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Green Hou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Vargas Llosa. Through setting its characters, the novel illustrat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at the spread of the Catholic culture in Latin America is always with nature of colonial pow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logos centralism” produce sharp confli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emerging capitalist culture. The paper reveals that seeking the intersubjectivity, forming a dialogue mechanism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Latin America is a feasible way to break the diaphragm of the in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nation and nation,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and mixed without fusion lonely state.

Keywords:The Green House, The Catholic Culture, Capitalist Culture, Intersubjectivity

沙漠、森林和河流的孤独

——浅谈《绿房子》中的天主教文化

巩晓琳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Email: xiaolingong@163.com

收稿日期：2015年4月13日；录用日期：2015年6月12日；发布日期：2015年6月16日

摘 要

《绿房子》是巴尔加斯ž略萨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其人物的设定阐释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着重分析了天主教文化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带有的殖民主义的强权性质，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使其与拉丁美洲传统文化和新兴资本主义文化产生尖锐的对立冲突。揭示出谋求主体间性，使不同文化在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形成对话机制，是打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冷漠隔膜，杂糅而不融合的孤独状态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 :绿房子，天主教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主体间性

1. 引言

小说《绿房子》是秘鲁著名小说家、诗人马里奥ž巴尔加斯ž略萨的代表作。《绿房子》发表于1965年，叙述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时间横跨40年，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秘鲁社会图景。故事是在沿海沙漠地带的皮乌拉城、森林小镇圣玛丽亚ž德ž涅瓦镇和马腊尼昂河各支流上发生的。小说以其结构的新颖著称。打乱的时序，时空的分割，细节的混溶，都显示出作者的一种有意为之的“混乱”。略萨也因其在小说形式技巧方面的创新被称为“结构主义大师”。对作品叙事时空机制、结构形态的分析历来是研究的热点。然而，《绿房子》并非仅是一部形式新颖的先锋之作，其破碎断裂的叙述、混乱杂糅的时空结构正是作品反映的文化内涵的一种外在形态，这种形式背后的“意味”也是值得探究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绿房子》中天主教文化影响下的人物命运，探究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天主教文化的一些消极特点，进而说明这些天主教文化的消极因素正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冷漠隔膜、文化杂糅性强而融合性不够，并且阻碍拉丁美洲发展的文化根源。

2. 殖民者的传教所与殖民地的森林

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牌殖民者对拉丁美洲的征服就是武力征服和精神控制是齐头并进的。中世纪晚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大潮下，加上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的冲击，天主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大肆传播可以说是天主教会凭借其殖民者的强力，对精神文化影响控制权争夺上的一次全力反扑。正如何塞ž卡洛斯ž马里亚特吉所说：“对美洲的征服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西班牙的威力也随着征服者而衰落了。它的十字军的性质，决定了征服在本质上只是一项军事和宗教事业。它是由士兵和传教士共同完成的”[1]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次反扑他们成功了，而且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中外学界大多认为，拉丁美洲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文化的一个分支，是天主教文化的一支“亚文化”。这种观点强调的就是，天主教因素在拉美文化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2] 。

天主教文化在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是作为一种强大的殖民文化而存在的。然而，早在“西班牙人用剑和十字架统治了美洲”[3] 之前，在秘鲁这块土地上，古代印加人就已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并且这种文明也是将宗教和社会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以说原著民所共同拥有着一些他们所独有的模式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他们血液中的。这一点就不仅仅是靠着殖民者的铁蹄就足以踏平的，这也就是其强大的文化惯性。印第安原著民文化和天主教文化正是拉丁美洲“前殖民时代文化”和“殖民时代文化”这两端，联系着拉丁美洲几百年受殖民统治的现实和本民族遥远而深厚的历史。

小说中鲍妮法西娅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她的命运正是由于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而跌宕起伏，她在天主教文化和原著民文化的价值判断中左右摇摆。可以说鲍妮法西娅是文化碰撞的一个典型。她出生于森林地区的一个土著部落，后来被圣玛丽亚ž德ž聂瓦镇传教所的嬷嬷收养，在传教所受到天主教教育，并且学会了读书写字。但是当孤儿院又抓来两个土著女孩时候，她却在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私自放走了她们。

“‘也可能是魔鬼在诱惑我，嬷嬷’鲍妮法西娅说道，‘但我并没有察觉，我只是感到可怜她们，请您相信我。’”[4]

鲍妮法西娅说不出来放走奇凯斯土著女孩们的原因，只是说可怜她们，是魔鬼诱惑了自己，其实说明了来自土著部落的身世使她与土著女孩有种天然地联系，土著女孩的遭遇对她造成了心灵上的触动。这种触动是她身上埋藏的印第安文化的血脉的一种唤醒。尽管鲍妮法西娅是试图调和这两者的，她对传教所的嬷嬷充满了感恩，甚至遵从天主教习俗在安塞尔莫去世时去找加西亚神父为安塞尔莫做临终祈祷，但是她始终在二者之间徘徊。拒绝穿高跟鞋，在“绿房子”中化名塞尔瓦蒂卡(“丛林里的女人”)是她身上联系这印第安原著民文化这一端的再次显现。在鲍妮法西娅身上，两种文化同时并存并激烈碰撞，彼此都不能将另一方完全消灭。

