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智琪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收稿日期：2023年6月20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5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5日

摘要

作为奠定英国文化研究基础的重要人物，理查德·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识字的用途》。在该书中，霍加特不无怀旧之情地书写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由此也引出了他对50年代大众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大众文化美国化现象的忧虑。霍加特基于其多年来成人教育的经验，以民族志研究方法细细剖析了不同时期的工人阶级文化领域，其富有意趣的书写彰显出敏锐的批判精神与反精英主义立场，开创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崭新范式。在文化研究仍然兴盛的当下，《识字的用途》一书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文化研究，工人阶级，大众文化，成人教育

Cultural Visualization, Justification and Criticism

—On The Uses of Literacy by Richard Hoggart

Zhiqi G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 20^th, 2023; accepted: Aug. 25^th, 2023; published: Sep. 5^th, 202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found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Richard Hoggart publishe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The Uses of Literacy in 1957. In this book, Hoggart writes nostalgically about the life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1930s, which also leads to his criticism of the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50s and his concern about the Americaniz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Based on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dult education, Hoggart dissected the working-class cultural field in different periods with ethnographic research methods. His interesting writing showed a keen critical spirit and anti-elitist stance, and created a new paradigm from literary studies to cultural studies. At a time when cultural studies are still flourishing, The Use of Literacy still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Cultural Study, The Working Class, Popular Culture, Adult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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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已初具雏形，自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学者投身这一新兴领域，中国学界于90年代本土语境下亦完成了社会现实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双向唤召。霍加特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开创了人文研究的全新范式，《识字的用途》作为霍加特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不啻于一次文化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当今，《识字的用途》亦与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称为文化研究四大奠基性著作，而作为文化研究文化主义代表之一的霍加特在国内的研究程度与威廉斯等人相比却显得过于单薄，这也许与霍加特在70年代后淡出文化研究阵营有关，但其跨学科性的、开创性的文化思想理应获取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研究。《识字的用途》以民族志的考察方法向读者呈现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图景，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关切，其从个案展开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与后期偏文化文本的文化研究也区别开来，对我们梳理文化研究最初的原旨和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仍有珍贵的启迪意义。

2. 背离文化精英主义：霍加特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生成语境

1957年，当理查德·霍加特尚在赫尔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任教时，他结合多年来向工人阶级讲授文学知识的经验与自己对大众文化的思考，出版了《识字的用途》这一文化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也是对文学研究的一次重要反叛。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理查德·霍加特在创作《识字的用途》前就早与成人教育结缘，他于1918年出生于英国北部工业城市利兹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在查培尔顿和汉斯莱特，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以“奖学金学生”的资格在利兹大学接受教育。1940年，他在利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投身军队，在服役的六年间辗转于意大利、北非等战场，在那不勒斯期间也曾在军队中开办俱乐部并给士兵授课。1945年，当二战已近尾声之时，霍加特曾给其导师写信言明自己对英国战后成人教育的兴趣。1946年，霍加特任职于赫尔大学，并在成人教育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面向工人阶级的教育工作，与他同时期的威廉斯、汤普森当时同在牛津大学、利兹大学进行成人教育工作。

在如今，《识字的用途》一书的出版一般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起点之一，与其同期的奠基作还包括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1)，这些文本冲破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跨越了固有的学科边界，同时也是自20世纪30、40年代起、自成人教育这一活动所生发出的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事实上，成人教育乃是《识字的用途》早期文化研究产生的重要一环。威廉斯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中曾写道“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军人教育和成人教育过程中，文化研究已经非常活跃。应该说，成人教育是文化研究的源头” [1] 。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作，《识字的用途》无疑是成人教育实践的产物，它自面向工人阶级的教育中生发，开启了学术研究中的阶级向度。英国研究学者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在考察文化研究产生的专著《文化研究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中也曾指出：“这些著作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而是置身于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到后期，以有关艺术与文学教育的争论开始的，广泛蔓延的成人教育实践的文化背景中” [2] 。

