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May 31st, 2017; accepted: Jun. 18th, 2017; published: Jun. 21st, 201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witness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even in some aspects this inequality is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witness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fair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even in some aspects of this unfair is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cluding the key schools,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the weakening of educational motivation and so forth, by comb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lus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using Giddens’ positive exclusion of the upper social class and passive exclusion of the lower class.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a kind of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is internal link will be conduciv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f education inequality and achieve the social equity.

Keywords:Social Exclusio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Key Schoo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Class Mobility

“社会排斥”视野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陈志伟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17年5月31日;录用日期:2017年6月18日;发布日期:2017年6月21日

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瞩目共睹,但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却日益严峻,甚至在某些方面这种不公平正呈现着加剧趋势。本文通过梳理国外社会排斥理论,并运用吉登斯的“上层社会主动排斥和下层社会被动排斥”观点来分析教育体系,包括重点学校、高考制度和教育动力弱化等方面。教育失衡的实质是一种教育领域内的社会排斥现象,了解这种内在联系,有利于改善教育失衡现状和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 :社会排斥,教育不平等,重点学校,高考制度,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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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着教育的内容、规模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教育也体现着社会发展的程度与方向,尤其教育是否公平对社会正义的能否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公平是大多数国家都追求的社会目标,其涵义基本为: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平等享有国家提供的受教育机会;每个公民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成功的机会相等。我国长期重视教育公平问题,通过实施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措施,在弥合城乡、阶层、性别等方面教育差异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建设,但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加以进一步改进,尤其在某些因家庭经济地位影响教育获得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上,需要做出及时与合理的回应。目前,在教育资源分配上,还无法做到真正的机会均等,大多社会成员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相应,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愈加严重。本文将立足于“社会排斥”视野,对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及相关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的分析。

2. “社会排斥”的基本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学者勒努瓦(Lenoir)。勒努瓦他主要描述的是法国当时在经济领域内的排斥现象,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总人口正遭受着社会的排斥。为了明确形容这些被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在外,并被人为贴上“社会问题人士”标签的群体,例如“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等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 [1] ”,他提出了社会排斥的概念。勒努瓦(Lenoir)虽然最早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但他并没有对社会排斥的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后来的西尔弗(Silver)则更是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使用、模糊的、多角度的和边缘宽广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解释 [2] ”。

高夫(Gough)和奥洛夫松(Olofsson)认为,社会排斥其实是来源于对社会分化的研究,是社会学学者在社会分化与整合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并总结出的概念,即“社会排斥的部分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研究 [3] ”。

一些学者认识到“参与”在社会排斥研究中的重要性。伯查特(Burchardt)和勒格朗(Le Grand)指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社会成员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参与不足或缺少参与机会都被学者视为一种社会排斥过程。两位学者对于社会排斥的研究都强调了要重视被社会排斥的主体的参与性、地域性和相对性。萨拉切诺(Saraceno)认为,社会排斥过程中主体的“参与性”是基于对公民权利的分析。个人被社会排斥,指的是个人作为公民无法参与或只能拥有部分参与国家、社会活动的权利。“如果研究者在研究中仅仅把社会排斥作为非社会整合的一种表达,作为从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现象,没有意识到公民权利在社会排斥分析中的意义,那么,讨论社会排斥的意义也就被降低了 [4] ”。

国外社会排斥理论中,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排斥理论影响深巨。他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成员中断或者可能中断参与社会的表现 [5] ”。吉登斯不仅关注社会排斥的主体性即被排斥成员自身的原因,更在于重视研究社会排斥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尤其关注形成排斥的社会机制,即人们如何遭受社会排斥的。吉登斯认为,社会排斥是不以人的社会地位为转移的,即无论社会地位高的人还是社会地位低的人都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其中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排斥,但是这两种排斥方式却迥然不同。所以吉登斯根据社会地位的差异将社会排斥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层人士的主动排斥,它是自愿的,即所谓的“精英反叛”,是精英阶级已经牢牢地垄断了社会资源,没有必要再参与公共体系了;另一类是社会下层人士的被动排斥,它是非自愿的,是上层人士对下层人士的排斥,由于上层人士牢牢地掌握了社会资源,挤压了社会底层人士向上流通的空间和机会。

根据吉登斯的社会排斥理论,可以将我国目前教育失衡问题划分为主动教育排斥和被动教育排斥两个方面。主动教育排斥即指社会上层享有让子女享有更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或者无需参与普通大众的公共教育竞争体系,直接享有最后受教育的成果。被动教育排斥是指“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由于经济、信息、权力等资源的限制,无法使其子女享受到社会主体成员子女所享受到的教育权利。 [6] ”。现在,很多社会上层子女的成长路径主要是从小接受贵族式或重点中小学的教育,形式性地参加中国的高考或者直接出国留学,接受国外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因为在公众视野中,往往认为国外高等教育比国内高等教育更为出色,即使未必如此,拥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在国内依旧享有较高的认可度。底层社会子女成长路径则由于经济贫困等原因,在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上往往充满障碍,无法顺利实现向上流动。

