]。读-的字再如：“税、睡”[

]、“瑞”[ ]、“纯”[]、“说”[]。可见把

[]看作“薯”字声母和声调都没有问题，至于韵母，

岳阳(柏祥)鱼韵字照例不读-(u)ei，把[]看作“薯”

字韵母会出现孤例的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和-、

-()关系密切，而且个别口语常用字读音与一般规律

不同是很正常的，例如“絮”字在成都话读[](文读)、

[ ](白读)，-就是遇摄合口三等鱼(举平以赅上

去)韵字里的孤例。因此把岳阳的[]看作“薯”字

从语音上看并无大碍。

当然，把番薯叫“茴”的方言并非都像岳阳(柏祥)

一样，语音上能大致说得通。例如平江(南江)、平江 (西

Fig ure 1. Dialects which ca ll sweet potatoes “hui”

图1. 番薯叫“茴”的方言点

孟庆惠(2 005)[44]在描写绩歙片方言的词汇时，6

个方言点只列了

“山芋”

(代表点徽城镇)、“饭芋”(华阳镇)

两种词形。按该书体

例，各地说法大致相同的，只用本片代表点方言歙县

(徽城)

话标音。

只见于某地的就用某地话标音，并用括号在词条后注明。说明绩歙

片的

5个点番薯都叫“山芋”，只有绩溪(华阳镇)叫“饭芋”(即“ 番

芋”

)。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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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番薯都叫[](张双庆、李如龙 1992[46]、朱道明

2009[47])，但两地古禅母今都不读f-，例如 “树”[

/]、“纯”[ / ]，章组鱼韵两地也不读-，例

如“ 煮 ”[/]、“鼠” [/]。换言之，把“薯”

看作[]的本字声母和韵母都要出现孤例问题。根据

“茴”(番薯)的地理分布特点，大概可以认为平江的

“薯”[]其实是从岳阳借入的(平江的对应岳阳的

)。我们注意到，张双庆、李如龙(1992)[46]、朱道明

(2009)[47]在记录平江方言词汇的时候都径用“薯”字，

而没有用同音字或表示有音无字的“□”。

3.1.5. 关于 E2“粉葛”

E2 类只涉及一个方言点，即潮州(湘桥区)，也就

是潮州市区。潮州番薯的叫法多记作“番葛”，下面

引5种材料来看(标音法和排列格式本文作了统一)：

1) 《潮州方言》

[48]：番割  (按：“割”

应为同音字，本字为“葛”)

2) 《潮州市志》[49]：番葛(番薯) (按：原书未标

音)

3) 《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50]：番薯

 (按：新山潮州话)

4) 《汉语方言词汇》

[7]：番薯   ~番葛 

   (100 页：潮州)

5) 《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51]：番薯  

 ～番葛    (按：曼谷潮州话)

以上 5种材料，无论叫“~薯”还是“~葛”，前

字都是“番”[/]，不是“粉”[](北

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8[8]，278)。潮州周边

的方言也没有出现“粉葛”的说法，例如：

6) 汕头(据林伦伦 1991[52])：番薯   ~

番葛 甘薯

7) 澄海(据林伦伦 1991[53])：番薯   ~

番葛 甘薯

8) 揭阳(据蔡俊明 1976 [54])：番薯    ~

番葛   甘薯

9) 南澳(后宅，据林伦伦、林春雨2007[55])：番薯

  ~ 番葛  甘薯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专业 2011 级硕士生温

东芳帮助核对潮州市区番薯的说法，所提供的语料为

“粉葛”[  ] ~ “番薯”[/  

 / ]，没有调查到“番葛”的说法。其家乡普宁市

的潮汕话则只说“番薯”[  / ]，不说“粉

葛”。看来潮州话存在“粉葛”的说法是不成问题的。

但潮州市区是否存在“番葛”的说法仍需要进一步调

查，此外各地潮州话里的“番葛”和“粉葛”是一种

什么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先有“粉葛”，后来受

“番薯”的影响产生了“番葛”，还是先有“番葛”，

后来改说成了“粉葛”，还是根本就是各自创新，“番

葛”和“粉葛”并不存在演变关系？)希望研究潮语的

学者能结合文献资料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3.1.6. 关于 E5“其他”

E5 为LV015 未提供具体词形的方言点，共有 6

个。为了让这 6个县市的方言在下文的地图中不至空

缺，在不求地点吻合的前提下本文将以所能查到的语

料为依据。

句容市南郊华容镇：山芋 (据周芸 2007[56]，

“芋”原标作 31 调，据19 页同音字表改为 53 调)。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1960)[57]所记相同，

但没有标音。LV015 的调查点为句容经济开发区。

高淳县：山萝卜   ~ 山芋  (据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8[58])。江苏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1998)[59]所记为“山萝卜”[  ]。

LV015的调查点为高淳淳溪宝塔村。

苍南县炎亭镇：番   (据秋谷裕幸

2005[60]，原书词汇按实际调值记录，本文根据原书提

供的连读变调规律稍做调整)。“ ”即“ 薯 ”。LV015

的调查点相同。

温岭县：蕃莳  (据杭州大学中文系方言

调查组 1959[61])。温岭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62]所记为：

番莳    ｜番□ 。阮咏梅(2012)[63]所

记为：番薯   。但 39 页同音字表用本字不

明的“□”。LV015的调查点为温岭石桥头东花桥。

“蕃(番)莳”的本字大概即“番薯”。“番□” 

的本字大概也是“番薯”(可看作 一类音

的弱化；上一条苍南县炎亭镇的“ ”也是一种

弱化)。

海口市：番葛  (据陈鸿迈1996[64])。

LV015 的调查点为海口市琼山区。按陈鸿迈(1996)[64]

的引论介绍，海口方言和距市区中心 5公里的琼山县

府城镇居民所说的话相同。琼山县即今琼山区。

万宁市区：番薯(承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杜依倩老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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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告知)。LV015 的调查点为和乐港北港上。据杜依倩