鲍妮法西娅的命运悲剧也是由两种文化的对立引起。天主教文化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西班牙美洲的物质征服开始之后，精神的征服几乎立刻接踵而至。神甫们紧步士兵的后尘，又是还走在他们的前面，企图使沉沦于异教的印第安群众改变信仰”[5] 。小说中胡姆对殖民当局的抗议和失败就交代了天主教文化话语霸权的根基——征服者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和殖民运动相联系，使得天主教文化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不是按照自觉的“接触–认同–接受”的步骤进行的，而是一种伴随着武力征服施行的文化强权，因此宗主国的殖民文化带有一种唯我独尊的话语霸权。鲍妮法西娅放走两个土著女孩的行为是背叛行为，不能被容忍，只能被逐出传教所。

“‘是你自己把自己赶走的，’住持说道，‘我们对你比对任何人都好，鲍妮法西娅，你本来一辈子都可以留在传教所里，可现在，等孩子们一回来，你就不能留在这里了。我也很遗憾，可是你的行为太坏了。我也知道安赫利卡嬷嬷舍不得你，但是为了传教所，你必须离开此地。’”[6]

与两个土著女孩被“抓”来一样，鲍妮法西娅来到传教所和离开都不是她自己的选择，而是由天主教“一元神论”所主导。鲍妮法西娅被驱逐辗转沦落是因为她背叛了天主教文化，在印第安文化面前发生动摇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了天主教在其“一元神论”思想和占有殖民者绝对优势地位情况下面对印第安原著民文化显示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排他性。

3. 天主教的十字架与沙漠中的绿房子

长达350年的殖民历史已经在拉丁美洲的思想意识上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结构形态，而资本主义以一种“新”的姿态对其产生冲击。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绿房子的建设者——安塞尔莫，他建造的“绿房子”和他传奇的一生可以看做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个人主义冒险，反映出了天主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排斥。

20世纪20年代的皮拉乌还是个外地人眼中孤独凄凉的城市，道路缺乏，沙漠使其全国各地隔绝，处在孤立状态，毫无商业气息可言。就在这个时候，安塞尔莫出现了。安塞尔莫似乎是从天而降，他的身世、绿房子的建立都被看做是奇迹，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其实，安塞尔莫对绿房子的经营并没有什么特殊：建房子、招募乐师、雇妓女、烹饪美食、提供各类酒和饮料，灯火通明，夜夜笙歌，他的经营方式俨然就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而已。但是，由于皮乌拉人闭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在他们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仍然是新鲜事物，是神秘的存在。

这是由于在殖民统治下时日已久的皮乌拉，固然其本身自然环境不利于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天主教文化的“正统”观念有维护传统制度的倾向，对这种离经叛道的“新”是持否定态度的。“天主教对人们从事世俗活动设置了种种规定，不能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意志提出任何挑战，试图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来压抑人们许多生活需要的本能，在一种宗教炫耀中以精神的安慰来弥补物质上的匮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拯救，死后才能进入基督徒在尘世梦寐以求的‘天堂’”[7] 。时代发展到20世纪，与伊比利亚封建贵族结合在一起的天主教文化轻视物质财富和劳动因素，已经不能成为拉丁美洲发展的促进因素。“从总的趋势来看，天主教尽管也在努力适应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但以它为核心的伦理观在根本上有敌视或蔑视新生事物的传统，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这样”[7] 。并且，正如前文提到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化传播是一次封建统治的成功的反扑，从根本上就是与崇尚资本主义的新教划清界限的。因此可以说天主教文化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文化。

四个二流子的故事也是小说中的一条线索，他们代表了皮乌拉城人原本生活的真实状态，也是一般状态——懒散、颓废、终日闲荡、无所事事，最后甚至靠塞尔瓦蒂卡做妓女赚得的钱来养活。正如马里亚特吉所说：“作为人生观和精神戒律，西班牙的天主教却没有能力在其殖民地创造劳动因素和财富因素”[8] 。天主教文化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蔑视消磨了人对事业的进取心，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空虚心理，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就是怠惰和拖延。有人甚至把“懒惰”作为拉丁美洲“种族精神”的三个基本特征¹之一。四个二流子没有合法的工作，生活就是混日子，似乎每日只在饮酒聊天。由于在天主教文化中贫穷被看做是在世应受的苦难，为拉美人安于现状提供了借口，加之又没有资本主义的重视时间价值的观念，排斥资本主义实干精神，形成了整个社会像患上瘟疫一般疲软、怠惰，发展十分缓慢。

