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2 No.04(2014), Article ID:14194,4 pages
DOI:10.12677/OJHS.2014.24008

Evolution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Cognitive Membrane

Xuesong Yu, Jiawei Geng, Hengjin C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mail: hdsyxs2007163@163.com

Copyright © 201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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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Sep. 12th, 2014; revised: Sep. 26th, 2014; accepted: Oct. 4th, 2014

ABSTRACT

Japa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a unique and aboundant change of civilization. The complex situation, including unique culture, lonely geography and distinctive history development, makes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m a unique cognitive membrane, followed by chang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From Taika Reform to Meiji Restoration, eve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has obviously changed from “learning China” to “learning Europe and America”.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periods for Japanese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indicate that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and been the main feature of Japanese social cognitive membran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Also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advices on how to predict and respond to the change of Japan for present China.

Keywords:Self-Assertiveness, Japan, Civilization, Cognitive Membrane

日本文明与社会认知膜的演变

余雪松,耿嘉伟,蔡恒进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武汉

Email: hdsyxs2007163@163.com

收稿日期:2014年9月12日;修回日期:2014年9月26日;录用日期:2014年10月4日

摘  要

日本具有历史悠久、独特而富于变化的文明。独特的文明、地理、历史状况使得日本社会形成了独特的认知膜,且随着日本文明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再到二战后,日本文明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学中国”到“学欧美”的变化。本文力图通过对于日本文明三个时期不同文明特征的分析,说明自我肯定需求在日本文明变化中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以及日本社会认知膜的主要特征,并对当下中国应当如何预测和应对日本的变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自我肯定,日本,文明,认知膜

1. 引言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形成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内容。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之间有先进落后之分,相互之间频繁发生摩擦冲突。能够保护和发展好本民族的文明,关系到本民族的存亡发展。武汉大学蔡恒进认为,人总是倾向于肯定自我的,用较高的自我评价从主观上进行自我保护,这种人类所具有的具有强烈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体就称之为认知膜。类似于细胞膜为细胞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维持细胞内外渗透压平衡的功能,认知膜为文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机制,使文明社会中的成员在自己文明面临外部文明的竞争时,能够坚守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并努力学习吸收外部文明的优秀部分,以实现自身文明的健康发展。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明的民族,日本民族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自我认知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些认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从飞鸟时代、奈良时代的学习中华文化,提倡“唐风”;到平安时代“唐风”逐步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形成“和魂汉才”的局面;再到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时期“国学”渐起,日本文化与传统的神道、神国思想相结合,日本本位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到江户幕府时期吸收程朱理学内核,并抛弃“中华中心主义”思想,确立日本中心主义的地位;再到黑船叩关、明治维新时期积极学习西方,“脱亚入欧”,实行文明开化;再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军国主义狂热思想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并发动二战;最后战败投降,成为美国的附庸盟国。可以说,日本的历史就是在与外部文明的碰撞中不断学习吸收、不断地发现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肯定需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民族文明得以出现、演变和强化,并影响到整个日本社会的文明演变过程。

2. 日本文明的演变过程

日本地处亚洲大陆和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与亚洲大陆之间有海峡相隔。海洋足够宽阔,使得日本得以免收其他国家的入侵,保证了自身民族得以独立发展,形成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同时海洋也没有宽阔到使日本与外部文明世界隔绝,让日本有机会与其他国家展开交流,学习吸收外部先进文明;日本国土狭小,各地区联系紧密,民族成分单一,使得日本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容易形成统一的民族秉性与共同认识;日本地震、火山多发,战争频繁,使日本人始终具有高度的危机感,加上人口密集、资源匮乏,因此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尊崇强者而蔑视弱者。这使得日本民族一直致力于学习外部先进文明,以外部先进文明来改造本土文明,壮大自身力量,并巩固本土文明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积极向外扩张,掠夺外部资源以满足本民族的自我肯定需求。总体而言,日本的文明演变史可以分为以下若干阶段(如图1所示):

1) 唐风时期(7~9世纪):仰慕中华文明,虚心学习接纳。早在绳纹、弥生时期,日本文明程度仍然十分低下,社会制度尚不健全。到了飞鸟时期,通过与中国的交流,日本发现了自身的落后,开始积极向中国学习。特别是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向唐朝中国频繁派出遣唐使,虚心向唐朝学习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1] 。唐朝的文字、诗歌、建筑、音乐、服饰、科举制度、儒学、佛教等都深深影响到了日本,日本效仿唐朝制度颁布律令并加以推行,整个社会以学习唐朝时尚为荣,唐风文化一时大盛。