老师了解的情况，和乐镇港上村和港下村合称港北，

港上、港下的方言大体相同。港北既说“番葛”，也

说“番薯”，甚至还有说“□葛”[ /  ]的

(印象记音)，情况比较复杂。本文以市区的说法为准。

3.2. 词形重分类

在前文有关本字及词形若干说明的基础上，可以

把表 2的词形重分为 6大类 47 小类，如表 3所示。

表3的大类用A~F表示，并分别以关键字标明大

类的名称。大类以方言点数降序排列。小类用表格第

一列的阿拉伯数字区别。每个小类都标明词形、表

2中的类别以及方言点数。例如新 C类为“地瓜”类，

总共有 60个方言点，分 C1、C2、C3 三个小类，分

别由表 2的D1(地瓜[56])、D2(地瓜~红薯[3])、D3(地

瓜~芋头[1])构成。余类推。

表3和表 2的主要不同点有：1) 将表 2的B类(即

“苕”类)合并到 A类(即“薯”类)；2) 不设杂类。

表2的D、E两类都可以视为杂类，至少 E视为杂类

是没有问题的。不设杂类的原因是番薯一词的词形及

地理分布总体上不算复杂，没有设置杂类的必要。从

小类的情况看，除了表 2的E5在表 3中拆归新的 A9、

B7、E3、F2 类外，其他的原小类都未作拆分处理。

从表 3可以看到：1) “薯”类占压倒性多数，约

为78%，几近 4/5。2) 非主流词形中超过 100 个方言

点的只有 1个，即“芋”类词形。3) “薯”类词形的

小类最为复杂，达 24 个之多，“芋”类词形的小类

次之，有 12 个，“地瓜”类词形、“山药”类词形

和“萝卜”类词形的小类都是 3个，“葛”类词形只

有2个小类。4) “萝卜”类词形和“葛”类词形的方

言点数都非常少。

4. “番薯”解释性地图的绘制及初步分析

4.1. 解释性地图的绘制

在表 3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整理出绘制解释性

地图所用的词形大类表，如表 4所示，其主要特点是

把兼类单独列出(不考虑 LV015 原先的前后次序)。

根据 LV015的地图数据以及表3和表4的分类，

可以制作出如图 2所示的“番薯”的解释性地图。

4.2. 各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大势

A类(“薯”类)词形方言点数最多，除东三省和

苏沪皖鲁外，几乎都是它的分布区域，例外主要见于

Table 3. The r ecl as s ification of fanshu’s word forms

表3. 番薯词形的重分类

A.“薯”类[729] B.“芋”类[112]

1/13

1红薯[210]、红苕[52]、B2红苕～红薯[3]

13 花薯[1]

红芋[17]

2/14

2红薯～番薯[3]、B4 红苕～番苕[2]

14 萝卜薯[1]

红芋～白芋[2]

3/15

3赤薯[2]

15 山薯[9]

红芋～山芋[3]

4/16

4黄薯[3]

16 老薯[1]

白芋[2]

5/17

5白薯[16]

17 薯[32]、B7 苕 [22]、E1茴 [6]

白芋～山芋[1]

6/18

6甘薯[2]

18 薯—[14]

花芋[2]

7/19

7甜薯[2]

19 薯薯[3]

山芋[50]、C13 沙芋[1]、E5[1]

8/20

8糖薯[1]

20 薯棒[3]

山芋～番芋[1]

9/21

9番薯[316]、B6 番苕[2]、E5[3]

21 薯脑壳[1]

山芋～芋头[1]

10/22

10 胡薯[1]

5红苕～红芋[2]

C10

山芋～地瓜[2]

11/23

11 京薯[3]

8苕～红薯[7]、B3 红苕～苕[3]

C11

番芋[22]、C12 饭芋[1]

12/24

12 根薯[2]

9苕～番薯[1]

C14

芋头[6]

C.“地瓜”类[60] D.“山药”类[23] E.“萝卜”类[4] F.“葛”类[2]

1地瓜[56]

4山药[21]

3甘萝卜[1]

2粉葛[1]

2地瓜～红薯[3]

5山药～甘薯[1]

4山萝卜[2]

5番葛[1]

3地瓜～芋头[1]

6白山药[1]

5山萝卜～山芋[1]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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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c l as s i fic at i on of wo r d f orms for interpretive maps

表4. 解释性地图的词形分类

绘图类跟表2新类的关系地图所用符号方言点数

A 除A22 外的所有 A类 # 727

AB A22 2

AC C2 $ 3

AD D2 1

B 除 B10 外的所有B类 # 1 10

BC B10、C3 $ 3

BE E3 # 1

C 除C2、C3 外的所有 C类 $ 56

D 除D2 外的所有 D类 22

E 除E3 外的所有 E类 % 3

F F 类 2

Fig ure 2. The interpretive map of fanshu “sweet potato”

图2. “番薯”的解释性地图

贵州、云南、河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

B类(“芋”类)词形是非优势词形中势力最大的，

集中分布在苏沪皖地区及毗邻的鲁豫部分地区，此外

河北、天津、浙江、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陕甘地区的“芋”类词形几乎是一种线状分布。

C类(“地瓜”类)词形集中分布于山东省的大部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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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及东三省。

D类(“山药”类)词形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

部分地区及河北中南部地区，山东毗邻河北的地区也

有少量分布。

E类(“萝卜”类)词形属于零星分布，见于安徽、

贵州两省的个别方言点。

F类(“葛”类)词形也属于零星分布，见于广东、

海南两省的个别方言点。

表4中的其他五类词形(AB、AC、AD、BC、BE)