就文化传统而言，霍加特本人深受自马修·阿诺德及利维斯夫妇以来的文化传统影响，《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也译作《文化的用途》，而文化一词在19世纪以来的英国就与精英主义有着相同的底色。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完美的追求”、是“光明”、是“甜美” [3] 。他所标榜的文化有两种含义，一种认为文化是知识的实体，一种则认为文化是一种向完美进军的过程，要使个体乃至全人类全面、完善地发展至完美的境界。然而，阿诺德也宣称，人类知识与真理的代言人是必将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而非只上过几天学的大多数人所担任 [4] 。同时，他略显粗暴地把大众文化与群氓(Popular)文化相对等，认为工人阶级都是丧失思考与批判能力的乌合之众。这种精英主义文化观被F.R.利维斯一脉相承，并形成了著名的以认为文化是少数人专利为立场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的文化理论集中于《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一书，他在书中对少数人文化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 [5] 。而与此对立的则是泛滥于世的大众文化，自阿诺德到利维斯，他们都认为传统的文学已分崩瓦解溃不成军，并为此深感忧虑，精英知识分子则面临着文化的绝望之境，由此，利维斯创办了《细察》(Scrutiny)杂志，并提倡细读经典文学文本，以求焕发伟大传统的生机，使当代文化能够朝着他所向往的17世纪有机社会文化复归。

到霍加特这一时期，他认为文化的主体不应只包含少数精英分子。霍加特曾在一次采访中率直地承认：“当我开始写作《识字的用途》时，我受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的影响很深” [6] 。正是因为深受利维斯的文学观影响，霍加特在赫尔大学进行成人教育工作时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向学生讲授经典文学知识，然而在教学工作中他认识到，这些来此接受教育的学生平日里大都浸淫在利维斯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中，虽然他们持着积极的态度去学习文化精英们所提倡的传统文学，但通俗文化才是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最熟悉的也最认可的文化。在与约翰·科纳的访谈中，霍加特曾谈到“如果我们讲授文学的话，由于我们的学生来到这里，他们通常学习的几乎都是利维斯意义上的‘经典文学’，而他们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不像大学生那样分散。他们生活在报纸、杂志、收音机(当时没有电视)和通俗歌曲的世界里。在很多校外教师当中，对理解这一点也有兴趣”、“我决定再写一本教科书，撰写关于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各种文章。撰写之时，我变得越来越不安，尤其是对利维斯夫人的著作感到不安，因为我是《小说与读者》的主要赞赏者，但另一方面，我感到她对所写的题材有一种隔阂，她无法理解她写的题材，以及她所做的与它们对人们的真正意义” [7] (p. 407)。

在霍加特看来，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对文化和大众的价值取向无疑背离了当下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成人教育中的实践经验以及工人阶级的出身促使他更多地关注并肯定大众文化这一隅，并在这个不被学界关注的领域中发现了生存的本真性，《识字的用途》也由此诞生。可以说霍加特做的是拓宽文化定义的工作，他摒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兼收并蓄而非两极对立的态度去看待文化，并以介入的姿态使文化与社会问题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文学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也得以联姻，跨学科式地孕育出文化研究这个至今仍茁壮成长的新生儿。

3. 从边缘到中心：工人阶级文化及其日常书写

理查德·霍加特和《识字的用途》书写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及工人阶级文化，然而在书的开篇，霍加特首先却抛出了一个有关工人阶级身份的界定问题。“经常有人认为，如今英国没有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它大大缩小了社会差别，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几乎都居住在一块平地上，这是一块从中产阶级下层到中产阶级的平地” [7] (p. 45)。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导致的贫富不均、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世界间歇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推出了《贝弗里奇报告》，即最早的福利国家设想，并在此后数十年中不断改革完善。福利国家制度使得英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原本固化的阶级态势也有所松动，于是由此引出了霍加特所注意的文化上的无阶级这一社会现象，《识字的用途》即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同时，霍加特也强调，“有必要更明确地界定我所指的‘工人阶级’……因而应当首先提及那些浪漫主义，因为它们增加了过度强调早期工人阶级文化值得赞美的品质及其今天遭到贬低的风险” [7] (p. 46)。霍加特所求的是再现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与文化样态，他把焦点聚集在大多数普通工人阶级民众之上，而非以精英知识分子的俯视姿态对工人阶级进行一种想象性的评点，于是这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者选取了英国利兹的一个工人生活聚集区——也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并以自身的记忆与观察为基础细致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面貌，用饱蘸深情又不失活泼的笔触书写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饮食、习语、工作、家庭结构、迷信、消费习惯、娱乐、教育等等。尽管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对过去生活的怀旧之情无处不流淌于书页之中，但工人阶级的日常叙事也越过了旧有的狭隘批判理论话语而进入到真正的文化领域中来。