2) 和魂汉才时期(10~13世纪):本土文明与中华文明相结合,国风兴起,民族意识抬头。平安时代,唐朝衰亡,遣唐使中断,日本开始进入经济文化独立发展时期。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如《源氏物语》所说:“须以汉才为根本,再辅以用于世事之大和魂,方为成功。”[2] 此处的“大和魂”是指处理日常社会问题的智慧与能力,“汉才”即指唐朝传来的中华学问[3] 。在当时的日本,汉才依然为本,大和魂为辅,相辅相成。可见当时的日本人士开始重视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探索将自身文明与中华文明相结合,并运用于现实实践的道路。

3) 国学时期(13~18世纪):本土文明占据核心地位,开始轻视中国。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确立了幕府体制,武士道精神形成并得到积极推广。与之相应的是日本传统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神国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中国朝代更迭频繁,蒙元一度统治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使日本对中国开始产生了蔑视心理。这一时期,强调日本固有文化传统、提倡复古的“国学”兴盛起来。日本人基本摆脱了以中华为中心的传统观念[4] ,开始宣扬日本中心主义思想,鼓吹皇国万世一系的理论,为幕府体制提供思想武器[5] 。

4) 文明开化时期(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前):积极学习西方文明,“脱亚入欧”,蔑视并入侵中国。近代欧美列强打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人很快意识到西方的强大,随即放弃了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时期,日本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欧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并引入日本,同时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与公共事业,学习引进西方生活方式。与此相对应的是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以西洋文明为手段来指导日本富国强兵,以“大和魂”来维系皇国统一,鼓吹忠君爱国。福泽还进一步提出了“脱亚入欧”理论,鼓吹日本要脱离野蛮的亚洲文明,与先进的欧美文明同进退,积极掠夺已经落后的中国等亚洲国家[6] 。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内发展、对外扩张的道路。

5) 军国主义时期(日俄战争以后至二战结束前):军国主义思想迅速膨胀,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国力大增,成功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与征服欲望空前膨胀。如小田实所述,此时象征民族精神的“大和魂”可以用“战争、天皇、勇气、正义和死”来概括[7] 。在此背景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越来越狂热,极端思想横行,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也由明治维新时期的尊崇转为排斥之为“欧米鬼畜”,对日本自身文明的毫无底线的吹捧,不断地践踏人类文明的底线,最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参加二战。

6) 战后复苏时期(二战之后到八十年代):接受美国的占领和强制改造,坚定追随美国,全力发展经济时期。二战的彻底失败,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完全统治,经济崩溃,物资短缺。残酷的现实迫使日本人从称霸世界的迷梦中醒过来,开始反思自身民族文明,重新定位民族身份[8] 。为此,日本人坚决服从战胜国美国的意志,接受美国强加于自身的社会改革,采用美国民主制度,崇尚欧美文明,追求个人财富与自由,使日本全面融入欧美主流社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到八十年代即成为西方第二号经济强国,人民

Figure 1.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图1. 日本文明演变过程

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升,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提升。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民族在继续追随美国参与冷战的同时,也开始倾向于肯定自我,发掘和重视自我民族中的优秀之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上升。例如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右翼作家积极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呼吁坚持天皇制,维护日本文明的“整体性”[9] 。

7) 失落迷惘时期(八十年代至今):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陷入迷惘。1985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在经历短暂的泡沫繁荣之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关系转暖,经济发展迅速,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相对下降。这使得日本民族陷入了迷惘,价值观混乱。一方面,日本人越来越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文化生活,而是希望日本的国际地位能够得到提升,以满足使本国成为大国的自我肯定需求;另一方面,日本国小民寡的事实,和二战失败的惨痛经历,又使日本仰赖于美国的扶持,不敢放手扩充军备,过度膨胀。在当代日本社会中,鼓吹民族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和仅仅追求国民个人的自由与财富这两种思潮是同时并存、相互竞争的[10] 。不过,在充分满足国民对于生活水平的需求和坚持美日同盟的前提下提升日本国际地位,以及在保持日本固有文明的同时融入欧美主流文明,仍然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共识。