实际上是上述 6类词形(A~F)中若干类的两两兼用，

而且属于零星分布。其中 AB 只有 2个方言点，分别

见于陕西西部和湖北东部，LV015 归B5“红苕~红芋 ”；

AC 只有 3个方言点，分别见于鲁西(2)和辽宁省北部

(1)，LV015 归D2“地瓜~红薯”；AD 只有 1个方言

点，见于河北省中部，LV015 归D5“山药~甘薯”；

BC 只有 3个方言点，分别见于鲁西、苏北和皖东，

LV015分别归 D3“地瓜~芋头”(鲁西)和C10“山芋~

地瓜”；BE只有 1个方言点，见于江苏西南，LV015

归E5“其他”(参看前文 3.1.6)。

4.3. 分析与讨论

4.3.1. 关于“地瓜”类词形

“地瓜”类词形主要分布在山东省(鲁西南除外)

和东三省(参看图2及4.2 的相关说明)。山东的番薯是

在乾隆初期分别由海上和运河两路从南方传入的(参

见陈冬生 1991[65])，此后在山东各地迅速传播。东北

则晚至清末才在方志里出现了有关番薯的记载(参见

宋军令 2007[30])。从移民史来看，“地瓜”类词形的

地理分布格局应当与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直接相

关。“闯关东”的高潮出现在清末民初，主要移民是

河北人和山东人，其中又以山东人为多(参看葛剑雄、

曹树基、吴松弟 1993[66])7。也就是说，山东人不仅把

已在山东落脚的、易种且高产的番薯传到了东北，而

且把番薯的称呼“地瓜”也带到了东北。东三省番薯

称谓的高度一致性是十分引人注意的。

4.3.2. “芋”类词形和其他词形的交错

1) 基于解释性地图的观察

图2已经可以大体呈现“芋”类词形和其他词形

Fig ure 3. The interlacing of the “yu” category and oth er word forms

图3. “芋”类词形和其他词形的交错

胡焕庸曾指出东三省是在全国各省区中“人口迁入最多的地区”，在东北三省的迁入人口中，山东籍人口又“占到总迁入人口的 70%～80%

”

(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序》[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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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错情况。为了更清楚地观察这一点，需要进行局

部放大并适当调整图例，如图 3所示。

图3主要关注“芋”类词形(B)，除“地瓜”类

词形(C)外，其他词形(A, D~F)一律概括为“其他”。

B、C类兼用或 B，C与“其他”兼用的情况都在图例

中标出方言点数，并在方言点旁加绿色感叹号以方便

查找。

图3跟图 2相比，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只少了

2个：① 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海阳村)，不

在图 3所截取的范围内。海阳兼用“地瓜”和“红薯”，

“红薯”大概是从共同语进入的。② 河北徐水县(漕

河镇米家营村)，兼用“山药”和“甘薯”，“甘薯”

大概也是从共同语进入的(参看下文 5.3)。因为“山药”

和“甘薯”都属于“其他”，所以图 3不反映其兼用

的情形。

图3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总共有 8个，其中 6

个都可以直观看出是两类词形接触产生的效应，只有

江苏泗洪县(石集乡新汴村)和安徽芜湖市(鸠江区湾

里镇银湖社区)在“芋”类词形分布的腹地出现了跟“地

瓜”类词形的兼用，其性质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图 3可以明显看出“芋”类词形通过京杭大运

河向北扩散的路线，不过它在山东北部似乎断开了。

LV015由于布点不够密，华北只出现 4个说“山芋”

的方言点(天津和河北霸州、南皮、黄骅)。按照许宝

华、宫田一郎(1999)[68]，大运河的起点通县(今北京市

通州区)，河北石家庄、保定、邯郸、唐山，山东东平，

使用的词形都是“山芋”。大运河在“芋”类词形的

扩散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影响途经城市并扩

散到附近的城市)。

“芋”类词形分布区南部的错杂现象尤其让人注

意。杭州湾一带出现了集中分布的黑圆，大体为红圆

所包围，但其南边的红圆大体只是一条东西向的带子，

缺乏地理纵深度。

2) 基于描写性地图的观察

杭州湾一带“芋”类词形与“薯”类词形的错杂

分布格局如果仅仅根据省略了大量词形细节的解释

性地图，实际上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的，因此需要

绘制反映词形细节的描写性地图。图4可以满足观察

的需要。

图4由左右两幅分图组成。左图系 LV015 图的

局部模拟，右图则是根据本文表 3的分类框架对左图

进行调整的结果。为了醒目，图例也做了重新设计。

每种词形都标明方言点数。下面的讨论以图 4的右图

为准。

从图 4可以看到，“番薯”(67)和“山芋”(48)

是这一区域的优势词形，“番芋”(22)、“红芋”(9)、

“山薯”(8)也具有一定的数量，而其他词形在这一区

域都是偶发性的。

“番薯”和“山芋”两种优势词形在这一区域的

邻接分布所产生的一个效应是混合词形(blend/

Fig ure 4. The word forms of fanshu “sweet potato” in the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nhui Province,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ghai City

图4. 浙皖苏沪地区的番薯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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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manteau word)的产生。混合词形指用某一词形的