3. 重点学校设置——教育分布格局背后的利益对立

“重点”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同类事物中的重要的或主要的”,因而重点中学即是“重要的或主要的中学”。之所以要设立重点中学是受我国当初的国情所决定的。建国之初,百废待新,为了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文件《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直接促成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迅猛发展,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激增的同时,教育质量却在大幅下滑。因此,我国做出要兴办重点中学的决定。1953年,教育部下发了文件《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学校的意见》,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兴办194所重点中学,目的在于逐步提高中学教育质量,培养合格毕业生,并试图通过办立重点中学取得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动全国教育的整体发展。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在短短三年内全国的初中数量增长了192%,教育质量又一次大幅度下滑。所以,1962年教育部出台了文件《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要求在全日制中、小学校中挑出一批学校设立为重点学校,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使这些重点学校成为全国教育事业中的骨干和模范。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办好重点中学是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部于当年颁发文件《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明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努力总结教学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983年,教育部又重新申明了建立重点中学的重要性,并颁布文件《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重点中学应成为模范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质量较高,具有示范性、试验性的学校”。另外,我国政府为了发展教育事业还颁布了其它一系列关于建立重点中学的政策,这些都促进了重点中学的发展。

重点学校制度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对我国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推动了少数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加快精英人才的培养 [7] ”弥补了我国建国初的人才缺口。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教育的普及,这种制度愈发暴露出种种不适应社会需求的弊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不同阶层子女乃至城乡子女接受教育机会的差距拉大等后果,进而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目前,我国已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但在各地不断出现的省级示范、市级示范学校等,实质是另一种变相的重点学校。我国实行的“就近入学原则”,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学区制。”虽然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但是现实操作的结果往往有悖初衷。掌握着着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往往会抬高该学区的房价,要买这种学区房又需要相当的经济收入,其结果就是进一步把社会底层人员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

当前,学生进入重点学校的途径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学生通过勤奋学习在入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进入重点学校;第二种类型是利用非合理化路径进入重点学校。第二种类型若要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两种: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通过择校、借读的方式,缴纳高额费用进入重点学校,而如果家庭富于社会资本,运用社会关系网络便可让子女进入重点学校。这两种方式虽然依靠的资源不一样,但实质上都是上层社会的成员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来购买或换取优质教育资源。而绝大多数底层社会家庭并不具备换取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他们的子女只能通过异于常人的努力学习,通过取得优异成绩的一般渠道进入重点学校,然而僧多粥少,重点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再加上相当一部分的招生名额被提前占据,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的普通家庭的子女比例就很小了。故而,重点学校的设置容易导致底层社会家庭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受到掠夺和挤压,并最终可能被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

4. 高考制度短板——加大教育受众差距的助推器

高考公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在我国,高考的性质远远不仅仅是一场国家规模的考试,它更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成功通过高考的人一般都能够改变自身的命运,获得人生的幸福。

高考作为“实现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价值需求的重要机制,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它通过其遴选、甄别以及间接引导等作用的发挥,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高考在制度上保证了所有考生平等享有参与教育竞争和接受高等教育稀缺资源的机会,因为高考允许每一个高中毕业生甚至成人,都能够在同一个评价机制下参与竞争,最后凭自己的成绩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会受到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限制。此外,它还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社会下层的人士也有机会通过高考实现向上流动,一定意义上它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保持整个社会的活性,所以高考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必要存在。但是,因为某些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操作手段,或因为其他一些不公平的因素,高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被人为建构出来某种不公平性,很多社会成员尤其底层民众在高考实践中利益受损,成为教育受众两极化分布的被排斥一极。