3. 日本社会认知膜及其特性

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打破传统的将日本划入东亚文明圈的做法,坚持将日本文明划为一个单独的文明圈。他指出:“日本文化极其特殊,他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或意识形态,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11] 从以上对日本文明的演变的分析中来看,日本文明确实是一个孤立于亚洲东部的独特的文明。日本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社会条件,都使整个日本社会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认知膜。这种认知膜足够紧密,使日本民族内部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很好地保护了日本自身的独特文明。这种认知膜还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能够很好地吸收外部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精华,使自身迅速发展起来,充分满足了日本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同时这种认知膜还有很强的排异性,将日本与其临近的亚洲国家区分开来,使日本在自我肯定需求的驱动下容易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与其亚洲邻国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影响了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格局。

日本社会文明演变过程也是日本民族认识自己的过程,是以“大和魂”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萌发、演变、强化的过程,也是对外部文明的认识、学习和改造的过程。从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和魂”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财富、国力和文明程度的强烈的自我肯定需求。为了满足本民族的自我肯定需求,日本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明,通过外部获取、自主创新等方式获取大量财富,大大提升了自身文明程度和国力,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使日本从落后的东亚岛国最终跻身现代强国行列,充分满足了日本民族的自我肯定需求。同时也应看到,在近代,对日本民族自我肯定需求的不适当引导,也导致了日本民族自信心的畸形膨胀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恶性扩张,在给中国等亚洲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最终使日本民族自身尝到了苦果。因此,中国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灵活而不失原则性地处理与日本的关系。

4. 从自我肯定需求的视角来看中日关系

作为同在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全世界的外交关系。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陆的大国,在国内条件上来说,一直以其丰富的资源和自产能力,满足了生活在其土地上的大部分人民的自我肯定需求,因此中国在历史上一直体现出较强的柔韧性和防御性,这一点是日本不具备的。特别在科技发达的现在,中日之间的自我肯定需求的差异,已经使得整个世界都不得不瞩目这里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应当警惕日本对外的排异性,防止其走上冒进侵略的道路;另一方面应当学习其内部的一致性,尽快让自己成长起来。最重要的,应当利用日本文明中的选择性,明白真正能够折服日本人的,不单单是武力的强大,更有文明的超越。而一旦实现了文明的超越,日本便会在外交中自然而然的靠拢过来,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并应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同时,我们应当对有种态度表示警惕,就是所谓的“中国吸收日本”的论调。这一论调主要鼓吹的是中国应当利用自己现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将日本在经济甚至是全方位上拉拢过来。我们认为,在日本经济已经被美国经济基本掏空的今天,全方位的去吸收日本,只可能对中国带来负担,而非资产。无论是日本的老龄化社会,还是日本的空心化产业,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需要花大力气去消化的东西,因此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日本的真实处境很有可能需要在重大事件之后才能使大多数日本国民意识到。而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要认清自身文明的优势与劣势,积极走出自身文明圈,努力学习其它优秀文明的优点;另一方面还应明白自我肯定需求的巨大作用,以此来优化自己的文明架构,紧紧抓住人民的现实需求,从宏观的角度进行顺应和引导,以实现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12] [13]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鲁碧华 (2002) 论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9, 29-31.

  2. [2]   紫式部 (1982) 源氏物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343.

  3. [3]   胡稹 (2012) 日本精神的实象和虚象: “大和魂”的建构. 外国文学评论, 2, 37.

  4. [4]   吴廷缪 (1994) 日本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170.

  5. [5]   丸山真男 (2000)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27.

  6. [6]   福泽谕吉 (2008) 文明论概略. 九州出版社, 北京, 70.

  7. [7]   小田实 (2004) 随论日本人的精神. 筑摩书房, 东京, 16.

  8. [8]   青木保 (2008) 日本文化论的变迁.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6.

  9. [9]   铃木贞美 (2008) 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 180.

  10. [10]   卜翔国 (2005) 麦克阿瑟与日本. 学习月刊, 8.

  11. [11]   亨廷顿 (2002)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 北京, 143-144.

  12. [12]   蔡恒进, 耿嘉伟 (2014) 论儒释道在中华认知膜内的融合. Education Research Frontier, 4, 42-26.

  13. [13]   耿嘉伟, 蔡恒进 (2014) 自我肯定需求与马斯洛层次需求的比较. Management Science and Research, 3,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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