前一部分加上另一词形的后一部分所造成的新词形8，

中国学者也称为“合璧词”。方言接触地区常常出现

混合词形。基于“番薯”和“山芋”这两种词形可能

产生的混合词形有“番芋”和“山薯”两种，而图

4明白显示出在红圆和绿圆之间既有“山薯”，也有

“番芋”。“山薯”在德清–海盐–嘉善一线(杭州湾

北边)，但浙南的武义也说“山薯”。“番芋”则在淳

安、建德–富阳、诸暨–绍兴县、慈溪一线。与建德

紧邻的兰溪、金华(绿色问号所代表的方言点)使用的

词形是“花芋”，我们颇疑心它是“番芋”的一种语

音讹变形式，因为番薯和芋头都开花。

可以设想金华以北原先大概都是使用“山芋”的

地区，当时浙北不一定实际种植番薯这种作物，只是

随北边的苏沪皖这么叫，后来“番薯”在杭州一带落

地生根，并逐渐四扩。而“番薯”和“山芋”的对冲

结果是孕育出了“山薯”和“番芋”。下面引两种浙

北的地方志以见一斑：

嘉庆十三年(1808)《余杭县志》卷三十八“物产·蔬

笋之属”：番薯，土名番薯，旧非土产，近年多闽粤

蓬民，不种苎麻，即种番薯，山遭垦松，遇潦即沙土

随水入河，溃堰淤港，屡为农田水利之患。

道光九年(1829)《武康县志》卷四“地域志·水

利”：嘉庆建元以前，邑中水道本利。自温州棚民租

山垦掘种艺番芋，厥土松缺，一遇淫霖积潦，山上沙

砾随水奔集于溪，溪路遂出处淤塞，甚为阖邑田庐之

害，宫保阮元抚浙时檄饬严禁。

3) 词形混合并不能解释一切

“真理迈过一步就是谬误”。上文曾指出淳安—

慈溪一线的“番芋”是“番薯”和“山芋”两种优势

词形接触产生的混合词形，但并非所有的“番芋”都

一定是方言接触的结果。从图 4可以看到，长江入海

口两岸(包括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十几个县)有一个“番

芋”的连续分布区，它大体被“山芋”分布区所包围。

这一带未见“番薯”词形的分布，因此不存在“山芋”

和“番薯”的接触问题。长江入海口两岸的“番芋”

不能认为是“山芋”和“番薯”的接触结果。之所以

会在这一带形成一个“番芋”的连续分布区，可能与

番薯传入苏沪的时间及路线有关。

虽然早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徐光启就曾把番薯

引入松江地区，但直到康熙年间江南各府的物产记载

中仍很少见到番薯，可见这次引种影响甚微(参看郭松

义1986[29]、曹玲2003[70]、宋军令 2007[30]、郑南2010[71])。

不过康熙二十年(1681)的《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

却著录了番薯：“甘薯，俗呼蕃瓜。”到雍正五年(1727)

的《崇明县志》卷九“物产”则明确记载：“甘薯，

俗呼番芋，又名红山药，种自普陀来。”普陀山很早

就有了番薯，这一点万历二十三年(1595)和万历三十

五年(1607)的《普陀山志》及明末李日华的《紫桃轩

又缀》都有记载，字形写作“番”或“番薥”。普

陀山地处海中，其番薯当由北上的福建船舶甚至是南

洋船舶带来。而崇明位于长江入海口，番薯通过海路

由普陀山再传入崇明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后乾隆年间

金榜的《海曲拾遗》卷六“物产类”又记载了南通地

区普遍种植番薯的情况：“芋类……又名香薯，俗呼

番芋，……种得自舟山，今江北高原人皆种以佐餐。”

据此，南通地区的“番芋”，亦即番薯，当由崇明传

入。而相比之下，邻近的江南各府普遍种植番薯则基

本要到乾隆年间甚至以后。以下是相关方志的记载：

钱思元《吴门补乘》(乾隆三十八年[1773])卷二：

山芋，今吴地亦有之，可代饭，饥年贫者赖之。

光绪四年(1878)《重修奉贤县志》卷十九“风土

志”：近有温州余姚等处客民来……播种山芋，今本

地居民效法传种。

光绪十年(1884)《松江府续志》卷五“物产”：

山芋，近年客民于沿海沙地种之。

光绪十一年(1885)《丹阳县志》卷二十九“风土

志”：山芋，俗名海萝卜，向非土产，近则北山多种

之。

可见，番薯在苏沪的传播可分为两期。早期从普

陀山传播到崇明，进而扩散到周边地区，使用的词形

是“番芋”；晚期由北上垦殖的闽粤和浙南客民再传

播到其他各地，使用的词形是“山芋”。“番芋”之

于源出地的“番薯”，虽然词根“薯”换成了本地更

易于接受的“芋”，但尚未去“ 番 ”化；至于“ 山芋 ”，

Matthews(2000)[69]对blend 的解释是：“

Word formed by joining the

beginn ing of one form to the end

of another. e.g. smog,

formed in 1905

from

smoke and fog.”(

由一个词的前一部分加上另一词的后一部分

混合而成的词

，例如产生于 1905 年的 smog[烟雾]，是由 smoke [烟

]

和

fog[雾]混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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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一个去“番”化的全新词形了(参看下文 5.2)。

4) “红芋”也是一种混合词形

图4里的“红芋”方言点数比“山薯”还略多，

主要分布在安徽西部，皖南也有少量分布。根据

LV015，安徽以西主要是“红薯”的分布区：河南的

主要词形就是“红薯”，赣北也有成规模的“红薯”

分布，与皖南的“红薯”连成一片，只有鄂东以“苕”

类词形的分布为主。“红芋”分布区大体就夹在“红

薯”分布区和“山芋”分布区的中间，把皖西的“红

芋”看作“红薯”和“山芋”的混合结果是非常自然

的，如图 5所示。图 5的关注焦点是“山芋”类词形

和“ 红薯/红苕”类词形的互动，与此无关的词形都处

理为“其他”。所标的方言点数只起一个参考作用，

未必在地图中都得到了展现。

有意思的是皖西的“红芋”跟陕甘成线状分布的

“山芋”大体隔河南相望，呈现 ABA 分布态势。如

果由此推导出原先河南也是“红芋”分布区的结论(即

原先“红芋”从皖西到陕甘存在着一个连续分布区)，

恐怕就有些大谬不然了。根据文献记载，河南传入番

薯后所用的名称主要有“地瓜”、“番薯”、“甘薯”、

“红薯”等，例如：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上蔡县志》卷之四“食货

志·物产·瓜类”：地瓜。

康熙三十四年(1695)《汝宁府志》卷之六“食货·物

产·蔬类”：地瓜。

乾隆十年(1745)《洛阳县志》卷二“物产”：薯

蓣，俗名山药。近种红薯亦佳。

乾隆三十五年(1770)《通许县志》卷之一“物产”：

番薯。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光山县志》卷十三“物产”：

番薯，种出南番，故名。有红白二种，邑产俱红者，

故土人呼红薯。

道光八年(1828)《泌阳县志》卷三“土产”：甘

薯，即红薯也，一名番薯。

“地瓜”、“番薯”、“甘薯”都不一定是本地

的称呼，但“红薯”却一再被指明为“土名”(如同治

十年[1872]《叶县志》)、“俗呼”(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

《鹿邑县志》)，其方言身份确凿无疑。言有易，言无

难。虽然在没有穷尽所有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

断言河南的历史文献中一定没有“红芋”，但番薯传

入河南后通行的叫法是“红薯”而不是“红芋”这一

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可见，如果仅仅根据“红芋”