《识字的用途》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旧秩序”(An “Older” Order)，书写了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与文化面貌，第二部分为“为新的让位”(Yielding Place to New)，分析评判了英国50年代的大众文化。实际上，霍加特原本的计划内容只有第二部分，但由于他对Q.D.利维斯对待通俗小说那种“撑碟杆”式的态度及认为工人阶级毫无判断力的想法感到不满，同时又希望为第二部分的内容寻求一个对照，便又撰写了第一部分有关工人阶级生活面貌的内容并将其置于书前。在“旧秩序”中，霍加特把笔触延伸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文化仍具有强烈的生命力，过去的传统乃至迷信和神话在今日仍被一水地延续并被当作可以倚靠的参照物，“用马鬃缠住牛排埋在地下，然后疣子就会枯萎至最终脱落”、“年轻孩子中的虚弱者可能是由于头发太长和太浓密，获得头发的‘精华’要以损害身体为代价”、“坚持穿周日套装，在圣灵降临节为孩子新买‘最好的衣服’并在圣灵降临节上午巡游”。在节假日里给朋友寄的明信片上的图案“不断重复啤酒、臀部和厕所的幽默” [7] (pp. 65-66)。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部分知识分子们想的那样受大众传媒的影响极深，他们仍然活在自己浑然一体的文化之中。同时，霍加特引领我们触及了工人阶级的核心——对家庭及邻里观念的重视，“洗衣日的蒸汽，苏打水和碎肉味，或者炉边烘干的衣服的味道，星期天混合着烤牛肉味的《世界新闻报》”，一些特定的细节赋予了家庭温馨的特质，这种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是“一种建立在关心、友爱、小群体感觉基础上的生活” [7] (p. 73)。像这样一种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中一般拥有着一个受全家人尊敬并懂得如何操持生活的母亲和因为重体力劳动过早衰老但是家庭统治者的父亲，他们在自成一体的同时，又和其他如此这般的家庭共同构成了一个个的社区共同体——“我们”的世界，并与那些工人阶级不信任的上流人士所处的“他们”的世界隔绝开来。甚至在一度于西方世界占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上，工人阶级的人们也只是把它当作美德的同义语，而非成为狂热的信徒。

在第四、五章中，霍加特选取了《佩格周刊》和工人夜总会两个主要的娱乐载体来例证工人阶级的艺术。以杂志上的通俗小说和夜总会演唱的歌曲为例，霍加特得出了结论“工人阶级的艺术在实质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究’)，是对早已为人所知的事物的呈现” [7] (p. 156)。在以自身经历为蓝本的基础上，霍加特在第一部分中详尽地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真实的生活方式，刻画了一部工人阶级生活的群像，就像霍加特所言：“他们认为，‘生活不是玫瑰花床’；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在这方面，工人阶级长久以来都是快乐的生存主义者” [7] (p. 170)。或许《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自传体式的描述常为人诟病不具备学术严谨性，但霍加特夹杂着俚语的日常叙述颠覆了学界对饱受漠视的工人阶级群体的固有刻板印象，并把阶级向度引入其中。在今天看来，霍加特的叙述语言或略显粗糙、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与精英主义黏合在一起的“文化”得以走下神坛，普罗大众的生存状态得以被更广泛地看见。

4. 文化困境及其批判：大众文化美国化危机

在《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为新的让位”中，霍加特一改深情怀旧的语调，转而对50年代的大众文化进行了锋利的剖析，而这种思考有着重要的社会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英国工党在当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新政府自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变革措施以求财政稳定；随后，政府不断推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削弱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分化情况，工人阶级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并拥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流动财产，整个英国社会经济大大繁荣。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进程仍在持续推进，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使工人阶级得以从以往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但时间和物质的极大富足让人产生了一种无阶级的幻象，整个社会似乎都弥漫着中产阶级的闲适情调。而经历此种社会变革后的工人阶级拥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他们不再拘泥于旧有的娱乐形式和消费习惯，转而成为了消费主义的拥趸，这种强劲的消费能力反过来又促使市场生产出更多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在这时，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席卷世界，美国文化的输出尤为当先，英国本土的帝国式精英主义文化在新兴的美国大众文化下显得陈旧不堪，西部电影、爵士乐、时尚杂志、暴力犯罪小说等等一举涌入到英国社会中去。

相较于在“旧秩序”中谈到的30年代工人文化，5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在经济与社会制度改革的影响下显然已与前者大不相同，而霍加特所怀念的有机社群文化也在时代的变迁中被取而代之以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在考察现代生活之前，霍加特首先提出了旧的群体感与现代民主平等主义之间、当下生活所需的旧观念与新的进步论之间的矛盾，在一系列新兴社会改革政策的影响下，经济水平的提高无疑让进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共同追求目标，但商业社会的膨胀却使进步论与物质极大地关联在一起，同时，出版物尤其是通俗读物的大规模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不具备极强判断能力的大众的想法。