加西亚神父称“绿房子”为地狱，称皮乌拉城为“蛾摩拉”。他完全站在天主教文化卫道士的立场上，只看到“绿房子”作为妓院在伦理上的恶，并不能注意到它给全城带来的商业气息。可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这一来势汹汹的大潮不是靠着天主教文化就能够阻挡的。所以，就算加西亚神父率众烧毁了“绿房子”，更多的妓院建起来了，沙漠中的“绿房子”必然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这种资本主义力量并没有盲目的赞扬，而是清醒的看到这种现代化力量有其进步的一面——使皮乌拉城增添了活力，“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那安静的内地街道上充满了外地来的人......”[9] ——当然它也有明显的弊端——“绿房子”毕竟是座妓院，是堕落的场所。安塞尔莫建造“绿房子”和他与安东尼娅的爱情其实是这种“新”的力量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对财富、事业的追求，后者是带有反叛色彩的对个人主义的爱情的追求。“绿房子”是引人堕落的妓院，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肆无忌惮地宣泄欲望的场所(表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而安塞尔莫对安东尼娅的诱拐却是人类爱欲的表现，由同情开始，是真挚美好的。而以加西亚神父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却以其禁欲主义的伦理将二者混同，甚至安东尼娅的死成了“绿房子”被烧毁的直接原因，可谓本末倒置，这是对天主教伦理教条伦理的莫大讽刺。在天主教文化占主导的社会，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这也就是安塞尔莫悲剧命运的原因。

沙漠中的绿房子的兴衰史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在天主教文化统治下对皮乌拉城的一次渗透，联系着殖民统治下的拉丁美洲孤独的现实与未来要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端是被延宕的“现实”(后殖民现状)，一端是迟缓的“未来”(现代化进程)，天主教文化固有的保守性，和其对资本主义的排斥显然成了阻碍拉美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

4. 亚马孙河上的孤独

小说的中伏屋是以一个殖民者的形象出现的。他的大部分故事是是在亚马孙河上漂流中通过与阿基里诺的对话中回忆出来的。他勾结官府，占岛为王，杀人越货，对印第安原著民族进行无耻的掠夺剥削和残酷的压迫。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到当初殖民者初登南美大陆那些血腥历史的影子。城市已经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商业气息，殖民者的幽灵仍然在河流上游荡，拉丁美洲创伤的历史、闭塞的现在和飘渺的未来同时在《绿房子》中上演。作者巧妙的运用时空断裂、破碎的结构将情节杂糅并置，正是表现了秘鲁这块土地上“历史”、“现在”和“未来”杂糅并存的社会现实。而究其原因，天主教文化缺乏主体间性是造成拉丁美洲发展不平衡，发展阶段共时性并置，彼此隔离、不相融合的原因。

主体间性问题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内逐步消减“我思”的优越性，承认他人存在的意义，寻找“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的关系样态[10] 。也就是寻求各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可交流性。350年的殖民统治，天主教文化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拉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他文化尽管犹如彩虹般多姿多彩，仍然只能处在他者的边缘地位。作为文化主导的天主教文化缺乏主动与他种文化对话的自觉，只企图用暴力的手段同化和压抑它种文化，如小说开头警察和嬷嬷用暴力的手段从奇凯斯抓土著女孩到传教所。

“两个阿瓜鲁纳男人在步枪前面显得很驯服。悬崖近了，讨厌鬼：要不要把他们干掉？开枪吗？安赫利卡嬷嬷：野蛮，不许杀人。黄毛在岸边野兽抓起一个女孩的胳膊，另一手抓住另一个女孩的的脖子：警长，她们怎么不愿意下去？两个女孩企图挣脱黄毛，她们不喊不叫，只是用头和肩，用脚和退乱撞乱踢，左右扭动地挣扎。”[11]

可以看到天主教文化带有其文化殖民的情势，本身就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立态度来看待他种文化的。站在其自我中心的角度上，他种文化无疑是外围、是依附、是边缘化的。因此，在向印第安原著民传播天主教文化时，为了达到自以为正确的目的他们不惜使用武力手段。海德格尔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描述为：“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做确定的——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12] 。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话语霸权，使天主教文化成为了排他的暴力主体。消解了在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与其固有的印第安传统文化和新兴资本主义文化沟通共识、互识互补以促进文化乃至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造成多种文化以对立的形式存在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天主教文化这种缺乏主体间性的传播割裂了其与印第安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联系，本质上是反历史的。

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最后让加西亚神父说出了一句感人至深的“我来”，象征着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一抹曙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人类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才能达到平等相处与和谐共存，从而使人类自身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危险的没有纷争的伊甸园”[13] 。天主教文化唯有探求主体间性，抛弃“我”而谋求“我们”的“共在”和“对话”，才是对其自身也是拉丁美洲发展有益的途径。

综上所述，天主教文化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带有殖民主义的强权性质，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使他与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历史传统和新兴资本主义文化对立冲突，造成了《绿房子》中鲍妮法西娅和安塞尔莫悲剧的命运。扩大来看，这也是引起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社会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谋求主体间性，使不同文化在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形成对话机制，是打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冷漠隔膜，杂糅而不融合的孤独状态的可行途径。

文章引用

巩晓琳, (2015) 沙漠、森林和河流的孤独——浅谈《绿房子》中的天主教文化
The Loneliness of Desert, Forest and River—Introduction of the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 Green House. 世界文学研究,02,19-24. doi: 10.12677/WLS.2015.3200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