和“红薯”的 ABA 分布而推断河南原属“红芋”分

布区，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尴尬的情况还不止于此。从图 2还可以看到，“山

药”类词形也呈 ABA 分布态势(“山药”类词形—“薯”

类词形—“山药”类词形)，因此似乎也可以假设“山

药”曾经在从云南到河北的这一广阔空间连续分布。

由于“山药”的 ABA 分布正好跟“红芋”的 ABA 分

布交叉，为了避免两者冲突，还必须错开时间，即首

Fig ure 5. The contact e ff ect of “hongshu” and “shanyu”

图5. “红薯”和“山芋”的接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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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山药”的连续分布，然后是“红芋”的连续分

布，最后是“薯”类词形的连续分布。上文已指出，

番薯传入河南后通行的叫法是“红薯”，因此河南在

历史上既不存在“红芋”的大面积连续分布区，当然

也不存在“山药”的大面积连续分布区。连一个河南

都说不通，设想“山药”在从云南到河北的这一广阔

空间连续分布就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了。铃木史己

(2009)[6]已指出“〈甘薯〉义‘山药’分布在河北及云

南，呈现出远隔分布，但是不能解释以前呈现出连续

性分布。”最后一句话有些拗口，意思大概是不能根

据远隔分布假设“山药”原先是呈连续性分布的。

事物的传播往往存在多种方式，相同的地理分布

格局的成因也可以有所不同，因此单纯的地理格局分

析并不一定能把我们引入真理之门。福建、广东是最

早引种番薯的省份，因此番薯的传播主要就以这两个

省作为始发站，从南到北不断扩散。根据图 2，云南

和河北大体是这一传播范围的边际地区，其“山药”

的说法大概是平行创新的结果。陕甘一带的“红芋”

则应为苏皖一带“芋”类词形跳跃式扩散(di ffusion by

jumping)的结果。下面略引几种材料加以说明。

陕省物产五谷之外，可佐民食者甚少……有甘薯

一种，俗名番薯，又名红薯，其形圆长，紫皮白肉，

养人与稻米、小麦同功。其种来自海外，闽、广最多，

浙江之宁波、绍兴，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宁州，江

西之广信、建昌、赣州、南安皆有之。近来江北亦皆

试种，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终岁

足食。……陕西地高阜多沙土，尤易发生，惜乎人不

知种植，亦不见此藤种。目下以觅种为第一义，或藤

或果，俱可作种。凡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

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

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

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

不几年而遍一邑矣。缙绅商贾从闽、广、浙、江、蜀、

豫等往来者，带回布种，如本地现有此薯，亦即推广

劝种以广利济。(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二十，

《劝种甘薯示》，乾隆十年[1745]四月)

前曾刊发告示劝种甘薯，并令各官就便寻觅薯种

试种，今已据蒲城张令、潼关王令，临潼刘令、兴平

许令，略阳柳令署、甘泉唐令等县，从江、浙、豫、

蜀各省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或署中现有

曾经种薯之人，盩厔县彭令禀称已经从家乡觅种雇人

等情，宁羌侯牧亦有由川购觅薯种之说。(陈宏谋《培

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二，《劝民领种甘薯谕》，

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

山芋，即红薯，又呼地白，春夏间随时可种，切

丝晒干，可以备荒。(光绪三十四年[1908]《镇安县乡

土志》卷下“物产·植物·谷类”)

羊芋生山坡地，可作谷食。又一种红芋，味甘美，

植之易生，获利甚厚，兼可救荒。(宣统元年[1909]《甘

肃新通志》卷十二“物产·蔬类”)

芋有红白二种，红即红薯。白者俗名芋头，由陆

路运至省城、咸阳、泾、原、郿、武，每年约销六百

万斤，本境约销二百万斤。(清佚名《鄠县乡土志》下

“商务”)

陈宏谋时任陕西巡抚，为利民生，要求正杂各官

“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缙绅商贾“从

闽、广、浙、江、蜀、豫等往来者，带回布种”，从

今天陕西番薯的称呼主要为“红薯”来看，大概从河

南引种的影响最大。苏皖一带的“芋”类词形大概因

贸易的缘故传到了陕甘(参看上引《鄠县乡土志》)，

而且比较晚近。大体而言，陕甘地方文献中出现“芋”

类词形的时间已近民国。

4.3.3.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及其词源再证

1) 岳西方言的“苕”

前文 3.1.2 已指出薯蓣义或番薯义的“苕”本字

就是“薯”字，来源是《广韵》平声鱼韵署鱼切的“ ”，

它不是“山药”的合音字。下面再以岳西方言为例进

一步说明(语料据储泽祥 2009[72])。

红芋  番薯

红芋苕   小而细长的番薯

萝卜苕   小而细长的萝卜

山药  

可见岳西番薯的通称是“红芋”，而薯蓣仍叫“山

药”，没有发生合音，而且即便发生合音，合音结果

也不会是[]，而是 []或[]。对岳西方言来

说，“苕”大概是一种残存形式，只保留在特殊的词

汇里，而通称已被新起的“红芋”所替换。其中“红

芋苕”大概是新旧合璧词。道光七年(1827)《桐城续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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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县志》卷二十二“物产志·蔬之属”的以下记载颇