4.1. 高考辅助手段的差异强化

现在,我国已有一部分成员无需让其子女参与高考这种公共的大众竞争体系。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已经足够雄厚到可以确保他们的子女无需这般竞争,日后也可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和成功,或者他们让子女无需再参加高考直接出国留学,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是子女在国内考不上好的大学,让子女去国外“镀金”拿个学历之后回到国内的家族企业工作。这种非全民参与性本身就已经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同时,不同阶层的家庭高考辅助手段的差异也在日益强化,相对于富裕家庭子女,底层贫困家庭的子女在高考辅助教育资源方面严重缺失。在唯分数论的竞争体系中,贫困家庭难以支付高额的费用为孩子请家教,上各种培训班,并且请家教、上辅导班这种社会风气日盛,辅导班上的提前授课,造成现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复习再复习的过程,导致老师讲的也不再认真细致,误以为学生都懂了,这种情况就给支付不起课外辅导费用的学生造成了极大的学习困扰。更有极端的情况,某些老师上课故意浅教辄止,意图让学生在课外上他的辅导班来赚取外快。因此,这种高考辅助资源的相对丧失使得贫困家庭的学生很难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或是在竞争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这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使通过了高考,大多数也只能进二本、三本、大专一类的学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来农村孩子考取大学的比例越来也高,但考取211、985一类的名校的比例却越来越低了。反之,上层社会成员的子女不仅一直在学校内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享受着优裕的高考辅助资源,在付出同等努力的情况下,他们最后的受教育程度和水平必然会远胜于那些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那些看似公平的评价和竞争规则,实质上已经不公平了。

4.2. 高考辅助型政策操作中的低信度和低效度

高考制度的辅助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信度和效度也广泛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如高考加分政策、落后地区学生差别录取政策、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这些辅助性政策出台的初衷都是为了加强高考制度本身的公平性,这种辅助性政策的积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框架,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唯分数论的评价指标,完善高考制度本身的人才选拔作用,在大学自主招生和加分政策中都综合考虑了考生中学的综合变现以及家庭、地域情况建立起了多元评价体系。这些政策为那些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女带来了福音,但也容易产生各种教育不合理现象。例如,在历年高考中,各种利用少数民族身份政策加分的案例屡见不鲜。现在,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信度和效度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因为其公平性完全建立在高校自身的诚信上,虽然“实际上在现行录取体制下,高校拥有的所谓‘招生自主权’仅仅就是120%的投档比例、1%的机动指标,以及一些特殊类型招生较大的自主决定权,但恰恰是这些有限的权力(量的方面)却出现了权力约束的‘真空’” [8] ,并且“我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法制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国度,由于传统文化心理惯势的作用,人们办事仍习惯于‘找熟人、拉关系、走后门。’” [9] 。能在这种程度上找到关系和熟人的大多数都是富有社会资本的上层人士。再加之,这些高校政策的自主招生政策自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漏洞,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的“三代内无大学生”的优惠招生政策为例,其制度漏洞是无法有效地将政策惠泽农村贫困学生,即有些农村贫困家庭可能在三代内有大学生,反而农村富裕和干部家庭却有可能在三代内没有大学生。同样,三代之内没有大学生的不一定是贫困家庭,有大学生的也不一定就是非贫困家庭。这些原本是为了给下层社会家庭子女带来惠泽的辅助性政策不见得富有成效,反而可能被人利用。因而,即使在看似最公平的教育竞争规则下,也有可能使底层社会成员受到教育排斥。

5. 学习动力弱化——强化社会差异的观念阻滞

教育功能多样,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文化提升的根本动力,其核心作用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底层社会成员尤为关切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

5.1. 教育“投资–回报”的观念受阻

笔者将侧重从个人教育投资与回报的关系视角分析教育的经济功能。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们用于教育和训练所花费的费用可作为一种资本投入,是一种不同于物质投资的人力投资。个体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也是一种新的资本。正如哈佛的一条校训所言“The education level represents income.”“教育的投资多少,对个人来说,是以后获得高学历、高工资的决定因素。”这种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比甚至比单纯的物质资本投资还要高。

当前,社会教育对底层人士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削弱。对底层社会成员而言,现行的教育投资的负担大大地加重,教育的投资期大大地延长,这已经超过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了。在以前,读完小学就可以直接将教育的投资转化为实质性的财产性收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了。然而现在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高等学校的扩招,虽然让更多的社会下层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实质上却是对学历含金量的一番稀释。例如,现在高中文凭并不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求职资本,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后才有机会将教育投资转换为经济收入,甚至是只有在接受到名牌高校的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后才能够富有成效地将教育投资转换为经济收入。因而,高校的扩招对底层社会成员的惠泽有限,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读大学的希望或看不到读大学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底层社会成员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也在不断降低。因为学历只有在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相挂钩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并且后者的效能比例还在呈现着扩大的趋势。这也就解释了当前为何许多社会底层家庭倾家荡产让子女获得高学历后,却依旧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反而使家庭深陷教育债务深渊的原因。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针对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校扩招现象提出批评,指出教育系统只是复制社会不平等的符号暴力,将文化垄断、社会地位乃至经济收入紧密相连。在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关键时期,底层社会成员在师资、经费、设备等资源配置上匮乏,更无法摆脱劣质的文化圈,而通过教育对未来进行投资的目标更是受挫。

