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ducation
Vol.05 No.02(2015), Article ID:14985,6 pages
10.12677/AE.2015.52005

On “Faith Capital” in Human Capital

Wei He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Email: whe@dhu.edu.cn

Received: Mar. 3rd, 2015; accepted: Mar. 20th, 2015; published: Mar. 26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human capital as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aith capital” and points out that “faith capital” is a kind of ideology capital and that its role is to activate “intellectual capital” so as to reduce the incentive costs. At the same time, “faith capital” also provides driving forc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has great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reducing opportunism behavior and social transaction cos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faith capital” in human capital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Human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Faith Capital,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试论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

贺卫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Email: whe@dhu.edu.cn

收稿日期:2015年3月3;录用日期:2015年3月20日;发布日期:2015年3月26日

摘 要

本文把人力资本分为“智力资本”与“信仰资本”,指出“信仰资本”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其作用就是激活“智力资本”,从而降低激励成本;同时“信仰资本”还为“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动力,并具有淡化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巨大正外部性。因此,研究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信仰资本,人力资本投资

1. 引言

通常人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寓寄在劳动者身上并能够为其使用者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劳动能力,是以一定的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资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等构成了人力资本。我认为这种观点遗漏了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内涵,即劳动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它取决于劳动者的信仰,也是需要投资才能形成的。因此,我把人力资本分解为“智力资本”和“信仰资本”两个方面,“智力资本”是指个人所拥有的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劳动技能和工作经验等;而“信仰资本”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包括人的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其外在表现为人的敬业、合作、诚信、奉献等。

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资本”要发挥作用,必须被激活。而激活的方式有二:一是制度激励(外在激励),二是“信仰资本”激励(内在激励)。制度激励是顺着人的生物本能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而“信仰资本”激励则往往是逆着人的生物本能进行的,是对自我的超越,是一种自我约束或自我激励。当然,这两种激励的效果和代价是有很大差异的。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的作用就是激活“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激励成本;同时“信仰资本”还为“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动力,并具有淡化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巨大正外部性。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智力资本”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甚至把它作为人力资本的唯一内涵,并认为它能够自动发挥作用,从而忽略了对人力资本中“信仰资本”的研究,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研究的路径依赖和概念分裂。

2. 沿革

人力资本研究起源于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屠能、李斯特,再到马歇尔、菲歇尔、斯特鲁米林、沃尔什、明塞尔、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奥迪奥恩、利克特、弗拉姆霍尔茨、卢卡斯、罗默等西方学者都是从经济增长的宏观层面以及人力资本中“智力资本”的形成、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与管理的微观层面来研究人力资本的。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体力资本)像物质资本一样,似乎无须激活就能发挥作用,或者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一样,假设人力资本天然就处于激活状态;而在西方管理学家的研究中,则认为制度激励(外在激励)是激活人力资本的唯一途径,从而顺着人类的生物本能(需要层次),发展出了大量的激励理论与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同时成本也十分可观。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受西方人力资本传统研究路径的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也没有跳出西方学者的上述研究框架。

在我国,由于长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国学者认识到精神对物质的巨大反作用,认识到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由后天教化形成的因素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精神力量,是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然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在我国却一直被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党建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在概念上与人力资本研究相分裂。正是由于这种分裂,我国的意识形态资本投资一直效果欠佳。

我认为,人力资本是由“智力资本”和“信仰资本”两种资本构成的,它们的形成都是需要长期投资的。本文就是要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纳入到人力资本的研究框架中,以解决知识工作者的工作难以监督和制度激励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3. 综述

与我提出的“信仰资本”概念相似但不相同的一个概念是“精神资本”。国内外学者在“精神资本”领域进行过许多研究。

“精神资本”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来的,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一书中首次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两种。所谓“物质资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而“精神资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他对“精神资本”的解释是:“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通过促进本国工业的政策,就可以把大量国外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吸引到本国来。”[1] 。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也说:“就我们现在的文化状态而言……我们智力和精神的资本,不但在重要意义上,甚至在生产力上,都已超过有形资本。”他在考察当时爱尔兰经济落后的原因时指出:“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和智力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和智力上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2] 。显然,李斯特和西尼尔所定义的“精神资本”是指人类的精神遗产——各种知识,与其他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智力资本”。