值得注意：

山薯，薯音若殊，亦若韶，今称若许，桐城呼为

山芋。向自江西船载来卖，今桐城各乡皆种之，但稍

小耳。

上述记载似可说明“薯”字读音的变迁及桐城用

词的变化。即“薯”原本读若殊或韶(均为平声)，今

则读若许(上声)；“向自江西船载来卖”，今则“桐

城各乡皆种之”，“山薯”大概是随江西人的叫法，

而“山芋”则为桐城自呼。“薯”字的平声读法主要

见于南方，读上声显然是受到了共同语的影响。江西

丰城、鄱阳番薯今仍叫“山薯”[  /  

]。丰城 LV015 的调查点为河洲街道城南村，本文

据丰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89)[73]。鄱阳LV015的调

查点为鄱阳镇风雨山村，记录的词形是“红薯”，这

里根据的是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桐城的南邻

安庆番薯也叫“山薯”[  ](许宝华、宫田

一郎 1999[68])。岳西、丰城、鄱阳今通行赣语，桐城、

安庆今通行江淮官话，与皖西赣语相邻，把它们的材

料合在一起，正好可以说明上引《桐城续修县志》中

的记载。

2)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

LV015图已经可以较好地显示“苕”类词形的地

理分布，即地图上用红色符号表示的部分。为了凸显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仍需要绘制新的地图。图

6图大体可以满足观察的需要。图 6只区分“苕”类

词形、“薯”类词形和其他词形三类，并略增一些“苕”

类词形的方言点，碰到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原则

上按照“苕 > 薯 > 其他”的优选顺序加以简化(即

忽略非优选词形)，但清原、徐水仍以“地瓜”和“山

药”优先(参看上文 4.3.2. 1))。新增的“苕”类词形方

言点为：

休宁(海阳) 红苕   (据孟庆惠 2005[44])

休宁(溪口) 红苕   (据刘丽丽 2007[74]，刘

直接写本字“薯”)

屯溪红苕  (据钱惠英 1997[75])

黟县番苕  (据孟庆惠2005[44])

黟县(宏村) 番苕 : (据谢留文、沈明

2008[37])

岳西红芋苕  小而细长的番薯(据

储泽祥 2009[72])

内丘苕(据李行健 1995[76])

南阳红苕(据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68])

渭南红苕  (据马毛朋 2003[77])

天水红苕  (以下 3点据陈章太、李行

Fig ure 6.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hao” category

图6. “苕”类词形的地理分布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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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1996[32])

汉中红苕  (也说“红薯”[  ])

宝鸡红苕  (也说“红薯”[ ]、

“红芋”[   ])

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记载河北邯郸番薯说

“苕”，而陈章太、李行健(1996)[32]所记为“白薯”[

 ]、“红薯”[   ]。李行健(1995)[76]指番

薯的“山药”、“山芋”、“地瓜”三种词形里都出

现了“邯”，而“苕”则只有“邯：内”一个地点，

按该书体例，“邯”代表邯郸市，“内”代表内丘县。

因此河北说“苕”的方言大概是内丘而非邯郸。河南

南阳陈安子(2011)[78]在“同名异实”项下举的例子是

“薯：红薯(南阳)、白薯(北京)、红苕(四川)、蕃薯(广

东)、地瓜(山东)等”，如此则南阳的“红苕”似有可

疑，但根据张启焕、陈天福、程仪(1993)[79]，河南确

有“红苕”的叫法，可惜没有说明地点，本文暂且采

用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的记录。根据陈章太、

李行健(1996)[32]和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68]，乌鲁

木齐番薯叫“红苕”[  ]，陈汝立、周磊、

王燕(1990)[80]番薯未立词条，周磊(1996)[81]只有“红

薯”[ /]一种说法。乌鲁木齐县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2000)[82]第五编第四章“作物种类”没有提

到番薯。因此番薯可能并非乌鲁木齐的土产，所以叫

法会随着番薯的来源地而有变化。图6仍按 LV015

的“红薯”处理。

上述方言“苕”字的读音多数都是阳平，但也有

非阳平的。汉中“红苕”[ ]读上声大概是受

到了“红薯”[ ]的感染。天水“红苕”[   

]读阴平、乌鲁木齐“红苕”[ ]读上声则

分别跟这两个方言阴平与阳平合流、阳平与上声合流

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有些方言是在借入“苕”字的

过程中按照调型调值接近的原则把“苕”错归成其他

调类了。

从图 6可见，“苕”类词形主要分布在四川、重

庆、贵州北部、陕甘南部、湖北大部、云南北端和安

徽南端。此外浙西、河南、河北也有散点分布。以下

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 “苕”类词形大体连片分布，

形成了一个东细西粗的喇叭形；2) 皖南、浙西有一个

小范围的密集分布区，它跟主要分布区之间是断开的；

3) 河北(内丘)孤点深入华北腹地。按李行健(1995)[76]

的记录，内丘使用六种词形(“红薯”、“山药”、“苕”、

“山芋”、“番薯”、“地瓜”)9，令人颇生疑惑，

是否可以采信需要进一步调查。

于是我们需要在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苕”

类词形目前的这种地理分布格局是东扩的结果还是

西扩的结果？前一种情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楔子向

东突入鄂皖，而后一种情形则活脱脱是一幅喇叭放大

效应的景象，越向西积聚的扩散能量越大，使得西部

形成“苕”类词形一统天下的局面。

番薯的传播主要是以福建、广东为大本营的北扩

和西进，再加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浪潮，假设“苕”类词形自东向西扩散是比较自然的。

可是借助方言的优势进行用词的反向扩散也是完全

可能的，即四川一带的番薯是由东向西传入的，可是

指称这种事物的名称却出现了由西向东的反向扩散

行为，因为上江官话对湘鄂两省的影响很大。很显然，

图6本身并不能提供答案。看来方言地图的解释程度

过高有时也会令人迷失。图 7是在 LV015 的基础上重

新设计绘制的解释性地图，但保留了必要的词形细节，

其词形分类如表 5所示。

Table 5.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o” and “shu” ca tegor ies

表5. “苕”、“薯”类词形的重新分类

图7的“苕”类词形对应的 LV015 原类图7的“薯”类词形对应的 LV015 原类

B1 苕 [31] B7[22]、B8[7]、B9[1]、新增[1] A1 薯 [38] A17[32]、E1[6]