5.2. “流动孔”——教育资源的分享障碍

教育的社会功能在这里不是侧重于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指的是“教育作为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将成为推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重要力量。” [10] 。对底层社会成员而言,在日趋封闭的社会里教育的可能是他们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最可行的途径,他们期盼着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己以后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接受教育会削弱父辈给子孙后代所造成的经济劣势,而且越是处于底层,教育所产生的这种效应就越显著。一旦人们成功地接受主流教育,就有机会改变以前的社会经济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可以摆脱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但是,相对于几代人都是精英的家庭,贫困家庭出身的精英可能无法获得相等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回报,对后者来说,正规学历证书的现实推进作用实际比预想要小得多。底层社会成员在向上流动中很少受到主流教育机制的积极影响,从中产生的精英分子在社会竞争中也很难从主流教育机制中获益。

在我国当前现行的教育体系公平失衡和社会阶层固化的状况下,社会的开放性不断衰减,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封闭性不断地得到强化。这种社会现状使得教育对底层社会成员的向上推动效用正在不断弱化。因为底层社会的青年原先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社会机会正在不断地遭到来自社会上层的挤压。按照“玻璃天花板”效应说,当底层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向上攀升时,会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阻隔了他们向顶端流动的可能。这道屏障类似于透明的玻璃天花板对上层社会成员起着防止下沉的保护作用,对于底层人士则意味着无法真正接近社会顶层。笔者认为,这块透明的玻璃板不尽然是完全封闭的,它允许存在诸多裂缝和小孔以确保这个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教育就是这块透明玻璃板上较大的一个“孔”,也可称之为“流动孔”,它是社会下层人士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主要途径。但是社会主流竞争和筛选机制会自觉制造一些堵塞教育流动孔的措施,以阻碍过量下层社会成员通过流动孔挤进上层社会,从而避免下层社会成员分享上层社会的优质资源和特权。上层社会人员包括拥有先赋资源的人员和后来通过教育流动孔上升到上层社会的人员,他们都担忧来于下层社会人员的生存竞争,故而通过掠夺和垄断教育资源来修补流动孔,以阻扰或减少下层社会人员上流。于是,下层社会人员的上升通道变窄,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大,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通过教育流动孔,而大多数人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社会边缘人士更是无法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

5.3. 形成隔离——弱者亚文化的传递

基于对教育上述功能弱化的洞察,弱者的学习动力消退,而这对于个人的发展是相当危险的。底层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和改善生活条件的信念发生动摇,造成了许多出生于社会底层的青少年即使有受教育的机会也不愿意接受教育了,“被自愿”地退出了大众公共教育体系,从而陷入“马太效应”中,即“穷者愈穷”效应,甚至会导致一种贫困亚文化的传递。贫困文化理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于《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1959年)一书中提出。这一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的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聚居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了自身特殊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穷人群体内部的互动从而使群体成员在生活中与其它社会成员相对隔离,因此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圈,即贫困亚文化。同时,生活在这种亚文化圈内的群体又在不断地通过“圈内互动”加强这种亚文化,甚至这种亚文化会被制度化的传延下去,即在这种亚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的下一代又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发生代际传递。以至于群体内部的成员及其后代都很难摆脱这种贫困。简言之,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人口具有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是一系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这使贫困人口安于现状,并认同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而底层社会的人士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实质上也是对自己经济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心理认同。这种心理认同不仅仅是在一代人内部传递,即自己的心理认同会影响到他人,又受到他人的反向影响。而且这种心理认同还会在代际内传递,具有很强的韧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教育作用的弱化、自己社会地位低下”这类的看法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看法,再加之父母的交际圈就是这种心理认同的亚文化圈,因而在这种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也会很自然地习得这种心理认同,会认为自己经济贫困和地位低下是与生俱来得,呈弱化趋势的教育是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自己还是安于现状,服从命运罢了。这种亚文化在下一代中产生的影响甚至要显著得强于在上一代中的影响。因此贫困亚文化的传递又会产生新的贫困亚文化,循环往复,没有尽头,除非被某些外力因素打破,这种外力就是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6. 结束语

在社会转型新时期,我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团体通过教育排斥那些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从而实现精英团体代际间的社会继替。然而,在阶层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很难在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接受教育的动力也在下降,这只会导致更多的学生辍学,不仅为他们自身的发展产生恶劣的影响,也再生产了贫困阶层。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开放性的而不是阶层封闭的,它需要必要的上下流通,如果完全封闭了社会的流通渠道,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只会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爆发。要促进社会更健康地发展,就必须保证这种社会流动性,就必须促进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使得底层社会成员的子女能够享有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改变自身的命运。

文章引用

陈志伟. “社会排斥”视野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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