麦塔(Mehta, 1976)从全体人口的角度对人力资本给出了定义:“人力资本可以广泛地定义为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3] 。这是最早把价值观和态度等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定义。然而该定义没有把“智力资本”与“信仰资本”区分开来,而是混为一谈的,从而没有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国内唯一系统研究“精神资本”的是某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天富少将,他的《精神资本》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他对“精神资本”的界定比较宽泛:“它是人们在认识、顺应、运用自然,创造价值和财富过程中主观世界的能力,或者说是精神的力量”,“我们可以把人们在创造价值和财富过程中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即主观世界的力量统称为精神资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资本,不是经济学理论模型里的概念和特指,而是对人们主观世界力量的泛指”。“精神资本是由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形成的,如意志、情感、性格等,它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情商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精神资本”包括八个方面的因素,即意志、品质、性格、心理、情感、创造力、判断力和交往力;“精神资本”的形成有赖于遗传、教育、培训、经历和实践等五大因素;“精神资本”具有私有性、难以量化性、普适性、渐进性和不可分割性等五大特性。张天富没有从学术上系统论证“精神资本”,而是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去体现它的存在。“大到国家与民族的振兴、领袖治国、将帅统兵之道,小到企业家经营能力、推销员的推销技巧,甚至一个农夫的耕作本领,都可以作为认识和研究精神资本的范围。”[4] 。可见他与麦塔一样没能区分我所谓的“智力资本”与“信仰资本”。

显然,无论是李斯特、西尼尔提出的“精神资本”,还是麦塔、张天富提出的“精神资本”,都与本文所要研究的“信仰资本”在概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仅指“智力资本”,后者则是强调人的综合素质。

在哲学家邹哈和心理学家马歇尔发表的论著中也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认为它为人类提出了行为动机的最终目标和终极价值体系。“精神资本”的宗旨在于让人们从内心里迸发出一种对现实生活、现有工作的热情和激情。保持明确的工作和生活目标,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人真诚交流、沟通的愿望,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精神资本”也被称为“魂商”。魂商使我们对内心的核心价值、生活的终极目标、人生的意义所在保持清醒的认识[5] 。Spero,Sermabeikian,Carrol将“精神资本”定义为“……与任何能够给个体带来生命的意义感、目的感、使命感的终极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在个体身上产生可见的影响,例如利他主义、爱、宽恕等等果实”。它为人类提出了我们行为动机的最终目标和终极价值体系[6] 。罗卫东也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精神振奋、意志坚强、以苦为乐的那名工人肯定会有更好的业绩。这仅仅是因为他的信仰、世界观等支持的精神素质好于他人。如果说人力资本是人的体能、智能和技能的总和的话,则“精神资本”就是人的精神气质、心理素质、工作与生活的道德品行、对他人和环境进行判断的价值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物质资本的运用离不开人力资本的话,那么人力资本的运用也不能离开“精神资本”。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精神资本”三者相互结合而发生的[7] 。我国学者林毅夫、程恩富、韦森、盛洪、汪丁丁、庄子银等分别从文化价值观、习俗、经济精神、心理状态、企业家精神方面论述了精神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8] 。可见他们都把人力资本等同于“智力资本”,而把“精神资本”独立于人力资本,把精神因素直接对应于物质因素,没有厘清“精神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关系,似乎二者是可以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这样他们就无法区分“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我的研究是把“信仰资本”对应于“智力资本”,把人力资本(包括“信仰资本”和“智力资本”)对应于物质资本的。“信仰资本”的作用就是激活“智力资本”,并为“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动力,使之与物质资本共同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换句话说,“信仰资本”是不能独立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

4. 流派

研究“精神资本”的有关学者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宗教社会学领域来探究的,把“精神资本”等同于宗教资本。他们认为“精神资本”是一种特定的宗教文化,是参与某宗教传统而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就是宗教信仰。另一派是从非宗教领域来探究的,把“精神资本”视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就是人对于高尚生活目标、特定理想的追求,或是精神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理想、价值理念、精神动力等,侧重广义的高尚精神追求所产生的资本[9] 。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同意“精神资本”就是人与神的联系程度;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认为“精神资本”是人对于高尚生活目标或特定理想的追求程度以及对道德的持守。我分别称之为宗教信仰派和追求高尚派。