B2 番苕 [4] B6[2]、新增[2] A2 番薯 [319] A9[316]、E5[3]

B3 红苕 [65] B1[52]、B2[3]、B5[2]、新增[8] A3 红薯 [210] A1

B4 红苕~苕 [3] B3 A4 (无) [0] 无

B5 红苕~番苕 [2] B4 A5 红薯~番薯 [3] A2

B6 红芋苕 [1] 新增 A6 其他 [65] 其他(所有其他 A类)

9其中“红薯”一词并未标注明确地点，只是笼统地说“全省大部分县通行”。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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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interpretive map of the “shao” category

图7. “苕”类词形的解释性地图

图7的关注焦点是“苕”类词形(B)，106 个方言

点都全部展现在地图上(在LV015 的基础上新增了 12

个方言点)，“薯”类词形(A)则只是提供一个参照背

景，所涉的方言点并没有完全展现在地图上，而“苕”

类词形和“薯”类词形之外的其他词形则完全予以忽

略。

图7所提供的方言地理景观可以说相当明晰。东

南滨海地区及海岛几乎是“番薯”的天下，只有海南

岛显得比较杂乱。单音节的“薯”、“苕”都在内陆，

“苕”北“薯”南，其中“苕”在湘鄂、赣皖的交界

一线形成了一条横亘中部的东西向宽带，“薯”则完

全分布于红色宽带以南，总体上显得较为分散。“苕”

类词形分布区的西部几乎是清一色的“红苕”。使用

“番苕”的方言点不多，有 4个分布在红色宽带上，

有两个以跟“红苕”兼用的方式出现在重庆。值得注

意的是，“苕”和“薯”虽然比邻分布，但“苕”的

密集分布区并不一定总有“薯”的密集分布区伴随，

如黔东、湘西、湘北。

面对图 7这样的方言地理景观，得出以下两点推

论是很自然的：1) “苕”、“薯”只是同一个词的不

同读音；2) “苕”类词形的扩散方式是以单音节的“苕”

为基础，向西和向北扩散，并陆续复音化为“红苕”。

越往西，复音化的力量越大。2)实际上否定了“苕”

类词形由西向东楔入湘鄂皖的可能性，因为以双音词

“红苕”为基础，向东扩散并衍生为“苕”是很不自

然的。上文已指出“苕”的密集分布区并不一定总有

“薯”的密集分布区伴随，因此“红苕”跟“薯”接

触变为“苕”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5. 余论

5.1. 关于“番—”、“胡—”类词形

对外来的事物，汉语往往在命名时加上“洋”、

“番”、“胡”、“西”等字眼儿，例如“洋葱”、

“番茄”、“胡萝卜”、“西芹”等。跟番薯有关的

主要是“番”字，但河南开封用“胡”字(胡薯)。

根据 LV015，可绘制出番薯“番—”、“胡—”

番薯的词汇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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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词形的地理分布图(图8)。其中“番薯”包括表2

的A2、A9、B4 、B6 、B9、E5(3) ，“番芋”包括表

2的C6、C8、C11、C1 2，“番葛”包括表 2的E5(1)，

“胡薯”即表 2的A1 0。

从图 8可见，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通行的词形

主要是“番薯”。这两个省份正是明代最早引进番薯

的地方。这两省自古就有指称薯蓣的单音词“薯”(藷)，

引进番薯后加上“番”字就可以在名称上把薯蓣和番

薯很好地区分开来。“番薯”的说法也扩散到台湾、

浙江、赣南、赣东北、海南、桂东。赣西还出现了跟

赣南相连的一条南北扩散走廊。重庆、湘西、鄂西的

少数方言也使用“番薯”。

根据图 7，指称番薯的单音词“薯”或“苕”主

要分布在桂西南及粤北以北的地区，特别是湘鄂赣地

区，几乎不见于近海地区(海南儋州应为客赣移民所带

去)。这些中部地区用单音词“薯”指称番薯很可能跟

这一带不太种植闽粤地区普遍种植的甜薯(一种大薯

蓣)有关，传入番薯后就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薯”

来指称这种外来粮食作物。

5.2. 番薯称谓的去“番”化途径

根据上文 5.1 的讨论，福建、广东把番薯叫做“番

薯”主要原因有两个：1) 这种作物品种是从国外引进

的；2) 必须跟原本指称甜薯的单音词“薯”有所区分。

当番薯从福建、广东再往其他省份传播的时候，这种

作物从国外引进的这一属性就容易自然淡化，从而产

生“番薯”的去“番”化现象。去“番”化的途径主

要有两大类(标注表 1的小类)：

A. 直接去掉“番”字；而“薯”(A17, B7, B3, B8,

B9 , E1)又可以进一步派生出“薯薯”(A19)、“ 薯 —”

(A18)、“薯棒”(A20)、“薯脑壳”(A21)、“老薯”

(A16)。

B. 把标志外来属性的“番”改成标志番薯的自身

属性或来源地的其他字。

a. 颜色(红：A1, A2, B1-B5, B8；赤：A3；黄：

A4；白：A5)

b. 味觉(甘：A6, D5；甜：A7；糖：A8)

c. 外形(萝卜：A14)

d. 生长特点(根：A12) 生长环境(山：A15)

e. 来源地(京：A11)

当然，也有方言对“番薯”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既换修饰成分(番)，也换中心成分(薯)，例如“甘萝卜”

(E3)、“山芋”(C7, C3, C5, C8-C10, C13)。按照前文

4.3.2. 2)的讨论，“山薯”并非“番薯”直接去“番”

Fig ure 8.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word for ms with “fan” and “hu”

图8. “番—”、“ 胡—”类词形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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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结果，而是“番薯”和“山芋”两种词形接触的