在第六章中，霍加特如下总结了时代视阈下他所忧虑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特质。首先，原本的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在工人阶级民众中已经变质，“真正的宽容是活力、信念的产物，是对获得真理的困难的意识，是对他人的尊重；新的宽容是软弱的和不情愿的，是对挑战的恐惧与怨恨” [7] (p. 218)。其次，工人阶级强烈的群体意识正在被大众传媒助长为一种初现雏形的民主平等主义，这种态度强调人人相同，贬低个体差异，以至于形成某种盲从的群体感。再次，无限进步论的观点助推了人们对当下的狂热，但不断变化的当下就像是悬挂在驴子头上的胡萝卜——一个彷佛无限企及却又空洞的能指，身处时间序列里的一个个当下因其新才被认为是好，这种线性时间观里的当下遥远得没有尽头，只能使人疲于奔命地追赶(如当下时尚穿搭风气、电子产品迭代等)。最次，冷漠主义、个人化与碎片化在工人阶级民众中大行其道。“如果处于无穷无尽行列中的最新是好的、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愿望，那么，数量就变成了质量，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畸形和旋转着的无差别化的世界” [7] (p. 236)。这种无差别化导致了冷漠主义在民众中流行。除此外，阅读活动也因媒体及生产者的设计而变得更加个人化、碎片化，它们短小、支离破碎，这种琐碎的危险不仅仅在于降低品味，而是来源于品味的被扼杀。霍加特不是居高临下地对工人阶级进行评判，相反，他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为我们展现出50年代工人阶级在面对大众文化时难以抉择的艰难处境。

在随后的两章中，霍加特以重口味杂志、性与暴力小说、商业流行歌曲、点唱机男孩等为例，揭示了在日趋扁平化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隐藏在文化内里的浓重危机。以新式家庭周刊为例，霍加特细致地分析了其版面、内容，那些浸透了色情和抓人眼球的黑色标题的刊物就像是“千层酥文学，酥饼内部没有任何内容，只是不断地利用一种空洞的快乐” [7] (p. 278)——霍加特已在书中做出了贴切的论述。作为一种美国式文化的鲜明症候，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还描写了流连于奶吧中的“点唱机男孩”形象。“年龄在15岁到20岁之间的男孩，他们穿着悬垂式套装，戴着花领带，一副美国人懒散的样子。他们多数人都买不起一杯接一杯的奶昔，而是沏几杯茶喝上一两个小时——这是他们来这里的主要原因——他们把一个又一个铜币投进机械式点唱机” [7] (p. 295)。点唱机男孩每晚在这种快消式奶吧中消磨时光，他们听着时下流行的美国唱片，沉迷于不同于英国广播电台中所听到的前卫曲调，生活在由美国元素构成的神话世界之中，他们是不具备叛逆精神的福利社会下的“迷惘的一代”，被裹挟在时代文化洪流中的非典型工人阶级青年。

霍加特敏锐地发现了点唱机男孩这一时代特有的产物，开启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先声，但遗憾的是他对此更多的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而未能指出点唱机男孩所属的亚文化的生成语境与阶级关系。以伦敦东区现代化计划——迁移东区贫民窟人口至伦敦郊区为例，“根源就是这个地区生活的个体主体性丧失，那些承载个体经验及其集体生活的共同文化的社区的消失，其鼓励发展的文化只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所有权之上的中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直接的表达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文化消失了，大众的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陷落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8] 。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新英国在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同样面临着城市结构变革、战后精神危机、就业调整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种族文化冲击等问题，而新一代青年必然地成为大时代下的受害者，与此同时，美国文化正被大批量输出到世界各地，“美国梦”成为青年共同的白日梦，知识分子对美国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反对鉴赏力的文化正一步步侵吞英国本土文化的固有领土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5. 文化困境及其批判：大众文化美国化危机

纵观《识字的用途》，“旧秩序”与“为新的让位”两部分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平行的对照。在“旧秩序”中，霍加特以一种肯定的态度细致地书写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形式，并赞扬了过去的工人阶级有机文化，为精英知识分子所误解的工人阶级正名。在“为新的让位”中，霍加特转而对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文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探讨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的形塑作用时，利维斯主义的幽灵也在霍加特的文字间时而显现。霍加特一方面把工人阶级文化引入了学术的殿堂，一举超越了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可另一方面，他站在对30年代文化怀念的立场上去批判50年代大众文化又使他显得自相矛盾。事实上，早年所受的利维斯式精英主义的影响在《识字的用途》尤其是第二部分中仍然可见一斑。