我认为研究“精神资本”的两派中,宗教信仰派的投资行为值得借鉴,也适用于大多数人;追求高尚派的投资行为不具有普适性,只对少数人有效。宗教信仰的对象——神——永生不死、万古不变,经书也是不变的,不搞与时具进,它以不变应万变,这样才有利于教化。而追求高尚派为了功利的目的,其核心价值观一直在与时具进,使人们难以把握,没有提出稳定的让人永生难忘的核心价值观。

宗教为理性人实现效用最大化提供了一种神圣的途径。如何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主要是通过转化。转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把人对物质世界的欲望转化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二是把人在现世的执着转化为对来世的虔诚。人在现世行善,来世就可上天堂;人在现世作恶,来世就会下地狱。这是一个跨期选择的问题。人的效用来自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效用与精神效用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因为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都满足稀缺性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宗教通过将人在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之间效用的重新配置,为人生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提供了一种产品组合方式。另外,人生效用的最大化是指人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局部和短时的最大化。宗教通过将现世的效用转化为来世的效用,即通过效用的时间配置为一部分人提供了一种解脱方式[10] 。

“在美国、加拿大,社会道德有很高的水准,整个社会高度文明,大多数美国、加拿大人正直善良,诚实无私,热情开朗,思想单纯,乐善好施,富有爱心,很多普通的美国人每天就是兢兢业业的工作,生活也很规规矩矩。美国、加拿大人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公民素质和自我管理、自主管理能力。美国、加拿大政府没有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倡导机构,但社会的道德文明程度却不低,这其中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宗教是美国、加拿大社会最基本的个人精神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源泉。许多美国人认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在世上规矩、诚实、恭敬地做人;不怕上帝的人,则极可能胆大妄为,自我膨胀,为所欲为,并最终陷入罪恶。因此,美国人用上帝的威慑力量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规范自己的道德操守。另外,美国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几件事——出生、成年、结婚、死亡,都由宗教提供习俗与礼仪,体现出宗教对个人的作用贯穿其生命始终。”[11] 。

显然,宗教信仰派的“精神资本”投资行为更贴近寻常百姓,易为人们所接受,值得借鉴;而追求高尚派的“精神资本”投资行为钱没有少花,效果却令人堪忧,甚至会产生两面人,因为它无法做到激励相容。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研究的结论是:

5.1. 研究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具有现实意义

1) 按照人类的生物本能,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顺本能的制度激励代价将越来越高,否则就会发生激励不足的现象,因为外在的制度激励是边际效用递减的。相比之下,逆本能的“信仰资本”激励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功效,将更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工作难以监督,制度激励成本居高不下,从外部激励转向自我激励将大大节约激励成本,降低全社会的交易费用。

2)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智力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时代,用“信仰资本”激活“智力资本”,能大大降低激励成本,且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色,意义更加重大。

3) 同样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激励只能使人们被动满足最低工作要求,按酬付劳;而“信仰资本”激励能使人们在工作中主动追求更高的标准,变“要我干”为“我要干”。

4) “信仰资本”可以克服X低效率和搭便车行为,还可以使人们即使在一次性(或最后一次)博弈中也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摆脱囚犯窘境。

5) 对“信仰资本”的研究将会为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此外它还具有很宽的拓展空间和应用范围,如解释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牺牲精神、利他主义、宗教信仰、道德正义、诚信行为、民族认同、环境与资源保护,等等,同时也为其相反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可以通过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来降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提高执政能力。

5.2. “信仰资本”的形成依靠投资

信仰有心理、道德、意识等不同的存在形态。从性质上看,“信仰资本”乃是一种心理能量,它通过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行、意志力和激情等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的东西,“信仰资本”既有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一方面,又有相对独立和反作用于物质条件的一方面[6] 。