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番”化的词形中，以颜色

为区别属性的词形最为常见，其中又以“红—”类词

形最占优势，如图 9所示(兼用两种词形的方言点以颜

色词形优先归类)。

从图 9可以看出，除了滨海省份及东三省很少采

用颜色词形以外，其他地区几乎都是颜色词形的天下，

其中使用“红—”类词形的方言几近全部 930 个方言

点的 1/3。大体上颜色词形和非颜色词形构成了一种

东西对立的地理格局。西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东部

以滨海省份(天津、河北除外)为核心。颜色词形中，

“红”、“赤”只是用字不同。“红薯”占据着颜色

词形的绝大部分地盘，“白—”、“黄—”则只是在

颜色词形分布区的外围呈局部性的连续分布或散点

分布。苏皖西北部出现了“红芋”和“白芋”的局部

性连续分布区，“红芋”(C1)在西侧，“白芋”(C4, C5)

或“ 红芋~白芋”(C2)在东侧。前文 4.3.2. 4)已指出“红

芋”是“红薯”和“山芋”接触所产生的混合词形。

“白芋”是方言创新还是来源于“山芋”或“红芋”

跟普通话“白薯”的混合，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从图 8和图 9可以相当直观地看到，汉语方言指

称番薯的词形，最主要的就是“番薯”和“红薯”两

种。

5.3. 关于“甘—”、“甜—”、“糖—”类词形

上文已指出，把修饰成分换成表示味觉属性的字

是“番薯”去“番”化的途径之一。LV015 涉及到的

用字有“甘”(A6, D5, E3)、“甜”(A7)、“糖”(A8)，

具体词形和地理分布如图 10 所示。

从图 10 可见，“甘/甜/糖—”类词形的方言点数

非常之少，还不足 930 个方言点的 1%。其中“甜薯”

(广西陆川县乌石镇沙井村、海南琼海市嘉积镇温泉益

群村)、“糖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甘萝卜”

(贵州正安县)如果所指不错(番薯)，属于方言创新是没

有疑义的，而“甘薯”则需要稍加讨论。

说“甘薯”的方言点非常少，总共只有 3个方言

点，它们分别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大园村、

Fig ure 9.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anshu’ s wo rd f orms with colo rs

图9. 番薯颜色词形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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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ure 10. The word f orms with “ gan/tian/tang”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图10. “甘/甜/糖—”类词形及其地理分布

山西长子县丹朱镇下霍村；河北徐水县漕河镇米家营

村。其中徐水番薯也说“山药”，属于兼用两种词形

的方言。据徐水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83]，该县“ 甘

薯种植有百余年历史”，卷廿二“方言”所记的说法

为“色药”[ ]。“色药”即“山药”。因此

我们推断徐水的“甘薯”大概是受共同语影响产生的

转文说法。长子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即丹朱镇，下霍

村在丹朱镇的东南部。据长子县志编纂委员会(1998)

[84]种植业“薯类”部分的介绍，20 世纪 50 年代，该

县南常、南陈等地从河南、山东引进红薯种植成功，

后逐年推广到全县。可见长子县种植番薯是很晚的事

情，而其引种地是河南和山东。河南全省通行“红薯”

的说法，山东全省通行“地瓜”的说法，但鲁西情况

比较复杂，说“芋头”、“红薯”、“红芋”的方言

都有。侯精一、温端政(1993)[85]和高炯(1995)[86]所记

长子县番薯的说法均为“红薯”[ ](高炯将

上声处理为)。因此我们认为 LV015 所记的“甘薯”

性质跟徐水相同，大概是受共同语影响产生的转文说

法。下霍或许跟城关一样，也说“红薯”，属于兼用

两种词形的方言。至于陵水，所记的“甘薯”也许并

非指番薯。虽然目前我们尚未查到有关陵水番薯说法

的方言语料，不过乾隆五十七年(1792)《陵水县志》

卷一“地舆志·物产”有如下记载：

芋有二种。在坡者曰面芋，曰东芋，曰鸡母芋。

在水者曰水黎芋，银芋。苗茎莹白，与叶皆可生啖。

甘薯叶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肉白，

可疗饥，亦以救荒。东坡《志林》云，海南以薯米为

粮，几米之十六。

薯蓣即山药。

番薯种来南夷，以蔓埋地即生。有红、白二种。

或以酿酒。

以上的记载可以说明陵水的“甘薯”可能是一种

薯蓣，并非番薯。换言之，番薯在陵水可能仍叫“番

薯”。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87]似

乎可以说明这一点：

番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陵水县志》记载：

番薯种来自南夷(东南亚地区国家)，以蔓埋地即生，

有红、白两种(指红皮、白皮两种)……它是陵水地区

的主要干杂粮。解放前，农民以米薯对半或米四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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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下炊。解放后直至现在，农民仍然餐不离薯。

一般为米七薯三或米八薯二作食(逢年过节例外，煮

白米干饭)，其原因：一是薯味香甜可口；二是节约

主粮，便于全年生活安排。如今陵水全县大小饭店、

餐厅、乃至中、高级餐馆，均有番薯干饭、稀饭供应。

如果番薯当地俗称“甘薯”，正好就跟共同语里

的学名相同，新编县志不用“甘薯”而用“番薯”(简

称“薯”)，就多少显得有些奇怪。

陵水的“甘薯”是否指番薯尚需再做调查，而徐

水、长子的“甘薯”大概是借用共同语的说法(若陵水

的“甘薯”果真指番薯，很可能跟徐水、长子属于同

一种情况)。因此汉语的番薯学名“甘薯”(可参看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0[88]和《现代汉语词典》[2])

实际上是没有方言基础的。这一点跟《现代汉语词典》

归为通称的“白薯”、“红薯”完全不同。“白薯”

是北京话及其周边方言的通行说法，“红薯”是以中

原为核心区域的中西部官话的通行说法，都有很好的

方言基础。考虑到番薯传入前汉语文献中出现的“甘

薯”实际上指的是薯蓣(参看前文1.2)，我们赞同植物

学界以“番薯”作为 sweet potato汉语学名的实际做

法(参看前文 1.1)。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区域类型视角下的汉语方言计量性比较研究”

的资助(项目批准号：2009JJD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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