霍加特矛盾的文化思想并不是无迹可寻，作为一名通过奖学金接受高等教育并迈向更高阶层的工人阶级子弟，他的文化思想注定是具有双重焦点的。在《识字的用途》第十章中，他以自传体的形式描写了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从工人阶级出身的一类“奖学金男孩”的形象。这类男孩通常是工人阶级家庭中少数的天资聪颖者，并有继续升学的意愿，若他想要继续跃迁至更高等级的学校阶层，那么作为群体中的另类成员，他就不得不与自己原本工人阶级家庭的特质发生冲突。同时，他必须为获得奖学金——这块高等学校的敲门砖而加倍努力，“他开始把生活看成是一种阶梯，是在每个阶段都有某种称赞和某种进一步劝诫的持久考试”，以至于“丧失了某种弹性”、“被训练得像一匹马戏团的马，为的是成功获得奖学金” [7] (p. 355)。但当奖学金男孩迈向社会之后，往往对失去了唯一评判标准的世界显得无所适从，他们通常会成为脱离了体力劳动的普通工薪阶层，但悲哀的是，他们既不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又不从属于中产阶级，生活在挣扎于两种阶级间催生出的焦虑与失落的境地里。“So if I’m not black enough, and if I’m not white enough, and if I’m not man enough, then tell me Tony, what am I?”这种有关身份认同的主题同样在近年奥斯卡获奖电影《绿皮书》里被加以探讨。

综上，霍加特生长的工人阶级文化与他所接受的学院式教育势必会形成双重的文化观，他以自身经验书写的“奖学金男孩”形象不仅仅是个人无根可寻的焦虑，也是当时社会时代变迁下的产物。但同时，霍加特也提出了区别于“奖学金男孩”的另一类“真诚的少数人”对工人阶级民众负有的使命——思想上的启迪，“现在最需要的是少数人要重新评估立场，要认识到他们的前辈为之努力的那些观念正面临丧失的危险……如果活跃的少数人继续让自己过于排外，以致想不到当下的政治和经济目标，那么，文化上的通行证将暗中被出卖” [7] (p. 381)。在霍加特撰写《识字的用途》之时，他了解到过去一百年间英国所有类型出版物的总数已由大约1000种增加到5000多种，但如此庞大数量的出版物中通俗读物的占比也十分巨大，工人阶级尽管不是其唯一的受众群体，但“对较为琐屑的通俗娱乐最强烈的反对理由，不在于它们阻碍了读者成为文化修养很高的人，而在于它们使那些没有知识禀赋的人，更难以自己的方式变得聪明睿智” [7] (p. 395)。

霍加特的矛头从来都不是指向工人阶级，他所要批判的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思考的是“大众报纸杂志与它们重点针对的工人阶级读者的各种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更为紧迫的是，新兴而又更受商业驱动的大众交往形式正如何改变着旧的工人阶级态度及价值观；简而言之，这种‘新的识字能力’是在被用于什么‘用途’？” [9] 。在霍加特看来，识字的用途是让工人阶级在面对各种事物和情况时所能使用的批判能力，而不只是简单的识字阅读活动。《识字的用途》在准备出版时的原名是《识字的误用》(The Abuse of Literacy)，或许这更能体现出霍加特写作此书的用意。在与吉普森的一次访谈中，霍加特也曾对此有过论述：“大约七分之一的成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半文盲，比如，他们看不懂一张公共汽车时刻表”、“如果你把人只培养到掌握这些基本知识所需的水平，那你只是生产了一个能够受愚弄的社会。不鼓励人们具有批判意识，不给予人们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知识，而实际给予他们的文化仅够让他们填写足球赠券和彩票赌券，阅读《太阳报》等。在民主中，首先是商业民主中，这种情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批判的文化知识’意味要丰富得多。它意味着学会使思想锐利，更仔细地观察社会，提出疑问” [6] 。

霍加特所提出的这种批判意识在今日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除此之外，他对英国“文化”传统的颠覆，也使工人阶级文化得以真正进入学界研究视野，被认为是白板一块的工人阶级由此得到正名。但《识字的用途》一书仍有许多可待深究之处，比如霍加特只着重描述了他所了解的工人阶级文化，而对他不了解的就不加以笔墨，他不赞同利维斯可但书中又带着利维斯主义的痕迹。尽管《识字的用途》不是一部完美之作，甚至在出版时还被学界认为是“就像一只隔壁廉租房里跑来的下贱的猫带进屋的一个其臭无比的玩意儿” [7] (p. 1)，但霍加特在本书中所开创的文化研究范式对后世影响巨大，也为日后的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霍加特本人一直在文化实践领域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独坐在象牙塔中思考，作为一个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他始终身体力行地呼唤着文化的救赎。

文章引用

巩智琪. 文化显影、正名及其批判
Cultural Visualization, Justification and Criticism[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03): 513-520.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307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