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对“智力资本”的投资随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增加;对“信仰资本”的投资则相对稳定,并非与时俱进,因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变化并不大。

对“信仰资本”的投资可以改变理性人的效用函数,重塑其偏好,从而改变其对行为的预期成本与收益的评价,并最终改变其行为选择。“信仰资本”投资包括外部投资和自我投资,前者是生产性的投资,如家庭教育和各级组织开展的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精神激励等,要求有收益或回报(包括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性);后者是消费性的投资,意在满足自我的精神需求,如通过陶冶情操和自我思想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无论其表现形式是什么,“信仰资本”投资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收益流。

5.3. “信仰资本”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

“信仰资本”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反映。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易关系是否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联系的,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所引导,从而使得决策过程简单明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其基本目标是:使个人摒弃个人私利和对个人成本-收益的简单算计,为社会集体行动注入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12] 。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

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与现存制度的明显合法性有关,而合法性由意识形态来巩固和证明。如果公民相信制度是合理的,即使从私人成本-收益的算计角度看,遵守现存制度和规则是不合算的,人们也不会去违背它。从而,维持现存制度的成本便会降低。诺思强调,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在现实世界里,个人行为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例如,“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毁或被盗。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扔抛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他们就会把投票当作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为了所有者的利益,劳动会勤勤恳恳,管理会兢兢业业;契约就会像在法律上那样,同样在精神上受到尊重。”[13] 。思想教育的作用便是形成一套意识形态,将上述“如果”变为现实。它直接并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并使之进入人们的效用函数,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因此,统治者常常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

诺思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可见他是承认有限理性假设的,即经济人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中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他也承认机会主义假设,但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的大集团行动就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意识形态最终也是为了特定的利益,是带有利益目的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为了使收益最大化,“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宣扬儒家意识形态,用各种方式向人民灌输儒家思想,其目的正在于降低统治成本,增加自身收益[14] 。

作为意识形态资本的“信仰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慢变量,是通过家庭、学校、组织和社会长期始终一贯地反复教化与灌输以及个人的自我修养逐渐积累起来的,即“信仰资本”投资与“智力资本”投资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短期内还要靠正式制度激励这个快变量来调整理性人的成本与收益,使其在利己的同时有益于社会。

总之,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信仰资本”,其中“信仰资本”通过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行、意志力和激情等精神状态表现出来。由于在激活“智力资本”这一点上,“信仰资本”与激励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和相容性,知识工作者往往同时受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激励,只是比重因人而异,而且用“信仰资本”激活“智力资本”能大大降低激励成本,因此,研究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犹如研究受控核聚变,意义更加重大。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学术诚信体系建设研究”(DEA120205)研究成果之一。

文章引用

贺 卫, (2015) 试论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
On “Faith Capital” in Human Capital. 教育进展,02,22-28. doi: 10.12677/AE.2015.5200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1. 李斯特 (1961)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3, 124, 195.

  2. 2. 西尼尔 (1977) 政治经济学大纲. 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2-203.

  3. 3. Mehta, M.M. (1976) Human resource developing plann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sia and the far east.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 Delhi and Bombay.

  4. 4. 张天富 (2002) 精神资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 6-7, 26, 18.

  5. 5. 杨壮 (2006)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精神资本. 商务周刊, 2006年4月20日, 90-91.

  6. 6. 于飞 (2011) 灵性资本、精神资本与佛教文化.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 127-131.

  7. 7. 罗卫东 (2001) 论现代经济增长与“精神资本”.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 39-47.

  8. 8. 韩顺法, 李向民 (2009) 经济增长的新范式:精神资本的视角. 南京社会科学, 3, 29-35.

  9. 9. 王义 (2011) 中外精神资本研究的质性比较与价值考量.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02-105.

  10. 10. 宋圭武 (2012) 宗教的经济学阐释.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4, 60.

  11. 11. 水利部职业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团考察报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050f80100077p.html

  12. 12. 诺思 (1994)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 27.

  13. 13. 诺思 (1994)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59.

  14. 14. 贺卫 (2006) 试论诺思的经济增长学说——制度变迁理论, 载《上海市经济学会学术年刊20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134-148.

期刊菜单